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念珠菌抗真菌耐药性:表型敏感性、基因组监测及新型后生元治疗策略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Antifungal resistance in oral Candida: Phenotypic susceptibility, genomic surveillance, and novel postbiotic-base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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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Diagnostic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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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腔念珠菌病是一种常见的黏膜真菌感染,白色念珠菌仍为主要致病种,而非白色念珠菌种的认识不断增多。抗真菌药敏感性降低和耐药性增加了实验室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本综述总结了目前口腔念珠菌抗真菌耐药性表征的方法,包括表型药敏试验、耐药决定因素的分子检测以及全基因组测序用于菌株
摘要
口腔念珠菌病是一种常见的黏膜真菌感染,白色念珠菌仍为主要致病种,而非白色念珠菌种的认识不断增多。抗真菌药敏感性降低和耐药性增加了实验室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本综述总结了目前口腔念珠菌抗真菌耐药性表征的方法,包括表型药敏试验、耐药决定因素的分子检测以及全基因组测序用于菌株特征鉴定和基因组监测。特别强调了生物膜相关耐受性、表型适应以及敏感性降低的机制。新兴的类后生元策略——包括无细胞上清、细菌素、有机酸、生物表面活性剂和细胞外囊泡——针对念珠菌的生长、形态发生、粘附和生物膜形成所展现的体外活性也进行了讨论。整合表型与基因组方法可加强耐药监测,而类后生元则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评价和临床验证。
引言
口腔念珠菌病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性真菌感染,与念珠菌定植、口腔微生物群和宿主免疫防御之间平衡的破坏有关[1]。尽管白色念珠菌仍为主要致病种,但非白色念珠菌种——包括光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和近平滑念珠菌——越来越多地参与口腔疾病的发生,尤其在存在全身性或局部易感因素的人群中[2][3][4]。从无症状定植进展为临床疾病取决于上皮完整性、免疫状态、口腔局部环境、微生物相互作用以及真菌毒力属性,如粘附、形态发生和生物膜形成[1,5,6]。
一个重要的临床挑战是念珠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降低。反复或长期抗真菌暴露、菌种间敏感性差异、耐药相关遗传改变的获得以及念珠菌生物膜的保护性生理功能可能使治疗复杂化,并导致感染持续或复发[6][7][8][9][10]。此外,传统的药敏试验通常使用浮游菌进行,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成熟口腔生物膜中念珠菌细胞所表现的抗真菌敏感性降低。因此,口腔念珠菌的表征应同时考虑表型药敏和可能参与稳定抗真菌耐药的遗传机制。基因组方法,特别是全基因组测序,为研究菌株亲缘关系、耐药相关突变、毒力相关特征和生物合成潜力提供了机会。整合表型药敏试验与基因组监测,因此可以提供对抗真菌耐药及相关临床念珠菌分离株生物学特征的更全面理解[11][12][13][14]。这些挑战也激发了对来源于有益微生物的替代或辅助方法的兴趣。益生菌微生物及其分泌产物可通过有机酸、细菌素、生物表面活性剂、肽、细胞外囊泡及其他生物活性分子影响念珠菌的生长、粘附、形态发生和生物膜发育[7][8][9][10][13][14][15][16][17][18]。然而,抗念珠菌活性高度依赖于菌株和制备方式,体外活性不应直接等同于临床疗效。因此,越来越多的关注转向了那些可以被标准化、化学表征并配制成局部口腔递送制剂的微生物来源产物。
本综述因此整合了三个相关领域:口腔念珠菌抗真菌耐药的表型和遗传学表征、用于耐药监测和鉴定的基因组及多组学方法,以及明确的益生菌来源和类后生元制剂的新兴治疗潜力。特别强调了区分稳定抗真菌耐药与生物膜相关表型耐受的重要性,以及鉴定开发安全、可重复且临床有效的类后生元干预措施所需的转化条件。
抗真菌敏感性是念珠菌分离株实验室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型药敏试验评估在标准化条件下特定抗真菌药物浓度抑制真菌生长的能力,可以提供关于敏感性降低的临床相关信息。常用的抗真菌药物类别包括三唑类、多烯类和棘白菌素类,但其临床相关性因念珠菌菌种、感染部位、患者特征和治疗背景而异[19][20][21][22][23]。三唑类药物,尤其是氟康唑,抑制麦角固醇生物合成,在黏膜念珠菌病管理中仍然重要。三唑类敏感性降低可能由多种机制引起,包括麦角固醇生物合成的改变、外排泵的过度表达或活性增强、药物靶标的变化以及影响抗真菌敏感性的基因组改变[24][25][26][27][28]。在白色念珠菌中,ERG11基因的改变以及与药物外排相关的调控通路的变化已被证实与三唑类耐药相关[28][29][30]。然而,耐药机制在不同念珠菌种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非白色念珠菌种敏感性降低的出现进一步使治疗决策复杂化[31][32][33]。
多烯类药物如两性霉素B主要通过作用于真菌膜麦角固醇发挥作用。尽管多烯类耐药不如三唑类耐药讨论频繁,但膜固醇组成的改变和其他适应性机制可能影响敏感性。棘白菌素类抑制β-1,3-葡聚糖合成,对侵袭性念珠菌病尤为重要;耐药可通过药物靶标通路相关基因的改变而产生。因此,抗真菌监测应考虑相关药物类别、念珠菌菌种和临床背景,而非依赖单一的药敏表型。表型药敏试验应理想地与临床信息一起解读,并在适当情况下结合分子或基因组数据。耐药表型可能通过不同的生物学机制产生,候选遗传决定因素的存在并不一定确立其对观察到的表型的功能贡献。相反,表型变化可能通过可逆的生理适应发生,而不具备稳定的遗传耐药决定因素。当念珠菌在生物膜中被评估时,这一区分尤为重要[33][34][35][36]。
遗传性抗真菌耐药和生物膜相关表型耐受是抗真菌敏感性降低相关但生物学上不同的机制。遗传性耐药通常指与遗传改变相关的稳定的、可遗传的敏感性降低,包括突变、基因拷贝数变化、染色体改变或耐药相关决定因素的获得和选择。此类改变可能在去除抗真菌选择压力后持续存在,并可能通过基因组或分子方法加以识别[36][37][38][39][40]。相比之下,生物膜相关耐受描述了一种生理状态,即生物膜中的念珠菌细胞表现出对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降低,而不一定具有导致该表型的稳定遗传改变。生物膜相关的保护作用可能涉及细胞外基质成分、代谢活性的改变、生长速率降低、应激反应通路、药物隔离、外排机制、细胞生理的改变以及耐受性细胞的异质性亚群[35][36][37][38][39][40]。因此,分离株可能在传统浮游菌药敏试验中仍然敏感的情况下,在生物膜条件下表现出增加的耐受性。
这两种现象需要不同的表征方法。表型药敏试验可以鉴定在既定实验条件下的敏感性降低,而基因组分析可以鉴定与稳定耐药相关的候选遗传决定因素。生物膜特异性检测是研究生物膜状态相关耐受性所必需的。因此,抗真菌监测应避免将生物膜相关耐受与遗传决定的抗真菌耐药等同。这一区分对于类后生元干预也具有重要意义。一种微生物来源产物如果破坏了细胞外基质组织、菌丝发育、代谢活性或生物膜结构,可能改善对耐受性生物膜群体的抗真菌活性,而不一定逆转遗传决定的耐药性。因此,联合研究应区分耐药机制的作用和生物膜相关耐受性的作用[23][24][25][26][27][28]。
