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中的肝细胞衰老

《Hepatology Communications》:Hepatocyte senescence i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Hepatology Communication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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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ASLD)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健康挑战,具有特别高的发病率和疾病负担。细胞衰老已被证实是驱动MASLD发生和进展的核心机制之一。肝细胞是肝脏的主要功能细胞,在代谢压力下会进入衰老状态。这些衰老的肝细胞会分泌一系列促炎和促纤维化因子,直接加剧肝脏炎症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ASLD)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健康挑战,具有特别高的发病率和疾病负担。细胞衰老已被证实是驱动MASLD发生和进展的核心机制之一。肝细胞是肝脏的主要功能细胞,在代谢压力下会进入衰老状态。这些衰老的肝细胞会分泌一系列促炎和促纤维化因子,直接加剧肝脏炎症并激活肝星形细胞,从而导致病理性的纤维化。本综述的目的是探讨肝细胞衰老的关键分子途径及其对MASLD进展的影响。最后,我们讨论了可用于MASLD预防和治疗的相关干预策略。

**引言**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ASLD)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影响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全球人口。1,2 MASLD以前被称为NAFLD,于1986年首次提出,定义为在没有继发性病因或显著饮酒的情况下存在肝脏脂肪变性。2023年,MASLD取代了NAFLD的定义,被定义为至少存在一个心血管代谢风险因素以及女性每天饮酒量少于20克、男性每天饮酒量少于30克的情况。这一变化强调了心血管代谢风险因素(如胰岛素抵抗)在该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3 MASLD的疾病谱从单纯的脂肪变性发展到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炎(MASH),后者是一种更严重的形式,增加了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的风险。尽管MASLD的患病率不断上升且疾病负担沉重,但有效的药物治疗选择直到最近仍然有限。4 因此,深入了解MASLD的发病机制对于开发能够预防、阻止或逆转其进展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MASLD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中慢性营养过量、脂毒性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驱动了肝细胞的衰老。衰老是大多数慢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过程:时间性衰老(由时间的流逝定义)和生物性衰老(反映在分子、细胞、组织和器官层面的功能逐渐衰退和结构退化),这反映了身体的实际生理和代谢状态。5,6 MASLD本质上结合了这两种衰老过程:它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核心的代谢功能障碍直接加速了生物性衰老,从而促进了肝细胞的功能损伤和炎症。多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时间性衰老是肝纤维化和全因死亡率的传统预测因子,而加速的生物性衰老则独立预测了MASLD的发生及其纤维化的严重程度。7

肝细胞是肝脏的主要实质细胞,执行着维持全身稳态所必需的代谢、合成、解毒和储存功能。8 然而在MASLD中,肝细胞长期处于代谢压力下,这不仅损害了正常的肝细胞功能,还诱导了细胞衰老,从而削弱了肝脏维持稳态的能力,增加了其对损伤的敏感性,并促进了疾病的进展。9 与由端粒缩短引起的经典复制衰老不同,MASLD中的肝细胞衰老主要是由代谢压力引发的一种生物性衰老形式。尽管两者都表现为细胞周期停滞,但后者绕过了依赖端粒的计时机制,而是直接由代谢紊乱(如脂毒性、氧化应激和胰岛素抵抗)驱动,表现出独特的应激诱导特征。10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代谢压力可以直接诱导肝细胞衰老。此外,临床研究表明肝细胞端粒长度与肝炎和纤维化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生物性衰老和端粒磨损可能在MASLD过程中同时存在并协同加剧肝脏损伤。11

基于上述观察,本综述探讨了在代谢压力条件下肝细胞衰老的机制,研究了衰老肝细胞如何推动疾病进展,并讨论了针对肝疾病的新型治疗策略。

**MASLD中与肝细胞衰老相关的机制**
由于其高代谢活性和持续暴露于毒素及炎症介质中,肝细胞特别容易受到一系列诱导衰老的因素的影响,包括外源性物质、脂毒性和微生物感染。这些因素会触发持续的DNA损伤信号通路,最终激活细胞周期检查点并启动衰老程序。12

