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从发病机制到治疗干预的系统性整合框架

《MedComm》: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From Pathogenesis to Treat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MedComm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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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是通过非酶促糖化(nonenzymatic glycation)、糖氧化(glycoxidation)和羰基应激(carbonyl stress)反应生成的化

  
摘要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是通过非酶促糖化(nonenzymatic glycation)、糖氧化(glycoxidation)和羰基应激(carbonyl stress)反应生成的化学性质异质性修饰产物。其累积随衰老而增加,并在高血糖、氧化应激、炎症、外源性暴露以及肾脏清除功能受损等条件下加速。尽管AGE生物学常围绕AGE–RAGE–氧化应激轴进行阐释,但当前证据支持一个更广泛的系统层面模型,即AGE负荷反映形成(formation)、解毒(detoxification)、组织滞留(tissue retention)与清除(clearance)之间的动态平衡。本综述总结了AGE化学、内源性与外源性来源、解毒途径、受体系统以及AGE介导组织损伤的机制。研究人员区分了两条互补的致病路径:其一为非受体依赖性结构损伤(receptor-independent structural damage),包括蛋白质功能障碍、蛋白质稳态应激(proteostatic stress)、细胞外基质交联(extracellular matrix crosslinking)及组织力学特性改变;其二为受体依赖性信号传导(receptor-dependent signaling),主要通过RAGE介导的氧化还原-炎症放大(redox-inflammatory amplification)实现。随后,研究人员审视了AGEs在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神经血管与视网膜功能障碍、纤维化及衰老相关组织衰退中的临床相关性。特别关注了分区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解读(compartment-specific biomarker interpretation),因为循环游离加合物(circulating free adducts)、蛋白质结合型AGEs(protein-bound AGEs)、组织自发荧光(tissue autofluorescence)、膳食AGE估算及二羰基应激标志物之间不可互换。最后,研究人员评估了治疗策略,并提出一个将每种干预措施与相关机制相匹配且可在临床上检验的框架。通过上述工作,本综述厘清了AGE研究中主要的理论与方法学不确定性,并为更严谨的生物标志物解读、研究设计及临床转化提供了基础。
1 引言
AGEs是一类化学性质异质、基本不可逆的加合物,由蛋白质、脂质和核酸参与的非酶促糖化、糖氧化及羰基应激反应生成。该领域的生化起源可追溯至1912年Maillard对氨基酸-糖反应的早期描述,以及Hodge后来在食品体系中对非酶促褐变化学的系统化。此后,AGE生物学从食品化学和糖尿病生物化学扩展至理解慢性代谢性、血管性、肾脏性、炎症性和退行性疾病的更广泛框架。AGE累积在衰老过程中逐渐发生,但在持续性高血糖、氧化应激、脂质过氧化、慢性炎症和肾功能受损条件下加速。近年来,该领域已从将AGEs视为一类通用糖化产物,转向更具化学和生物学定义性的实体,特别是由甲基乙二醛(methylglyoxal, MG)、乙二醛(glyoxal)和3-脱氧葡萄糖醛酮(3-deoxyglucosone)生成的反应性二羰基衍生加合物。甲基乙二醛尤为重要,因为它将增加的糖酵解通量、乙二醛酶依赖性解毒、精氨酸和赖氨酸衍生加合物的形成,以及血管或肾脏并发症风险联系起来。外源性AGE暴露来自热加工食品和烟草烟雾,但系统AGE负荷不能仅从暴露量推断,因为消化、吸收、微生物群代谢、上皮反应、组织周转和肾脏清除均影响生物利用度。因此,AGE负荷最好概念化为内源性形成、环境暴露、解毒、组织滞留和清除之间的动态平衡。
