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奇霉素衍生物克服细菌耐药的结构修饰与构效关系研究进展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Azithromycin Derivatives for Overcoming Antibacterial Resistance: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an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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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药物耐药性已显著削弱了许多抗生素的治疗效果,凸显了开发能够克服细菌耐药的新型抗菌药物的迫切需求。20世纪初抗生素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变革并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抗生素耐药性的惊人增长正威胁着这些成就。抗生素的误用和滥用驱动了微生物的持续进化和适应,

  
抗菌药物耐药性已显著削弱了许多抗生素的治疗效果,凸显了开发能够克服细菌耐药的新型抗菌药物的迫切需求。20世纪初抗生素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变革并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抗生素耐药性的惊人增长正威胁着这些成就。抗生素的误用和滥用驱动了微生物的持续进化和适应,加剧了这一日益严峻的全球健康挑战。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AZM)作为一种具有良好药代动力学特性的广泛使用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正日益受到耐药机制的影响。因此,众多研究人员设计并开发了具有良好抗菌特性的AZM衍生物。本综述总结了AZM结构修饰的研究进展,重点关注侧链修饰、杂环取代、分子杂交及其相关的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SARs)。与AZM相比,部分筛选出的衍生物对耐药病原菌表现出增强的抗菌活性,尽管活性因取代基位置、连接基团结构及整体分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然而,许多AZM衍生物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活性仍然有限,外膜通透性受限和胞内蓄积不足是阻碍其发挥有效抗菌活性的重要屏障。总体而言,AZM的结构修饰是开发潜在抗菌药物的一条有前景的策略,但仍需进一步的药理学和体内研究以确立其治疗潜力。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抗菌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已成为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严重威胁着细菌感染性疾病治疗领域数十年来取得的进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耐大环内酯类肺炎链球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以及耐药革兰氏阴性菌等多重耐药(multidrug-resistant, MDR)病原体的广泛出现,已显著降低了多种临床可用抗生素的有效性。据估计,2019年抗菌药物耐药性直接导致约127万人死亡,并与全球高达495万人的死亡相关。若未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预计到2050年抗菌药物耐药性每年将导致高达1000万人死亡。传统抗生素有效性的持续下降以及新抗生素发现步伐的缓慢,凸显了开发能够克服现有耐药机制并保持良好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特征的新型抗菌药物的迫切需求。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因其广谱活性、优异的组织穿透性、较长的半衰期和安全性特征,至今仍是最成功的抗菌药物类别之一。其中,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AZM)是由红霉素A衍生而来的半合成15元氮杂内酯类抗生素,已成为治疗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性传播感染、胃肠道感染、眼部感染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最广泛使用的处方抗生素之一。在红霉素内酯环中引入甲基取代的氮原子,显著改善了其酸稳定性、口服生物利用度、组织分布和药代动力学特性。AZM主要通过结合细菌50S核糖体亚基内23S rRNA的结构域V,抑制肽链延伸和细菌蛋白质合成而发挥抗菌活性。然而,AZM的临床疗效正逐渐受到各种细菌菌株中快速出现的耐药性的损害,这些耐药机制显著降低了AZM与其分子靶点的亲和力,并导致治疗失败。此外,大环内酯类药物的长期和不恰当使用加速了耐药菌株的传播,进一步凸显了开发下一代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必要性。
