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患病率地区非贲门胃癌早期筛查策略:亚太胃食管癌大会2026共识

《Gastric Cancer》:Screening strategies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non-cardia gastric cancer in low- to moderate-prevalence regions: Asia-Pacific gastroesophageal cancer congress consensus 2026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Gastric Cancer 6.1

编辑推荐:

  背景:胃癌(gastric cancer, GC)仍是全球重大健康负担,早期检测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尽管胃癌筛查已在疾病负担较重的东亚国家广泛实施,但低至中患病率地区的最佳筛查策略仍不明确。为弥补这一空白,亚太胃食管癌大会(Asia-Pacific Gas

  
背景:胃癌(gastric cancer, GC)仍是全球重大健康负担,早期检测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尽管胃癌筛查已在疾病负担较重的东亚国家广泛实施,但低至中患病率地区的最佳筛查策略仍不明确。为弥补这一空白,亚太胃食管癌大会(Asia-Pacific Gastroesophageal Cancer Congress, APGCC)召集国际共识会议,旨在制定基于证据的建议,以改善非贲门胃癌(non-cardia gastric cancer, NCGC)的检出。

方法:APGCC工作组制定了11个涉及胃癌筛查的临床问题(clinical questions, CQs),尤其聚焦于NCGC。针对每个临床问题,指定的作者使用PubMed进行文献回顾,并准备证据摘要和建议草案。通过两轮改良德尔菲(Delphi)流程达成共识,共有37名国际投票成员参与。

结果:共识建议涉及人群筛查、筛查方式、高危个体识别、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esophagogastroduodenoscopy, EGD)的质量指标、图像增强内镜(image-enhanced endoscopy, IEE)及人工智能辅助内镜。由于证据不足,不建议在低至中患病率地区实施人群内镜筛查。然而,若开展筛查,对于无症状个体早期NCGC的检出,EGD优于上消化道钡餐造影(upper gastrointestinal series, UGI)。建议还强调高质量内镜检查的重要性、使用血清生物标志物进行风险分层筛查,以及适当整合先进内镜技术。

结论:这些APGCC共识建议为改善低至中患病率地区NCGC的早期检出提供了实用指导。该共识同时指出了重要的证据缺口,并为未来研究和制定针对特定地区的胃癌筛查策略建立了框架。
引言

胃癌(GC)是全球第五大癌症死亡原因。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类致癌物,是胃癌的主要病因。除通过根除H. pylori进行一级预防外,胃癌筛查长期在H. pylori感染率高且胃癌风险相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要的公共卫生策略。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直至2000年代H. pylori感染率非常高,因此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负担较重。因此,大量证据从政策和临床角度支持胃癌筛查的有效性。

卫生设施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H. pylori感染显著下降,即使在历史上高发地区,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因此,胃癌风险的人群分布已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不断演变的社会医疗环境中,若不进行适当调整,直接应用筛查策略需谨慎考虑。此外,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胃癌总体患病率相对较低,但日益多样化的人群中包括出生于或源自高发地区的个体。这种流行病学演变强调了除人群水平患病率外,个体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在东亚以外的许多亚洲国家,H. pylori感染率相对较低,胃癌风险被认为低至中等,最佳筛查方法仍不确定。

为解决这些问题,2026年3月在日本举行的第11届亚太胃食管癌大会(APGCC)期间,作为国际胃癌协会工作组的一部分,召开了胃癌筛查共识会议。会议主要目标是促进参与APGCC的低至中患病率地区胃癌筛查方法的标准化。工作组核心成员制定了11个临床问题(CQs),并通过德尔菲流程由来自亚洲及全球其他地区的37名国际专家进行评估。基于共识结果,本报告为低至中患病率地区提供适当的胃癌筛查策略建议。本次共识特别强调早期胃癌检测的重要性,因此讨论聚焦于非贲门胃癌(NCGC),排除胃贲门癌和胃食管交界处癌,后者常在晚期才被诊断。

方法

临床问题的制定

共识流程根据预先修改的推荐分级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方法制定,并采用改良德尔菲流程。工作组核心成员基于PICO(Population,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框架制定了11个涉及胃癌筛查关键问题的临床问题(CQs)。每个CQ分配两到三名CQ作者,负责审查现有证据、准备证据摘要并起草相应建议声明和解释性说明。

低至中患病率胃癌区域的定义

为共识陈述目的,根据胃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R;世界标准人口)对地理区域进行分层,以每10万人年表示,采用广泛接受的高、中、低风险三层分类:高风险,ASR ≥ 20;中风险,ASR 10–19.9;低风险,ASR < 10。在此分类中属于高风险的区域(如日本、韩国、蒙古和中国部分地区)被排除在本次共识范围之外。“低至中患病率地区”因此被操作定义为男性和女性合并胃癌ASR < 20/10万人年的国家或地区,对应上述分类的中风险和低风险层。ASR估计来自最新的GLOBOCAN 2022数据集。

文献回顾

针对每个CQ,两名CQ作者独立使用MEDLINE(通过PubMed)进行结构化文献检索,以确定相关英文出版物。每个CQ使用预定义的检索策略,详细检索策略和识别记录数见补充表1。两名作者独立审查检索到的文章,选择引用研究,并根据现有证据准备建议草案和解释性说明。根据GRADE方法评估每项建议的证据确定性。建议草案、证据级别和解释性说明随后由APGCC共识组核心成员审查和细化。修订草案通过在线平台分发给所有投票成员,在第一轮投票前进行审查和讨论。

