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The Nexus of Green Behavio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dustrial Green Value Co-Creation: Insights for Green Business Strategies
编辑推荐：
基于绿色价值共创（green value co-creation）视角，研究人员考察此类共创如何在员工绿色行为意向（employees' green behavioral intentions）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corporate green innovat
基于绿色价值共创（green value co-creation）视角，研究人员考察此类共创如何在员工绿色行为意向（employees' green behavioral intentions）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通过整合内部与外部调节因素，研究人员构建了绿色创新过程的综合模型。448份调查回应数据采用协方差基础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B-SEM）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价值共创部分中介员工意向与创新结果之间的联系。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ation）和政策导向（policy orientation）正向调节员工意向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在组织层面，领导者协作意识（leadership collaboration awareness）和企业绿色创新文化（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culture）强化价值共创向创新绩效的转化。这些发现为寻求缓解环境压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提供了关键理论洞见和实践路径。
绿色创新被广泛视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不仅能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有助于创造就业、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并履行社会与环境责任。企业推进绿色创新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依赖员工、政府、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与协作。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认为企业经营受员工、政府、消费者、合作伙伴等多类主体影响），这些主体既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也塑造绿色意识和绿色行为。员工是关键内部利益相关者，可能在将绿色行为意向转化为创新结果中发挥枢纽作用。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如何转化为实际绿色创新绩效的系统解释。近年来，价值共创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绿色价值共创（green value co-creation，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围绕环境原则协同创造生态价值的过程）被定义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围绕环境原则，在生产与消费活动中共同创造生态价值。已有研究显示绿色价值共创正向促进绿色创新，但较少探讨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如何启动这一过程并通过共创机制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为填补该空白，研究人员从价值共创视角，以员工绿色行为意向（employees' green behavioral intentions，员工参与绿色实践的心理倾向与动机）为切入点，整合外部情境因素（政策导向、市场导向）和内部组织能力（企业绿色创新文化、领导者协作意识），构建整合调节中介模型，考察三条研究问题：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如何通过绿色价值共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如何调节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与绿色价值共创的关系；领导者协作意识和企业绿色创新文化如何调节绿色价值共创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该论文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样本来自中国多行业员工。研究人员于2023年1月通过问卷星在线平台，经由微信和QQ发放问卷，历时五个月、分两轮收集。共回收469份，有效448份，有效回收率95.52%。分析采用协方差基础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B-SEM），并借助AMOS开展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信效度检验、多元回归、结构路径分析和2000次Bootstrap（自助抽样法）中介与调节检验；核心变量采用5点Likert量表，并控制企业所有制、规模、结构和企业年龄等。
研究结果如下：
4.1 共同方法方差与多重共线性检验（Common Method Variance Test and Multicollinearity Test）。研究人员通过程序控制和统计检验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并以CFA比较单因子至七因子嵌套模型。七因子模型拟合最佳：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28，卡方自由度比（chi-square to degrees of freedom ratio, CMIN/DF）=1.342，增量拟合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0.963，Tucker–Lewis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0.961，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0.963，表明七个核心构念可经验区分，判别效度良好，共同方法方差担忧得到缓解。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所有构念Cronbach's α均超过0.80，校正的项-总相关（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均高于0.40；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最低为0.858，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最低为0.502。各构念AVE平方根高于构念间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奠定基础。
4.3 分析与结果（Analysis and Results）。
4.3.1 直接效应检验（Testing for Direct Effects）。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和绿色价值共创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p值均小于0.05；控制变量中仅企业年龄呈显著正向效应（β=0.099，p=0.012），其他人口统计学与组织特征不显著。
4.3.2 中介效应检验（Testing for Mediating Effect）。结构路径分析显示：员工绿色行为意向显著正向影响绿色价值共创（β=0.744，p<0.001），支持H1；绿色价值共创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Estimate=0.292，p<0.001），支持H2；员工绿色行为意向还直接预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Estimate=0.403，p<0.001）。2000次Bootstrap结果显示，间接效应为0.21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123, 0.332]；直接效应为0.403，95% CI [0.265, 0.557]；总效应为0.621，95% CI [0.502, 0.751]，均不含零。因此绿色价值共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支持，形成“意向—共创—绩效”的传导路径。
4.3.3 调节效应检验（Testing for Moderating Effects）。Bootstrap 2000次结果中，四个调节路径的95% CI上下界均大于零。市场导向正向调节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对绿色价值共创的影响（B=0.097，p<0.05，95% CI [0.0085, 0.1856]），支持H4；政策导向亦正向调节该关系（B=0.129，p=0.005，95% CI [0.0397, 0.2188]），支持H5；企业绿色创新文化正向调节绿色价值共创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B=0.194，p<0.001，95% CI [0.1043, 0.2831]），支持H6；领导者协作意识也正向调节该关系（B=0.129，p=0.003，95% CI [0.0447, 0.2129]），支持H7。结果表明，组织文化与领导因素可放大绿色价值共创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
讨论与结论部分，该研究聚焦绿色创新绩效促进路径，核心是绿色价值共创在员工绿色行为意向转化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机制，以及外部制度驱动（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和内部组织能力（领导者协作意识和绿色创新文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创新绩效，还通过绿色价值共创产生显著间接效应，绿色价值共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揭示“意向—共创—绩效”的传导。外部层面，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正向调节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与绿色价值共创之间的关系；内部层面，领导者协作意识和绿色创新文化增强绿色价值共创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形成制度牵引与文化渗透的双驱动机制。基于此，研究提出政策响应型价值共创与文化嵌入制度化的协同机制，为构建平衡外部合规与内生动机的利益相关者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理论框架。理论贡献包括：将绿色价值共创作为中介变量，填补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向企业创新结果转化的理论空白；突出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作为微观内生驱动，丰富利益相关者理论；整合内外部调节因素，构建多层次绿色创新驱动框架。实践上，企业应激活员工绿色行为意向并提供价值共创平台；政策制定者应刺激绿色需求、提供市场激励并强化环境规范；企业应重视领导者协作能力与绿色创新文化建设。局限包括调查数据难以完全代表总体，问卷设计限制对绿色价值共创动态互动特征的捕捉，且未拆解资源整合、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等具体阶段；未来可整合公开企业数据、纳入更多利益相关者、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并解构共创阶段。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创新绩效，还通过绿色价值共创产生显著间接效应，绿色价值共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揭示了一个“意向—共创—绩效”的传导。在外部层面，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正向调节员工绿色行为意向与绿色价值共创之间的关系。在内部层面，领导者协作意识和绿色创新文化增强了绿色价值共创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形成制度牵引和文化渗透的双驱动机制。基于这些见解，该研究提出政策响应型价值共创与文化嵌入制度化的协同机制，为构建平衡外部合规与内生动机的利益相关者绿色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