中国西南自贡某三级医院2023–2025年临床细菌分离株流行病学特征与抗菌药物耐药谱：按年龄和诊疗场所分层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s of clinical bacterial isolate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Zigong, southwestern China, 2023–2025

引言：抗菌药物耐药（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因医院、患者人群和诊疗环境不同而异，限制了汇总监测数据的临床实用性。研究人员对中国西南自贡某三级医院2023–2025年细菌分布和抗菌药物耐药进行了表征，并明确按年龄和诊疗场所分层。

方法：该回顾性实验室监测研究保留每例患者每日历年度每种细菌的首个分离株。研究人员使用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M100（第35^th版，2025）重新解读可用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和抑菌圈直径。耐药比例使用抗菌药物特异性检测分母。研究人员采用逻辑回归估计时间关联，将日历年度按有序变量建模，使用患者聚类稳健标准误，并调整年龄、性别和诊疗场所；研究人员使用Benjamini–Hochberg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控制探索性比较。

结果：从18,581条实验室记录中排除1,615条重复记录，剩余16,966株分离株。分离株主要来自普通病房（15,478/16,966，91.2%）；1,330株（7.8%）为ICU/危重症监护分离株，158株（0.9%）为门诊分离株。碳青霉烯耐药见于70/4,848株Escherichia coli（1.4%）和63/1,769株Klebsiella pneumoniae（3.6%）。碳青霉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见于190/1,659株分离株（11.5%），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见于128/380株分离株（33.7%）；ICU/危重症监护状态与这两种表型均相关（调整OR分别为2.80和4.29）。表型利奈唑胺非敏感见于60/325株Enterococcus faecalis分离株（18.5%；年度范围17.3%–19.0%），无时间趋势。在成人Haemophilus influenzae中，氨苄西林耐药从35/50（70.0%）升高至214/243（88.1%；调整OR/年1.73，95% CI 1.19–2.50），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从8/50（16.0%）升高至145/243（59.7%；调整OR/年3.06，95% CI 2.18–4.30）。

讨论：AMR因诊疗场所和年龄而异。E. coli和K. pneumoniae的碳青霉烯耐药仍不常见，而CRAB和CRPA集中在ICU/危重症监护分离株。E. faecalis中表型利奈唑胺非敏感占相当比例，值得通过参考药敏试验确认，成人H. influenzae中β-内酰胺类耐药增加值得继续监测。这些发现支持定期更新的机构特异和诊疗场所特异累积抗菌药物敏感性谱，并在分离株数量充足时按年龄分层；关于管理效应或患者结局的因果推断需要链接的临床数据集。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基于实验室的监测研究，分析中国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临床细菌分离株。背景方面，抗菌药物耐药（AMR）是威胁全球健康和卫生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细菌AMR在2019年直接导致约127万人死亡，全球负担分析预测若有效对策不能持续，到2050年将产生显著死亡。AMR受抗菌药物暴露、医疗和社区传播、感染预防实践、人口结构、转诊路径和诊断能力影响。CLSI M39强调用于临床决策和抗菌药物管理的累积抗菌药物敏感性谱应标准化。中国CHINET网络显示革兰阴性病原体最常见，但其具体耐药谱随地区、机构、标本类型和患者人群差异很大；中国总体AMR严重且不断变化。来自ICU或血流感染的专门数据集与全院记录不可直接比较。年龄也是关键因素，儿科、成人和老年患者细菌种类及耐药性差异明显。中国西南大城市外三级医院长期AMR记录稀缺；自贡患者人口构成和转诊路径与成都、重庆不同。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三年回顾性实验室监测，以确定微生物种类和AMR率，并比较门诊、普通病房和ICU，比较儿科、成人和老年患者，检查若干高优先耐药表型三年变化。由于数据仅来自微生物学日志而非临床数据，研究人员未调查抗菌药物暴露或管理项目等耐药原因。