德尔菲共识流程

采用两轮改良德尔菲流程,涉及37名国际投票成员(包括CQ作者),建立共识。第一轮投票于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1月23日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投票成员评估每项建议草案,并受邀提供关于措辞和支持证据的评论。第一轮投票后,CQ作者根据投票结果和评论修订建议声明和解释性说明。第二轮投票于2026年3月5日在冲绳举行的APGCC 2026共识会议期间进行,可现场或远程参与。第二轮投票中,36名成员参与,一名成员缺席。每个CQ由指定的CQ作者介绍,随后进行小组讨论和使用虚拟会议平台投票功能的保密电子投票。现场投票期间,部分成员对特定CQ弃权或选择“未分级”。因此,各CQ的投票参与者数量有所不同。

共识定义

建议类别包括“强烈同意该声明”、“同意该声明”、“不同意该声明”、“强烈不同意该声明”和“未分级”。共识预先定义为投票成员中至少80%同意(定义为“强烈同意”或“同意”)。最终建议措辞中,若≥80%投票成员选择“强烈同意”,则表述为“我们推荐”;若达到共识阈值但“强烈同意”比例<80%,则表述为“我们建议”。第二轮投票后达到预定共识阈值的建议声明被采纳为最终共识建议。最终建议声明、证据级别和各CQ的最终投票结果总结于表1,各CQ完整投票结果见表2。整合最终APGCC共识建议的总体推荐临床路径总结于图2。

临床问题

临床问题1:在低至中患病率地区,是否应对无症状个体实施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计划以检测早期NCGC?

声明:我们不建议在低至中患病率地区的无症状个体中实施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计划以检测早期NCGC。证据确定性:极低。投票结果:84.4%(强烈同意46.9%;同意37.5%)。

解释性说明: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RCTs)评估低至中患病率地区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计划的有效性。然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多项研究表明,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EGD)筛查本身可能有助于早期发现GC,尤其是在无症状个体中。在日本和韩国,内镜筛查已广泛实施,大多数筛查发现的早期GC无症状。韩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无症状个体比有症状患者更可能患有早期GC(1996年74.2% vs. 25.9%;2001年78.1% vs. 35.7%;P < 0.001)。日本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报告,75%的无症状GC病例在早期被检出,84%无淋巴结转移,97%可接受根治性切除。英国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无症状个体未常规进行内镜筛查)发现,93%的上消化道癌症(包括GC)患者在诊断时出现预警症状,中位症状持续时间仅8周。这些发现支持在预警症状出现前检出GC的重要性。

尽管这些发现支持EGD作为筛查方式的潜在价值,但低至中患病率地区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计划的证据仍有限。相比之下,高患病国家已实施有组织的基于人群的GC筛查计划,并有有力证据支持EGD筛查与早期GC检出之间的关联。韩国国家癌症筛查计划(NCSP)为40至74岁成人提供EGD筛查,而日本为≥50岁个体提供有组织的EGD筛查。韩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通过NCSP和机会性筛查检出的45,654例GC病例,发现NCSP组早期GC比例显著更高(74.0% vs. 53.8%,P = 0.046)。同样,一项18,414名NCSP参与者的研究表明,接受EGD筛查的个体比未筛查者更可能被诊断为局限性GC(调整后比值比[OR] 2.10;95%置信区间[CI] 1.90–2.33)。日本一项涉及80,272名个体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报告,接受有组织EGD筛查的参与者局限性GC比例显著更高(75.0% vs. 54.1%,P < 0.001)。这些发现表明,在高患病地区实施基于人群的GC筛查计划有助于早期检出GC;然而,在低至中患病地区是否能观察到类似获益仍不清楚。

EGD筛查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早期检出GC,还包括降低GC相关死亡率。韩国一项纳入16,584,283名个体的全国性研究显示,接受EGD筛查者的GC死亡率显著降低(OR 0.53;95% CI 0.51–0.56)。日本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报告,EGD筛查后36个月的GC死亡风险显著降低(OR 0.695;95% CI 0.489–0.986)。一项涵盖10项东亚研究的荟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EGD筛查与GC死亡率降低之间的关联(相对风险[RR] 0.60;95% CI 0.49–0.73)。然而,目前尚无来自东亚以外低至中患病地区的可比证据。综上所述,尽管EGD筛查可能促进GC的早期检出,但现有证据仍不足以支持在低至中患病地区对无症状个体实施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计划。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这些地区的适当目标人群和最佳筛查策略。重要的是,本建议并不反对对较高风险个体进行机会性EGD筛查。

临床问题2:在低至中患病地区,EGD是否比上消化道钡餐造影(UGI)更有效地检测无症状个体的早期NCGC?