全基因组测序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用于在常规表型药敏试验之外表征念珠菌分离株。基因组数据可用于研究菌株亲缘关系、遗传多样性、耐药相关突变、拷贝数变化、毒力相关决定因素以及其他与持续和传播相关的基因组特征[36][37][38][39]。对于抗真菌耐药监测,基因组分析可以鉴定与麦角固醇生物合成、抗真菌药物靶标、外排系统、应激反应及其他与敏感性降低相关的通路有关的候选基因改变。对敏感株和耐药株的比较基因组分析可能有助于鉴定与耐药表型相关的遗传变异。然而,基因组关联应谨慎解读,因为突变或耐药相关基因的存在并不一定确立与观察到的表型之间的因果关系。基因组监测还可以提供来自不同患者、解剖部位或时间点的念珠菌分离株亲缘关系信息。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识别持续存在的菌株、克隆扩展或念珠菌群体结构的变化。将基因组数据与抗真菌药敏谱、临床元数据和纵向采样整合,因此可以为监测抗真菌耐药的出现和传播提供更有力的框架。对于口腔念珠菌病,未来的监测研究应整合全基因组测序与标准化药敏试验和生物膜特异性表型鉴定。这种方法可以区分遗传耐药株和主要表现为生物膜相关耐受的分离株,并可鉴定与复发或治疗抵抗性疾病相关的菌株特征[23][24][25][26][27][31][32][33][34]。
念珠菌细胞粘附于口腔上皮表面是定植和随后口腔念珠菌病发展的重要早期步骤。真菌细胞通过涉及真菌粘附素、上皮受体和细胞外基质成分的相互作用粘附于黏膜表面,促进稳定定植[5]。随后的增殖和形态转换可促进真菌生物膜的发展和持续[5]。因此,益生菌微生物在真菌暴露前或暴露期间干扰念珠菌附着的能力,是它们限制定植的重要机制[13]。
益生菌细菌也可以粘附于口腔上皮细胞,并可能建立物理屏障,减少念珠菌利用的上皮结合位点。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为竞争排斥[13]。评估不同益生菌菌株对几种念珠菌粘附的体外研究表明,鼠李糖乳杆菌和发酵乳杆菌的菌株可以高效粘附于人类口腔上皮细胞[14,15]。添加益生菌细胞或其无细胞上清液也与真菌对上皮细胞的粘附降低相关[16][17][18][19][20][21][22][23]。这些发现表明益生菌的抗粘附作用可能涉及细菌与真菌细胞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代谢物或其他分泌产物的活性[24,25]。竞争也可能发生在营养利用层面。口腔中存在的碳水化合物、氨基酸和其他底物可被益生菌利用,从而减少念珠菌生长所需营养的可用性[24]。乳杆菌还可通过碳水化合物发酵和有机酸的产生改变局部理化环境[24]。因此,营养竞争不应被视为孤立的机制,而应被视为涉及底物利用、环境酸化、粘附和微生物群落重塑的更广泛生态过程的一部分[24,26]。重要的是,益生菌对念珠菌的活性高度依赖于菌株[13]。不能仅基于细菌属或种可靠预测抗念珠菌活性[13,26]。这一观察结果强调了开发和评估菌株定义的益生菌和类后生元的重要性,而不是假定同一细菌种来源的所有制剂都会表现出等效的抗念珠菌效应[26]。
益生菌微生物可能通过竞争上皮粘附位点、营养物质和生态位影响念珠菌定植。这些机制可能有助于减少念珠菌附着和随后的生物膜发育[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然而,其作用应在口腔微生物组的更广泛生态背景下解读,因为抗念珠菌活性在菌株和实验模型之间差异显著。
益生菌细菌与念珠菌之间的共聚集可能改变微生物群落内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和空间组织。然而,聚集并不一定意味着真菌被杀灭。一些细菌制剂可能产生有限或菌株依赖的效应,某些上清液甚至被报道可增强念珠菌生物膜或菌丝发育[19]。因此,应将共聚集与直接的抗真菌活性区分开来,并使用适当的活力、显微镜、生物量和分子检测进行评估。这些效应的菌株特异性支持从关于益生菌种的泛化假设转向对单个菌株及其定义的微生物产物进行表征。
尽管乳杆菌一直是益生菌研究的重点,其他有益微生物也可能有助于口腔念珠菌病的管理。健康口腔微生物群成员,包括选定的链球菌种和其他共生微生物,可与念珠菌竞争相互作用并影响口腔生物膜的代谢特征和组成[16]。某些微生物,如嗜热链球菌和双歧杆菌属,已被作为益生菌研究;然而,其抗念珠菌机制不如乳杆菌研究得深入[16]。口腔细菌、念珠菌和宿主组织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表明,未来的研究应超越单个益生菌菌株,转而研究特征明确的微生物联合体。
这些方法可能更好地反映口腔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并为与念珠菌定植和致病性相关的微生物相互作用提供更全面的理解。益生菌的抗念珠菌作用不一定依赖于活细菌细胞与念珠菌的直接接触。许多观察到的活性可能由释放到周围环境的代谢物和其他细胞外产物介导。这些化合物可以改变局部理化条件,影响真菌生理,干扰细胞结构,并干扰与毒力相关的过程。重要的益生菌来源抗菌产物包括有机酸、过氧化氢、细菌素、脂肪酸、生物表面活性剂、罗伊氏素、罗伊氏环素、苯乳酸和其他生物活性代谢物。它们的治疗潜力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微生物产物有可能被分离、表征、标准化,并配制为无细胞或后生元制剂。有机酸的产生是与乳酸菌相关的的主要抗菌机制之一。乳杆菌代谢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产生有机酸,特别是乳酸,这可以降低局部pH值,从而抑制真菌生长和代谢活动。然而,有机酸的抗真菌活性不能完全用细胞外酸化来解释。在足够低的细胞外pH下,未解离的有机酸可以进入微生物细胞,并在细胞内解离。这一过程可以破坏质子稳态,改变细胞内pH,干扰代谢过程,并导致细胞应激。实验研究将有机酸暴露与真菌代谢改变、ATP耗竭、氧化应激和生长减少联系起来。然而,口腔被唾液持续缓冲,实验室条件下达到的有机酸浓度在体内可能无法重现。在评估有机酸作为单独抗念珠菌药物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化考量。过氧化氢是几种乳酸菌产生的另一种抗菌代谢物。在适当浓度下,H?O?可诱导氧化应激并干扰易感微生物的基本细胞功能。因此,乳杆菌来源的H?O?被认为是益生菌细菌直接抗念珠菌活性的组成部分。然而,H?O?对口腔念珠菌病控制的精确贡献仍未完全理解。某些益生菌菌株可能产生相对较低浓度的H?O?,这可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对抗真菌活性有贡献。因此,H?O?更适当地被视为多因素抗菌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益生菌抗念珠菌效应的独立机制。细菌素是由细菌核糖体合成的抗菌肽或肽基复合物。由于它们可以对竞争微生物表现出选择性活性,细菌素作为潜在靶向抗菌剂引起了极大兴趣。乳酸菌产生的几种细菌素和类细菌素物质显示出抗念珠菌活性。植物乳杆菌产生的植物乳杆菌素是最广泛研究的例子之一。实验研究表明,某些植物乳杆菌素可能通过破坏膜完整性、改变膜电位、促进细胞内成分泄漏和增加细胞氧化应激来影响白念珠菌。细菌素产生具有高度菌株特异性,对于许多益生菌菌株,其抗真菌活性的机制仍未完全表征。这代表了通过基因组挖掘、生物合成基因簇分析、蛋白质组学表征和实验功能验证来鉴定具有抗念珠菌活性新型抗菌肽的重要机会。苯乳酸,特别是3-苯乳酸,是一种具有报道抗菌特性的微生物代谢物。某些乳酸菌可以将苯丙氨酸代谢为3-苯乳酸,这被确定为可能贡献于益生菌微生物抗念珠菌活性的代谢物之一。其他可能相关的益生菌来源代谢物包括脂肪酸、环状二肽、蛋白类化合物、生物表面活性剂、罗伊氏素和罗伊氏环素。这些分子可能通过多种重叠机制发挥作用,包括破坏真菌膜、抑制黏附、改变细胞代谢、诱导氧化应激和干扰真菌形态发生。