AGEs的临床相关性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最为确定,高血糖驱动的二羰基应激促成微血管和大血管损伤。然而,近期进展已将领域拓展至超越以AGE通过RAGE信号传导和氧化应激为中心的传统范式。首先,甲基乙二醛及其DNA、RNA和蛋白质加合物日益被视为疾病相关分子种类而非高血糖的非特异性副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尿中甲基乙二醛加合物已被报道为1型糖尿病肾病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其次,质谱和组织水平基质分析的进展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非受体依赖性AGE病理学的兴趣,特别是细胞外基质交联、组织僵硬化和基质重塑受损。在瘢痕化肝组织中,AGE介导的基质交联改变了胶原生物力学和巨噬细胞重塑反应,支持AGEs可通过独立于经典受体信号传导的结构和机械机制驱动疾病。第三,RAGE生物学在治疗上变得更加细致。除将RAGE视为细胞外AGE受体的传统观点外,近期工作强调了通过diaphanous相关形成素1(DIAPH1)的细胞内RAGE信号传导,作为可成药检查点,将AGE/RAGE激活与细胞骨架重塑、炎症、血管损伤和伤口愈合受损联系起来。最后,化学生物学研究强调蛋白质糖化通过多样化的分子"语言"运作,这意味着总AGE荧光或批量免疫反应性可能无法捕捉与组织损伤或治疗反应最相关的致病种类。这些进展表明AGE研究正进入更具分子特异性和转化要求的阶段。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AGE文献在化学、生物标志物、疾病特异性机制和干预研究方面仍然碎片化。许多综述继续将AGEs视为单一病理实体,并反复引用AGE–RAGE信号传导、氧化应激和炎症,而未充分区分特定AGE种类、生物学分区或证据等级。这限制了机制清晰度并削弱了临床转化,特别是因为循环AGEs、蛋白质结合型AGEs、游离AGE加合物、组织自发荧光、膳食AGE估算和二羰基应激标志物是不可互换的测量指标。此外,非受体依赖性机制,如蛋白质功能障碍、蛋白质稳态受损、细胞外基质交联和组织力学改变,往往整合不足,尽管它们与慢性组织重塑直接相关。为解决这些空白,本文作为叙述性综述撰写。相关文献通过截至2026年6月对PubMed/MEDLINE和Web of Science的定向检索确定,并辅以关键综述和原始研究的前向和后向引文追踪。检索概念将"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和命名AGE或二羰基种类(包括甲基乙二醛、乙二醛、Nε-羧甲基赖氨酸(CML)、Nε-羧乙基赖氨酸(CEL)、甲基乙二醛衍生氢咪唑酮(MG-H1)和葡萄糖烷(glucosepane))与形成、解毒、肾脏清除、RAGE–DIAPH1信号传导、细胞外基质交联、生物标志物、疾病结局、临床试验和治疗干预相关术语相结合。研究选择以与综述框架的相关性、化学和方法学特异性、证据等级和时效性为指导。优先考虑原始机制研究、纵向人类研究、随机或对照临床研究以及近期权威综述,同时保留建立基础化学或生物学概念的较早期里程碑研究。治疗证据涵盖无细胞和细胞实验、动物模型、观察性人类研究和干预性试验,并在可获得注册信息时查阅ClinicalTrials.gov。
在此基础上,本综述通过整合形成、暴露、解毒、清除、组织累积、分子发病机制、疾病相关性、生物标志物解读和治疗靶向性的框架审视AGE生物学。糖尿病并发症作为核心临床锚点,因其提供最强的机制和转化证据基础,而心血管、肾脏、神经血管、视网膜、纤维化和衰老相关背景则进行比较性讨论。综述首先总结AGE形成、外源性暴露、解毒、清除和受体生物学;然后区分非受体依赖性损伤与受体依赖性信号传导及汇聚性损伤程序;接着评估疾病相关性和临床评估;最后讨论预防、药理学干预、天然化合物和转化障碍。通过强调分子特异性、分区感知测量、证据成熟度和靶点参与,本综述旨在将AGE领域从广泛的关联性描述更新为临床上可检验的AGE介导慢性疾病模型。
2 AGE生物学
AGE生物学最好被理解为生命周期而非线性化学过程。本节首先总结通过美拉德化学、糖氧化和二羰基应激的内源性AGE形成;然后考虑来自饮食、吸烟和相关环境来源的外源性暴露;接着检查决定AGE前体和加合物是否持续的解毒和清除系统;最后讨论受体介导识别作为细胞信号传导的入口点。这一序列为后续区分AGE形成、组织累积、非受体依赖性结构损伤和受体依赖性炎症放大建立生化基础。