药物化学家目前聚焦于对AZM进行理性的结构修饰,以恢复其抗菌效力并克服已建立的耐药机制。AZM独特的分子架构提供了多个可化学修饰的位点,包括C3、C4″、C9a、C11和C12位,以及对德沙米糖(desosamine)和克拉定糖(cladinose)糖部分的修饰。在这些方法中,分子杂交已成为开发具有增强抗菌活性衍生物的重要策略。杂交化合物旨在通过将两种或多种生物活性化合物或其药效团亚基合并到一个具有双重作用模式的新分子结构中,以维持其活性。分子连接基/间隔基通常通过共价键连接各组成药物,其共价键可以是可裂解的(如酯、酰胺、氨基甲酸酯或二硫键)或不可裂解的。可裂解连接基是一种前药策略,而不可裂解连接基则属于杂交药物策略。
2. 文献检索策略
为识别与AZM结构修饰、合成、抗菌评价及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SARs)相关的研究,进行了针对性的文献检索,主要涵盖2020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文献。检索使用了PubMed、ScienceDirect、Scopus、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等搜索引擎或数据库,并结合了如“azithromycin”与“derivatives”、“structural modification”、“antibacterial activity”、“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macrolide resistance”、“molecular hybridization”、“heterocyclic derivatives”和“resistant bacteria”等关键词及布尔运算符。此外,还通过筛选所选出版物的参考文献列表确定了其他相关研究。研究的选择基于其与本叙述性综述目标和范围的相关性,特别关注报告AZM或AZM基衍生物的合成或结构修饰、实验抗菌活性、对敏感或耐药菌株的活性以及/或将特定结构修饰与抗菌特性联系起来的SAR信息的研究。仅关注AZM非抗菌应用、未进行结构修饰的AZM临床使用、无关生物活性或未提供所研究化合物充分信息的研究通常不被考虑。
3. 阿奇霉素概述
红霉素于1952年从Streptomyces erythraeus(现为Saccharopolyspora erythraea)中发现,曾是重要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但其临床应用受限于酸不稳定性、口服生物利用度低、胃肠道不耐受和不良味道。通过红霉素A肟的Beckmann重排开发出的氮杂内酯类化合物,提供了具有改善酸稳定性和增强抗革兰氏阴性菌活性的15元大环内酯骨架。随后对9-二氢-9-脱氧-9a-氮杂-9a-高红霉素A进行还原性甲基化,产生了阿奇霉素(AZM),一种临床上重要的氮杂内酯类抗生素。AZM是一个15元大环内酯,其特征是在C-9位含有甲基取代氮的扩展苷元环,以及德沙米糖和克拉定糖残基。这些结构特征有助于其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包括广泛的组织分布、细胞蓄积和延长的终末半衰期。与其他大环内酯类药物一样,AZM主要通过可逆结合细菌50S核糖体亚基(特别是23S rRNA)来干扰蛋白质合成,从而发挥抗菌活性。AZM骨架包含多个可化学修饰的位点,可用于药物化学优化,同时保留必需的大环内酯药效团。已报道的修饰策略包括C-3、C-4″、C-9a、C-11和C-12位的官能化;德沙米糖和克拉定糖残基的修饰;杂环取代基的引入;以及与其他抗菌药效团的分子杂交。
4. 阿奇霉素的结构修饰与抗菌活性
Grgicevic等人合成了基于缩氨基硫脲的AZM偶联物(大环腙),并评估了其对选定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菌株的生物活性。所有化合物对肺炎链球菌均表现出优异的活性,且对具有外排耐药性(M表型)的肺炎链球菌的活性比AZM高32倍,MIC值范围为<0.125至2 μg/mL。对化脓性链球菌也观察到良好活性。尽管所有化合物对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效力略低于AZM,但部分衍生物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表现出良好活性,而AZM对该菌株无显著活性。化合物3对粪肠球菌表现出优异活性(MIC < 0.125 μg/mL)。4″-衍生物对革兰氏阴性菌流感嗜血杆菌表现出中等活性。
