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Optimization of Anticoagulation Strategy Dur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in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摘要
目的:新生儿止血系统发育不成熟,使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期间的抗凝管理复杂化。目前临床实践主要沿用成人方案中的初始肝素剂量400 U/kg,但针对新生儿的特异性指南及高质量证据仍然缺乏,该策略常无法实现充分抗凝。本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初始肝素剂量600 U/kg在优化新生儿CPB抗凝管理中的作用。
患者与方法:本前瞻性、随机、对照、单盲试验共纳入76例接受CPB的新生儿,随机分配接受初始肝素剂量600 U/kg(n=38)或400 U/kg(n=38)。主要终点为CPB前至CPB后凝血酶原片段1+2(prothrombin fragment 1+2, F1+2)的变化值(ΔF1+2)。次要终点包括初始肝素负荷后达到活化凝血时间(activated clotting time, ACT)阈值的患儿比例、围术期凝血指标、术后出血量、输血需求及不良临床结局。
结果:600 U/kg组与400 U/kg组的平均ΔF1+2分别为0.70 nmol/L与4.08 nmol/L(治疗组减对照组均值差为?3.38 nmol/L;95%置信区间,?4.58至?2.18;P <0.001)。初始剂量后ACT目标达标率在600 U/kg组更高(84.2% vs 44.7%,P < 0.001)。手术准备时间更短(中位数31.50 vs 36.50分钟,P = 0.028),追加肝素用量更低,而肝素总剂量无显著差异。次要终点显示72小时胸腔引流量及白蛋白用量更低,机械通气时间更短(P分别为0.036、0.028和0.031)。红细胞、血浆及血小板输注需求及多数其他临床结局无显著差异。600 U/kg组发生1例院内死亡,400 U/kg组无死亡。完整病例敏感性分析支持主要发现。
结论:新生儿CPB中初始肝素剂量600 U/kg与更小的F1+2升高及更好的初始ACT反应相关。仍需更大规模研究以确定其临床获益与安全性。
临床试验注册号:ChiCTR2300069157。
新生儿体外循环抗凝策略优化的随机对照试验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是新生儿心脏直视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在CPB过程中,循环血液与非内皮化的体外循环管路表面接触,加之手术组织损伤,可激活凝血系统并促进凝血酶生成;同时CPB还伴随复杂的炎症反应和止血功能紊乱。因此,有效抗凝是新生儿CPB管理的关键环节,既要限制凝血激活和管路血栓形成,又要避免过度抗凝导致的出血。普通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仍是CPB中最常用的抗凝药物,其抗凝效果依赖于抗凝血酶(antithrombin, AT),患者AT活性的差异可能影响对肝素的反应。
新生儿具有发育阶段特有的止血系统特征,其凝血因子和抗凝蛋白水平与成人存在年龄相关的差异,包括凝血酶原、抗凝血酶Ⅲ(antithrombin Ⅲ, AT-Ⅲ)等循环浓度较低。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早产儿肝素清除更快、血浆半衰期更短;婴儿研究也发现,基线AT活性较低者肝素给药后抗Xa活性更低,术中肝素需求量更高。这些发现提示,新生儿肝素剂量策略的评估应充分考虑发育性止血特点及实际抗凝反应。
在此背景下,新生儿特异性抗凝策略亟需进一步评估。2025年美国体外技术学会(AmSECT)儿科与先天性灌注实践标准强调患者特异性初始肝素剂量和抗凝检测指导补充,但未规定统一的新生儿初始剂量或活化凝血时间(activated clotting time, ACT)阈值。在该试验开展前,研究中心依据2019年NATA指南常规在CPB前给予初始全身剂量400 U/kg肝素,目标ACT >480 s,未达标时追加肝素。然而该策略并不能确保所有新生儿达到预期ACT目标。研究人员前期发表的回顾性研究显示,61.5%的新生儿在初始400 U/kg负荷后未能达到目标ACT阈值。即使CPB开始前已达到ACT目标,CPB期间仍可能需要追加肝素。这些观察支持进一步评估新生儿初始肝素剂量策略。
除初始负荷后ACT反应外,抗凝策略评估还应考虑对凝血酶生成的影响。ACT仍是CPB期间抗凝监测的主要方法,但ACT测量全血凝固时间,不能直接量化体内凝血酶生成。新生儿在CPB期间肝素抗Xa活性较低,CPB后凝血酶生成和活性标志物高于年长儿童。凝血酶原片段1+2(prothrombin fragment 1+2, F1+2)是凝血酶原激活的生化标志物,反映体内凝血酶生成,其CPB前后浓度变化可为抗凝策略比较提供补充信息。
