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xics》:POPs Contamination of Aquatic Sediments of the Cerna River Watershed, Romania—Prevalence, Pollution Sources,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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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评估切尔纳河及其主要支流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多氯联苯(PCBs)和有机氯农药(OCPs)的污染水平与来源,并评估其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风险。研究人员采用超声辅助萃取法从干燥沉积物中提取目标化合物,并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本研究旨在评估切尔纳河及其主要支流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多氯联苯(PCBs)和有机氯农药(OCPs)的污染水平与来源,并评估其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风险。研究人员采用超声辅助萃取法从干燥沉积物中提取目标化合物,并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PAHs,使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GC-ECD)分析PCBs和OCPs。利用六种同分异构体与分子比值进行污染源识别,其中三种用于PAHs,三种用于OCPs。生态风险采用效应区间低值(ERL)和效应区间中值(ERM)方法进行评估,健康风险则采用毒性当量因子(TEFs)进行评估。研究在两个监测时段(2023年10月和2024年8月)共采集了来自10个采样点的20份沉积物样品。结果显示,ΣPAHs浓度较高,介于3.86至4450.75 ng/g dw之间,同分异构体比值表明其来源于热解成因。OCPs浓度范围为4.25至129.56 ng/g dw。PAHs的生物风险较低,其浓度低于ERL值。ΣPCBs和ΣDDTs同样表现出较低的生物风险,大部分数值低于ERL,部分介于ERL与ERM之间,表明可能存在偶发的不利影响。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一类具有高毒性、抗降解性、生物累积性和长距离迁移能力的化学物质,可长期存在于环境中,并倾向于在沉积物、土壤及水生或陆生生物体内积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最常见的POPs类别包括多环芳烃(PAHs)、有机氯农药(OCPs)和多氯联苯(PCBs)。PAHs主要由化石燃料、生物质和废弃物的不完全燃烧产生,具有致癌、致突变和致畸潜力,被美国环境保护署列入优先污染物清单。OCPs曾被广泛用于农业杀虫、杀菌、除草等,其中HCHs、DDTs、硫丹、氯丹及氯化环二烯类化合物最为常见。PCBs曾用于电气设备、电容器和变压器,极难降解,易生物累积,并可引发神经毒性和内分泌干扰。由于这些危害特性,POPs受到《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严格管制。在欧洲联盟层面,水框架指令要求水体达到良好的化学和生态状态,而底栖生物生活在沉积物表层,因此沉积物污染程度直接影响水体的生物状态。为此,开发了多种沉积物质量标准以评估沉积物对生物的生态毒理风险。本研究首次针对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县切尔纳河流域的河流沉积物开展上述三类POPs的系统调查,旨在填补该流域沉积物质量数据空白,确定PAHs、OCPs和PCBs的浓度水平与分布特征,评估两次采样期间的时间变化,并通过诊断比值识别污染来源,利用效应区间法和毒性当量因子法评估生态与健康风险,为区域水资源管理和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切尔纳河流域选取了10个位于主要支流汇入干流处的采样点,于2023年10月和2024年8月两个时段共采集20份沉积物样品。样品经室温干燥、研磨、过63 μm筛后,采用丙酮与正己烷混合溶剂进行超声辅助萃取,离心合并提取液,加入活化铜粉脱硫过夜,再经硅胶-氧化铝-无水硫酸钠层析柱净化,分别用正己烷和正己烷-二氯甲烷混合液洗脱目标化合物,浓缩后用氮气吹干并重新定容。PAHs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使用DB-5 MS毛细管柱,氦气为载气,SIM模式采集数据;OCPs和PCBs采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GC-ECD)分析,使用HP-5MS毛细管柱,氮气为载气和尾吹气,根据标准品保留时间和特征离子定性,内标法定量。生态风险采用效应区间低值(ERL)与效应区间中值(ERM)法及平均效应区间中值商数(m-ERM-Q)法评估,健康风险采用毒性当量因子(TEFs)法计算苯并[a]芘等效浓度(BaPEq)和总毒性当量(TEQ)。
研究结果
3.1 沉积物中POPs的含量与分布
结果表明,PAHs浓度最高,范围从P5点的3.86~14.65 ng/g dw到P9点的1139.23~4450.75 ng/g dw,P3点和P10点也呈现较高浓度。P9和P10的高值与该地区煤矿开采和木炭生产有关,P3的高值与冶金活动有关。时间趋势显示第二次采样浓度总体下降,可能与冬季取暖燃煤减少、采矿活动缩减及火电厂和冶金厂关闭有关。OCPs浓度变异较小,P3点浓度较高(72.82~129.56 ng/g dw),主要源于农业活动。PCBs浓度最低(低于41.01 ng/g dw),在靠近工业活动的P3、P4和P10点较高。