**端粒磨损和氧化应激**
端粒位于染色体末端,负责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每次细胞分裂时,端粒会逐渐缩短,这一过程称为端粒磨损。在肝脏中,受氧化应激影响的肝细胞表现出显著的端粒磨损加速。当端粒缩短到临界长度时,会触发DNA损伤反应(DDR)级联反应,从而启动细胞周期停滞。13 这一信号通过CHK2/1介导的p53磷酸化激活p53通路,进而促进下游p21的表达并抑制cyclin E/A-CDK2的活性,导致不可逆的细胞周期停滞。14 在MASLD中,肝细胞中的端粒磨损普遍存在,并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一项涉及156名通过肝活检诊断为MASLD的患者的研究显示,随着肝脏炎症(A1–A3对比A0)和纤维化进展(F3–F4对比F0–F2)的增加,端粒长度显著缩短。15 此外,较短的端粒与更严重的脂肪性肝炎等级相关,表明端粒磨损充当了将慢性脂质损伤与组织学进展联系起来的“计时器”。16

氧化应激是一种病理状态,其特征是细胞内活性氧(ROS)的产生和清除之间的失衡,导致ROS过度积累。17 在肝细胞中,线粒体是脂质氧化的核心场所。在代谢压力下,增加的脂质氧化直接驱动线粒体ROS(mtROS)的产生,进而诱导氧化应激。18 与其他区域相比,端粒DNA由于其高鸟嘌呤含量(TTAGGG重复序列)而对氧化应激高度敏感。在MASLD引起的氧化负担下,ROS特别针对这些部位,使端粒DNA容易受到ROS的氧化,形成8-oxoG;19 而且其修复酶难以接触。8-oxoG切除后,通常会演变为单链断裂而不是精确修复,导致不可逆的端粒片段丢失,进一步加速短缩速率。20 同时,ROS直接攻击核DNA,造成非端粒损伤,如双链断裂(DSBs)和碱基脱嘌呤。这些“急性打击”也被MRN复合体识别,激活ATM–p53–p21通路,并引发“过早衰老”。21 值得注意的是,“过早衰老”的维持和进展通常伴随着p16INK4a通路的激活。p16INK4a的高表达通常标志着细胞衰老的不可逆状态的建立。在MASLD中,p16INK4a的积累主要发生在非实质肝细胞中,如窦状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中,通过SASP驱动纤维化和炎症的持续存在。22 因此,氧化应激不仅通过“加速端粒时钟”间接加速衰老,还独立于端粒直接启动DDR,造成双重打击。

无论损伤来源如何,DDR信号最终都会汇聚到p53–p21通路。持续的p53磷酸化使其能够逃避MDM2介导的降解。积累的p53同时上调p21,使其能够结合并抑制多个CDK–cyclin复合体,导致RB去磷酸化,从而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并转录促凋亡基因如PUMA和Bax。23 然而,MASLD肝细胞由于脂毒性而表现出“凋亡抵抗”,使得细胞衰老成为主要结局。

**线粒体功能障碍**
线粒体功能障碍既是肝细胞衰老的触发因素,也是这一过程的放大因素。线粒体功能障碍会引发氧化应激。在脂质积累的肝细胞中,脂肪酸β-氧化的补偿性增强超过了线粒体的处理能力,导致乙酰辅酶A(acetyl-CoA)和NADH的积累。这迫使电子传递链(ETC)“减速”,导致逆向电子转移(RET)的激增和大量超氧阴离子的产生。24 同时,线粒体DNA(mtDNA)变得容易受到碱基修饰和链断裂的影响。这进一步抑制了ETC编码基因的转录,从而产生大量ROS。25 过度积累的ROS不仅氧化mtDNA,还扩散到细胞核内,导致核DNA的双链断裂——这是线粒体到核逆向信号传导的经典表现。这种核DNA损伤稳定了肿瘤抑制通路(如p53)的激活,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衰老表型,从而进一步加剧衰老信号。

