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小分子抑制剂:分子机制与治疗潜力

《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Targeting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with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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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在细胞外基质重塑、免疫逃逸和治疗耐药中的多面作用,使其成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关键但尚未充分开发的节点。尽管小分子药物

  
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在细胞外基质重塑、免疫逃逸和治疗耐药中的多面作用,使其成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关键但尚未充分开发的节点。尽管小分子药物在基质调节方面较生物制剂具有实际优势,但对其机制多样性和转化障碍的系统性理解仍不完整。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综述整合了当前关于维持CAF活化及致病功能的主要信号轴——TGF-β/STAT3、NF-κB、Notch、Hedgehog、PI3K/AKT及CXCL12/CXCR4——的现有知识。与既往CAF综述不同,本综述特别强调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FAP)靶向小分子配体的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SAR)优化,以及通过脂肪酸偶联和卟啉整合实现的药代动力学优化,后者可显著提高肿瘤滞留。代表性药理学抑制剂——包括烟酰胺N-甲基转移酶(nicotinamide N-methyltransferase, NNMT)、磷酸二酯酶5A(phosphodiesterase 5A, PDE5A)和NADPH氧化酶4(NADPH oxidase 4, NOX4)抑制剂——被评估其重塑免疫抑制网络的能力,并关注其与化疗药物、免疫检查点阻断剂或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联合时的协同作用。新兴证据表明,CAF的异质性和可塑性对单药疗效构成根本性障碍,而合理设计的联合方案在临床前模型中产生更优的抗肿瘤结局。研究人员进一步识别了关键知识空白——包括缺乏CAF亚群选择性药物、泛FAP抑制的药理毒理学问题尚未解决,以及生物标志物引导的患者分层有限——并讨论了在大规模临床采用前必须克服的转化和监管障碍。总体而言,本综述认为CAF定向药物治疗的未来不在于不加区分地清除,而在于亚群选择性重编程,且临床成功将日益依赖于生物标志物引导的患者分层和基于机制的多种药物时序安排,而非孤立的靶点抑制。

主体内容总结

CAFs:肿瘤基质的构建者
CAFs的起源与异质性
CAFs的来源多样,主要包括局部组织成纤维细胞的活化、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骨髓来源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的募集以及其他来源如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和门静脉成纤维细胞(portal vein fibroblasts, PF)。随着单细胞测序等技术的应用,CAFs的亚型分类日益精细。经典亚型包括:肌成纤维细胞样CAF(myofibroblast-like CAF, myCAF),高表达α-SMA,主要参与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重塑和组织收缩;炎症性CAF(inflammatory CAF, iCAF),分泌大量IL-6、IL-8、VEGFA等炎症因子,通过旁分泌方式调节免疫微环境并促进肿瘤免疫抑制;抗原呈递CAFs表达MHC-II分子,理论上具有抗原呈递功能。此外还鉴定出脂质负载CAF、血管CAF、基质相关CAF、补体分泌CAF及代谢CAF等功能特化亚型。CAFs起源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功能的显著差异,不同亚群在ECM重塑、免疫调节和代谢重编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模式。原发和转移部位的CAFs也显示出显著的异质性,包括起源、活化方式、标志物表达和功能表型的差异。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FAP)是CAF的重要标志物,其表达水平在不同起源的CAF亚群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CAF亚群对小分子抑制剂的敏感性确实存在差异。
CAFs的核心促肿瘤功能