3.1.1 PAHs结果
总PAHs浓度在2023年10月为14.65~4450.75 ng/g dw(均值696.3 ng/g),2024年8月为3.86~1139.23 ng/g dw(均值182.34 ng/g dw)。低分子量PAHs浓度较低且空间变异小,而高分子量PAHs如荧蒽和芘浓度更高且空间异质性更强。热图显示2023年10月P9点多个高分子量PAHs同时显著升高,而2024年多个点位浓度普遍偏低。
3.1.2 OCPs结果
OCPs浓度在2023年10月为未检出至80.01 ng/g dw,2024年8月为未检出至129.60 ng/g dw。狄氏剂分布最广且浓度最高,DDT类化合物(特别是2,4‘-DDD和4,4’-DDT)在多个点位浓度较高,五氯硝基苯和β-HCH在多个点位呈中高水平,甲氧滴滴涕、异狄氏剂、反式氯丹和α-硫丹基本未检出或极低。
3.1.3 PCBs结果
PCBs浓度在2023年10月为未检出至14.91 ng/g dw,2024年8月为未检出至9.86 ng/g dw。PCB-52出现最广泛且浓度最高,PCB-31+28和PCB-18在部分点位局部偏高,高氯代同系物检出频率低且浓度低,PCB-194和PCB-44几乎未检出。
3.2 污染源识别
3.2.1 PAHs来源诊断
采用∑LMW/∑HMW、ANT/(ANT+PHE)和FLT/(FLT+PYR)三个诊断比值。∑LMW/∑HMW比值均小于1(0.12~0.41),指示热解来源为主。ANT/(ANT+PHE)比值均大于0.1(0.12~0.41),同样指向热解来源。FLT/(FLT+PYR)比值在2023年全部大于0.5(0.51~0.58),2024年8个样品大于0.5(0.49~0.57),多数指示热解来源。交叉图进一步证实PAHs主要来自煤炭、木材等燃烧贡献,部分样品存在混合来源。
3.2.2 OCPs来源诊断
采用∑DDTs/∑HCHs、(DDE+DDD)/∑DDTs和α-HCH/β-HCH三个比值。∑DDTs/∑HCHs比值显示DDTs占主导(多数大于1)。(DDE+DDD)/∑DDTs比值大多数大于0.5,表明DDT主要为历史输入。α-HCH/β-HCH比值均远低于阈值11.8(0.16~0.47),指示HCHs为历史使用残留。
3.3 生态与生物风险评估结果
第一次采样中,除P9点有8种PAH及总PAHs超过ERL外,其余点位所有PAH浓度均低于ERL。OCPs和PCBs方面,各DDT异构体大多低于ERL,但总DDTs和PCBs在9个样品中高于ERL。第二次采样中,仅P9点的苊和芴超过ERL,PCBs均低于ERL,DDT异构体在8个样品中低于ERL,总DDTs在8个样品中高于ERL。综合m-ERM-Q值,所有样品的毒性等级均为低毒或无毒性。整体而言,三类POPs浓度指示对生物群落生态风险较低,不利效应可能性小。
3.4 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总PAHs的TEQ在2023年10月为1.200~338.255 ng/g dw(中位数12.13),2024年8月为0.368~99.737 ng/g dw(中位数4.33)。七种致癌PAHs的TEQ占总TEQ的89.42%(2023年)和90.58%(2024年),表明致癌性PAHs是主要贡献者。所有TEQ值均远低于罗马尼亚法规规定的土壤正常阈值,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3.5 与其他研究的比较
将本研究结果与罗马尼亚国内及意大利、土耳其、美国和中国的研究对比发现,本研究的PAHs、OCPs和PCBs浓度范围与国外多数研究相当,但低于中国府河等高人口密度区域的浓度,再次凸显了沉积物监测在水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这是首次针对胡内多阿拉县河流沉积物开展此类POPs的系统研究,填补了数据空白。PAHs的高浓度与煤矿开采和冶金工业密切相关,诊断比值一致确认了热解来源的主导地位。OCPs的低浓度反映了有限的农业活动,分子比值表明DDT主要来自历史使用。PCBs浓度最低,仅在工业区附近略高。尽管生态风险整体较低,但致癌性PAHs占TEQ的比例极高(接近90%),这应成为公共当局制定沉积物毒性标准的警示信号。最终结论如下:据研究人员所知,这是首个涉及胡内多阿拉县河流沉积物中这些化合物类别污染的研究,引入了关于污染来源的新视角,从而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国际数据库做出了贡献。根据所得结果,两次监测期间沉积物中POPs浓度在10个采样点呈现出时空变化。PAHs含量最高,浓度从几ng/g到数千ng/g不等,浓度受采样点位置和人为活动影响。同分异构体比值证实了与研究区域内煤炭生产和开采以及冶金工业相关的采矿活动。因此,∑LMW/∑HMW比值表明燃烧相关输入的贡献强于石油相关来源。ANT/(ANT+PHE)和FLT/(FLT+PYR)比值也得出了相同结论,确认了主要为热解贡献而非纯粹的石油来源。OCPs浓度相对较低,原因是农业活动有限,分子比值表明主要来自历史使用的DDT。PCBs浓度远低于OCPs,在冶金工业区域记录到几十ng/g的较高值。关于生态风险,三类POPs的浓度指示对生物群落的生态风险较低,不利效应可能性小。然而,若将两次监测中在沉积物中检出的浓度与罗马尼亚法规规定的土壤正常阈值进行比较,它们确实不构成人体健康风险。但如果考虑到2023年10月总TEQ的89.42%和2024年8月的90.58%由具有致癌潜力的PAHs构成,这些数值应为负责地表水管理的公共当局或环境政策制定机构敲响警钟,促使他们制定引入能够体现沉积物对人体健康毒性的相关标准的环境法律或法规。最后可以得出结论,本研究填补了所研究流域沉积物质量数据的空白,提供了关于污染来源和所研究POPs类别相关风险的恰当信息。该研究再次证实了沉积物分析的有用性以及沉积物质量指南在生态风险评估中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