2.1 AGEs的内源性形成
内源性AGE形成由生物大分子中羰基与亲核位点之间的非酶促反应启动。在蛋白质中,赖氨酸和精氨酸残基是主要糖化靶点,因为其ε-氨基和胍基具有化学反应性且常为溶剂可及,尽管半胱氨酸、组氨酸、磷脂和核酸碱基在羰基应激增加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羰基衍生修饰。在经典美拉德途径中,还原糖与蛋白质氨基反应形成可逆希夫碱,经Amadori重排形成更稳定的早期糖化产物,如果糖赖氨酸(fructosyl-lysine)。随后的氧化、脱水、碎裂和重排反应生成化学多样性谱系的稳定AGEs。然而,体内AGE形成不仅由葡萄糖浓度决定,还受氧化状态、过渡金属催化氧化、脂质过氧化、局部蛋白质周转、组织氧合和解毒能力影响。长寿命蛋白质,包括胶原、弹性蛋白、晶状体蛋白和基底膜蛋白,因此特别易受累积性糖化影响,因为它们存在时间足够长以经历连续的早期和晚期糖化反应。
反应性二羰基中间体提供了更快且生物学上更具反应性的AGE形成途径。甲基乙二醛、乙二醛和3-脱氧葡萄糖醛酮是此过程中研究最广泛的中间体。甲基乙二醛主要通过糖酵解过程中三磷酸甘油醛的自发降解生成,而乙二醛来源于葡萄糖自氧化、脂质过氧化和糖化蛋白的氧化降解。3-脱氧葡萄糖醛酮主要通过Amadori产物降解和糖自氧化产生。由于这些二羰基与赖氨酸和精氨酸残基的反应速度远快于葡萄糖,二羰基应激已成为糖尿病、心血管代谢疾病和衰老相关组织功能障碍中AGE形成加速的更化学精确的解释。这一区别在分析上很重要,因为不同AGE种类反映不同化学途径和生物学分区。CML可由糖氧化和脂质过氧化衍生羰基化学产生,CEL与甲基乙二醛介导的赖氨酸修饰更密切相关,MG-H1是主要的精氨酸衍生加合物,戊糖苷(pentosidine)代表荧光糖氧化交联,而葡萄糖烷是长寿命细胞外基质中的主要但分析上具挑战性的胶原交联。近期靶向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的进展已将领域从批量或荧光为基础的AGE估算转向游离和蛋白质结合型AGE种类的加合物特异性分析。这一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游离AGE加合物可能反映近期形成、蛋白水解释放、饮食衍生吸收或肾脏清除,而蛋白质结合型和基质结合型AGEs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整合修饰,可能更与组织僵硬化和重塑受损相关。内源性AGE形成因此最好被视为糖化、糖氧化、二羰基生成、大分子修饰和周转的网络。
2.2 外源性AGE暴露
外源性AGEs主要在食品热加工过程中生成,其中还原糖和反应性羰基通过美拉德型化学与蛋白质、肽和脂质中的氨基反应。AGE形成的程度取决于食品组成、温度、加热持续时间、pH、水活度和加工方法。富含蛋白质和脂质的动物源性食品在烹饪过程中通常更易累积AGEs,特别是在干热暴露时。烧烤、烘烤、炙烤、烘焙和油炸比煮沸、蒸煮、炖煮或水煮等湿热方法更能促进AGE形成,主要因为较低水活度和较高表面温度加速脱水、氧化和羰基生成。近期食品基质分析已超越单一标志物测量,转向跨乳制品、肉类和植物蛋白基质的更广泛AGE谱分析。这些研究强化了CML、CEL、MG-H1、吡咯素(pyrraline)和荧光AGEs捕捉膳食AGE暴露的不同方面,而非作为可互换标志物。受控喂养研究进一步支持烹饪方法作为系统AGE暴露的可调节决定因素,尽管食品AGE含量不应被视为组织AGE负荷的直接替代指标。
吸烟代表另一个主要的外源性AGE相关应激来源。烟草烟雾含有反应性糖化产物和羰基化合物,能够修饰循环和结构蛋白,吸烟者据报道比非吸烟者显示更高的AGE修饰载脂蛋白B和循环AGE水平。近期工作还表明吸烟急性改变RAGE轴:在间歇性吸烟者中,1小时内吸三支烟迅速降低循环可溶性RAGE(soluble RAGE, sRAGE)水平,该效应与中性粒细胞活化和CD11b表达增加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环境AGE暴露也应被视为反应性羰基应激和受体轴扰动的来源。环境污染物可能代表第三个量化较差的AGE相关羰基应激来源。大气化学研究表明乙二醛和甲基乙二醛是由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氧化生成的反应性二羰基,可参与二次有机气溶胶形成。直接分析研究已在细颗粒物(PM2.5)中检测到乙二醛和甲基乙二醛,生物质燃烧羽流可含乙二醛、甲基乙二醛及相关羰基化合物。尽管这些大气二羰基不应直接等同于组织AGE累积,吸入颗粒物和燃烧衍生污染物可能增加氧化和炎症应激,并可能扰动AGE/RAGE轴。