Qin等人合成了一种带有1,2,3-三唑侧链的新型3-O-取代15元氮杂内酯化合物4,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化合物4对粪肠球菌的活性与AZM相当(MIC均为4 μg/m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和枯草芽孢杆菌ATCC9372的MIC值为8 μg/mL。值得注意的是,化合物4对临床分离的屎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43300和金黄色葡萄球菌PR的活性均优于AZM。对临床屎肠球菌分离株,化合物4的MIC值为8 μg/mL,而AZM为256 μg/mL,MIC值降低了32倍。构效关系表明,1,2,3-三唑侧链上带有最长烷基取代基(戊基)的衍生物通常对屎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43300和金黄色葡萄球菌PR表现出强效抗菌活性。分子对接表明,化合物4的核心结构与AZM大致重叠,而戊基则延伸至大肠杆菌核糖体的A752碱基附近,可能通过疏水或静电相互作用与23S rRNA的A752相互作用。
Isozaki合成了AZM衍生物6和7,并评估了其抗非结核分枝杆菌的活性。AZM对野生型MAC表现出MIC≤1 μg/mL的抗菌活性,但对耐大环内酯类MAC菌株无显著活性(MIC > 128 μg/mL)。在O4位带有间位取代苄基的化合物6和7对耐大环内酯类胞内分枝杆菌无活性(MICs ≥ 64 μg/mL),但对耐大环内酯类鸟分枝杆菌表现出MICs ≤ 16 μg/mL的活性。化合物6(含3-吡啶基)对耐大环内酯类鸟分枝杆菌的MIC为4 μg/mL,与泰利霉素相当。对于野生型鸟分枝杆菌和胞内分枝杆菌,化合物7的MIC值低于衍生物5。间位取代的苄基部分与对野生型MAC的增强活性相关,而对位取代的苄基则与抗耐大环内酯类菌株的活性相关。
Yeon等人合成了靶向细菌核糖体的AZM-特地唑胺(tedizolid, TDZ)杂交化合物8和9。化合物8和9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MIC分别为0.5和0.25 μg/mL,而AZM为2-32 μg/mL。通过冷冻电镜解析了化合物8和9与大肠杆菌核糖体复合物的结构。化合物9对所有测试的erm介导耐药菌株均有活性,包括诱导型和组成型表型,并保留了对携带L4和L22核糖体蛋白突变及23S rRNA突变(A2058G/A2059G)菌株的活性。然而,葡萄球菌中Cfr介导的A2503甲基化可诱导对化合物9的耐药性。化合物9对几乎所有测试菌株均保留活性,其MIC值大多比TDZ高2-8倍,但与利奈唑胺相比,化合物9对所有测试菌株的活性均相当或更高。研究还评估了化合物8和9对人细胞蛋白质合成的影响,显示其对胞质和线粒体蛋白质合成的调节方式与母体药物不同。
Li等人合成了新型11,4″-二取代AZM类似物11-13,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化合物11-13的C-11侧链末端均含相同的3,5-二硝基苯基,对肺炎链球菌ATCC 49619、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5923、鼠伤寒沙门氏菌TA102、肺炎链球菌B1、肺炎链球菌A22072和肺炎链球菌AB11均表现出强效活性。化合物11-13对红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B1、A22072和AB11的活性分别比AZM高512倍、133倍和128倍。这些发现表明,在C-11引入芳基氨基甲酰侧链并结合延长的C-4″双酰胺侧链,可增强对选定革兰氏阳性菌的活性。
Volynkina等人合成了AZM与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CLM)和甲硝唑(metronidazole, MNZ)的杂交分子,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AZM-CLM杂交体对革兰氏阳性肺炎链球菌ATCC 49619表现出亚微摩尔级的抗菌活性。与AZM偶联CLM略微减弱了效力,但所有新化合物的MIC值均低于CLM。引入更柔性的二乙二醇片段有助于杂交化合物的抗菌活性。AZM与MNZ的偶联通常导致抗菌活性较母体抗生素降低,但化合物15a对产孢梭菌ATCC 19404的活性增强(MIC为0.25 μg/mL,而AZM为4 μg/mL)。对于衍生物15a-g,观察到连接基结构与抗菌活性之间的一致关系,其中2-(2-(2-氨基乙氧基)乙氧基)乙烷连接基与化合物14f和15f的最高活性相关。