研究人员前期在30例择期CPB新生儿中开展的小型前瞻性随机试验探索了不同初始肝素剂量(400、500和600 U/kg)的效果,结果提示600 U/kg可获得更优的ACT目标达标率,为本次研究剂量选择提供了初步支持。但该预试验规模小,未直接比较600 U/kg与中心常规的400 U/kg初始剂量。600 U/kg初始剂量是否较400 U/kg产生更小的CPB相关F1+2升高仍有待评估。为此,本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600 U/kg与400 U/kg初始肝素剂量策略(均随后采用ACT指导补充),主要效应指标为两组F1+2浓度变化(CPB后减CPB前)的均值差,假设600 U/kg策略较400 U/kg策略产生更小的F1+2平均升高。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单盲临床试验,于2023年2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开展,经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No. 2022–1830),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2300069157)。共76例新生儿按1:1随机分配至600 U/kg肝素组(治疗组)或400 U/kg组(对照组)。纳入标准为年龄≤28天的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患儿,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Ⅳ级,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署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包括术前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肝/肾/神经系统疾病、术前体外生命支持、血型不明或凝血数据不完整。剔除标准为术后24小时内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者。随机序列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部门采用计算机随机系统生成,采用简单随机化,无区组或分层。主要终点为F1+2变化值(ΔF1+2,定义为CPB后减CPB前,nmol/L),CPB前血样在初始肝素剂量后5分钟内、首次ACT测量时、任何追加肝素前采集;CPB后血样在CPB终止时、鱼精蛋白给药前采集。次要终点包括CPB前后凝血参数变化、初始肝素后ACT目标达标率、术后72小时出血量、围术期血液制品使用(红细胞、血小板、新鲜冰冻血浆、白蛋白)、大出血发生率、院内死亡率、住院时间及其他不良结局。样本量计算基于前期数据,假设组间差0.10 nmol/L、标准差0.14 nmol/L,80%效能、α=0.025(单侧),每组需32例,考虑10%脱落率后每组36例(共72例),实际随机化76例。主要分析遵循意向性治疗(intention-to-treat, ITT)原则,两名随机化后需ECMO的参与者符合剔除标准,其F1+2未检测,因此在缺失随机(missing-at-random, MAR)假设下采用预测均值匹配法在组内分别填补缺失ΔF1+2值,并报告合并组均值和组间均值差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敏感性分析包括对缺失值偏移场景的检验、74例完整病例的Welch t检验及非参数bootstrap。ACT读数999 s表示ACT≥999 s,组间比较采用Log rank检验,将封顶读数视为右删失。统计分析使用SPSS 26.0,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2023年2月至2024年12月期间筛查82例计划接受择期心脏手术的新生儿,6例因符合排除标准被排除,76例随机化,每组38例;2例因术后24小时内需ECMO被排除于敏感性分析,但均保留在意向性治疗主要分析中。因此每组37例有配对F1+2数据,其余2个ΔF1+2值采用多重填补。两组基线人口学特征、术前实验室结果及CHD类型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术中数据:CPB持续时间无显著差异,但治疗组手术准备时间更短,为31.50(24.00, 39.00)分钟 vs 对照组36.50(30.25, 44.75)分钟(P = 0.028)。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无组间差异证据(P = 0.799)。初始肝素负荷后ACT达标率治疗组显著更高(84.2% vs 44.7%,P < 0.001),风险比为1.88(95% CI 1.29至2.75),绝对风险差为39.5个百分点(95% CI 18.1至56.3)。CPB前肝素总剂量中位数分别为608.59(600.00, 722.87)vs 600.00(424.43, 652.90)U/kg(P = 0.081)。治疗组CPB前(P < 0.001)和CPB开始后(P = 0.0498)追加肝素使用更低。尽管初始剂量不同,整个CPB期间全身肝素总剂量为663.62(600.00, 800.00)vs 640.87(600.00, 826.75)U/kg(P = 0.723),鱼精蛋白剂量无组间差异证据(P = 0.154)。