例如,柴油颗粒物上调肺上皮细胞中RAGE表达,并通过核因子κB(NF-κB)促进炎症信号传导。总之,膳食AGEs、烟草烟雾和污染物衍生二羰基代表AGE相关羰基和受体轴应激的独特外源性输入。然而,其系统贡献仍难以量化。膳食AGEs经历消化、微生物代谢、上皮相互作用、吸收、肾脏过滤和粪便或尿液排泄,而游离和蛋白质结合型AGEs可能具有显著不同的生物利用度。新兴证据进一步表明结肠微生物群可代谢特定饮食衍生糖化产物:人类粪便群落和Cloacibacillus evryensis在厌氧条件下降解CML,而Collinsella intestinalis表达用于代谢果糖赖氨酸(Amadori产物和AGE前体)的可诱导途径。人类尿液中推定微生物CML代谢物的检测支持这些过程的体内相关性,并表明微生物群组成的个体间差异可能改变可用于吸收和排泄的化学形式。然而,微生物群组成实质性决定人类系统或组织AGE负荷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因此,外源性AGE或羰基暴露不直接转化为组织AGE负荷。这一不确定性支持将外源性暴露整合到更广泛的AGE负荷模型中,而非将膳食摄入、吸烟或环境污染物暴露视为疾病风险的孤立决定因素。
2.3 AGEs的解毒与清除
AGE累积不仅取决于形成和暴露,还取决于二羰基解毒、蛋白质质量控制、组织周转和肾脏清除的效率。乙二醛酶系统是针对甲基乙二醛介导糖化的主要酶促防御。在该谷胱甘肽依赖性途径中,乙二醛酶1(GLO1)催化甲基乙二醛-谷胱甘肽半硫缩醛转化为S-d-乳酰谷胱甘肽,乙二醛酶2(GLO2)水解该中间体为d-乳酸,同时再生还原型谷胱甘肽。由于甲基乙二醛在糖酵解过程中持续生成,乙二醛酶活性作为组成性抗糖化屏障发挥作用。实验证据支持该途径的生物学重要性:Glo1过表达减少高血糖诱导的羰基应激、AGE形成和氧化损伤,而乙二醛酶活性受损增加甲基乙二醛衍生蛋白质和核苷酸损伤。近期工作进一步将甲基乙二醛-乙二醛酶生物学定位为与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相关的代谢应激途径,将注意力从非特异性抗氧化保护转向二羰基特异性解毒。Glo1表达还与细胞应激反应程序协调,因为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2(NRF2)通过抗氧化反应元件直接促进GLO1转录,将甲基乙二醛解毒与氧化还原稳态和亲电体防御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抗氧化防御和蛋白质稳态间接影响AGE处理。氧化应激加速糖氧化和脂质过氧化衍生羰基生成,而谷胱甘肽可用性支持乙二醛酶通量。轻度或早期蛋白质糖化可通过伴侣系统、自噬、溶酶体降解和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管理,而重度糖化或交联蛋白质变得更能抵抗蛋白水解,并可能在长寿命组织中累积。因此,谷胱甘肽耗竭、自噬受损、蛋白酶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可在没有葡萄糖暴露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增加AGE负荷。
肾脏清除是系统AGE负荷的第二个主要决定因素。AGE修饰蛋白的蛋白水解生成AGE肽和游离AGE加合物,进入循环并主要通过肾小球过滤、肾小管处理和尿液排泄清除。肾功能丧失因此通过减少清除而增加循环AGE水平,而尿毒症、炎症、氧化应激和代谢失调同时促进进一步AGE形成。临床研究强化了这种基于清除的解读。在2型糖尿病中,基于五种游离AGE加合物的血清复合评分预测肾功能丧失、大量白蛋白尿和高风险慢性肾脏病(CKD),支持使用化学定义的游离加合物作为风险相关生物标志物。一项使用自动化前处理流程测量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AGE的研究中,较高血清AGEs与进行性血管并发症相关,表明改进的分析工作流程可使AGE分析更具临床研究可扩展性。肾脏聚焦综述同样强调AGE肽和游离加合物随肾小球过滤下降而累积,使肾功能障碍既是系统AGE应激的驱动因素又是后果。临床上,循环或尿液AGE加合物因此应被解读为整合形成、蛋白水解释放、过滤、肾小管处理和组织周转的复合信号。这一区别对于旨在体内修饰AGE生物学而非仅体外抑制糖化化学的研究至关重要。总之,这些过程将AGE负荷定义为由形成、暴露、解毒、清除和组织累积塑造的生命周期。
2.4 AGE受体与信号传导入口点