Habinovec等人合成了AZM-缩氨基硫脲偶联物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大环腙16a的整体抗菌活性略高于17b。与AZM相比,两种化合物对组成型耐药菌株的效力均有所提高,对包括肺炎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内的外排耐药革兰氏阳性菌的活性相似或更高。生物活性在差向异构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Martynov等人合成了带有含氮杂环的4″-修饰AZM衍生物,并对其进行了评估。所有偶联物(除含异烟酰胺片段的18c、19c和20c外)对红霉素敏感菌株肺炎链球菌ATCC 49619均表现出良好活性。然而,只有某些含有稠合杂环部分(如喹啉、喹喔啉和吲哚)或吡啶甲酸的衍生物,对其他敏感菌株(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9213和粪肠球菌ATCC 29212)表现出显著活性。构效关系分析表明,3-氨基丙基氨基甲酸酯连接基通常赋予优于其他连接基的抗菌活性。选定的衍生物对携带mef和erm耐药决定簇的耐大环内酯类肺炎链球菌菌株均具有抑制活性。
Yan等人合成了11,12-环状碳酸酯4″-O-芳烷基乙酰肼酰基AZM衍生物21a-d,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化合物21d对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5923的MIC为2 μg/mL。化合物21a-c对青霉素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31007的MIC为4 μg/mL,而对照药物MIC >128 μg/mL。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43300,化合物21a-d的MIC值分别为4、2、2和4 μg/mL。分子建模提示4″-O-乙酰肼酰基侧链与肽基转移酶中心区域的核苷酸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Jedna?ak等人合成了抗感染大环腙并评估了其抗菌活性和构效关系。与AZM相比,4″-氨基丙基-大环腙22a-c对肺炎链球菌和外排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活性有所提高,MIC值范围为4至8 μg/mL。化合物22a-c对粪肠球菌也表现出活性,MIC为1 μg/mL,而AZM为8 μg/mL。构效关系表明,抗菌活性受缩氨基硫脲侧链位置的强烈影响,侧链末端区域存在极性羟基或醚氧原子与较低的MIC值相关。
5. 构效关系
5.1 修饰位点的影响
AZM骨架包含多个可化学修饰的位点,包括C-3、C-4″、C-9a、C-11和C-12。现有数据表明,生物活性高度依赖于取代位置。C-3和C-4″的修饰已产生对选定耐药革兰氏阳性菌活性增强的衍生物,而C-4″与C-11/C-12区域的同时修饰则产生了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活性特别增强的衍生物。在含缩氨基硫脲的AZM衍生物中,取代位置的重要性尤为明显,在4″、3″和9a位系统性地改变连接位点导致了显著不同的抗菌谱,其中4″-取代的大环腙通常表现出最有利的抗菌特性。
5.2 C-3取代与侧链长度的影响
C-3位的修饰为在不完全破坏AZM大环骨架的情况下引入额外药效团元素提供了有效途径。代表性实例是带有1,2,3-三唑侧链的3-O-取代氮杂内酯化合物4。与AZM相比,化合物4对包括屎肠球菌和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内的几种耐药菌的活性有所提高,MIC值为8-16 μg/mL,而AZM为256 μg/mL或更高,对应16-32倍的改善。重要的构效关系观察是连接到三唑部分上的烷基链长度的影响。含有最长烷基取代基(戊基)的化合物4对几种耐药菌株表现出该系列中最强的活性。分子对接表明戊基延伸至细菌核糖体的A752区域,可能提供超出母体AZM骨架的额外相互作用。
5.3 C-3取代与侧链长度
C-3位的修饰为在保留核心AZM骨架的同时引入额外药效团基团提供了机会。Qin等人报道了一种含有1,2,3-三唑侧链的3-O-取代15元氮杂内酯(化合物4)。该衍生物对包括屎肠球菌和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内的几种耐药菌的活性较AZM有所提高,MIC值为8-16 μg/mL,而AZM为256 μg/mL或更高,对应16-32倍的改善。烷基链长度对活性有显著影响,戊基取代的三唑衍生物在该系列中表现出最有利的活性。分子建模表明戊基可延伸至细菌核糖体的A752区域,可能提供额外的靶点相互作用。
5.4 C-4″修饰与含缩氨基硫脲侧链