NAD+代谢作为连接能量代谢和衰老信号的关键通路,在上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6 在MASLD中,NAD+既作为能量代谢的重要辅酶被过度消耗,又作为DNA损伤修复酶PARP1的底物被耗尽。这种双重耗竭导致细胞内NAD+水平急剧下降。27 NAD+的耗尽导致SIRT家族的去乙酰化活性丧失。核SIRT1的失活导致表观遗传失调和线粒体生物合成的受损,而线粒体SIRT3的活性降低则导致抗氧化防御系统的崩溃。28 这进一步加剧了线粒体内的氧化应激。

值得注意的是,线粒体功能障碍和NAD+耗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功能障碍的线粒体产生过多的ROS,激活了消耗NAD+的酶(如PARP1和CD38),而NAD+水平的下降进一步损害了SIRT家族和PGC-1α介导的线粒体生物合成。在MASLD的背景下,CD38的表达常常由SASP产生的炎症细胞因子上调,这也将线粒体功能障碍与肝脏的免疫微环境联系起来。29 此外,衰老本身可以导致线粒体自噬,这种损伤允许产生ROS的缺陷线粒体在细胞内持续存在,进一步加剧氧化应激和NAD+的耗尽。这种自我持续的循环“线粒体功能障碍-NAD+耗尽-表观遗传失调”不断驱动细胞的衰老和机体功能的衰退。

**炎症信号**
脂毒性是指由于异常脂质代谢导致的非脂肪组织中脂质的过度积累,引起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在脂毒性下,细胞内的脂质代谢产物(如游离脂肪酸和胆固醇晶体)可作为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被模式识别受体TLR4识别。30 TLR4的激活会启动下游的MyD88依赖性信号通路。MyD88依赖性通路招募TRAF6和IRAK1/4等分子来激活NF-κB。NLRP3炎性小体的激活,以及NF-κB介导的通路,可以由多种刺激(如ROS和钾离子外流)触发。这导致NLRP3寡聚化和含有CARD(ASC)的凋亡相关斑点蛋白的招募,随后激活caspase-1。这种酶将pro-IL-1β和pro-IL-18切割为成熟的IL-1β和IL-18,从而诱导炎症反应。20,21 高度激活的NLRP3炎性小体可以触发焦亡,但其亚致死或慢性低水平激活可以维持持续的低度炎症,而不引发细胞裂解,并成为驱动SASP的主要因素之一。31

研究表明,NF-κB的激活不仅促进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还通过多种机制稳定了p16的表达。一方面,NF-κB可以直接或间接增强p16基因的转录;另一方面,炎症细胞因子如IL-6和IL-8可以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途径作用于周围细胞,激活JAK/STAT等信号通路,进一步放大p16的表达。32 上调的p16将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pRB)转化为非功能性的、低磷酸化和去磷酸化状态。低磷酸化的pRB与转录因子E2F结合,阻止E2F激活对细胞周期至关重要的基因的表达。33 这导致细胞停滞在G0/G1阶段,迫使它们永久退出细胞周期,从而进入不可逆的细胞衰老状态。34

炎症信号不仅是衰老的结果,也是其驱动力。代谢压力因素如脂毒性通过TLR4和NLRP3炎性小体通路激活NF-κB,促进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此外,在MASLD的背景下,由mtDNA损伤触发的cGAS–STING信号通路也可以作为NF-κB的上游激活因子,从而进一步推动炎症反应的发作。35 这些细胞因子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机制稳定衰老标记物(如p16)的表达,将细胞困在衰老状态。这一机制表明,干预炎症信号通路可能代表了一种延缓衰老和治疗与年龄相关疾病的新策略。