尽管AGE介导的组织损伤可直接由蛋白质和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化学修饰产生,受体介导识别提供了AGEs转化为细胞反应的额外途径。RAGE由AGER编码,是特征最明确的AGE结合受体,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其细胞外区域包含一个V型和两个C型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识别AGEs和几种其他损伤相关配体,包括S100/钙卫蛋白、HMGB1、淀粉样蛋白-β和核酸衍生配体,而其短胞质尾部为细胞内信号转导所必需。RAGE因此不应仅被视为AGE受体,而应被视为将糖化应激与炎症和组织损伤信号联系起来的应激反应模式识别受体。一个概念性进展是鉴定DIAPH1为RAGE信号传导的关键细胞内效应器。RAGE的胞质结构域与DIAPH1相互作用,药理学破坏该界面在实验模型中减少糖尿病并发症。该细胞内相互作用作为潜在更选择性治疗靶点引起关注,特别是在血管和心血管代谢疾病背景中。因此,AGE致病性不仅由配体形成塑造,还由受体表达、配体可用性、细胞背景和下游信号传导能力决定,这些共同决定糖化蛋白是被清除、耐受还是放大为组织损伤。
可溶性RAGE(sRAGE)进一步复杂化AGE–RAGE生物学的解读。循环sRAGE主要由膜结合RAGE的蛋白水解脱落产生的切割型RAGE和通过选择性剪接产生的内源性分泌型RAGE组成;两种形式均缺乏细胞内信号传导所需的跨膜和胞质结构域。功能上,sRAGE可能通过结合RAGE配体而不启动细胞内信号传导来限制配体接近膜结合RAGE,这导致其常被描述为诱饵受体。然而,该解读依赖背景:循环sRAGE浓度可能反映配体隔离、受体脱落、炎症活性、肾功能、组织损伤或疾病相关受体周转。在2型糖尿病中,循环AGEs、sRAGE亚型和AGE/sRAGE比值已与死亡率和心血管并发症相关,表明它们可作为AGE–RAGE活性的整合生物标志物,但不应孤立解读。其他AGE结合系统,包括AGE-R1/OST-48、AGE-R2/80K-H、AGE-R3/Galectin-3以及清道夫受体如CD36、SR-A和LOX-1,可能参与AGE结合、内吞、降解或炎症调节。这些受体在经典促炎AGE信号传导中不如RAGE核心,但可能参与AGE处理和细胞清除。总之,这些受体系统将AGE累积与细胞命运决定联系起来,确定AGE修饰配体是被清除、耐受还是转化为慢性应激信号;这为下一节讨论的非受体依赖性和受体依赖性组织损伤机制提供生物学入口点。
3 AGE介导组织损伤的发病机制
AGE介导的组织损伤通过几种重叠但机制上不同的途径发生。非受体依赖性损伤源于蛋白质和细胞外基质的直接修饰,导致蛋白质功能改变、蛋白质稳态受损、基质交联和异常组织力学。受体依赖性损伤主要通过AGE–RAGE信号传导和下游氧化还原-炎症放大介导。这两种途径汇聚于复发性致病程序,包括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免疫失调、细胞衰老、血管屏障损伤、纤维化和维持慢性组织损伤的正反馈循环。本节因此分析性分离机制,同时强调它们在疾病组织中通常共同运作。
3.1 非受体依赖性机制
非受体依赖性AGE毒性源于大分子的直接化学修饰,因此不需要RAGE激活。赖氨酸、精氨酸和其他亲核残基的糖化改变局部电荷、空间构型、氢键、疏水性和酶切敏感性,从而损害蛋白质折叠、催化活性、配体结合和结构稳定性。这些效应对于长寿命蛋白质尤为重要,因为即使缓慢的糖化反应也可在数年内累积。晶状体晶状体蛋白提供经典示例,因为糖化降低溶解性和伴侣样功能,促进高分子量聚集和光学透明度丧失。更广泛地说,糖化蛋白可通过变得不太适合正常降解而施加蛋白质稳态负担。一项在胰腺导管上皮细胞中的体外研究表明,细胞内蛋白质AGEs增加聚集和蛋白酶抗性,降低全局泛素化和多种E3连接酶,并将蛋白质清除转向自噬,表明AGE累积可直接破坏泛素-蛋白酶体和代偿性自噬途径。尽管疾病背景不同于糖尿病并发症,该研究阐明了一个机制原则:AGEs可损伤蛋白质质量控制系统本身,从而将糖化从化学修饰转化为自我强化的蛋白质稳态应激。
第二个主要非受体依赖性机制是细胞外基质蛋白的共价交联。胶原和弹性蛋白因其在血管壁、基底膜、心肌、肾脏、肌腱、皮肤和其他机械活性组织中的丰富性和长半衰期而特别易感。AGE衍生交联限制胶原分子滑动,降低基质可降解性,改变水合和纤维结构,并损害组织耗散机械应力的能力。这些效应不仅限于增加基质刚度,AGE修饰基质还可能改变粘弹性行为、应力松弛、细胞牵引和下游机械转导信号传导。一项在肝硬化前肝组织中的研究表明,糖化蛋白增加基质粘弹性,并通过整合素-β1–tensin-1–YAP机械信号传导促进肝细胞癌进展,而抑制AGE形成、恢复AGE清除或破坏AGE交联可降低基质粘弹性和肿瘤生长。这些发现将非受体依赖性AGE生物学扩展到简单刚度模型之外,支持AGE修饰基质可通过改变力学、降解抗性和细胞-基质信号传导调节细胞行为的观点。这一分离具有治疗相关性:RAGE阻断可能减弱炎症放大,但不太可能逆转已建立的蛋白质功能障碍、蛋白质稳态失败或基质交联。非受体依赖性病理学因此支持早期预防AGE形成、改善蛋白质稳态韧性和交联定向策略,作为与下游抗炎干预机制上不同的方法。