C-4″修饰已成为改善AZM衍生物抗菌活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Grgi?evi?等人报道的基于缩氨基硫脲的AZM偶联物(大环腙)对耐药菌表现出增强的活性。这些衍生物对肺炎链球菌表现出优异的活性,对外排耐药M表型菌株的活性比AZM高32倍。几种衍生物还对AZM几乎无活性的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活性。然而,它们对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活性通常低于AZM,表明结构修饰可能优先改善对耐药表型的活性,而非普遍提高效力。进一步构效关系分析表明,侧链位置和末端官能团强烈影响抗菌活性,侧链末端区域存在极性羟基或醚氧原子与较低的MIC值相关,表明氢键相互作用可能有助于改善核糖体识别。
5.5 杂环取代
将含氮杂环引入AZM骨架是修饰抗菌活性的另一种策略。Martynov等人研究的4″-修饰AZM衍生物中,选定的衍生物对携带mef和erm相关耐药机制的肺炎链球菌菌株保留活性。杂环取代基的性质和架构是重要的构效关系决定因素,不同的杂环和连接基架构产生不同的抗菌谱,表明适当空间定位的额外杂环可能产生与核糖体或其他细菌靶点的新相互作用,从而降低对已建立耐药机制的敏感性。
5.6 C-11和C-12修饰
C-11和C-12区域的修饰也产生了抗菌活性显著改善的AZM衍生物。Li等人报道的11,4″-二取代AZM类似物含有C-11芳基氨基甲酰基和延长的C-4″侧链。化合物11-13对敏感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优异的活性,更重要的是,对红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的活性显著提高,对选定耐药菌株的活性比AZM高128-512倍。多位点修饰可产生通过单一位置修饰无法实现的互补相互作用。Yan等人报道的11,12-环状碳酸酯AZM衍生物带有4″-O-芳烷基乙酰肼酰基侧链,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活性有所提高,对青霉素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为4 μg/mL,对MRSA的MIC为2 μg/mL。
5.7 糖区域的修饰
糖部分的修饰也影响AZM活性。Isozaki等人研究的衍生物6和7含有在葡萄糖部分O4位的间位取代苄基以及三唑结构特征。这些衍生物对耐大环内酯类鸟分枝杆菌的活性较AZM有所提高,但对胞内分枝杆菌的活性仍然有限。含3-吡啶基的化合物6对耐大环内酯类鸟分枝杆菌的MIC为4 μg/mL,与泰利霉素相当。糖区域修饰可影响靶点识别和抗菌活性,特别是对非结核分枝杆菌,但仅修饰糖区域可能不足以克服所有大环内酯耐药机制。
5.8 分子杂交与连接基效应
分子杂交是将额外抗菌药效团引入AZM骨架的重要策略。AZM杂交体的抗菌活性表明,杂交并不一定产生协同活性。第二药效团的身份、连接位点、连接基长度、柔性和整体分子架构均影响生物活性。AZM-特地唑胺杂交体是重要实例。化合物8和9对几种耐大环内酯类和噁唑烷酮类细菌菌株保留活性。化合物9与利奈唑胺相当或更有效,并保留了对携带影响大环内酯类和噁唑烷酮类耐药机制的菌株的活性。连接基架构是重要的构效关系决定因素,连接基必须提供足够的柔性以正确定位第二药效团,同时避免过度的分子尺寸或构象自由度。相比之下,AZM-氯霉素和AZM-甲硝唑杂交体通常表现出低于母体化合物预期的活性,尽管连接基结构的差异影响了抗菌效力。增加分子复杂性并不自动改善抗菌活性,连接基必须保持适当的分子构象、靶点可及性和细菌渗透性。
5.9 极性、电离与氢键能力
极性、电离和疏水性之间的平衡是另一个重要的构效关系决定因素。在大环腙系列中,引入极性羟基和醚官能团与改善活性相关,而更大的阳离子或两性离子特征以及氢键能力也被认为是有利的。然而,增加极性并不一定改善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活性。一些AZM衍生物尽管对革兰氏阳性耐药菌的活性显著改善,但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活性较弱,表明外膜通透性和胞内蓄积仍然是重要的限制因素。
5.10 哺乳动物翻译与线粒体毒性:转化构效关系框架
AZM衍生物的抗菌构效关系不能与宿主核糖体和线粒体潜在风险分开。线粒体核糖体保留细菌进化特征,使得抑制线粒体蛋白质合成成为抑制细菌翻译的抗生素在机制上合理的脱靶风险。实验工作已报道了阿奇霉素本身的线粒体效应,包括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线粒体结构改变、活性氧产生以及对人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哺乳动物细胞增殖的剂量依赖性抑制。C-3和C-11系列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证据缺口。化合物4对选定耐药菌株的活性显著改善,但研究未报告哺乳动物细胞毒性、CC50值或线粒体翻译数据。同样,化合物11-13对红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菌株产生了显著的倍数改善,但缺乏匹配的哺乳动物CC50与MIC分析,无法确定额外的C-11/C-4″官能团是否改善细菌选择性。AZM-特地唑胺杂交系列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冷冻电镜研究评估了哺乳动物蛋白质合成,显示杂交体对胞质和线粒体蛋白质合成的调节方式与母体药物不同,表明杂交可以减弱或保留宿主翻译风险,应将其视为需要优化的结构-毒性关系。