关键技术方法：样本队列来源为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细菌分离株。该院为约3,000张床位的三级综合医院。研究采用患者–物种–日历年度规则，仅保留每例患者每年度每种细菌首个分离株。年龄分为<18岁、18–64岁、≥65岁；诊疗场所分为门诊、普通病房和ICU；标本分为呼吸道、尿、血、腹腔液、脓/分泌物和其他。菌种鉴定使用VITEK? 2 Compact和VITEK? MS MALDI-TOF MS；药敏试验使用VITEK? 2 Compact卡、Kirby–Bauer纸片扩散、梯度扩散（E-test），苛养菌使用ATB?系统。可用MIC和抑菌圈直径按CLSI M100第35^th版（2025）统一重解释。统计采用逻辑回归，日历年按有序变量编码，使用患者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年龄、性别和诊疗场所，并用Benjamini–Hochberg FDR控制探索性比较。

3.1 Study cohort and isolate distribution（研究队列与分离株分布）：通过回顾性筛查，从18,581条记录中排除1,615条重复，剩余16,966株非重复分离株，来自15,095例独特患者；2023年5,081株，2024年5,536株，2025年6,349株。革兰阴性12,870株（75.9%），革兰阳性4,096株（24.1%）。年龄<18岁4,104株（24.2%），18–64岁5,311株（31.3%），≥65岁7,551株（44.5%）。门诊158株（0.9%），普通病房15,478株（91.2%），ICU 1,330株（7.8%）。呼吸道标本7,384株（43.5%），尿3,612株（21.3%），腹腔液2,216株（13.1%），脓/分泌物2,098株（12.4%），血1,316株（7.8%）。最常见菌为E. coli 4,848株（28.6%）、K. pneumoniae 1,769株（10.4%）、P. aeruginosa 1,659株（9.8%）、H. influenzae 1,567株（9.2%）、S. aureus 1,434株（8.5%）、M. catarrhalis 907株（5.3%）、S. pneumoniae 904株（5.3%）、S. agalactiae 450株（2.7%）、E. faecium 409株（2.4%）、A. baumannii 380株（2.2%）。年龄和诊疗场所影响菌谱：儿科分离株富含H. influenzae、M. catarrhalis和S. pneumoniae；P. aeruginosa、K. pneumoniae、A. baumannii和肠球菌在老年和/或ICU分离株中更突出。

3.2 Priority resistance phenotypes by care setting and age（按诊疗场所和年龄的优先耐药表型）：通过分层分析，CRPA和CRAB比例在ICU高于普通病房，分别为27.7%对9.9%和68.8%对21.8%。CRE比例在普通病房和ICU均低（≤4.1%）。门诊亚组多数优先菌规模小，置信区间宽，不应解释为代表社区敏感性谱。年龄分层显示，E. coli和K. pneumoniae碳青霉烯耐药各年龄组均低；CRPA和CRAB在成人和老年分离株中高于儿科；E. faecalis表型利奈唑胺非敏感在各年龄组均见，但儿科分母小；H. influenzae β-内酰胺耐药也因年龄组不同；MRSA比例在儿科和成人组大致相似，老年组数值较高。

3.3 Temporal trends in priority resistance phenotypes（优先耐药表型的时间趋势）：通过时间趋势模型，E. coli CRE稳定，2023年1.3%至2025年1.7%（OR/年1.14，95% CI 0.86–1.52；P=0.360）。K. pneumoniae CRE无单调趋势（4.4%、2.7%、3.7%；OR/年0.91，95% CI 0.68–1.22；P=0.545）。CRPA在未调整模型从8.7%升至13.5%（OR/年1.28，95% CI 1.05–1.55；P=0.013）；CRAB数值从38.6%降至29.4%，无统计显著趋势（OR/年0.81，95% CI 0.63–1.05；P=0.119）。E. faecalis利奈唑胺非敏感稳定（17.3%、19.0%、18.9%；OR/年1.05，95% CI 0.75–1.48；P=0.777）。成人H. influenzae氨苄西林耐药从70.0%升至88.1%（绝对变化+18.1个百分点；OR/年1.73，95% CI 1.22–2.45；P=0.002）；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从16.0%升至59.7%（+43.7个百分点；OR/年2.78，95% CI 2.03–3.83；P<0.001）；β-内酰胺酶阳性从70.0%升至84.8%（OR/年1.55，95% CI 1.10–2.18；P=0.012）。