声明:我们推荐使用EGD而非UGI来检测低至中患病地区无症状个体的早期NCGC。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88.6%;同意11.4%)。

解释性说明:目前尚无RCT直接比较EGD和UGI(钡剂造影)在低至中患病地区无症状个体中检测早期NCGC的效果。然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多项回顾性和基于人群的研究比较了EGD和UGI在早期GC检出中的表现,这些国家GC患病率高,且已实施使用EGD或UGI的基于人群的筛查计划。在韩国和日本,GC高患病率部分归因于普通人群中H. pylori感染率高。特别是韩国,1998年患病率约为66.9%,2005年为59.6%(覆盖所有世代)。在此背景下,NCSP基于2002至2005年收集的数据评估了使用EGD或UGI的全国性GC筛查。EGD的诊断性能显著优于UGI;GC检出率分别为每1,000次筛查2.61例 vs. 0.68例,灵敏度为69.0% vs. 36.7%,阳性预测值为6.2% vs. 1.7%。对于局限性癌症,EGD也显示出显著更高的灵敏度(65.7% vs. 32.1%)和更大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94 vs. 0.62,P < 0.001)。同样,日本一项社区研究使用检出法和发生率法评估,均报告EGD的灵敏度持续高于UGI。按发生率法,患病率筛查灵敏度为0.89 vs. 0.83,发生率筛查为0.95 vs. 0.86。中国GC常见,但无全国性筛查计划,UGI很少进行,因此没有直接比较EGD和UGI诊断准确性的区域研究。然而,2005至2015年在六个高风险地区开展的一项大型多中心、区域性人群队列研究证明了一次性EGD筛查的有效性,与不筛查相比,GC发病率显著降低(RR 0.77;95% CI 0.74–0.81)。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发现一致,一项综合10项基于人群研究(日本6项、韩国2项、中国2项)的荟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果,显示EGD的汇总灵敏度为69.4%(95% CI 61.0–77.8%),而UGI为38.0%(95% CI 27.0–49.1%),相对检出率为2.8(95% CI 2.3–3.5),从而强力支持EGD在早期GC检出中的优越诊断效能。

日本一项社区病例对照研究发现,诊断前36个月内接受EGD筛查的个体GC死亡率降低30%(OR 0.70;95% CI 0.49–0.99),而UGI筛查未显示统计学显著的死亡率获益(OR 0.87;95% CI 0.63–1.19)。荟萃分析进一步表明,无症状个体接受EGD筛查与不筛查相比,GC死亡率降低约40%。EGD相对于UGI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在操作过程中进行靶向活检。这可以实现可疑病变的组织病理学确认,以及评估肿瘤组织学和分化程度。此类信息对于确定最佳治疗策略和早期识别癌前或高风险病变至关重要;这些信息无法通过UGI获得。

综上所述,来自日本和韩国等患病率国家的证据表明,基于检出准确性、GC特异性死亡率降低、安全性和成本效益,EGD对无症状个体优于UGI。尽管来自低至中患病国家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但现有发现支持在这些地区使用EGD而非UGI检测无症状个体的早期NCGC。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评估低至中患病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和成本效益。

临床问题3:在低至中患病地区,风险分层是否有利于检测早期NCGC?

声明:我们建议采用风险分层策略来识别高危个体,以便在低至中患病地区通过内镜检测早期NCGC。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97.2%(强烈同意69.4%;同意27.8%)。

解释性说明:在低至中患病地区,尚无RCT直接评估风险分层筛查是否能改善早期NCGC的检出。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等患病率国家积累了大量流行病学证据,支持基于风险分层识别GC风险升高个体的概念。这些发现为在较低患病率环境中考虑风险分层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在无症状人群中,EGD前可应用的无创风险分层方法包括H. pylori抗体检测、血清胃蛋白酶原(PG)水平、采用Miki等人提出的ABC方法联合解读,以及其他因素如GC家族史、年龄、吸烟或饮食摄入模式。此外,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出生国或源自高患病地区,可能为个体化风险评估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尤其是在人群日益多样化的国家。在这些无创指标中,血清学标志物——特别是H. pylori抗体和PG的联合评估——得到了最强证据支持,因为它们直接反映了从H. pylori感染到萎缩性胃炎及随后胃癌发生的生物学序列。其他无创因素如家族史和生活方式相关风险提供了补充预测价值,但个体区分能力较低。

一项评估ABC分类(基于H. pylori抗体状态和血清PG水平)的大型日本队列研究显示,GC发病率在血清学组间呈明显阶梯式增加。这些发现强调了联合血清PG水平和H. pylori状态进行风险分层的强大预测价值。在久山町研究中,由H. pylori状态和血清PG水平定义的血清学组在超过20年的随访中显示GC发病率阶梯式增加,最高风险组的风险比接近10。这些长期观察进一步证明了基于血清学的风险分层在高发病率环境中的稳健性和可重复性。韩国基于人群的数据也支持血清学风险分层的实用性。在这些研究中,血清PG II与GC(特别是弥漫型和早期弥漫型)显示出强烈且独立的关联,即使在调整人口统计学和生活方式因素后也是如此。此外,将PG II水平与H. pylori状态结合显示出GC风险的明确阶梯式增加。

与血清学标志物相关的若干限制应予考虑。PG检测方法在不同国家和实验室间存在差异,标准化仍不充分。此外,基于血清学的风险分层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H. pylori感染的潜在患病率。由于H. pylori血清阳性率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且在全球范围内下降,检测前概率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可能影响血清学标志物的预测性能。斯里兰卡(GC和H. pylori患病率低的国家)的一项研究表明,抗H. pylori IgG和PG检测在识别H. pylori感染和胃黏膜萎缩方面具有良好的诊断性能。在该人群中,抗H. pylori IgG的灵敏度为88.9%,特异度为91.6%,而PG I/PG II比值在检测化生(灵敏度83.3%;特异度95.4%)和中度萎缩(灵敏度66.7%;特异度83.3%)方面表现良好。然而,该研究未评估GC结局;因此,血清学工具能否应用于低患病环境中的GC风险分层仍不确定,需进一步验证。