5.11 革兰氏阴性菌通透性、外排与理化约束
综述数据揭示了反复出现的革兰氏阴性菌活性悬崖,这应被理解为通透性-外排-靶点结合问题,而非简单的核糖体结合失败。细菌核糖体靶点在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中高度保守,但许多扩展的AZM衍生物对大肠杆菌的MIC >32-64 μg/mL。AZM样大环内酯因其大分子尺寸和两亲/亲脂特性,已占据不利于革兰氏阴性菌渗透的理化空间。革兰氏阴性菌外膜是阿奇霉素及相关大环内酯的有效渗透屏障。仅仅添加更大的杂环或第二种抗生素药效团可以改善革兰氏阳性耐药谱,但同时可能恶化革兰氏阴性菌活性,因为修饰可能增加分子体积、疏水表面、构象复杂性或极性,而未创造跨外膜的有效途径。综述研究通常从MIC值推断渗透减少,而非直接测量潜在屏障,因此“细胞渗透减少”应作为合理解释而非已证实的机制。严格的诊断组合应比较野生型和外膜通透化菌株、同源外排敲除或外排过表达菌株,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胞内蓄积测量。
5.12 对接与结构证据的解读
综述中的分子对接和结构观察应根据其证据强度进行分类。对接可以生成合理的姿态并识别候选相互作用,但对接分数和视觉接近性并不能确立结合亲和力或证明特定接触负责抗菌活性。因此,化合物4的戊基-A752相互作用应被描述为假说。冷冻电镜提供了比对接更强的结构证据,因为它直接观察核糖体复合物中配体相关的密度,但即使解析了姿态,也不能单独确定哪些个体接触主导亲和力或活性。Yeon等人的研究特别有信息量,因为结构定位与微生物学测试和哺乳动物蛋白质合成测定相结合。在整个综述中,应区分“观察到的密度/姿态”、“与提议的相互作用一致”和“实验证明的贡献”。在没有ITC、SPR、竞争结合、突变、生化或等效正交验证的情况下,原子级相互作用声明应保持明确的前提性。
5.13 总体构效关系趋势
综述研究支持一个更具选择性的构效关系框架。C-3修饰可为AZM骨架添加官能团提供途径,但侧链延伸的益处取决于具体情况,可能被通透性或安全性代价所抵消。C-4″修饰在耐药导向的优化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当附加基团正确定位且连接基平衡极性、电荷和构象自由度时。C-11/C-12修饰与互补的C-4″取代结合时,可对选定的红霉素耐药菌产生显著改善,但MIC改善的幅度不应等同于已证实的治疗优势。当两种药效团与相邻核糖体位点在几何上兼容时,分子杂交可提供真正的耐药绕过潜力,如结构表征的AZM-特地唑胺系列所示;然而,杂交也可能通过受损蓄积或不利的连接基几何降低活性。核心药物化学教训是,耐药规避需要同时优化靶点结合、耐药机制规避、细菌通透性、胞内蓄积和宿主安全性。最有前景的先导化合物不一定是具有最大MIC倍数改善或最复杂结构的衍生物,而是那些在低绝对MIC值下保留抗菌效力,同时控制哺乳动物翻译、线粒体功能、通透性和药代动力学风险的化合物。倍数改善值应与绝对MIC值一起解读,耐药突破活性本身不应被解释为高效抗菌效力的证据。
6. 结论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日益普遍已显著降低了AZM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临床有效性,凸显了对AZM进行结构修饰以增强其抗菌潜力的必要性。本综述表明,AZM多功能的15元氮杂内酯骨架提供了多个可化学修饰的位点,包括C-3、C-4″、C-9a、C-11和C-12,以及德沙米糖和克拉定糖部分,可用于理性的结构修饰。所讨论的研究表明,侧链修饰、杂环引入、糖修饰和分子杂交可显著改变抗菌活性。然而,证据也暴露了当前AZM衍生物文献中一个持续存在的局限性:抗菌效力通常比细菌暴露、哺乳动物选择性和作用机制得到更严格的表征。几种衍生物对选定耐药菌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MIC倍数改善,但这些改善并未持续伴随哺乳动物CC50/IC50测量、线粒体和胞质翻译测定、胞内蓄积研究、通透性/外排分解或直接靶点结合实验。该领域应超越“更有效”和“结构更复杂”作为进展的主要指标。未来的AZM衍生物研究应尽可能确立四个关联特性:对临床相关耐药病原体的低绝对MIC值;可证明的哺乳动物选择性指数或治疗窗口;化合物到达并在相关细菌区室中蓄积同时克服通透性和外排屏障的证据;以及支持所提议分子机制和靶点结合的直接或正交证据。孤立的MIC倍数改善应被视为构效关系观察,而非治疗突破,除非有补充的安全性、暴露和机制证据支持。AZM药物化学的未来应从积累日益复杂的类似物转向机制、暴露、安全性和可开发性驱动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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