3.4 Adjusted analyses and patient-level non-independence（调整分析和患者水平非独立性）：通过患者聚类多变量逻辑模型，调整后ICU/危重症状态仍与CRPA（调整OR 2.80，95% CI 1.92–4.07；P<0.001）和CRAB（调整OR 4.29，95% CI 2.63–6.99；P<0.001）相关。调整病例组合变量后，日历年与CRPA、CRAB或E. faecalis表型利奈唑胺非敏感无独立关联；未调整CRPA趋势在调整后减弱。成人H. influenzae氨苄西林耐药（调整OR/年1.73，95% CI 1.19–2.50；P=0.004）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调整OR/年3.06，95% CI 2.18–4.30；P<0.001）的日历年关联持续。

3.5 MIC distributions for selected clinically important phenotypes（选定临床重要表型的MIC分布）：通过描述性MIC汇总，E. faecalis利奈唑胺MIC₅₀各年均为2 mg/L，MIC₉₀为8 mg/L，数值范围2023–2024年延伸至16 mg/L，2025年至8 mg/L。成人H. influenzae氨苄西林MIC₅₀从2023年16 mg/L升至2024–2025年64 mg/L；阿莫西林/克拉维酸MIC₅₀从4 mg/L升至2025年8 mg/L，最高观察MIC升至64 mg/L。这些描述性MIC汇总提供表型背景，但不能识别耐药机制。

3.6 Detail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s（详细抗菌药物耐药谱）：通过详细抗菌药物特异性结果，按具有可解释药敏试验结果的分离株计算耐药比例，探索性时间P值用Benjamini–Hochberg FDR校正。除临床优先结局外，FDR显著探索信号包括P. aeruginosa氨曲南耐药下降和A. baumannii左氧氟沙星耐药下降；由于这些为探索性结果且药敏平台/卡片使用变化不能完全重建，应视为产生假设而非确定性时间效应。

