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生态足迹：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在OECD与非OECD国家中的中介作用

《Energy Nexus》：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 mediating roles of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OECD and non-OECD countries

　　

推进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项机制是实施有效法律，以规范经济主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框架下，由Wackernagel和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EF）已成为衡量生态压力的指标，因为它量化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生物承载力的需求。与仅关注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不同，生态足迹涵盖了对土地、水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提供了更全面的环境压力图景。近期研究强调，制度因素（尤其是法治）可通过影响社会中的监管遵从与经济决策，在环境轨迹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更强的法治并不必然保证更低的生态压力，因为更稳定的制度框架也可能有利于能源与资源密集型投资、生产与消费。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法治如何影响生态压力，以及这一关系在不同经济与制度背景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此外，大量文献未能将经济、能源与人口因素整合到单一分析框架中，也未能充分处理制度与生态压力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选取67个经济体（26个OECD成员国和41个非成员国），覆盖1996–2021年期间，结合静态与动态设定，考察法治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考虑生态足迹的时间持续性以及制度与环境压力之间的潜在内生性。为考察传导机制，采用中介回归将法治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结果显示，生态足迹轨迹具有持续性，表明其前期水平影响当期行为。此外，证据支持OECD与非OECD经济体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法治对生态足迹具有正向且统计显著的影响，这与法治水平提高必然降低生态压力的预期相反。这一结果表明，制度的环境效应可能取决于在更高法律稳定性条件下开展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地，中介分析显示，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构成法治影响生态足迹的传导渠道。当使用替代性的环境质量与法治衡量指标以及不同的子样本和子时期时，主要发现保持稳健。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生态足迹（EF）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压力的综合指标，涵盖了碳排放在内的土地、水资源及自然资源等多维需求，较单一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更具全面性。然而，制度因素——尤其是法治（rule of law）——在生态可持续性轨迹中的作用长期未得到充分关注。既有文献对法治与环境绩效关系的证据并不一致：一方面，法治可通过强化监管遵从与自然资源保护降低生态退化；另一方面，更稳定的制度框架也可能吸引能源与资源密集型投资，反而加剧生态压力。这一矛盾性证据提出了核心研究问题：法治究竟如何影响生态足迹？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在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OECD与非OECD）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此外，现有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大量研究以CO?排放作为环境退化指标，存在“碳隧道视野”局限，未能捕捉生态压力的多维度特征；第二，较少研究将法治作为独立制度维度纳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析框架，且多数未同时整合经济增长、可再生能源转型、自然资源租金、油价与大型城市集聚等多重因素；第三，法治影响生态足迹的传导机制——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这两条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基于上述空白，该研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法治在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可再生能源转型、自然资源租金、油价与大型城市集聚时的效应如何？该关系在OECD与非OECD经济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法治影响生态足迹的传导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选取67个经济体（26个OECD成员国与41个非成员国），覆盖1996–2021年面板数据。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生态足迹（EF），核心解释变量为法治（RL），并纳入人均GDP及其平方项以检验EKC假说，同时控制可再生能源转型（RET）、自然资源租金（NR）、油价（OIL）与大型城市集聚（LUA）。实证策略采用三种互补方法：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处理面板异方差与序列相关；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考虑生态足迹的时间持续性及制度与生态压力之间的潜在内生性；中介回归分解法治对生态足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以识别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传导作用。稳健性检验采用替代性环境质量与法治指标、不同子样本与子时期。

三、研究结果

生态足迹的持续性。 动态估计结果显示，生态足迹轨迹具有显著的时间持续性，前期生态足迹水平显著影响当期行为，表明生态压力存在路径依赖特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在OECD与非OECD经济体中均观察到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呈倒U型关系，支持EKC假说。经济发展初期伴随生态压力上升，越过收入阈值后生态压力趋于下降。

法治的正向效应。 法治对生态足迹具有正向且统计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与法治水平提高必然降低生态压力的预期相反。该发现表明，在更稳定的法律与制度环境下开展的经济活动——包括能源与资源密集型投资、生产与消费——可能抵消法治在监管遵从方面的积极作用。

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减排效应。 可再生能源转型显著降低生态足迹，表明现代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占比的提升有效替代化石燃料，缓解生态压力。

自然资源租金的正向效应。 自然资源租金对生态足迹具有正向影响，支持资源诅咒假说：依赖自然资源开采的经济体倾向于优先开发资源以促进增长，加剧生态系统压力。

油价的异质性效应。 在OECD经济体中，油价对生态足迹具有负向影响，较高油价激励清洁能源投资与能源替代，降低生态压力；在非OECD经济体中该效应不显著。

中介机制。 中介分析显示，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构成法治影响生态足迹的显著传导渠道。法治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金融体系深化，间接影响生态足迹水平。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法治对生态足迹的正向效应并非否定制度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而是揭示制度效应取决于经济活动结构与发展阶段。在法治更完善的经济体中，投资扩张与消费增长可能抵消环境规制收益；而在制度较弱的经济体中，法治改善的边际环境收益可能更大。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表明，制度通过塑造教育水平与信贷配置方向间接影响生态压力，其环境后果取决于资本流向清洁或高碳活动的比例。

研究结论指出，法治与自然资源租金对生态足迹具有正向效应，而可再生能源转型显著降低生态足迹；油价仅在OECD经济体中呈现负向效应。研究支持EKC假说在两类经济体中的适用性，并确认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作为法治影响生态足迹的传导渠道。政策含义在于：法治建设需与可再生能源推广、资源管理改革及绿色金融发展协同推进，方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