对这些生物活性化合物认知的增加推动了益生菌治疗概念的转变,从简单施用活益生菌微生物转向递送源自有益微生物的明确抗菌产物。这一区别对于口腔念珠菌病特别相关,因为制剂稳定性、剂量控制、局部滞留和可重复性是开发有效治疗制剂的重要考量。益生菌预防和管理口腔念珠菌病的治疗应用正日益从施用活微生物扩展到使用无活性微生物制剂、无细胞产物和明确的微生物成分或代谢物。这种方法对于口腔念珠菌病特别相关,因为归因于益生菌的许多抗念珠菌效应可能源于分泌的代谢物、抗菌肽、有机酸、生物表面活性剂和其他微生物产物,而不是口腔长期定植。因此,使用益生菌衍生产物可能为向口腔环境递送抗菌活性提供更可控的方法。然而,用于描述这些制剂的术语应谨慎应用。并非每种无细胞上清液、纯化的代谢物、微生物提取物或无活性制剂都满足目前接受的后生元定义。无细胞上清液和后生元不应被视为可互换的术语。CFS是在从培养物中移除微生物细胞后获得的实验制备物,而后生元是指提供已证明宿主健康益处的无生命微生物和/或其成分的制备物。因此,CFS中抗念珠菌活性的展示本身并不确立该制剂符合后生元定义。CFS可能含有复杂且多变的有机酸、肽、蛋白质、细菌素、生物表面活性剂、细胞外囊泡和其他分泌化合物混合物。其组成可能取决于微生物菌株、培养基、发酵条件、孵育期、收获程序和下游加工。因此,除非其组成、制造工艺、安全性和生物活性得到充分表征,否则CFS应描述为实验性无细胞微生物制备物。对于转化开发,活性CFS制剂应进行化学和功能表征以鉴定负责生物活性的成分。定义或标准化的制剂随后可评估可重复性、效价、稳定性、安全性和临床相关有效性。通过无细胞上清液评估益生菌培养物的抗念珠菌活性是研究益生菌衍生的抗菌活性的广泛研究途径之一。源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乳酪乳杆菌和其他益生菌微生物的无细胞上清液已被报道可在实验模型中抑制白念珠菌的生长和生物膜形成。抑制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细菌菌株、培养基、培养条件、pH、生物活性代谢物浓度和真菌菌株。因此,CFS的活性更适当地被视为特定菌株-培养-制剂组合的特性,而不是细菌物种的一般特性。CFS可能通过几种机制发挥抗念珠菌活性。有机酸可影响细胞外和细胞内pH稳态,细菌素可能与真菌膜相互作用,其他代谢物可影响黏附、形态发生、代谢活性和生物膜发育。中和实验特别有信息量,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区分pH依赖性抑制与pH调整后仍持续存在的抗菌活性。类似地,蛋白酶、过氧化氢酶和热处理实验可以提供证据,说明活性成分是蛋白质的、过氧化氢依赖的还是热敏感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CFS制剂都增强抗念珠菌防御;一些细菌上清液已被证明可增强念珠菌生物膜形成和菌丝或假菌丝生长,强调了这些相互作用的菌株和背景依赖性。CFS为转化开发提供了重要优势,因为它代表了益生菌微生物分泌的生物活性因子自然产生的混合物。然而,这种复杂性也为标准化带来挑战。要将CFS开发为可重复的治疗产品,必须解决几个因素,包括活性成分鉴定、批次间差异、依赖培养的代谢物产生差异和储存稳定性。无细胞提取物是另一种从益生菌微生物中回收细胞内和细胞外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方法。根据提取程序,这些制剂可能含有抗菌肽、蛋白质、酶、细胞壁相关分子、细胞内代谢物和其他具有潜在抗真菌活性的化合物。虽然活益生菌细胞可用于研究整体抗念珠菌活性,但无细胞提取物提供了确定抗菌活性是否与特定细胞外或细胞内成分相关,而不需要活细菌细胞的机会。当治疗目标是确定负责抗真菌活性的特定分子或活性分数时,这种方法特别有用。粗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可进一步使用色谱、电泳和质谱方法进行分离和表征。将这些分析策略与基因组挖掘和生物合成基因簇分析相结合可能促进发现新型细菌素和其他抗菌化合物。一旦鉴定出活性成分,即可系统评估其最低抑制浓度、细胞毒性、作用机制、稳定性和对临床相关念珠菌分离株的活性。益生菌微生物可分泌广泛的细胞外产物,可能有助于抑制念珠菌。这些包括乳酸、乙酸和其他有机酸、过氧化氢、细菌素、苯乳酸、脂肪酸、生物表面活性剂、罗伊氏素和其他次级代谢物。这些化合物可能通过多种互补机制而非单一靶点发挥抗菌作用。有机酸可破坏真菌pH稳态和代谢,而细菌素和其他抗菌肽可能影响真菌膜完整性。其他代谢物可干扰黏附、形态发生和生物膜发育相关途径。多种抗菌机制的存在可能与抗真菌耐药性相关,因为同时对不同细胞过程的影响可能降低对单一靶点适应的可能性。然而,多种生物活性代谢物的存在并不一定保证临床有效性。体外达到的浓度应与在体内口腔黏膜表面可现实达到的浓度进行比较。益生菌衍生物活性可显著受唾液稀释、缓冲能力、吞咽、饮食因素和黏膜表面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强调对益生菌衍生产物进行详细化学表征和机制验证。活性引导的分级分离结合靶向和非靶向代谢组学方法可能促进鉴定此前未表征的抗念珠菌化合物,并帮助建立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与活益生菌制剂相比,益生菌衍生产物可能克服与施用活微生物相关的几个局限。首先,无细胞制剂可根据活性代谢物或分子成分的明确浓度进行标准化,从而改善制剂间的一致性。其次,它们不需要活益生菌细胞存活并建立定植以发挥抗菌活性。第三,无细胞制剂提供更强的制剂灵活性,可纳入漱口水、口腔凝胶、含片、牙膏、黏膜粘附系统和局部递送平台中。其他潜在益处包括改善的制造控制以及在不引入活微生物的情况下选择性递送微生物功能的能力。虽然益生菌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活微生物的行为可能根据宿主因素、菌株特性、剂量和解剖部位而变化。无细胞制剂可以减少将活微生物引入目标环境的需要,同时保留选定的微生物功能。然而,后生元或无细胞制剂在每个治疗背景下并不一定优于活益生菌。移除活细胞可能消除与定植、生态相互作用和免疫调节相关的潜在有益效应。此外,复杂的后生元制剂需要全面的化学和微生物学表征,以确保一致性、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重复性。因此,最合适的治疗策略可能取决于预期的临床应用、靶部位、所需作用持续时间、制剂特性和感兴趣的生物功能。活益生菌和益生菌衍生产物因此应被视为互补而非互斥的方法。口腔念珠菌病的管理仍然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是念珠菌形成生物膜的能力。白念珠菌可从浮游酵母细胞转变为包含酵母、假菌丝和菌丝形态的有序群落,嵌入细胞外基质中。生物膜发育有助于在口腔黏膜表面和假材料上的持续存在,并可以增加对传统抗真菌药物的耐受性。
益生菌微生物及其衍生产品可能影响生物膜发育的多个阶段,包括初始黏附、形态转变、细胞外基质产生、代谢成熟以及成熟生物膜的维持。重要的是,应区分抑制生物膜形成与简单抑制真菌生长。一种化合物可能会大幅减少生物膜生物量,而不会相应减少活真菌细胞的数量。因此,在评估抗生物膜活性时,同时评估生物膜生物量和真菌活力均很重要。
黏附是建立稳定的念珠菌生物膜的一个初始且关键的阶段。真菌黏附素与上皮细胞、细胞外基质成分、义齿材料和其他表面的受体相互作用,促进黏附及随后的生物膜发育。益生菌细胞及其分泌的代谢物可能通过竞争性排斥、受体屏蔽、表面性质修饰以及与真菌黏附分子的直接相互作用来干扰此过程。有机酸和生物表面活性剂可能会改变表面疏水性,降低念珠菌细胞建立稳定黏附的能力。同样,益生菌微生物产生的蛋白质和抗菌肽可能会与参与黏附的真菌表面结构相互作用。干扰黏附作为一种预防策略可能特别有价值,因为在初始阶段的抑制可以减少随后的生物膜发育,并限制成熟的、受细胞外基质保护的真菌群落的形成。
