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结核药物所致肝损伤的表观遗传学见解:DNA甲基化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的系统综述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Epigenetic insights into 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NA methylation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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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药物性肝损伤(DILI)仍是一项重大临床挑战,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慢性肝病和治疗中断。DNA甲基化作为一种调控基因表达的关键表观遗传机制,已成为DILI易感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然而,临床证据主要局限于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DILI)。本系统综述评估了DNA甲基化模式与D

  

摘要

药物性肝损伤(DILI)仍是一项重大临床挑战,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慢性肝病和治疗中断。DNA甲基化作为一种调控基因表达的关键表观遗传机制,已成为DILI易感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然而,临床证据主要局限于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DILI)。本系统综述评估了DNA甲基化模式与DILI风险之间的关联,重点聚焦于ATDILI。对PubMed、Scopus和Embase数据库的检索共识别出2014至2024年间发表的八项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对照研究。研究报道,ATDILI相关的基因高甲基化涉及N-乙酰转移酶-2(NAT2)、细胞色素P450家族2亚族E成员1(CYP2E1)、细胞色素P450家族2亚族D成员6(CYP2D6)、细胞色素P450家族1亚族A成员1(CYP1A1)、谷胱甘肽S-转移酶π-1(GSTP1)、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5-氨基乙酰丙酸合酶-1(ALAS1)。重复序列元件的全局性低甲基化,包括LINE-1、SINE和ALU,也与ATDILI风险升高相关。全基因组分析识别出的潜在标志物包括四肽重复、锚蛋白重复和卷曲螺旋结构域蛋白-1(TANC1)、溶质载体家族8成员A2(SLC8A2)、脯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相互作用蛋白-2(PSTPIP2)和腺苷酸激酶-2(AK2)。上述发现支持DNA甲基化作为ATDILI易感性及个体化风险评估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然而,由于所有证据均来自病例对照研究,因果与时间关系仍不确定。需要开展前瞻性纵向研究、表观基因组全基因组分析、多组学整合、机制学验证以及大规模重复验证,以确认这些关联并确立其预测价值与临床效用。