凝血参数:CPB前F1+2水平分布无组间差异证据(P = 0.875)。CPB后F1+2治疗组为3.53(2.82, 4.23)nmol/L,对照组为5.77(3.81, 9.46)nmol/L(P < 0.001)。CPB后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治疗组为64.60(57.70, 71.70)s,对照组为53.60(46.70, 68.40)s(P = 0.003)。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 TT)分布亦存在差异,中位数分别为19.40(17.90, 20.70)vs 18.25(17.25, 19.55)s(P = 0.021)。D-二聚体为1.76(1.30, 4.40)vs 5.68(2.73, 9.59)μg/mL(P = 0.002),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s, FDP)为5.08(3.27, 15.19)vs 10.29(6.52, 22.10)μg/mL(P = 0.003)。ACT在初始肝素剂量后(P = 0.014)和CPB期间第二次测量(CPB-T2;P = 0.001)存在组间差异,其余四个时间点无组间差异证据。
术后出血、输血与血流动力学:72小时累积胸腔引流量在两组均逐渐增加,72小时时差异显著(P = 0.036),12、24、48小时比较P值分别为0.299、0.173和0.076。72小时内白蛋白用量治疗组为2.62(1.78, 3.48)g/kg,对照组为3.33(2.34, 4.73)g/kg(P = 0.028)。72小时内及住院期间其他血液制品使用相当。PICU入院时血小板计数在探索性比较中存在差异(P = 0.007),治疗组更高。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各时间点比较均未达P <0.05,围术期血管活性–正性肌力评分(vasoactive–inotropic score, VIS)相似。
临床结局与并发症:治疗组发生1例院内死亡(1/38, 2.6%),对照组无(0/38;P = 1.000)。大出血和因出血再次手术均为治疗组0/38 vs 对照组1/38(P均为1.000)。机械通气时间治疗组为45.00(26.00, 74.25)h,对照组为52.50(42.75, 142.00)h(P = 0.031)。PICU停留时间和住院时间P值分别为0.093和0.116。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发生率5/38(13.2%)vs 10/38(26.3%)(P = 0.249)。肝损伤12/38(31.6%)vs 15/38(39.5%)(P = 0.632)。
主要终点:在意向性治疗主要分析中,治疗组合并平均ΔF1+2为0.70 nmol/L(95% CI 0.30–1.11),对照组为4.08 nmol/L(95% CI 2.94–5.22)。治疗组减对照组均值差为?3.38 nmol/L(SE 0.60;95% CI ?4.58至?2.18;双侧P <0.001)。CI上限低于零,在MAR假设下支持600 U/kg初始剂量策略在该生化终点上的优势。当缺失治疗组ΔF1+2分别向上偏移5、10、20 nmol/L时,合并均值差分别为?3.25(95% CI ?4.47至?2.03)、?3.12(?4.41至?1.82)和?2.85(?4.43至?1.28)nmol/L,三个P值均<0.001,主要方向在这些指定场景中持续存在。
敏感性分析:排除术后24小时内需ECMO的2例新生儿后(每组37例),ΔF1+2均值差为?3.35 nmol/L(95% CI ?4.56至?2.14;P <0.001),bootstrap 95% CI为?4.54至?2.22 nmol/L。初始ACT目标率600 U/kg组更频繁(86.5% vs 45.9%;P <0.001)。CPB前准备时间和CPB前及CPB期间追加肝素在600 U/kg组更低(P分别为0.028、<0.001和0.0484)。机械通气时间数值上更短(中位数45 vs 51 h),P = 0.064。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始肝素剂量600 U/kg与较400 U/kg更小的CPB前后F1+2平均升高相关,且更高比例的新生儿在初始负荷后达到ACT目标。探索性分析显示72小时胸腔引流量和白蛋白用量更低、机械通气时间更短,未观察到出血或不良结局的统计学增加。这些发现提示,较高初始肝素剂量联合ACT指导补充可能更好地限制CPB期间凝血酶原激活。然而,探索性临床发现需在更大规模研究中确认。