当血清学怀疑H. pylori感染时,若干无创因素如家族史、饮食习惯和吸烟可作为GC风险的有用补充预测因子。家族史提供额外风险信息,多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有一级亲属患GC的个体风险增加约2–3倍。饮食因素如高盐摄入或低膳食纤维摄入已在多项荟萃分析和不同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与GC风险一致关联。吸烟也是确定的危险因素,证据表明其对H. pylori血清阳性个体的影响尤为显著。尽管这些家族性和生活方式因素即使在没有H. pylori感染的个体中也能增加GC风险,但此类病例相对少见;因此,这些变量主要作为疑似H. pylori感染背景下的补充预测因子。

综上所述,尽管各地GC绝对发病率差异显著,但血清学分层所显示的相对风险梯度在高患病国家一致且稳健。现有证据支持H. pylori抗体和血清PG检测作为低至中患病地区无症状个体最基于证据的内镜前风险分层工具。家族史和生活方式因素提供有用的补充信息,但个体预测强度较低。目前,这些地区尚无确定的选择内镜筛查候选者的方法;然而,血清学分层是现有最强基于证据的方法。

临床问题4:血清学生物标志物能否帮助识别低至中患病地区的高危人群?

声明:我们建议使用血清学生物标志物来识别低至中患病地区NCGC高危个体。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94.3%(强烈同意34.3%;同意60.0%)。

解释性说明:早期识别NCGC风险升高的个体对于改善结局至关重要。血清学生物标志物是可用于风险分层的便捷工具,其中H. pylori IgG抗体和血清PG I/PG II水平应用最广泛。H. pylori血清阳性——尤其是细胞毒素相关基因A等毒力因子——与GC风险增加密切相关。然而,传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可能因晚期黏膜萎缩个体中抗体滴度下降而低估既往感染。免疫印迹试验提供更高的灵敏度,并已显示对NCGC的比值比显著更高,强调了检测方法选择在临床风险评估中的重要性。

血清胃蛋白酶原水平,特别是PG I ≤ 70 ng/mL且PG I/PG II ≤ 3.0,是萎缩性胃炎(肠型NCGC的前驱病变)的无创指标。荟萃分析报告了基于胃蛋白酶原筛查的中等诊断准确性,汇总灵敏度和特异度约为69%和73%,曲线下面积(AUC)约为0.76。ABC分类等联合模型已在基于人群的筛查计划中显示出实用性。在该模型中,D组(H. pylori阴性、PG阳性)反映严重萎缩,NCGC风险最高,而B组(H. pylori阳性、PG阴性)可能与弥漫型癌症相关。尽管这些方法有用,但受限于中等特异度和对某些组织学亚型的灵敏度降低,并可能受既往根除治疗或质子泵抑制剂使用的混淆影响。

分子诊断学的最新进展提出循环微小RNA(miRNAs)作为GC筛查极具前景的生物标志物。这些小型、稳定的RNA分子在肿瘤发生过程中释放到血液中,反映潜在的基因调控变化。一项涉及新加坡和韩国5,000多名受试者的多中心研究开发并验证了12-miRNA panel,AUC达到0.848,优于传统血液标志物,包括H. pylori血清学、PG比值、癌胚抗原和癌抗原19–9。进一步支持该方法,最近一项涵盖73项研究、超过11,000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报告,循环miRNAs的汇总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和79%,AUC为0.877。亚组分析表明,使用U6参考基因和SYBR Green定量PCR反应体系的血清检测性能最佳,尤其是在东亚队列中。这些发现表明,基于miRNA的检测可能提供更优的诊断性能和在多样人群中的更广泛适用性。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表明血清学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识别NCGC风险增加的个体。虽然H. pylori血清学和胃蛋白酶原检测仍是最成熟和广泛可用的方法,但循环miRNAs等新兴生物标志物可能进一步改善风险分层并支持低至中患病地区更有针对性的筛查策略,尽管在广泛实施前需要额外验证。

临床问题5:为检测早期NCGC,EGD前是否应常规使用口服准备药物?

声明:我们推荐在诊断性EGD前10–30分钟常规口服祛泡剂和黏液溶解剂,以改善胃黏膜可视性,用于早期NCGC检测。证据确定性:中等。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85.3%;同意14.7%)。