3.2 AGE–RAGE信号传导轴
AGE–RAGE轴代表AGEs放大细胞应激反应的主要受体依赖性机制。RAGE识别多种AGE修饰配体,包括CML修饰蛋白,配体结合启动细胞内信号传导而非主要作为清除机制。RAGE激活促进相互关联的下游途径,包括通过NADPH氧化酶产生活性氧(ROS)、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NF-κB信号传导,以及炎症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粘附分子和其他应激反应介质的转录诱导。这些反应的幅度和后果高度依赖背景,反映配体组成、受体丰度、氧化还原状态、代谢应激和细胞特异性信号传导架构的差异。在内皮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足细胞、神经元和上皮细胞中,AGE–RAGE信号传导因此可产生不同但重叠的输出,包括内皮激活、白细胞募集、氧化应激、修复反应受损和炎症致敏。信号持续性(signal persistence)是RAGE生物学的定义性特征。AGE诱导的NF-κB激活可上调RAGE表达,从而形成正反馈回路,其中持续配体暴露强化受体丰度并延长炎症信号传导。该机制在AGE富集组织中尤为重要,其中持续配体可用性可能在初始代谢触发因素波动情况下维持细胞激活。
近期研究通过强调细胞内信号传播与细胞外配体识别一起,细化了AGE–RAGE范式。RAGE的胞质尾部对信号传导至关重要,并与DIAPH1相互作用,DIAPH1是连接RAGE激活与细胞骨架重塑、炎症基因表达和细胞迁移的形成素家族肌动蛋白调节蛋白。该RAGE–DIAPH1界面已成为选择性信号节点,可能提供比全局抑制RAGE配体结合更精确的治疗策略,鉴于RAGE的多配体性质和其配体的背景依赖功能。2025年,结构和功能研究表明小分子拮抗剂RAGE406R抑制RAGE介导的DIAPH1激活,在细胞模型中抑制肌动蛋白聚合和炎症反应,降低1型糖尿病个体衍生巨噬细胞中CCL2表达,并改善小鼠模型中的炎症和伤口愈合结局。尽管这些发现仍处于临床前阶段,它们支持对AGE–RAGE信号传导作为具有可成药细胞内检查点的放大轴的更细致解读。在本综述框架内,非受体依赖性AGE损伤解释直接蛋白质和基质功能障碍,而AGE–RAGE信号传导解释AGE累积如何转化为持续的氧化、炎症、血管和免疫激活。
3.3 汇聚性致病程序
AGE介导损伤汇聚于几个反复出现的组织程序。这些程序不是独立途径;氧化应激、炎症、衰老、屏障功能障碍和纤维化常在同一组织内相互强化。此处分离它们以澄清主导机制和疾病特异性解读。
3.3.1 氧化应激与线粒体功能障碍
氧化应激代表AGE负荷的中心下游后果,源于受体介导信号传导和非受体依赖性糖氧化化学。在病理AGE负荷下,氧化还原信号传导变得不适应。AGE–RAGE诱导的胞质ROS可促进线粒体通透性转换、损害呼吸复合物功能,并增加线粒体超氧化物生成,特别是在还原底物仍丰富的高血糖环境中。线粒体损伤随后既是AGE应激的后果又是放大器,因为氧化磷酸化受损、线粒体膜电位改变、线粒体自噬缺陷和过量线粒体ROS可进一步增加氧化损伤和二羰基生成。近期工作通过显示AGEs可诱导内皮细胞线粒体损伤并促进迁移体相关线粒体胞吐(mitocytosis),为该模型增加了另一层,表明AGE诱导的线粒体应激可能影响细胞间通讯和内皮损伤,超越常规ROS信号传导。因此,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形成连接AGE累积与血管、肾脏、神经和代谢组织损伤的自我强化轴。
3.3.2 炎症与免疫失调