新生儿CHD患儿具有独特的生理特征,不能视为“小成人”。新生儿生理性低AT水平属于发育性止血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提示病理性缺乏。但在CPB期间,这种发育生理被血液稀释和管路相关因素深刻改变,使肝素药代动力学和抗凝监测复杂化。血液与人工管路接触可能促进凝血激活、纤维蛋白原降解、血小板活化、纤溶及血管活性和炎症介质释放。CPB期间凝血酶抑制不足与不良手术结局相关。
新生儿CPB抗凝的临床研究和指南仍然稀缺。新生儿止血平衡脆弱且随成熟动态变化。本队列基线AT-Ⅲ活性约为成人的40%,可能导致肝素反应性变异。低AT-Ⅲ水平与婴儿CPB中肝素疗效降低和术中肝素需求增加相关。虽然围术期AT-Ⅲ补充已被探索,但研究未报告在减少肝素需求或术后出血/血栓方面的一致获益,且高成本限制了新生儿广泛使用。
发育差异可能影响新生儿肝素反应和剂量需求。此外,许多患儿因复杂CHD存在血栓前状态,加之管路诱导的凝血激活,为评估新生儿CPB初始剂量策略提供了依据。
研究中心在血管解剖和插管准备后给予肝素,CPB启动取决于达到目标ACT(>480 s)。若未达阈值,追加肝素并复查ACT。本试验中600 U/kg组初始剂量后ACT达标率为84.2%,伴随较常规组更短的CPB前准备间隔。600 U/kg组较短的准备时间可能归因于重复肝素给药和ACT检测需求减少带来的操作效率提高。值得注意的是,CPB前全身肝素剂量在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608.59和600.00 U/kg,全身肝素总剂量也无显著差异。这些发现提示较高初始肝素剂量可能具有操作优势。
由于CPB期间抗凝监测是间歇性的,抗凝不足可能直到下次测量才被发现。本研究中600 U/kg初始剂量策略与CPB期间较低追加肝素使用相关,初始负荷后和CPB期间第二次记录测量时ACT值也更高。这一模式与较高初始剂量产生更明显ACT反应一致,可能部分解释ACT指导方案下较低的追加肝素使用。
F1+2被选为主要终点,因其是体内凝血酶原激活和凝血酶生成的生化标志物,是CPB抗凝旨在抑制的关键过程。与受低温、血液稀释、血小板计数和装置特异性测量限制影响的ACT不同,F1+2提供凝血激活的补充信息。这一区别在新生儿CPB中尤为重要,其发育性止血和管路相关变化使ACT解读复杂化。本试验中600 U/kg初始剂量策略与CPB结束时较低的CPB后F1+2水平和较小的CPB前后平均升高相关,与较高初始剂量策略联合ACT指导补充下凝血酶原激活减少一致。
APTT和TT在CPB结束时、鱼精蛋白逆转前测量,患者仍处于肝素化状态。600 U/kg组较高值可能反映该阶段更强的肝素效应。PICU入院时较高血小板计数也可能与围术期血小板消耗减少一致。此外,术后较低D-二聚体和FDP水平进一步提示纤维蛋白转换减少。这些实验室发现与F1+2结果互补,提示600 U/kg初始剂量策略围术期凝血激活较少。
既往研究报道心脏手术患者AT-Ⅲ水平降低与不良术后结局相关。理论上较高肝素剂量可能导致更大AT-Ⅲ消耗和术后更低AT-Ⅲ水平,但本研究未发现组间显著差异。这可能因为肝素主要通过增强AT-Ⅲ活性发挥抗凝作用而非直接降低其浓度,且AT-Ⅲ活性受肝合成、血液稀释和凝血相关消耗等多因素影响。
尽管初始肝素剂量较高,600 U/kg组72小时胸腔引流和白蛋白使用更低,输血需求和不良结局无显著差异,鱼精蛋白剂量也无显著组间差异。这些观察为较高初始剂量策略在研究ACT指导补充方案内的可行性提供了初步支持。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该单中心试验仅随机化76例新生儿,研究以F1+2为效能计算依据而非出血、输血或死亡率等临床终点,结果应谨慎解读。麻醉医师和灌注师因直接参与给药和抗凝管理必然非盲,可能影响术中管理。ACT分析仪上限为999 s,达到上限的值按999 s右删失分析,可能减弱术中ACT组间差异。单中心研究可能受当地手术方案、患者特征和机构资源影响,限制普适性。凝血酶生成标志物未在多个CPB内时间点测量,限制凝血动力学详细评估。随访仅限于术后早期,对凝血功能和临床结局的长期影响仍未知。次要结局比较未进行多重性校正。因此,本研究发现应视为单中心机制性证据而非改变实践的确定性证据,需在更大规模、最好多中心、以临床结局为效能依据的试验中验证。
结论:新生儿CPB中初始肝素剂量600 U/kg改善了首次ACT目标达标率并减少凝血酶生成(ΔF1+2更低)。然而,这些效应未转化为输血或临床结局的差异,需更大规模研究评估其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