解释性说明:早期NCGC和癌前病变通常表现为微小、平坦的黏膜异常,可能被泡沫、黏液或活跃蠕动所掩盖。在多项试验和近期荟萃分析中,口服准备药物可靠地改善黏膜清洁度,最常使用总体黏膜可视性评分(TMVS)进行评估。汇总数据表明,黏液溶解剂和祛泡剂显著改善可见性,平均TMVS降低2.7分。单用西甲硅油也能改善可见性,一些研究表明在EGD前至少20分钟给予133 mg可能提供最佳效果。改善的黏膜清洁度与减少操作中冲洗和缩短检查时间相关,可能提高操作效率。这在筛查环境中可能尤其相关,因为准备和术前用药等检查前步骤约占筛查工作流程总劳动时间的30%。改善可见性是否能持续转化为肿瘤检出率增加仍不太清楚。对于解痉剂,韩国一项大型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n = 41,670)报告,丁溴东莨菪碱与胃肿瘤检出率增加相关(0.30% vs. 0.19%;调整后OR 1.42),尤其是在与NCGC相关的胃体部。相反,日本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n = 31,484)评估了其他解痉药,包括丁溴东莨菪碱、胰高血糖素和L-薄荷醇,未发现检出率显著改善。这些发现表明,解痉药对病变检出的影响可能因具体药物和检查条件而异。同样,评估口服黏液溶解剂和祛泡剂制剂的研究在病变检出方面显示出异质性结果。一项多中心整群随机研究(n = 1,450)报告,与单用二甲硅油相比,胃蛋白酶加二甲硅油的癌前病变和早期NCGC检出率更高(77.5% vs. 62.5%;OR 3.84),同时操作时间更短。相反,另一项大型多中心RCT表明,胃蛋白酶加碳酸氢钠改善了可见性和冲洗效果,但与单用水相比,总体肿瘤检出率未显著增加。重要的是,多项研究表明,改善的黏膜清洁度在图像增强内镜(IEE)使用时可能特别有益。已有报道,胃蛋白酶预处理可改善近端胃的可见性,并增强窄带成像(NBI)相比白光成像的阴性预测值。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一致支持口服准备药物在改善EGD期间黏膜可见性和操作效率方面的获益。虽然直接增加GC检出的证据仍然有限且在不同研究和方案间存在异质性,但改善黏膜可视化是检测微妙早期NCGC和癌前病变的基本前提。因此,鉴于其良好的安全性、低成本和可重复的黏膜清洁度改善,建议在EGD前10–30分钟常规口服黏液溶解剂和祛泡剂,以优化胃黏膜可视化和便于仔细检查早期NCGC。

临床问题6:镇静下EGD是否能提高早期NCGC的检出率?

声明:我们建议在镇静下进行EGD,通过创造最佳条件进行高质量内镜评估,以提高早期NCGC的检出。证据确定性:中等。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77.8%;同意22.2%)。

解释性说明:国际临床指南广泛推荐EGD期间使用镇静。镇静改善患者耐受性,减少可能干扰仔细内镜检查的因素,包括不适、嗳气、恶心和胃蠕动。此外,镇静有助于仔细的黏膜评估,为高质量内镜评估提供有利条件。然而,目前尚无RCT证明镇静直接提高EGD期间的病变检出率。尽管如此,若干观察性研究报告了镇静EGD与上消化道肿瘤性病变检出改善之间的关联。

在中国一项涉及超过400,000例诊断性EGD的大型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镇静检查的胃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早期GC检出率显著高于非镇静检查(0.16% vs. 0.12%,P = 0.020)。同一研究中,镇静EGD还与更长检查时间、更频繁使用图像增强和放大内镜以及更高活检率相关。同样,一项倾向评分匹配回顾性研究表明,镇静与小型上消化道肿瘤性病变(≤ 10 mm)检出率显著升高相关(2.80% vs. 2.02%,P = 0.001),包括小型恶性病变检出率升高(0.16% vs. 0.05%,P = 0.026)。尽管这些发现提示镇静与肿瘤检出之间存在有益关联,但应谨慎解读。这两项研究均为观察性研究,因此易受混杂因素影响。重要的是,已知影响病变检出的因素如观察时间、先进成像技术使用、内镜医师行为和活检实践无法完全控制。因此,观察到的镇静与病变检出之间的关联可能部分受检查质量改善的影响,而非镇静本身的直接效应。镇静可能提高患者耐受性和配合度,促进充分的胃扩张,并能进行更稳定和细致的黏膜检查,从而有利于高质量内镜评估。

此外,近期研究证明了镇静状态与胃癌漏诊风险之间的关联。非镇静EGD已被确定为漏诊GC的危险因素,而静脉镇静与漏诊GC风险降低相关。尽管这些观察不能确定镇静对病变检出的直接因果效应,但进一步支持镇静可能通过促进高质量内镜检查来提高诊断性能的观点。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支持镇静对病变检出的直接效应。相反,镇静似乎促进高质量内镜评估,这可能间接有助于改善癌前病变和早期GC的检出。然而,由于当前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需要前瞻性研究来阐明镇静对EGD期间病变检出的因果影响。

临床问题7:为提高早期NCGC检出率,EGD的适当检查时间应为多少?

声明:我们建议系统、全面检查胃黏膜的总检查时间至少为5分钟,以提高早期NCGC的检出并确保EGD质量。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79.4%;同意20.6%)。

解释性说明:EGD期间较长的检查时间通常与临床显著性胃病变检出率提高相关。然而,临床工作流程中的实际限制限制了操作持续时间,因为延长检查时间会增加镇静需求、降低患者耐受性,并对内镜中心造成实质性资源负担。因此,多项研究试图确定平衡检测效能和操作可行性的最佳EGD持续时间。

日本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估了未进行活检的EGD期间检查时间对肿瘤性病变检出的影响。操作持续时间中等(5–7分钟)的内镜医师检出的肿瘤性病变约为快速操作者(< 5分钟)的两倍(OR 1.90;95% CI 1.06–3.40)。值得注意的是,检查时间超过7分钟的操作者未显示检出率超过中等持续时间组的进一步改善。新加坡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中,平均EGD持续时间超过7分钟的内镜医师高风险病变检出率显著更高(OR 2.50;95% CI 1.52–4.12)和肿瘤性病变检出率显著更高(OR 3.42;95% CI 1.25–10.38),与操作时间较短者相比。但需注意,该研究中总EGD持续时间从内镜插入到退镜测量,包括活检时间,提示实际黏膜检查时间少于7分钟。同样,Park等人分析了为期7年的健康筛查项目数据,专门关注退镜时间作为检查持续时间的代理指标。他们的发现证实,较慢的内镜医师胃腺瘤和癌的检出率更高。最近,中国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报告,观察时间≥5分钟与局灶性胃病变检出率升高相关。另一项韩国研究发现,在同一次EGD中诊断出多发肿瘤的患者,其检查时间显著长于随访EGD中发现额外病变的患者(6.5 ± 2.4分钟 vs. 3.8 ± 1.8分钟;P < 0.001)。

这些发现共同强调了充足检查时间在优化胃肿瘤早期检出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检查持续时间应被视为EGD性能评估的核心质量指标。系统、全面地评估上消化道——包括获取标准化最少数量的图像——理想情况下应至少分配5分钟进行黏膜检查,以确保高质量诊断性能。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专门针对早期GC检出的最佳检查时间。

临床问题8:EGD中带解剖标志的系统性照片记录是否应标准化以提高早期NCGC检出率?