从酵母形态到菌丝形态的转变是白色念珠菌中一个重要致病相关过程。菌丝发育促进组织侵袭、黏附、生物膜形成以及与其他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因此,抑制菌丝化代表了一种基于益生菌的治疗策略的潜在靶点。据报道,某些益生菌菌株及其分泌产品可抑制念珠菌菌丝化。有机酸、细菌素和其他微生物代谢物可能影响环境条件或干扰参与真菌形态发生的信号通路。从治疗角度看,除真菌活力外,靶向真菌形态发生可能为传统抗真菌治疗提供一种补充方法。抑制菌丝发育可以减少致病相关特征,而不一定仅依赖杀灭真菌。此类策略可能会施加不同于传统杀真菌或抑真菌药物的选择性压力,尽管这一假设需要通过适当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在成熟的念珠菌生物膜中,细胞外基质在维持生物膜结构和保护嵌入的真菌细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基质包含细胞外DNA、蛋白质、脂质和多糖,有助于生物膜的组织结构、稳定性和抗菌耐受性。益生菌微生物及其衍生产品可能干扰基质的产生、组成或组织,从而可能降低生物膜的结构完整性。细菌素和其他抗菌肽可能影响真菌细胞膜,而酶、有机酸和其他代谢物可能改变局部物理化学环境,并可能促进穿透生物膜。基质完整性的损害可能增加真菌细胞暴露于传统抗真菌药物的程度。因此,具有抗生物膜活性的益生菌衍生产品可能具有作为辅助治疗的潜力,而非仅被视为传统抗真菌药物的替代品。将破坏基质的方法与抗真菌治疗相结合可能提供互补效果,尤其针对已建立成熟的生物膜。
生物膜成熟后,治疗性根除念珠菌生物膜变得更加困难。成熟生物膜表现出代谢活性改变、抗菌药物耐受性增加以及细胞外基质提供的增强保护。益生菌衍生产品可能通过多种互补机制影响念珠菌生物膜,包括抑制真菌增殖、抑制菌丝发育、破坏细胞外基质、降低代谢活性以及干扰细胞间相互作用。应清楚区分生物膜预防、生物膜抑制和生物膜根除。许多实验室研究表明,在生物膜形成之前或形成过程中引入益生菌微生物或其产品时可显示出显著抑制作用,而其对成熟生物膜的活性可能大大降低。因此,实验研究应分别评估这些阶段。重要的终点指标包括:1. 抑制念珠菌对生物和非生物表面的黏附;2. 抑制生物膜形成;3. 破坏成熟生物膜;4. 减少活真菌细胞数量;5. 生物膜结构和细胞外基质组成的变化。这些参数提供互补信息,理想情况下应使用多种分析方法来评估。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可提供生物膜结构和空间组织的信息,而XTT或罗丹宁试验可评估代谢活性。结晶紫试验可估计生物膜总生物量,而活细胞计数可确定对存活真菌群体的影响。三维成像可进一步表征生物膜结构和厚度的变化。
口腔念珠菌病不应仅被视为真菌感染,因为口腔中含有高度结构化的多微生物群落,念珠菌与共生菌和病原菌在物理、代谢和化学方面相互作用。这些跨物种相互作用可影响真菌定植、毒力、生物膜发育以及对抗菌治疗的反应。白色念珠菌与变异链球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尤为相关,因为这两种微生物可在复杂的口腔生物膜中共存。它们的相互作用可能促成具有与单一微生物产生的不同的结构和代谢特性的生物膜发育。益生菌微生物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这些跨物种相互作用。益生菌衍生的代谢物可直接影响念珠菌,干扰细菌-真菌相互作用,修饰细胞外基质产生,改变局部pH值和营养可用性,并影响多微生物生物膜的组成和功能活性。这些特性支持了益生菌和后生元作为口腔微生物群落潜在生态调节剂的更广泛概念,而非仅通过直接抗菌作用发挥作用的制剂。
白色念珠菌-变异链球菌关系是口腔内跨物种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范例。尽管变异链球菌与龋病密切相关,白色念珠菌与口腔念珠菌病相关,但它们的共存可产生具有与单一微生物各自产生的不同特征的生物膜。一个重要机制涉及变异链球菌通过葡聚糖转移酶合成的细胞外葡聚糖。这些葡聚糖有助于细胞外基质形成、微生物黏附和生物膜发育。白色念珠菌可被纳入这一富含葡聚糖的基质中,增加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复杂性。相反,真菌表面结构和菌丝形态可提供额外的黏附位点,促进细菌定植。因此,这种相互作用并非简单的叠加效应。细菌和真菌群体的空间组织、代谢活性和持续性可以相互影响。白色念珠菌可以贡献于生物膜架构并改变局部微环境,而变异链球菌产生的细胞外多糖可以促进真菌在混合生物膜中的滞留。这种多微生物相互作用代表了一个潜在的有治疗意义的靶点。仅针对浮游态白色念珠菌的策略在真菌被纳入结构复杂的细菌基质后可能效果有限。相反,能够同时影响真菌黏附、细菌葡聚糖产生和细胞外基质发育的益生菌衍生产品可能在混合物种生物膜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白色念珠菌可影响致龋生物膜的结构组织和代谢特性。在白色念珠菌-变异链球菌混合生物膜中,真菌细胞可能被纳入富含葡聚糖的细胞外基质,而细菌产酸可造成有利于牙釉质和牙本质脱矿的酸性环境。这种相互作用与幼儿早期龋病以及其他真菌和细菌在牙菌斑中共存的口腔环境相关,受到了特别关注。然而,念珠菌对龋病的贡献是依赖于情境的,仅仅检测到念珠菌不应被解释为龋病发展的因果证据。益生菌和益生菌衍生产品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致龋多微生物群落。有机酸和其他代谢物可改变环境条件,细菌素可选择性抑制细菌和/或真菌群体,生物表面活性剂可干扰微生物黏附。某些益生菌菌株还可能减少参与稳定生物膜结构发育的细胞外多糖的产生或积累。因此,治疗概念超出了直接消除念珠菌的范围,而是涉及对生物膜生态特征的调节。目标不一定完全消除口腔微生物组,而是在保持或可能支持口腔微生物群落有益成员的同时,减弱致病微生物相互作用。
多微生物生物膜模型在评估益生菌的抗菌和生态效应方面尤为相关,因为传统的单物种试验可能在无法重现口腔环境复杂性的条件下过高估计抗菌活性。在体内,念珠菌与链球菌、乳杆菌和其他细菌,以及上皮细胞、唾液蛋白和饮食基质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影响微生物丰度、代谢活性、生物膜结构和抗菌敏感性。益生菌微生物可能通过竞争性排斥、营养竞争、产生抗菌代谢物、干扰群体感应过程、调节微生物黏附以及改变细胞外基质特性来修饰多微生物生物膜。这些效应不仅可能导致单个物种相对丰度的变化,还可能导致微生物群落整体功能行为的变化。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日益复杂的多微生物模型,以确定在单物种系统中观察到的效应在混合口腔群落中是否得以保持、增强或改变。此类方法可能更真实地评估益生菌和后生元作为口腔生物膜生态调节剂的潜在作用。
社区水平抑制的重要性在多微生物口腔生物膜的管理中越来越被认可。尽管益生菌衍生产品的直接抗真菌活性可能中等,但破坏细菌-真菌相互作用可大幅减少疾病相关生物膜的发育。因此,未来研究应使用包含临床上相关的细菌和真菌组合的多物种生物膜模型来评估益生菌和后生元的活性。整合16S rRNA基因测序、ITS测序、宏基因组学、宏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和共聚焦显微镜,可能为治疗是诱导了真正的生态重组还是主要导致非特异性微生物抑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此类方法有助于区分微生物组成变化与群落功能和生物膜结构变化。
含有抗菌肽的益生菌和微生物组衍生产品代表了基于微生物组的传统抗菌方法之间的新兴界面。细菌素是由细菌核糖体合成的抗菌肽或蛋白质,主要作为抑制敏感微生物的竞争性因子。尽管其抗菌活性已被广泛研究,但乳酸菌产生的某些细菌素也显示出对念珠菌和其他真菌的活性。对细菌素和相关抗菌分子的治疗兴趣源于其多种特性,包括分子特异性、某些化合物在相对较低浓度下的活性、与局部递送系统的潜在兼容性以及结构优化或工程改造的机会。然而,抗真菌活性高度依赖于菌株和分子,并非所有益生菌微生物产生的细菌素都被预期对念珠菌具有显著活性。