CAFs通过多种机制发挥强大的促肿瘤功能。首先,CAFs通过分泌一系列旁分泌因子直接刺激癌细胞增殖和存活,如结直肠癌中CAFs分泌的netrin-1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可直接驱动肿瘤细胞生长和迁移;乳腺癌中CAFs通过上调Runt相关转录因子3(RUNX3)表达促进癌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其次,CAFs是ECM的主要重塑者,通过分泌大量基质降解酶(如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和基质蛋白,重塑ECM的物理和生化结构,为肿瘤细胞侵袭创造“轨道”。在结直肠癌中,THBS2+ CAFs分泌COL8A1,与恶性细胞表面的ITGB1受体结合,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并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MT),直接导致化疗耐药。第三,CAFs是塑造免疫抑制性TME的关键参与者,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将抗肿瘤免疫转变为促肿瘤免疫。例如,结直肠癌中肿瘤细胞来源的脂肪酸可激活CAFs中的TLR4/Syk/NF-κB信号级联,最终导致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向促肿瘤表型极化;CAFs还通过表达SPARC等蛋白直接抑制T细胞功能。第四,CAFs通过分泌VEGF、FGF、PDGF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 SDF-1)等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第五,CAFs是多种癌症治疗(包括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耐药的重要介质,可通过诱导EMT、重塑ECM、激活替代信号通路和创造利于干细胞的微环境来抵抗治疗。最后,CAFs通过与肿瘤细胞形成代谢共生关系支持肿瘤快速生长,如在肿瘤缺氧环境中通过自噬途径为周围癌细胞提供丙氨酸和铁等关键营养物质。
靶向CAFs的小分子抑制剂
驱动CAF活化和功能的关键信号通路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是诱导成纤维细胞向CAF转分化的关键因子之一。在胰腺癌中,TGF-β1激活激酶1(TAK1)在CAF中显著上调,驱动CAF向促肿瘤的炎症性CAF表型转化;STAT3信号通路同样关键,结直肠癌中CAFs通过旁分泌效应激活癌细胞中的STAT3通路并促进肿瘤侵袭转移。NF-κB转录因子是炎症和先天免疫的核心调节因子,在TME重塑中发挥关键作用,肿瘤细胞可通过特定分子调控NF-κB通路招募CAFs。Notch信号在细胞间通讯中发挥进化保守作用,对CAF活化和功能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作为癌基因也可作为肿瘤抑制因子;Hedgehog(尤其是SHH)信号通路是驱动胰腺星状细胞(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 PSCs)向CAF转化的重要上游信号。PI3K/AKT/mTOR通路调节CAF的代谢和增殖,骨肉瘤中CAFs通过分泌因子上调癌细胞磷酸丝氨酸氨基转移酶1(PSAT1)并激活PI3K/mTOR/S6K信号通路,显著促进肿瘤细胞迁移和EMT。CXCL12/CXCR4趋化因子轴是连接CAF与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关键“通讯枢纽”,靶向该轴的抑制剂如AMD3100/plerixafor可通过多种核心机制逆转免疫排斥表型。
靶向CAF特异性表面标志物
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FAP)是一种膜结合丝氨酸蛋白酶,在正常成人组织中几乎不表达,但在多种实体瘤的CAF表面高表达,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泛肿瘤靶点。FAP的高表达与纤连蛋白1(FN1)水平、转移参数和CD8+ T细胞浸润显著正相关。基于FAP酶活性位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FAP抑制剂(FAPIs),其中以(4-喹啉基)-甘氨酰-2-氰基吡咯烷为核心骨架结构最为经典。为克服早期FAPI衍生物血液清除快和肿瘤滞留时间短的药代动力学局限,已开发多种结构优化策略:脂肪酸偶联通过月桂酸(C12)和棕榈酸(C16)与FAPI-04分子偶联,显著延长血液循环时间并增强肿瘤摄取;卟啉修饰将光敏剂整合到FAPI骨架中,延长循环并增强肿瘤滞留,在鼠异种移植模型中产生显著肿瘤生长抑制并延长中位生存期;8位取代策略在(4-喹啉基)-甘氨酰-2-氰基吡咯烷的8位引入取代基,允许偶联螯合剂、染料或其他有效载荷,产生了eFAP-6等新一代化合物。此外,环肽FAP靶向药物FAP-2286在临床前模型中表现出优异的肿瘤摄取和滞留特性。除小分子抑制剂外,FAP的治疗策略还包括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CAR-T细胞疗法和肿瘤疫苗。
药物设计、构效关系与临床转化
靶向CAFs的小分子抑制剂的药化特性