炎症是AGE负荷的另一个汇聚输出,反映受体介导免疫激活以及对受损蛋白、改变基质和应激细胞的继发反应。AGEs根据配体组成、受体可用性、细胞谱系、代谢状态、组织微环境和共存危险信号影响免疫反应。在巨噬细胞中,AGEs可促进促炎表型,特征为IL-6、TNF-α、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CD11c和CD86表达增加。组织特异性证据支持该机制在代谢炎症中的相关性: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RAGE表达在募集的巨噬细胞中增加,巨噬细胞RAGE激活在人类组织和实验模型中促进炎症反应。AGE驱动的免疫失调不应被简化为统一的促炎效应。在某些情况下,AGE累积可能启动细胞因子释放和炎症小体相关途径;在其他情况下,慢性暴露可能损害先天免疫反应性或消退。这种背景依赖性对后续疾病章节很重要,因为AGE生物学的炎症输出在糖尿病伤口、肾脏疾病、动脉粥样硬化、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纤维化组织之间不同。共同主题不是单一免疫表型,而是免疫激活、消退和修复的持续扭曲。
3.3.3 细胞衰老与不适应应激反应
AGE累积可通过施加持续的氧化、蛋白质稳态、线粒体和炎症应激促进细胞衰老。衰老细胞特征为稳定细胞周期停滞、代谢改变、抗凋亡和分泌衰老相关因子,可修饰邻近细胞和组织微环境。在AGE富集环境中,该过程可能由DNA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线粒体自噬受损、蛋白质聚集和慢性受体介导应激信号传导驱动。因此,AGE诱导的衰老也应被解读为活跃的致病程序,通过衰老相关分泌表型降低再生能力、损害组织修复并维持炎症和纤维化信号传导。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AGE累积加重衰老、促进线粒体功能障碍并通过SIRT3依赖性机制抑制线粒体自噬,而SIRT3恢复在实验模型中缓解衰老和年龄相关骨丢失。在内皮细胞中,AGEs也与衰老相关血管韧性丧失相关,表明衰老可能促成屏障功能障碍和修复受损。这些发现表明AGE相关衰老整合线粒体质量控制、细胞骨架调节、屏障功能和组织修复。在慢性代谢疾病中,这类不适应应激反应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AGE累积与伤口愈合受损、血管老化、肾功能障碍和退行性组织重塑相关。
3.3.4 血管功能障碍与屏障损伤
血管系统是AGE介导损伤的主要靶点,因为内皮细胞持续暴露于循环AGE加合物、炎症介质、氧化应激和机械力。AGE累积通过降低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增加氧化应激、诱导粘附分子、细胞骨架重塑和破坏细胞间连接促进内皮功能障碍。这些变化损害血管舒张、增加白细胞粘附并损害血管屏障完整性。屏障损伤在微血管床中尤为严重,其中通透性增加允许血浆蛋白渗漏、组织水肿、炎症细胞募集和灌注受损。机制上,AGE暴露已被证明破坏VE-钙粘蛋白相关连接复合物并增加内皮通透性,而近期研究已鉴定涉及β-连环蛋白磷酸化、ADAM10上调、线粒体氧化应激和miR-1-3p/MLCK信号传导的额外途径。这些机制与多种屏障相关,包括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肾小球滤过屏障、肺内皮屏障和肠道血管界面,尽管主导细胞类型和连接结构因组织而异。关键概念是AGE介导血管损伤不仅限于内皮激活,还涉及调节组织稳态的屏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失败。这为糖尿病微血管病、神经血管功能障碍、肾损伤和慢性炎症组织损伤提供机制桥梁,在后续疾病特异性章节中讨论。
3.3.5 细胞外基质重塑与纤维化
细胞外基质重塑和纤维化代表慢性AGE负荷的主要组织层面后果。纤维化不仅限于AGE介导交联,还反映涉及成纤维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激活、过量基质沉积、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平衡改变、可降解性降低和修复反应消退受损的更广泛重塑程序。AGEs可通过几种汇聚机制促成该过程。AGE修饰基质不太允许正常蛋白水解周转,这可限制巨噬细胞和蛋白酶介导的基质消退并延长受损细胞外支架的持续存在。在瘢痕化肝组织中,AGE介导的细胞外基质修饰损害巨噬细胞依赖性重塑,支持糖化应激通过限制基质降解和修复而非仅增加基质刚度促成纤维化的模型。在肾损伤中,近端肾小管RAGE已被证明通过STAT3/ATG7依赖性自噬途径促进纤维化,将AGE–RAGE信号传导与不适应上皮应激反应和纤维化重塑联系起来。在心脏中,AGE–RAGE轴通过激活心脏成纤维细胞和心力衰竭模型中的自噬相关途径促成心肌纤维化。这些发现更新了AGE相关纤维化作为被动基质累积的传统观点。相反,AGEs似乎促进病理修复生态位,其中修饰细胞外基质、持续炎症线索、自噬依赖性应激反应、上皮和成纤维细胞可塑性以及肌成纤维细胞持续存在汇聚。这一区别提供治疗见解:抑制AGE形成可减少新基质损伤,而已建立纤维化可能需要恢复基质可降解性、中断促纤维化信号传导或重塑AGE修饰细胞外生态位的策略。