声明:我们建议在EGD中标准化带解剖标志的系统性照片记录,以提高早期NCGC的检出。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74.3%;同意25.7%)。

解释性说明:早期检出NCGC显著改善患者预后,但微妙病变通常难以在没有系统检查的情况下识别。迄今为止,尚无RCT研究筛查性EGD中系统性照片记录的有效性;然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多项回顾性研究强调了结构检查伴系统性照片记录的重要性。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胃系统筛查方案(SSS方案)。SSS方案定义了22张关键图像,覆盖正镜和反转视图下所有胃区域,以全面绘制胃部地图并最小化盲区。韩国一项约6,000例EGD的回顾性观察研究中,按照SSS方案获取更多图像的内镜医师显示出更高的临床显著性胃病变检出率,高照片记录组的病变检出率显著高于低照片记录组(调整后OR 2.07;95% CI 1.41–3.05)。另一项日本回顾性研究表明,图像数量是筛查性EGD的关键质量指标。获取< 50张总图像显著降低整体癌症检出,而获取< 35张胃图像显著降低GC检出。获取< 11张食管图像时也观察到检出率下降趋势。这些发现支持使用≥ 50张总图像,包括≥ 35张胃图像,以优化上消化道癌症检出。

这些数据支持图像数量增加与临床相关病变(包括早期GC)检出改善相关的概念。欧洲胃肠内镜学会(ESGE)指南推荐至少8–10张关键标志图像,强调了检查完整性的重要性。在这些指南中,系统性照片记录确保整个上消化道——食管、胃和十二指肠——被仔细检查和记录,减少漏诊病变的可能性。

即使在GC低至中患病地区,高质量EGD筛查预计有助于提高GC检出率;因此,系统性照片记录技术也应在这些地区标准化。资源有限环境的实施挑战需要务实的策略,重点关注彻底的黏膜可视化,即使不能获取和存储所有推荐图像。

临床问题9:IEE是否能提高早期NCGC的检出?

声明:我们建议在高危个体中除白光内镜(WLE)外使用IEE来检测早期NCGC,尽管不同成像方式的效果存在差异。证据确定性:中等。投票结果:100%(强烈同意75.0%;同意25.0%)。

解释性说明:通过EGD诊断早期GC可分为两步:内镜下病变检出,随后病变特征描述以确立诊断。历史上,病变检出通过传统WLE实现。多年来,开发了各种图像增强技术,如窄带成像(NBI,奥林巴斯医疗)、纹理和色彩增强(TXI,奥林巴斯医疗)、联动成像(LCI,富士胶片公司)、蓝激光成像(BLI,富士胶片公司)和光学增强(OE,宾得公司)。这些技术利用特殊光源修改、放大或图像处理技术来增强黏膜表面的结构变化,旨在改善早期胃肠道病变的诊断。迄今为止,尚无RCT评估IEE在低至中患病地区GC检出和诊断中的有效性。

NBI和BLI都使用特定窄波长光来突出黏膜表面变化,可能导致整体图像稍暗。一项早期RCT比较了第二代NBI与WLE,涉及579名来自亚洲的平均风险患者,显示局灶性胃病变检出率更高;然而,这一发现归因于肠上皮化生检出增加,而非GC。一项涉及4,513名高风险患者的大型多中心日本随机研究未能证明第二代NBI在提高GC检出方面的优越性。该研究显示GC事件率较低,为1.9%和2.3%,尽管NBI对可疑病变的阳性预测值高于WLE。相比之下,一项涉及596名高风险患者的两中心日本随机试验表明,BLI-bright显著提高了GC检出率,与WLE相比。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GC事件率为7.9%(47/596),高于既往报告。Kadota等人最近在一项901名患者的三臂随机II期试验中报告,GC检出率在第三代NBI(7.3%)中最高,高于TXI(5.0%)和WLE(5.6%)。一项利用NBI技术的三项研究荟萃分析得出结论,NBI未增加胃肿瘤检出率;然而,由于对第二代NBI研究权重大且评估最新第三代技术的小样本量,结果应谨慎解读。

在中国一项2,383名高风险患者的RCT中,Gao等人报告,WLE加LCI显著将GC检出率从4.31%提高到8.01%。同样,Ono等人在一项日本多中心随机研究中报告,在高风险患者中,LCI在检测早期上消化道肿瘤方面优于WLE。最近一项多中心RCT显示,单用LCI在检测早期GC(特别是分化型腺癌)方面仍优于WLE。另一项近期RCT中,OE模式2也被发现可将胃肿瘤检出率从1.9%提高到5.1%,与WLE相比。有趣的是,一项随机研究直接比较了LCI与第二代NBI对高危个体的监测,发现两种技术的检出率无差异。然而,NBI组中WLE检出的胃上皮性肿瘤比例显著高于LCI组(3.0% vs. 0.27%)。这些发现提示,即使在不同制造的内镜系统之间,WLE性能也可能存在基线差异。

总之,在选定的高风险人群中,使用IEE可能提高GC检出率。

临床问题10:内镜成像能否准确评估胃萎缩或肠上皮化生,以帮助识别早期NCGC高危患者?