益生菌微生物产生的抗真菌分子可能潜在地作用于多种真菌结构和生物学过程,包括质膜、细胞壁、麦角固醇相关通路、细胞内器和代谢通路。某些益生菌衍生的化合物还可能影响与黏附、菌丝化、氧化应激和生物膜发育相关的过程。真菌质膜是一个重要的潜在靶点,因为它维持细胞稳态、离子梯度、膜电位和营养转运。其他抗菌分子可能干扰细胞壁组装或重塑,导致细胞完整性受损。某些益生菌衍生的化合物还可能影响与黏附、菌丝化、氧化应激和生物膜发育相关的通路。这种区别对白色念珠菌尤为重要,因为抑制致病相关过程可以减少致病潜力,而不一定立即导致真菌细胞死亡。此类抗毒力效应可能提供互补的治疗策略,尽管其临床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基因组挖掘可以促进候选抗菌分子的发现。BAGEL和antiSMASH等工具可用于鉴定与细菌素和其他次级代谢物相关的推测生物合成基因簇。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学分析随后有助于确定预测的生物合成通路是否在特定培养条件下表达,以及其表达是否与抗真菌活性相关。
膜破坏是报道的具有抗真菌活性的抗菌肽和细菌素样分子的一个重要机制。
根据这些分子的结构和作用方式,它们可能与真菌膜结合、改变膜通透性、形成孔道,或诱导膜去极化。某些抗真菌分子可与真菌膜组分相互作用,而真菌膜中的主要固醇是麦角甾醇而非胆固醇。膜结构不稳定可导致离子泄漏、膜电位丧失、细胞内pH稳态紊乱,并最终使细胞丧失活力。对膜相关活性的实验研究可采用膜电位探针、碘化丙啶摄取实验、细胞外ATP测定、钾泄漏检测、电子显微镜观察以及膜完整性染色等方法。需要强调的是,膜损伤的证据不应被自动解读为非特异性细胞毒性。候选抗念珠菌肽应表现出适当的治疗窗口,即其抗真菌作用出现的浓度应显著低于对相关口腔上皮细胞产生毒性的浓度。
真菌细胞壁是来源于益生菌微生物的抗菌分子的另一个潜在靶点。念珠菌细胞壁主要由β-葡聚糖、几丁质和甘露糖蛋白组成,提供结构支撑并抵御环境应激。细胞壁合成或重塑的破坏可导致形态学异常、渗透敏感性增高、生长受阻及细胞活力下降。某些抗菌分子还可能影响参与细胞壁生物合成的膜相关过程,无论是直接作用还是通过破坏细胞壁完整性间接起作用。细胞壁定向策略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人类细胞缺乏真菌型细胞壁,这为选择性靶向提供了机会。因此,干扰β-葡聚糖或几丁质相关通路的益生菌来源分子可能补充现有的抗真菌机制。未来研究应结合显微镜观察、生化检测以及对细胞壁生物合成通路的分子分析,以确定所观察到的形态学异常是直接源于细胞壁靶向,还是细胞应激的继发反应。
许多益生菌来源的抗菌分子可能产生超出真菌细胞表面的效应。这些化合物可在进入真菌细胞后或细胞膜被破坏后干扰细胞内代谢。潜在的细胞内靶点包括线粒体功能、ATP生成、活性氧(ROS)稳态、核酸生物合成、蛋白质合成、氨基酸代谢以及中心碳代谢。这些过程的破坏可能导致能量耗竭、氧化应激、生长受损及真菌活力降低。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方法有助于鉴定受益生菌来源化合物影响的代谢通路。糖酵解、三羧酸循环、氨基酸代谢、脂质代谢及氧化应激通路的改变,可能提供仅凭常规生长抑制实验无法获得的机制线索。结合分子对接、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和功能验证的整合策略,有助于区分预测的分子相互作用与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靶点。此类方法可将该领域从经验性抗菌筛选推进到基于机制的益生菌来源抗真菌分子发现。
除全细胞制剂和可溶性代谢物外,细胞外囊泡、蛋白质、酶和抗菌肽也是具有潜在益生菌治疗应用价值的微生物来源产物。微生物细胞外囊泡是膜包裹的纳米级囊泡,可包含蛋白质、脂质、核酸、酶、代谢物及其他生物活性分子。由于细胞外囊泡能够包装并运输生物活性货物,它们引起了作为天然来源递送系统和潜在抗菌效应物的关注。然而,支持益生菌来源细胞外囊泡在口腔念珠菌病中治疗应用的证据,远不如益生菌细胞、无细胞上清和可溶性微生物代谢物的证据充分。因此,目前应将细胞外囊泡相关方法视为新兴研究领域,而非成熟的临床疗法。
有益菌释放的细胞外囊泡可能含有蛋白质、酶、脂质、肽、代谢物及其他能够影响微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分子。其纳米级尺寸和膜包裹结构可能促进其与真菌细胞或真菌生物被膜基质组分的相互作用。细胞外囊泡介导递送的一个潜在优势在于,生物活性分子被包装在受保护的囊泡结构内,而非以游离分散的形式释放到口腔环境中。这种结构可能提高分子稳定性、促进与微生物表面的相互作用,并支持局部递送。然而,这些假定的优势需要系统的实验验证,尤其是在细胞外囊泡组成、货物稳定性、组织相互作用、剂量、生物分布以及口腔应用安全性方面。
在口腔念珠菌病中,可以研究多种细胞外囊泡介导活性的潜在机制。细胞外囊泡相关分子可能干扰念珠菌黏附、改变真菌膜特性、影响真菌生长,或与细胞外基质组分相互作用。细胞外囊泡还可能将酶、抗菌肽或其他生物活性分子递送至多微生物生物被膜中。然而,仍需要进一步实验研究以确定益生菌来源的细胞外囊泡能否有效穿透口腔念珠菌生物被膜,并以治疗相关浓度递送具有生物活性的货物。未来研究应使用互补方法,如纳米颗粒跟踪分析、透射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组学、脂质组学和功能抗真菌检测,来表征细胞外囊泡的大小、形态、膜组成、货物、剂量、稳定性以及与真菌细胞的相互作用。
益生菌微生物产生多种具有潜在抗菌特性的蛋白质和肽,包括细菌素、类细菌素肽、酶、黏附素相关蛋白、生物表面活性剂相关蛋白及其他分泌因子。某些分子可能与真菌细胞直接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可能通过干扰黏附、丝状化或生物被膜形成来间接降低念珠菌毒力。分泌的微生物因子可能对实验制剂中观察到的抗念珠菌活性贡献显著。使用乳杆菌及相关益生菌来源制剂的研究报道了其对白色念珠菌菌丝发育和生物被膜形成的影响。一个重要的研究挑战在于区分单个分子的效果与复杂益生菌分泌组产生的效果。活性导向的纯化结合蛋白质组学分析有助于鉴定负责抗真菌活性的候选蛋白质和肽。一旦鉴定出候选分子,可通过重组表达来确定纯化的或重组的分子能否重现所观察到的抗真菌表型。后续研究应评估其效力、作用机制、稳定性、细胞毒性以及对临床相关念珠菌分离株的活性。
纳米结构系统可能为改善益生菌来源抗菌化合物的局部递送、稳定性和滞留提供平台。其与口腔念珠菌病的关联主要来自唾液清除、有限滞留时间以及已建立的念珠菌生物被膜细胞外基质所带来的挑战。潜在系统包括代谢物负载纳米颗粒、基于细胞外囊泡的系统、纳米凝胶、黏膜黏附制剂、义齿涂层和局部递送平台。这些系统可能改善定义的微生物来源化合物的稳定性或控释,并可能增加其在念珠菌定植部位的局部暴露。然而,纳米技术不应被视为本质上优于常规后生元制剂。纳米颗粒核心、表面化学和益生菌来源生物成分的贡献应通过实验加以区分。适当的对照应包括化学合成的纳米颗粒、未功能化纳米颗粒、定义的后生元制剂以及相应浓度的相关微生物成分。对于口腔应用,评估应超越抗真菌活性,还包括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细胞毒性、黏膜完整性、唾液稳定性、释放动力学、微生物组相容性、颗粒蓄积或清除、感官特性和长期材料稳定性。因此,益生菌来源的纳米复合材料目前应被视为实验性递送平台,而非口腔念珠菌病的成熟治疗方法。
念珠菌生物被膜对常规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降低,为研究联合疗法提供了依据。生物被膜中抗真菌活性有限,原因包括细胞外基质相关保护、代谢状态改变、药物外排机制、应激反应通路以及表型耐受细胞群体的存在。益生菌来源的代谢物可能作为辅助药物具有潜力,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多种生物被膜相关过程。联合方法的目的不是替代常规抗真菌药物,而是增强抗真菌活性、削弱生物被膜相关保护、改善药物渗透,或可能降低达到确定效果所需的常规抗真菌药物浓度。然而,这些可能性必须通过实验证明,而不能仅凭对单一成分活性的观察来推断。