3.4 正反馈放大回路
AGE介导的组织损伤由正反馈回路维持,其中糖化、氧化应激、炎症和清除受损相互强化。通过AGE–RAGE信号传导、线粒体功能障碍、NADPH氧化酶激活和脂质过氧化生成的ROS可加速反应性羰基中间体的形成,从而增加新AGEs的生成。与此同时,AGE驱动炎症信号传导促进细胞因子释放、白细胞募集、内皮激活和组织应激,所有这些均可加剧氧化和代谢失衡。这种双向关系在慢性代谢和心肾疾病中尤为重要,其中高血糖、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肾损伤和蛋白质稳态能力降低共存。在这些条件下,AGEs不仅是先前代谢损伤的最终产物;它们成为放大维持其持续形成所需生化环境的放大器。近期工作通过将AGE–ROS信号传导与糖尿病并发症中的铁死亡相关途径联系起来扩展了该模型,表明AGE驱动氧化还原失衡也可能与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和调节性细胞死亡相交。这些回路解释了为什么一旦羰基生成、氧化应激、炎症和清除受损变得相互强化,晚期阻断单一下游介质可能不足。治疗策略因此可能需要在不可逆基质和组织重塑主导之前更早或多层次地中断AGE生物学。AGE介导组织损伤的整合非受体依赖性、受体依赖性和正反馈机制为跨疾病领域和临床生物标志物解读AGE相关性提供机制基础。
4 疾病谱与临床评估
AGEs的临床相关性在不同疾病间差异显著,因为AGE形成、组织滞留、肾脏清除、受体激活和测量分区因器官系统而异。本节因此根据证据成熟度和临床可解读性评估AGE生物学。贯穿本节,证据区分为生化或细胞基础、临床前体内、观察性人类、纵向或预后人类以及干预性临床证据。机制和动物研究建立生物学合理性,而观察性人类研究支持关联但仍易受混杂影响;更强的因果推断需要汇聚纵向证据,理想情况下还需要证明靶点参与和功能或临床获益的干预研究。该证据框架指导后续疾病领域的比较性讨论。
糖尿病作为核心临床锚点,因其具有最强的连接糖化、二羰基应激、组织AGE累积和并发症的机制和纵向证据。心血管疾病和CKD随后作为AGE负荷与血管僵硬、组织重塑和清除受损相交的主要背景讨论。神经血管、视网膜、纤维化和衰老相关组织则更谨慎地考虑,因为其证据基础常结合机制合理性、临床前模型和关联性人类数据。本节最后阐明AGE生物标志物应如何在生物学分区之间解读。
4.1 糖尿病
糖尿病是加速AGE形成、组织滞留和可测量并发症相交的最清晰临床背景。在临床层面,其相关性在于慢性高血糖、增加糖酵解通量、氧化应激和降低应激缓冲能力创造的持续代谢环境。在此背景下,甲基乙二醛驱动的二羰基应激提供赖氨酸和精氨酸衍生AGE加合物的快速途径,而乙二醛酶活性、蛋白质稳态、组织蛋白质周转和肾脏处理决定这些修饰是保持短暂还是累积为临床相关AGE负荷。近期加合物组学研究通过显示甲基乙二醛衍生加合物可作为1型糖尿病肾病的预后标志物强化了这一观点,支持从非特异性"总AGE"测量转向种类定义风险标志物。
糖尿病AGE生物学的一个临床显著特征是糖化衍生组织损伤的持久性。长寿命胶原、弹性蛋白、基底膜蛋白和其他细胞外基质成分可在较长时间内保留AGE修饰,从而保存先前代谢应激的生化记录。这种持续性可能促成代谢记忆(metabolic memory),其中早期血糖暴露继续影响后期并发症风险,尽管随后血糖控制改善。糖尿病控制和并发症试验/糖尿病干预和并发症流行病学(DCCT/EDIC)队列的皮肤胶原分析支持该解读,因为葡萄糖烷和MG-H1与1型糖尿病长期微血管并发症进展独立相关。这些数据支持AGE相关组织记忆,同时认识到代谢记忆也涉及表观遗传、炎症、血管和线粒体机制。糖尿病因此应被视为加速AGE生成和组织滞留的核心临床锚点,而器官特异性后果在以下心血管、肾脏、神经、视网膜和衰老相关小节中考虑。关键解读点是糖尿病AGE负荷不是单一测量:循环游离加合物、蛋白质结合加合物、组织交联、皮肤自发荧光和尿液标志物捕捉形成、滞留、周转和清除的不同组合。这些发现提供纵向和预后人类证据,但不建立降低特定AGE种类将减少并发症风险。
4.2 心血管疾病
AGE相关机制通过血管壁修饰、内皮应激、脂蛋白改变和心肌细胞外基质重塑参与心血管疾病。在动脉壁中,AGE修饰胶原和弹性蛋白降低基质顺应性并增加酶促周转抗性,促成动脉僵硬化和不良血管重塑。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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