声明:我们建议在低至中患病地区,对内镜下怀疑的胃萎缩和肠上皮化生进行活检组织学确认。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97.1%(强烈同意44.1%;同意52.9%)。

解释性说明:胃萎缩和肠上皮化生是公认的癌前状态,通常由H. pylori感染引起。评估这些病变的金标准是活检标本的组织学评估,最常使用更新悉尼系统(USS),该系统为胃窦和胃体的胃炎、萎缩和肠上皮化生提供标准化分级系统。在此框架基础上,胃炎评估可操作联系(OLGA)和胃肠上皮化生评估可操作联系(OLGIM)是可用的组织学分期系统。最近,还提出了胃肠上皮化生和腺体萎缩评估可操作联系(OLGIMA)系统。这些系统分级的萎缩或肠上皮化生严重程度已显示与GC风险相关。荟萃分析表明,根据OLGA或OLGIM的高分期(III/IV期)疾病与GC风险增加显著相关,支持这些分期系统在识别可能需要更密切内镜随访个体中的实用性。来自高患病和低至中患病地区的多项报告证明了内镜对胃萎缩和肠上皮化生的诊断效能。

使用活检标本组织学作为参考标准,多项研究评估了胃萎缩和肠上皮化生的内镜诊断性能。对于胃萎缩,木村-竹本(Kimura–Takemoto)分类常用于内镜分级。在日本患者的一项研究中,使用Kimura–Takemoto分类的内镜萎缩分级与根据USS的组织学萎缩评分之间的一致性加权κ值为0.51(95% CI 0.44–0.59)。另一项研究比较了使用改良Kimura–Takemoto分类的WLE萎缩程度与根据USS从五个活检部位获取的组织学萎缩评分,报告加权κ值为0.76(P < 0.001)。在越南消化不良患者中,根据Kimura–Takemoto分类的内镜胃萎缩分级与组织学OLGA分期呈中等正相关(r = 0.6)。虽然中重度萎缩识别了所有OLGA高分期患者(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但其有限的特异性(57.7%)表明存在高估高风险案例的风险。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胃萎缩的内镜和组织学评估显示中度至显著一致性,尽管单靠内镜可能在某些人群中高估风险。

相比之下,传统WLE对肠上皮化生的诊断准确性不足。韩国一项涉及1,333例患者的研究中,基于组织学评估的灵敏度胃窦仅为24.0%,胃体为24.2%,而特异度分别为91.9%和88.0%。即使在采用高清WLE的前瞻性研究中,总体灵敏度提高到74.6%,且所有显著的晚期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病变均被检出;然而,轻度肠上皮化生通常在内镜下不可见,可检测性仍然有限。因此,虽然肠上皮化生的内镜发现显示出相对较高的特异度,并能可靠检测临床显著病变,但其低灵敏度意味着轻度病变常被遗漏,单靠内镜可能低估风险。

近期研究表明,与WLE相比,IEE可改善胃癌前状态检出。对于肠上皮化生,NBI下的胃肠上皮化生内镜分级(EGGIM)评分与组织学OLGIM分期强相关,EGGIM评分≥5预测高分期OLGIM的灵敏度为89–94%,特异度为91–95%。同样,使用LCI的EGGIM评分也已得到验证,截止值4对OLGIM III/IV期显示出高诊断性能(灵敏度94.1%;特异度86.4%)。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IEE可能为肠上皮化生的内镜诊断提供高灵敏度和特异度。基于当前证据,胃萎缩的内镜发现显示出高灵敏度但低特异度,可能导致风险高估。相反,对于肠上皮化生,内镜发现显示出相对高的特异度但低灵敏度,存在风险低估的可能性。尽管IEE可能弥补WLE在检测肠上皮化生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其诊断性能不足以证明仅依赖内镜是合理的。因此,当内镜下怀疑萎缩时,应根据USS或OLGA使用组织学分期进行风险分层。胃上皮癌前状态和早期肿瘤管理(MAPS III)指南建议,当内镜下识别到晚期黏膜萎缩性改变,如C-3或更高严重萎缩和/或EGGIM评分≥5时,活检取样可简化。然而,在GC低至中等风险地区,这些内镜发现的阳性预测值可能有限。因此,本共识更强调阴性预测值,并得出结论,当内镜发现引起胃萎缩或肠上皮化生怀疑时,组织学确认是理想的。内镜发现不应单独用于评估肠上皮化生。

临床问题11:人工智能(AI)内镜是否应用于提高低至中患病地区早期NCGC的检出率?