包括氟康唑在内的三唑类抗真菌药物通过抑制真菌麦角甾醇生物合成发挥作用,广泛用于念珠菌感染的治疗。其活性可能在耐药菌株和成熟念珠菌生物被膜中减弱,原因是生理改变和生物被膜相关防御机制。益生菌来源的代谢物可能通过影响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未直接靶向的过程来补充三唑类药物活性。有机酸可能改变局部物理化学环境,抗菌肽可能影响膜完整性,抗生物被膜代谢物可能干扰黏附、丝状化或细胞外基质发育。涉及非益生菌来源生物表面活性剂的实验研究报告,当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联合使用时,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被膜的活性增强。然而,非益生菌化合物获得的发现不能直接外推至益生菌来源产物。它们为研究益生菌产生的定义代谢物或其他生物活性分子能否产生可比效应提供了依据。重要的是,"协同"一词应仅保留给那些使用适当正式方法证明产生的相互作用大于各单药预期效果的组合。棋盘法和最小抑菌浓度指数(FICI)计算是评估此类相互作用的常用方法。联合实验中的抑制增强本身并不能确立药理学协同。
两性霉素B等多烯类药物主要通过真菌膜和麦角甾醇相互作用发挥抗真菌活性,导致膜通透性改变。尽管多烯类具有强效抗真菌活性,但其使用可能受制剂限制和毒性担忧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既能提高治疗效果又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宿主暴露的策略的兴趣。某些益生菌来源的代谢物可能影响真菌膜特性或破坏生物被膜结构,从而可能促进多烯类抗真菌药物接触生物被膜内嵌的真菌细胞。有机酸、细菌素、生物表面活性剂及其他分泌因子可能在抗真菌暴露前或期间改变真菌表面特性或修饰生物被膜结构。尽管如此,专门支持益生菌来源代谢物与多烯类联合用于口腔念珠菌病的证据仍然有限。因此,在进行系统研究之前无法得出治疗结论,这些研究应使用临床相关的口腔念珠菌分离株、成熟的生物被膜模型、适当的细胞毒性评估和正式的联合检测方法。
由于益生菌来源产物能够影响真菌群落的结构和生理特性,它们在生物被膜相关念珠菌病的治疗中可能具有特殊潜力。常规抗真菌药物敏感性测试通常基于浮游细胞,而口腔念珠菌病通常涉及与黏膜表面、义齿和其他口腔基质相关的结构化念珠菌群落。因此,生物被膜定向的联合策略可能包含两个互补成分:一种干扰黏附、菌丝发育、细胞外基质组织或生物被膜完整性的益生菌来源产物,以及一种靶向真菌存活的常规抗真菌药物。此类方法应使用临床相关的生物被膜模型和多个终点进行评估,包括生物被膜生物量、代谢活性、存活真菌细胞计数、生物被膜结构、基质组成和抗真菌敏感性。这将有助于确定益生菌来源成分是否真正提高了抗真菌活性,还是仅仅对生物被膜生物量产生了叠加性减少。
一个具有临床意义的假说是,益生菌来源产物可能增强抗真菌活性,从而可能允许使用较低浓度或较短疗程的常规抗真菌药物。例如,抗生物被膜代谢物可能削弱生物被膜环境并增加真菌细胞对常规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然而,减少抗真菌药物暴露目前在口腔念珠菌病的治疗中仍属研究假说,不应被视为临床上已可实现。现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可能作为常规抗真菌治疗的辅助剂具有潜力,但尚无充分证据确立益生菌来源产物可替代标准抗真菌治疗。未来研究应通过适当设计的实验方法确定益生菌来源产物是否与常规抗真菌药物产生真正的药理学协同,包括:
- 棋盘联合检测和最小抑菌浓度指数分析;
- 时间-杀灭动力学;
- 生物被膜特异性生物量和代谢测定;
- 共聚焦显微镜和三维生物被膜分析;
- 存活真菌细胞定量;
- 使用相关口腔上皮细胞模型进行细胞毒性评估;
- 相关药效学参数的评估;以及
- 在生理相关的口腔暴露浓度下进行测试。
一个重要的转化目标是开发局部给药的联合产品,如益生菌代谢物-抗真菌药物凝胶、漱口水、含片、义齿涂层和黏膜黏附系统。局部给药可能使两种成分直接作用于念珠菌定植部位,同时可能限制不必要的全身暴露。尽管如此,此类制剂的临床获益必须通过适当的前临床和临床研究加以确立。
纳米技术为开发包含益生菌来源代谢物、蛋白质、肽和无细胞分级的局部抗真菌系统提供了潜在平台。
该方法可能尤其适用于口腔念珠菌病,因为念珠菌生物膜可含有复杂的细胞外基质,表现出改变的代谢状态,并对常规抗真菌药物表现出减弱的敏感性[[36], [37], [38], [39], [40], [41]]。纳米材料有望改善抗菌化合物的递送、稳定性、表面滞留及控制释放[31,32]。它们还可能促进生物活性分子被纳入口腔制剂中,或作为牙科及口腔生物材料的涂层进行应用。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的纳米颗粒系统可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念珠菌生物膜,包括膜破坏、氧化应激、代谢干扰以及酵母型向菌丝型转变的抑制[33]。然而,益生菌衍生纳米复合材料相较于常规纳米颗粒或未经纳米结构化的益生菌制剂的具体优势仍有待确立。
益生菌介导的纳米颗粒合成是一种以生物学为导向的方法,其中益生菌细胞、无细胞上清液或分泌的代谢物参与金属及金属氧化物纳米颗粒的还原、稳定化、功能化或表面修饰。乳酸菌等有益微生物产生有机酸、蛋白质、多肽、多糖、酶及其他生物分子,这些分子可作为还原剂或封端剂[23,29,30]。这些生物分子可影响纳米颗粒的成核、大小、表面特征、聚集行为及生物活性。因此,益生菌介导的合成可能产生具有生物来源表面层或冠层的纳米颗粒,而非仅依赖于化学定义的表面特性。银、氧化铜、氧化锌及硒基纳米颗粒已被研究用于抗真菌应用。针对念珠菌的拟议机制包括破坏真菌膜完整性、产生活性氧物种、干扰线粒体功能、扰乱细胞内离子稳态以及抑制生物膜发育。对于白色念珠菌,已报道生物源银纳米颗粒可诱导氧化应激、改变膜完整性、干扰酵母型向菌丝型转变并影响代谢活性。银纳米颗粒还对包括白色念珠菌和克鲁塞念珠菌在内的口腔念珠菌分离株表现出抗生物膜活性。然而,这些发现并不一定表明纳米颗粒是使用益生菌微生物生产的。益生菌介导的方法在概念上具有吸引力,因为与纳米颗粒表面相关的微生物生物分子可能提供额外的生物功能。表面功能化可能促进纳米颗粒与真菌细胞表面或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改变无机核心的生物活性。然而,证明益生菌介导纳米颗粒优于常规合成纳米颗粒或未分级益生菌制剂的证据仍然有限。因此,未来研究应区分纳米颗粒核心的贡献与益生菌衍生表面分子的贡献。适当的对照应包括化学合成的纳米颗粒、无细胞益生菌制剂、未经过生物功能化的纳米颗粒,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含有等效浓度相关微生物生物分子的混合物。
后生元-纳米颗粒系统将非活性微生物制剂的生物活性与纳米级递送平台的物理化学性质相结合[[1], [2], [3], 31,32]。纳米颗粒可负载、包封、吸附、化学偶联或以其他方式与已定义的代谢物、代谢物混合物、胞外蛋白、细菌素、多糖或无细胞上清液相关联[31,32]。此类系统可能解决常规后生元制剂相关的某些局限性,包括被唾液快速稀释、不稳定、黏膜滞留有限以及穿透已建立生物膜的能力受限。纳米结构递送系统可能实现在念珠菌定植位点对活性分子的控制释放[34,35]。潜在的口腔应用包括黏膜黏附凝胶、漱口水、义齿材料、含片、颊黏膜膜及局部涂层系统。纳米载体还可能影响活性分子在细胞外基质内的空间分布,并可能增加其与真菌细胞的接触。后生元分子与基于纳米技术的抗真菌系统的整合代表了开发针对生物膜相关念珠菌病的局部治疗方法的一个潜在方向。然而,在得出治疗结论之前,需要使用口腔念珠菌分离株和临床相关生物膜模型的专门研究。该方法的一个潜在优势是在单一制剂中结合不同的抗真菌机制的能力。例如,后生元成分可能干扰黏附、菌丝发育、群体感应相关过程或细胞外基质组织,而纳米颗粒成分可能影响膜完整性或氧化稳态[[55], [56], [57]]。这种机制互补性可能改善抗真菌活性,并且在某些制剂中减少每种成分所需的用量。
表2