讨论部分总结：该三年全院监测研究提供了详细局部敏感性谱，并明确处理诊疗场所、年龄、抗菌药物特异性分母、患者水平相关性、效应量、MIC分布和多重比较。四个主要发现为：第一，E. coli和K. pneumoniae碳青霉烯耐药仍不常见；第二，非发酵菌碳青霉烯耐药集中在ICU/危重症分离株，尤其A. baumannii；第三，E. faecalis中相当比例表现为表型利奈唑胺非敏感，但未检测到时间增加；第四，成人H. influenzae β-内酰胺耐药显著增加，尤其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调整测量病例组合后日历年关联仍存在。菌谱受采样框架强烈影响：革兰阴性75.9%、呼吸道43.5%、<18岁24.2%，有助于解释H. influenzae、S. pneumoniae和M. catarrhalis突出。CHINET 2025报道革兰阴性71.5%、呼吸道42.8%、儿科22.4%，门诊贡献9.3%，而本队列门诊仅0.9%。因此总体估计主要描述住院微生物学，不应解释为社区敏感性谱。肠杆菌中，E. coli和K. pneumoniae碳青霉烯耐药低且稳定；E. coli保持较高头孢曲松耐药（40.4%–42.4%）、氟喹诺酮耐药约一半或更高、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接近一半，而K. pneumoniae对这些药物耐药较低。与CHINET 2025相比，该院E. coli和K. pneumoniae碳青霉烯耐药比例较低，全国头孢曲松和氟喹诺酮耐药更高。地区差异可能涉及转诊强度、患者风险、抗菌药物暴露、侵入性操作、局部克隆结构、碳青霉烯酶分布和检测实践，但多数未测量，不能因果归因。非发酵菌中，P. aeruginosa和A. baumannii总体碳青霉烯耐药分别为11.5%和33.7%；P. aeruginosa碳青霉烯耐药未调整增加，但调整病例组合后不显著；ICU/危重症状态与二者强相关。CHINET 2025报道P. aeruginosa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22.6%/18.8%，A. baumannii为72.0%/71.9%。革兰阳性中，MRSA约占S. aureus的25%，无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耐药；较CHINET 2025的28.4%略低。E. faecium对氨苄西林和氟喹诺酮强耐药。E. faecalis利奈唑胺非敏感年度17.3%–19.0%，显著高于CHINET 2025报道的5.9%；MIC₅₀为2 mg/L，MIC₉₀为8 mg/L。基因组研究已揭示肠球菌利奈唑胺耐药机制包括23S rRNA/核糖体突变和可转移元件optrA、poxtA、cfr，其中optrA最常见。该研究使用梯度扩散确认而非标准肉汤微量稀释，未做分子特征；建议参考方法复测和分子研究后再推断机制、传播和克隆性。成人H. influenzae模式是最清晰的调整后时间信号：氨苄西林耐药70.0%至88.1%，β-内酰胺酶阳性70.0%至84.8%，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16.0%至59.7%；调整后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与日历年关联持续。CHINET 2025报道成人H. influenzae β-内酰胺酶阳性66.7%、氨苄西林耐药66.2%。β-内酰胺酶阳性、MIC和耐药同时增加与可能的非β-内酰胺酶机制如PBP3（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 3）改变相容，但未做分子检测，仍为假说。成人H. influenzae分母逐年增加，培养开具、检测利用或病例组合变化可能贡献，因此时间发现应解释为关联而非因果。临床实践角度，这些是局部敏感性证据，不是治疗效应直接证据。低CRE提示大多数E. coli和K. pneumoniae体外碳青霉烯活性强，但不支持不加选择经验性碳青霉烯使用。CRAB和CRPA集中在ICU/危重症，支持诊疗场所特异敏感性谱、审查既往培养和抗菌药物暴露、及时鉴定和药敏试验、依据敏感性优化或降阶梯，而非对所有患者广覆盖抗CRAB/CRPA。考虑利奈唑胺时，意外E. faecalis利奈唑胺非敏感应触发实验室验证。成人H. influenzae 2025年体外耐药比例高，应结合定期更新敏感性谱审查经验治疗。该研究未链接患者治疗、复发、住院时长和死亡率，不能估计治疗有效性和结局。局限包括：单中心回顾性，99.1%分离株来自住院，可能不代表门诊或社区；缺乏合并症、既往抗生素和结局，不能区分感染与定植，尤其ICU中CRPA和CRAB；表型药敏未用参考肉汤微量稀释或分子方法确认，尤其利奈唑胺非敏感和H. influenzae β-内酰胺耐药；时间趋势应谨慎，患者组合、检测算法或医生培养开具变化可能部分解释流行病学变化。

结论翻译：在这家位于自贡的三级医院，抗菌药物耐药随患者年龄和诊疗场所明显不同。E. coli和K. pneumoniae的碳青霉烯耐药仍罕见，而CRAB和CRPA主要见于ICU和危重症监护样本。许多E. faecalis分离株在表型试验中表现为对利奈唑胺非敏感；这一特定发现需要通过参考方法确认，如获确认，还需进一步分子分析。此外，成人H. influenzae对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急剧上升，这一趋势在调整患者病例组合变量后仍成立。这些结果强调设施必须定期更新累积抗菌药物敏感性谱，最好按诊疗场所分层，并在样本量允许时按年龄分层。意外耐药模式也需严格验证。最后，由于未追踪个体抗生素使用或临床结局，读者应避免使用这些数据判断管理有效性或治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