声明:我们无法就推荐或不推荐常规使用AI辅助内镜以提高低至中患病地区早期NCGC检出达成共识。证据确定性:低。投票结果:65.7%(强烈同意37.1%;同意28.6%)。

解释性说明:提高早期GC检出是EGD的全球优先事项,包括AI在内的多种技术已被广泛采用。目前,根据预期目的可提供多种AI技术;例如,计算机辅助检测用于检测辅助,计算机辅助诊断用于病变特征描述,以及基于AI的质量保证系统。尽管许多研究表明AI检测GC的能力不逊于甚至优于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诊断性能上,多种混杂因素可能限制对现实世界获益的推断,尤其是在低至中患病地区。

早期GC病变通常小、平且微妙,内镜下难以检测。操作者间黏膜检查完整性的差异进一步影响检出率。来自中国的多项报告证明了AI驱动质量保证系统的有效性。最初,Wu等人进行了一项单中心、前瞻性、平行组试验,发现AI降低了盲区率(5.86% vs. 22.46%,P < 0.001)。AI辅助还与更长的检查时间(5.03 vs. 4.24分钟,P < 0.001)和更完整的照片记录(90.64% vs. 79.14%,P < 0.001)相关。同一研究组在中国五家医院进行的多中心研究报告,AI组盲区更少(5.38 vs. 9.82,P < 0.001)和检查时间更长(5.40 vs. 4.38分钟,P < 0.001),尽管这些研究强调操作完整性但未报告与胃肿瘤检出的相关性。Li等人报告,AI衍生的完整性评分与上消化道癌症(包括早期癌症)检出率呈正相关(分别为r = 0.775,P < 0.003;r = 0.756,P < 0.004)。尽管该分析包括所有上消化道癌症,但胃占多数,约一半早期癌症为GC,提示AI辅助质量评估可能有助于提高GC检出。相反,仅改善检查可能无法在低至中患病地区转化为更高的肿瘤检出。Chan等人在香港进行的前瞻性序贯队列研究中,八名受训者使用实时AI实现了更高的完整性率(92.6% vs. 71.2%,P < 0.001),检查时间相似(765.5秒 vs. 740.4秒,P = 0.374),但病理确认病例无显著差异(3.43% vs. 2.16%,P = 0.399)。然而,缺乏低至中患病地区的数据限制了这些发现的普遍性。

在聚焦胃肿瘤检出技术的单中心随机串联试验中,Wu等人报告实时AI的胃肿瘤漏诊率更低(6.1% vs. 27.3%,P = 0.015)。增量检出主要是< 10毫米的病变和低级别异型增生,而非癌或高级别异型增生。该研究总体胃肿瘤检出率(3.5–4.9%)高于典型水平,同一内镜医师的观察者偏差可能影响结果。Zhou等人的另一项大规模前瞻性、单盲、多中心RCT证明了上消化道肿瘤检出更高(6.1% vs. 2.3%,P = 0.0001),包括早期GC,并减少盲区率(2.3 vs. 6.2,P < 0.001)。该研究表明,将AI检测与系统质量测量相结合可在不同中心、内镜医师经验水平和所有异型增生病变中产生获益。遗憾的是,若干研究未能证明明确的临床获益。韩国Gong等人的开放标签、单中心RCT发现,在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检查中加入AI时,病变检出率无统计学显著增加(2.0% vs. 1.3%,P = 0.210)。Huang等人跨两个机构的回顾性数据显示机构特异性效应:基线活检率低的医院报告胃肿瘤检出更高(OR 1.84;P < 0.001),但早期GC检出无显著增加;活检率高的医院显示早期GC检出增加,而总体肿瘤检出无变化。日本Adachi等人的回顾性研究未显示上消化道总体肿瘤率的差异(1.02% vs. 0.63%,P = 0.062),但报告胃肿瘤率更高(0.68% vs. 0.32%,P = 0.024),可能反映了认证内镜医师、更高活检率和更长检查时间的影响。同样,Xu等人的前瞻性随机前测-后测试试验发现,胃癌前病变检出增加(14.23% vs. 9.15%,P = 0.013),但早期GC未增加。

因此,大多数阳性数据来自高患病环境或特定情况,包括操作者经验、活检和镇静实践以及结局定义。总之,AI可以改善EGD可测量的质量指标;然而,关于AI能可靠提高低至中患病地区早期NCGC检出的证据仍不确定。因此,尽管未就本建议达成共识,专家组认为AI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具有改善GC筛查的巨大潜力。在建立明确建议之前,需要在低至中患病地区进行进一步前瞻性研究和外部验证。

讨论

本次国际共识为筛查策略仍不确定的低至中患病地区提供了GC筛查和早期检测建议。总体而言,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共识不支持对无症状个体进行常规基于人群的内镜筛查。然而,当进行GC筛查时,EGD优于UGI,风险分层方法可能有助于识别更可能从内镜筛查中获益的个体。共识还强调了高质量EGD的重要性,包括充分的黏膜准备、适当的检查条件、充足的检查时间、系统性照片记录,以及先进成像和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的适当使用。每项建议的证据和局限性的详细讨论见相应CQ部分。

本共识的主要优势是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国际专家参与以及使用结构化共识流程解决广泛的临床相关问题。11个CQ涵盖了GC筛查和早期检测的关键方面,从筛查策略和风险分层到内镜质量和先进技术。这一广泛范围提供了考虑低至中患病地区GC筛查和早期检测的实用框架。

应承认若干重要局限性。最重要的是,来自低至中患病地区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许多建议主要基于来自高患病地区(特别是东亚)的证据以及专家判断。GC发病率、H. pylori患病率、医疗系统、内镜资源和筛查实践的差异可能限制这些发现对低至中患病环境的直接适用性。此外,各CQ可用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不同,若干建议的证据确定性有限。需要进一步在低至中患病地区进行研究来验证这些建议,并制定适合当地人群和医疗系统的筛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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