益生菌衍生纳米复合材料在预防念珠菌在牙科及口腔生物材料上定植方面可能具有潜力[31,32]。可摘修复体、义齿丙烯酸酯、正畸材料、种植体表面及其他口腔内基材可为微生物黏附和生物膜成熟提供有利表面[16]。含有益生菌衍生代谢物、抗菌肽或后生元组分的纳米复合材料涂层可能创造抗真菌表面界面,减少初始念珠菌黏附及后续生物膜发育[31,32]。对于义齿相关念珠菌病,可设计涂层以从聚合物表面持续释放后生元分子,同时保持足够的机械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类似策略可能应用于种植体和修复表面。然而,涂层开发必须确保底层材料的表面特性、机械性能、耐久性及预期生物功能不受不利影响。对于种植体应用,还需考虑保留骨整合能力、与周围上皮和结缔组织的相容性以及维持种植体-组织界面。虽然基于纳米颗粒的系统在实验口腔模型中已表现出对念珠菌生物膜的活性[33],但益生菌衍生纳米复合材料的具体可行性、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因此,未来研究应将抗真菌有效性测试与材料表征、细胞相容性评估、微生物组相容性、释放动力学、长期稳定性及临床相关口腔生物膜模型相结合。
口腔递送系统可被设计为延长益生菌衍生产品在口腔内的滞留时间。黏附黏膜纳米颗粒、纳米凝胶、聚合物膜和含纳米颗粒的含片等策略可能实现在口腔黏膜定植部位或义齿表面对后生元分子的持续暴露[34,35]。制剂设计和给药途径也已在评估益生菌干预口腔念珠菌病的临床研究中得到探讨,凸显了递送特性在决定治疗效果中的重要性[[9], [10], [11], [12]]。然而,将益生菌衍生纳米复合材料转化为临床应用需要系统地评估其对口腔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细胞毒性、对有益口腔微生物的影响、纳米颗粒的蓄积和清除、在唾液中的稳定性、口感和感觉特性、黏膜相容性、释放动力学以及长期材料稳定性。因此,基于益生菌的纳米复合材料目前应被视为一种新兴的实验平台,而非口腔念珠菌病的标准治疗手段。其临床开发需要对生物有效性、材料性质、安全性、制剂性能和与口腔环境的相容性进行综合评估。
从经验性益生菌筛选向基于机制的微生物治疗剂转变需要整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方法[63,64]。常规抑制试验可以确定制剂是否抑制念珠菌生长或生物膜形成,但关于负责表型的分子决定因子的信息有限。全基因组测序可提供菌株鉴定、生物合成能力、耐药相关决定因子、毒力相关基因、调控系统及潜在抗菌通路的详细信息。antiSMASH和BAGEL等基因组挖掘平台可鉴定候选生物合成基因簇,包括可能与细菌素及其他抗菌化合物相关的位点。重要的是,鉴定到生物合成基因簇并不意味着相应产物在实验条件下表达或具有生物活性。因此,强抗念珠菌株和弱抗念珠菌株的比较基因组学可与转录组学分析相结合,以确定候选通路在与念珠菌相互作用过程中是否差异表达。在对照和念珠菌暴露条件下的RNA测序可能鉴定与抗菌物质产生、应激反应、分泌、调控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相关通路的改变[[17], [18], [19], [20], [21], [22]]。
蛋白质组学分析可进一步帮助确定预测的蛋白质或多肽是否被产生和分泌。代谢组学方法,包括LC-MS/MS、GC-MS和NMR,可鉴定与抗念珠菌活性相关的有机酸、脂肪酸、苯衍生物、多肽、细菌素及其他代谢物。比较强活性株和弱活性株,或在念珠菌存在和不存在条件下培养的培养物,可能有助于鉴定与活性表型相关的代谢物。所得候选物应使用纯化标准品、剂量-反应分析、分级分离、(在可行情况下)遗传操作、化学补充、生物膜试验和细胞毒性测试进行实验验证。该整合框架可将微生物基因型与基因表达、蛋白质产生、代谢物形成、抗真菌表型及安全性联系起来。重要的是,该多组学框架还应纳入念珠菌的基因组和表型信息。将益生菌衍生产品的特性与念珠菌敏感性谱、耐药相关决定因子、生物膜表型及宿主或微生物组反应联系起来,可能有助于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微生物来源干预措施[[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益生菌微生物不一定对念珠菌直接有毒性,因此其抗念珠菌效应可能超越直接真菌抑制[27]。益生菌细胞及其代谢物可改变周围微生物群落、影响营养可用性、调节上皮信号传导并调节宿主免疫反应。因此,益生菌给药的生物学效应可能源自直接真菌抑制、微生物竞争、生态重塑及微生物-宿主相互作用的综合作用[63, [65], [66], [67]]。多组学方法可用于研究益生菌微生物及其代谢物如何影响念珠菌的遗传和代谢调控,包括与黏附、形态发生、应激反应和毒力相关的通路[48]。对多菌口腔生物膜的平行分析可确定益生菌处理是否改变群落中细菌和真菌成员的数量、代谢活性或功能相互作用[48]。这一点尤其相关,因为白色念珠菌存在于复杂的口腔微生物生态系统中,其中与变形链球菌、血链球菌、葡萄球菌属及其他口腔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可影响生物膜架构和致病潜力[[42], [43], [44], [45], [46], [47], [48]]。在宿主界面,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析可鉴定受益生菌细胞或益生菌衍生产品影响的上皮通路,包括抗菌肽表达、固有免疫信号传导、氧化应激反应、上皮屏障功能及炎症通路[[58], [59], [60], [61], [62]]。对念珠菌-宿主相互作用的系统级分析可进一步表征定植和感染过程中发生的分子双向变化[[58], [59], [60], [61], [62]]。虽然现有的大部分证据来源于非口腔感染模型,但这些方法为开发口腔特异性多组学研究益生菌介导的抗念珠菌活性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
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剂的治疗效果不仅取决于其固有抗真菌活性,还取决于其到达并保持在念珠菌定植位点的能力。口腔存在多种制剂挑战,包括持续唾液清除、吞咽、pH波动、酶活性、有限的滞留时间以及已建立生物膜的结构复杂性。因此,设计用于维持后生元、抗菌肽、代谢物或益生菌衍生纳米复合材料有效局部浓度的递送系统可能改善局部暴露并增强生物活性[34,35]。益生菌和益生菌衍生方法已使用不同的制剂和给药策略进行了研究[[9], [10], [11], [12]]。然而,现有证据仍具有异质性,特定递送平台的临床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标准化评估。因此,制剂设计应考虑活性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性、释放特性、与口腔组织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口腔常驻微生物群的相容性。
口腔凝胶是局部递送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化合物的多用途平台。其半固体特性允许掺入无细胞上清液、纯化代谢物、细菌素、抗菌肽、纳米颗粒或这些成分的组合物[34,35]。与水性制剂相比,凝胶可增加与黏膜表面和义齿相关部位的接触时间,并可提供更可控的活性化合物释放。黏附黏膜凝胶可直接涂抹于受累的黏膜表面或义齿承托区,从而增加局部暴露并可能限制全身暴露[[63], [64], [65]]。基于壳聚糖、卡波姆、纤维素衍生物、透明质酸及其他生物相容性材料的聚合物系统可被研究以优化黏附性、黏度、释放动力学和组织相容性。在制剂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持热敏感多肽和其他不稳定代谢物的生物活性。聚合物基质与益生菌衍生活性化合物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也应进行评估,因为它们可能影响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抗菌活性(图4)。
漱口水代表了一种递送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剂的便捷方法,因为它们可以快速接触多个口腔表面[[9], [10], [11], [12]]。无细胞上清液、已定义的后生元制剂、抗菌肽、含有机酸的制剂和基于纳米颗粒的系统可能作为漱口水进行开发,用于反复局部给药。常规漱口水的主要局限是其在口腔内的接触时间相对较短。因此,黏度、pH、渗透压、活性化合物浓度和黏膜滞留等制剂参数需要仔细优化。制剂应提供足够的抗真菌活性,同时避免产生过高的酸度、黏膜刺激、不良口感或不必要的对有益口腔微生物的干扰。