引言

药物性肝损伤(DILI)仍是临床实践中的一项重大挑战,它可导致急性肝衰竭(ALF),需要肝移植,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发慢性肝病。该病理状态的严重程度不一,可表现为轻微的肝酶升高至危及生命的肝衰竭(1)。2013年,DILI约占美国ALF病例的11%(2)。此外,部分受DILI影响的患者会对药物使用产生焦虑和顾虑,从而负面影响治疗依从性(3)。除临床影响外,DILI还是导致药物研发中断和上市后限制使用的主要因素。1975至2007年间,DILI涉及32%的药物撤市事件(4)。虽然DILI的发生率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但报道显示中国的发生率高达每10万人中23.8例(5)。此外,数据显示DILI的发生率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2010年后的发生率分别约为2000–2010年期间和2000年之前观察值的3.5倍和6倍(6)。与此同时,DILI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条生物通路和多种蛋白质的调控。其基本机制之一是I相和II相生物转化反应中活性代谢产物的生成。这些代谢产物可与细胞蛋白质共价结合,引发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免疫反应。此外,胆汁盐输出泵(BSEP)的抑制会导致细胞内胆汁盐积聚,从而引起线粒体和肝细胞损伤。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对线粒体的直接毒性进一步损害能量产生并触发肝细胞凋亡。免疫介导的反应也参与特发性DILI,其中药物-蛋白加合物作为抗原,引发T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和抗体依赖性免疫机制。其他潜在机制包括内质网(ER)应激和氧化应激(3)。鉴于这些通路的复杂性,可以推测个体对DILI的易感性可能受参与这些过程的蛋白质的表达或活性差异的影响。
在DILI的各种形式中,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DILI)是最常见到的亚型之一。估计其约占中国DILI病例的20%–30%,在印度则占2%至40%(7)。尽管ATDILI与DILI通常共享若干致病机制,包括活性代谢产物的生成、氧化应激、线粒体损伤、免疫介导的肝毒性以及胆汁酸稳态的破坏,但它也具有一些独特特征。这些包括异烟肼代谢激活为具有肝毒性的肼类衍生物、利福平介导的药物代谢和胆汁酸转运调控、吡嗪酰胺固有的肝毒潜力,以及宿主遗传因素的贡献,特别是影响NAT2乙酰化状态的多态性(7)。
在基因表达方面,表观遗传机制越来越被认为是药物反应个体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调控等过程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调控参与药物代谢、转运和靶点的基因表达。这些机制在遗传变异之外提供了额外的一层调控,有助于解释个体间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差异(8, 9)。此外,表观遗传改变可受环境和疾病相关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的动态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还可导致耐药性(8)。
许多影响DILI风险的因素已得到广泛研究,包括年龄、性别、营养状况、种族、并发慢性肝病和遗传易感性(10, 11, 12, 13)。在组织和器官炎症的背景下,DNA甲基化已成为一种关键的调控机制(14)。具体而言,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的高甲基化可通过抑制转录和减少蛋白质表达来改变基因功能(15)。新兴证据揭示了DNA甲基化与DILI易感性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ATDILI的背景下(16, 17, 18)。参与DILI发病机制的基因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包括谷胱甘肽S-转移酶π-1(GSTP1)、细胞色素P450家族1亚族A成员1(CYP1A1)、CYP2E1和CYP2D6,已被发现与ATDILI风险升高相关(19, 20)。
尽管关于DNA甲基化与DILI风险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尚无全面综述系统总结两者之间的临床关联。对现有文献的系统评估对于全面理解DNA甲基化在DILI预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本综述旨在整合当前关于DNA甲基化在DILI易感性中作用的研究发现。通过推进对DILI分子机制的认识,本综述将为临床医生提供有价值见解,关于将DNA甲基化作为风险分层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潜在应用。此外,这些见解可能对药物研发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更安全的药物设计并减少DILI在临床实践中的发生。

章节片段

材料与方法

本系统综述遵循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条目(PRISMA)2020更新方案进行,确保研究过程的每个阶段——从文献检索到数据综合——均实现标准化报告(21)。

研究特征

研究筛选过程如PRISMA流程图(图1)所示。对PubMed、Scopus和Embase数据库的初步检索共识别出1079项研究。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遴选过程,最终共有八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并纳入最终分析。所有入选研究均考察了DNA甲基化与抗结核药物所致肝损伤之间的关联。其中,六项研究采用候选基因方法,聚焦于特定基因

讨论

异烟肼是抗结核治疗的核心药物,其代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NAT2活性。NAT2催化异烟肼(INH)乙酰化为乙酰异烟肼(AcINH),以及随后将乙酰肼(AcHz)转化为二乙酰肼(DiAcHz)。鉴于NAT2在异烟肼代谢中的作用,乙酰化状态(快速、中间和慢速乙酰化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药物代谢和肝毒性风险。然而,

作者贡献声明(CRediT)

Noppadol Chanhom:可视化、指导、方法学、数据整理。Jiraphun Jittikoon: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验证、指导、资源、方法学、调查研究、正式分析、概念构思。Usa Chaikledkaew: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指导、软件、方法学、数据整理。Wanvisa Udomsinprasert: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稿撰写、可视化、验证、指导、软件、资源、项目管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本研究的开展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财务关系。

资助

本研究工作由玛希隆大学资助(基金来源:2024财政年度基础基金,由泰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创新基金(NSRF)提供)。

利益冲突声明

? 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工作部分由玛希隆大学研究生院资助。
Hoang Dat Nguyen|Noppadol Chanhom|Jiraphun Jittikoon|Usa Chaikledkaew|Wanvisa Udomsinpra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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