烟酰胺N-甲基转移酶(nicotinamide N-methyltransferase, NNMT)被确定为CAF的关键调节因子。在高分级浆液性卵巢癌中,NNMT通过诱导H3K27me3低甲基化驱动CAF分泌补体,从而招募免疫抑制性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至肿瘤部位。高通量筛选开发出强效特异性NNMT小分子抑制剂,通过抑制NNMT活性逆转CAF介导的免疫抑制、减少MDSCs募集并重新激活CD8+ T细胞,在多种小鼠癌症模型中有效减少肿瘤负荷和转移,并能恢复免疫检查点阻断的疗效。磷酸二酯酶5A(phosphodiesterase 5A, PDE5A)阳性CAF是胃癌中形成免疫抑制TME的关键细胞群,通过分泌CXCL12趋化因子招募CD8+ TEX+LAG3 T细胞,导致T细胞排斥和免疫治疗疗效不佳。伐地那非(vardenafil)作为已知的PDE5A抑制剂,可直接作用于PDE5A分子,抑制其酶活性并阻断PDE5A+ CAF介导的下游PI3K/AKT/mTOR信号通路,减少CXCL12释放和免疫抑制性T细胞的募集。NADPH氧化酶4(NADPH oxidase 4, NOX4)被确定为CAF活化的关键驱动因子,NOX4抑制剂(Nox4i)通过阻断其活性抑制CAF的促纤维化功能,并通过可注射纳米复合水凝胶局部递送实现控释。其他小分子抑制剂还包括PI3K/AKT抑制剂,可用于阻断CAF触发的耐药信号通路并恢复化疗敏感性。
临床前和临床应用现状
多种靶向CAFs的小分子抑制剂已在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巨大潜力。ROCK1抑制剂法舒地尔(fasudil)改善了KPC胰腺癌小鼠模型的总生存期;FAK抑制剂IN10018与ADC的联合方案正在向临床转化。当前针对FAP、TGF-β、CXCR4、FAK等肿瘤基质靶点的临床试验呈现明显特征:FAP管线开发最为广泛,分化为多类放射性核素标记的PET成像探针和177Lu-FAP-2286放射治疗药物,均处于I/II期探索阶段;TGF-β、CXCR4和FAK相关制剂主要为小分子抑制剂、肽拮抗剂和融合蛋白,成熟度各异;CXCR4通路已在血液肿瘤中完成III期试验;高基质负荷实体瘤如胰腺导管腺癌是优先选择,同时扩展到乳腺癌、肺癌、胃食管癌甚至胶质母细胞瘤;联合治疗是研究方案的主流,常与化疗和PD-(L)1免疫抑制剂联合;CXCR4拮抗剂还具有干细胞动员的特殊应用场景。
联合治疗策略
靶向CAFs的小分子抑制剂与其他治疗方法的联合策略发展迅速,形成了多种有前景的联合治疗模式,覆盖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药物、抗体-药物偶联物和天然产物的协同组合。核心机制包括:阻断CAFs介导的免疫抑制信号通路、打破CAFs形成的物理屏障、减少促肿瘤细胞外基质沉积,以及将CAFs从促肿瘤表型重编程为抗肿瘤表型。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时,小分子抑制剂调节CAFs功能可大幅降低ECM密度,促进免疫细胞浸润;与化疗药物联合时,涉及直接抑制CAFs活化或诱导其失活、阻断CAFs与肿瘤细胞间的旁分泌信号、削弱CAFs介导的基质屏障和逆转CAFs驱动的免疫抑制等多个层面;与ADC联合时,FAK抑制剂IN10018可有效减少CAFs相关肿瘤屏障并增强多种靶向HER2或TROP2的ADC的肿瘤摄取。此外,基于纳米平台的多种药物协同递送也是一种有前景的策略。
挑战与未来展望
关键挑战
CAFs的异质性和可塑性使靶向策略的设计极为复杂。不同起源的CAFs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特性和生物学行为;功能上,CAFs具有促肿瘤和抑肿瘤的双重功能,不加区分地清除所有CAFs可能反而清除保护性细胞群并加速肿瘤进展。不同癌症类型之间CAFs亚型标志物和功能特征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对所有肿瘤类型应用统一的靶向策略。CAFs的可塑性指其在不同微环境信号影响下动态切换表型和功能状态的能力,意味着在某一时间点有效的靶向策略可能在肿瘤进展过程中迅速失效。治疗窗口和毒性问题构成临床转化的核心挑战:CAFs的异质性决定治疗窗口,不同亚型对肿瘤进展的贡献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单一靶向策略难以覆盖所有促肿瘤亚型并可能损伤具有抑瘤功能的CAF亚群;纳米药物递送系统面临递送效率和脱靶毒性的双重约束;联合治疗虽提高疗效但毒性管理更为复杂;CAFs在TME中的代谢重编程效应加剧治疗耐药并间接影响毒性耐受;肿瘤微环境的物理屏障特性也限制CAF靶向药物的渗透。耐药机制方面,CAFs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直接诱导癌细胞耐药,CAF来源的外泌体携带特殊分子货物可诱导耐药,CAFs诱导的代谢重编程也是耐药的重要机制。
未来方向
新一代小分子抑制剂的核心发展方向是精确靶向特定CAF亚群、其关键信号通路及其与TME的相互作用,实现CAFs的“重编程”而非“清除”。单细胞测序和空间多组学技术的整合将全面解析CAF亚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异质性,阐明其在肿瘤发展和治疗耐药中的特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基于特定CAF分子亚型的精准治疗策略。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和验证是预测CAF靶向治疗疗效的系统工程,需利用单细胞多组学和空间转录组学技术深入分析CAF亚群的异质性和功能特征,构建整合组织病理学、转录组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信息的综合多模态生物标志物模型,并通过前瞻性临床试验验证CAF相关评分的预测价值。此外,CAF定向小分子的临床开发面临三个未被充分认识的障碍:对组织驻留成纤维细胞的脱靶效应需要谨慎的剂量递减设计和器官特异性安全监测;生物标志物引导的分层尚未作为伴随诊断得到验证;商业可行性不确定,FAP靶向放射性药物和小分子需与已确立的ADC和CAR-T方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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