对于益生菌衍生制剂,化学表征和功能测试尤为重要,因为复杂制剂可能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65], [66], [67], [68], [69], [70]]。在进入临床评估之前,应明确其组成、稳定性、效价和安全性。含片剂可提供益生菌衍生抗白色念珠菌制剂的延长局部暴露,因为其逐渐溶解能够延长与口腔黏膜的接触时间,优于快速清除的液体剂型[34,35]。这一递送策略可能适用于后生元代谢物、细菌素、抗菌肽或明确的益生菌衍生物组分。制剂开发应考虑对龋齿风险的潜在影响、患者接受度、唾液流速和糖分含量。非致龋赋形剂和无糖制剂可能尤其适合龋齿风险较高的个体。还应确定活性化合物在制造和储存过程中的稳定性,因为干燥、压缩、温度和湿度可能会影响肽和代谢物的活性。
唾液快速清除是局部口腔治疗的主要局限性。黏附性递送系统有可能通过延长活性化合物与口腔黏膜的接触时间来克服这一局限性[34,35]。黏附性薄膜、贴片、纳米凝胶、水凝胶和聚合物微粒可以被设计为提供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化合物的控释。这些系统可能增加上皮表面(即白色念珠菌粘附和菌丝体发育发生的部位)后生元的局部浓度。基于纳米粒子的系统可能进一步促进控释,并且根据其理化特性,与细胞外生物膜基质发生相互作用或渗透其中[31,32,[71], [72], [73]]。然而,过度的黏附性或过长的停留时间可能会损害患者的舒适度和正常的口腔生理功能。因此,在黏膜黏附性、释放持续时间、组织相容性和患者接受度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至关重要[[74], [75]]。
局部缓释系统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递送平台,其中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制剂在特定口腔部位缓慢释放。潜在平台包括可生物降解纳米粒子、聚合物微球、纳米纤维、水凝胶、义齿涂层和植入相关涂层[[75], [76], [77]]。这些系统的一个潜在优势是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局部暴露并降低给药频率。此类方法对于生物膜相关或复发性口腔念珠菌病可能尤其相关,因为延长的局部暴露可能具有优势。然而,目前这些平台应被视为实验性转化策略,而非口腔念珠菌病的既定治疗方案。在临床应用之前,应对缓释系统进行释放动力学、活性化合物稳定性、组织相容性、降解产物、对口咽常驻微生物群的影响、对成熟生物膜的抗真菌活性以及长期制剂稳定性的评估。
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产品的临床转化需要对菌株鉴定、制造条件、组成、效价、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行严格控制[[77], [78], [79], [80]]。应在菌株和制剂水平上证明抗念珠菌活性,而非仅根据益生菌物种鉴定进行推断。批次间差异是一个重要挑战,因为发酵条件、底物组成、pH、温度、氧气可用性、接种密度、发酵时间、收获、下游加工和储存都可能改变活性代谢物的浓度。因此,标准化制造应纳入预先定义的生产参数、经验证的分析方法、参考标准、化学指纹图谱和定量效价测定。LC–MS/MS、GC–MS、NMR、蛋白质组学分析和靶向生化测定有助于建立化学和功能一致性。然而,仅凭化学相似性不应替代生物效价测试。每批次拟用于转化开发的产品应理想地满足预先定义的身份、组成、效价、纯度、稳定性和安全性质量规格。
剂量标准化是另一项重要要求。实验研究经常使用不同的浓度、暴露时间、制备方法和终点指标,使得直接比较困难。未来研究应在可能的情况下报告活性成分的浓度、制备收率、暴露持续时间、制剂特性和生物学相关的口腔浓度。还必须评估长期安全性。对于局部口腔应用,研究应检查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相容性、黏膜完整性、炎症反应、对有益口腔微生物的影响、微生物组组成、重复剂量暴露以及纳米材料的潜在蓄积或持续存在。应考虑到对常驻口腔微生物群的非特异性干扰的可能性,因为广谱抗菌活性可能会改变生态平衡[9,10,12,[81], [82], [83], [84], [85]]。
益生菌衍生抗念珠菌产品的监管路径将取决于最终产品的组成、预期用途、制造工艺和作用机制。复杂的无细胞制剂、纯化的微生物代谢物、非活性微生物制剂、细胞外囊泡和含纳米粒子的制剂可能需要不同的表征和质量控制方法[3,6,[16], [17], [18], [19], [20], [21],[72], [73], [74]]。在进入临床评估之前,产品应具有明确定义的身份和组成、可重复的制造工艺、经验证的效价测定、适当的稳定性数据以及局部和全身安全性的证据。临床前研究应使用临床相关的白色念珠菌分离株和生物膜模型,并应评估抗真菌活性以及与口腔组织和常驻微生物的相容性。临床 trials 应随后建立疗效、最佳剂量、治疗持续时间、预防复发、患者接受度以及与常规抗真菌治疗的相容性。目前,益生菌衍生产品应被视为潜在的辅助或实验性方法,而非已建立的抗真菌治疗的替代方案。
白色念珠菌表型鉴定、全基因组测序、微生物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生物膜生物学和制剂科学的整合,为开发更具机制基础的后生元干预措施提供了机会。然而,精准后生元治疗的概念仍是一个新兴研究方向,而非已建立的临床方法。
未来研究应确定特定的白色念珠菌表型、抗性决定因子、生物膜特征或口腔微生物环境是否能预测对特定微生物衍生产品的反应。AI辅助分析和计算方法可能支持候选分子优先排序、代谢物预测和组学数据集的整合,但计算预测需要实验验证,不应被解释为临床疗效的证据。仍存在若干转化障碍,包括批次间差异、复杂制剂化学表征不完整、缺乏标准化效价测定、临床有效剂量不确定、长期安全性数据有限以及口腔微生物群落间的变异。对于纳米结构制剂,额外关注的包括颗粒稳定性、黏膜暴露、组织相容性、长期蓄积或清除以及对有益口腔微生物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广谱抗菌活性可能会无意中改变常驻口腔微生物群。因此,未来后生元开发的目标不仅应最大化白色念珠菌抑制,还应确定干预措施是否能保留有益微生物群落和正常的口腔生态功能。最终,经过充分表征的微生物衍生产品应通过分步开发途径,涉及菌株鉴定、基因组表征、化学谱分析、作用机制研究、标准化抗真菌和生物膜测试、毒理学评估、制剂优化、药理学评估以及设计合理的临床试验。这种方法可能为口腔念珠菌病的精准后生元干预提供一条更现实的途径。
## 小结
抗真菌耐药性和生物膜相关的敏感性降低是口腔念珠菌病管理中面临的重要挑战。表型敏感性测试可提供抗真菌活性的关键信息,而基因组方法可识别抗性相关决定因子、菌株相关性和其他基因组特征。这些方法应由生物膜特异性表型鉴定来补充,因为遗传耐药性和可逆性生物膜相关
**作者贡献**
GR:概念设计、文献综述、方法学以及批准最终稿件,AP:概念设计、资料收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已阅读并批准了本稿件,并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Guhanraj Radhamanalan:撰写—原稿、验证、调查、概念设计。Anahas Perianaika Matharasi: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方法学、数据管理。
Guhanraj Radhamanalan | Anahas Perianaika Mathara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