**凋亡抵抗**
受损的肝细胞获得了对凋亡的抵抗,这是它们在体内持续存活并分泌SASP、推动疾病进展到更严重阶段的关键机制。这种抵抗也是衰老相关病理学积累的前提条件。在MASLD的病理环境中,多种分子机制共同作用于肝细胞的凋亡抵抗。异常的脂质积累显著上调了肝脏抗凋亡蛋白(如Bcl-2、Bcl-xL、Mcl-1)的表达。同时,促凋亡蛋白(如Bax、Bak、Bid)的功能或表达可能会受到抑制。这种“生存平衡”向抗凋亡方向的倾斜有效地阻断了线粒体凋亡途径,使细胞免于死亡,并为衰老的肝细胞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理论上,这些衰老的肝细胞应该会被免疫系统迅速清除;然而,它们对凋亡的抵抗力使它们能够逃避免疫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导致衰老细胞的持续积累(图1)。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MASLD)中,各种代谢应激因素可导致肝脏损伤。在MASLD患者中,游离脂肪酸(FFAs)在肝细胞内大量积累,激活细胞膜上的TLR4受体,并通过MyD88依赖的信号通路激活NF-κB。NF-κB进入细胞核,诱导P16和Rb的表达,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另一方面,它激活NLRP3炎性小体,促进促炎因子(如IL-1和IL-18)的释放,从而加重肝脏的炎症微环境。其次,肝细胞内产生大量活性氧(ROS),这些活性氧不仅直接损害mtDNA,还削弱了抗氧化系统的防御能力。线粒体功能受损后,抗凋亡蛋白Bcl-2/Bcl-xL的表达上调,而促凋亡蛋白Bax/Bak的表达下调,进一步抑制凋亡并促进细胞进入衰老状态。此外,与MASLD相关的代谢紊乱还会损伤端粒和核DNA,触发DNA损伤反应(DDR),并激活ATN–p53–p21通路。这些信号最终共同作用,导致细胞衰老并促进MASLD的发生。

这些抗凋亡的衰老细胞持续存活并分泌SASP因子,通过旁分泌效应诱导邻近细胞也发生衰老,从而促进慢性炎症并破坏组织稳态。肝细胞衰老的组织学特征,如端粒缩短、DNA损伤和对凋亡的抵抗力,在MASLD和其他慢性肝病中已有广泛报道。然而,这些改变缺乏特异性,无法完全反映衰老肝细胞的独特异质性。最近的研究开发了一种肝细胞特异性衰老基因特征(SHGS),可以捕获衰老肝细胞的核心转录特征。分析显示,SHGS+肝细胞富含与细胞衰老和SASP相关的基因,并进一步表明这些细胞可以通过旁分泌信号影响邻近肝细胞,从而加速MASLD的进展。这一特征在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制定干预策略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因为SHGS+肝细胞主要来源于p21+细胞,对于p21-或其他信号诱导的衰老细胞缺乏特异性。

目前尚无普遍接受的肝细胞衰老诊断金标准,诊断仍依赖于多种生物标志物的组合功能验证。在MASLD中,SHGS+已成为当前的标准;然而,未来需要开发更特异性的无创生物标志物。

衰老肝细胞在MASLD进展中的作用

这些分子机制不仅导致肝细胞功能障碍,还通过SASP影响肝脏微环境,触发其他肝细胞的病理重构,使衰老扩散到周围的非衰老肝细胞,促进肝干细胞(HSC)纤维化以及巨噬细胞的激活。因此,肝脏微环境被重构,加速了MASLD的进展。

**肝细胞衰老的异质性**
在MASLD中,肝细胞衰老并不是均匀现象,而是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时间和亚型异质性。在空间上,研究表明衰老肝细胞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倾向于聚集在中央静脉周围和脂肪变性最严重的区域。这些区域氧化应激负担较高,表明局部代谢微环境影响衰老的易感性。时间上的异质性表现为疾病早期可逆衰老占主导,此时衰老细胞在损伤得到缓解后可以清除或恢复增殖能力;然而,随着MASLD的发展,衰老逐渐变为不可逆,衰老细胞积累并形成纤维化微环境。

在表型层面,不同亚群的衰老肝细胞表现出不同的致病潜力。p21阳性的衰老细胞与纤维化相关,推动MASH向纤维化的转变;脂毒性亚型则以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脂质过氧化物的积累为特征,这直接加剧了代谢应激。免疫逃逸亚型上调BCL-2家族蛋白以抵抗免疫清除,导致衰老细胞的长期持续存在。这些不同的致病亚型协同作用,促进肝纤维化、肝细胞发育不良甚至肝细胞癌(HCC)的发展。

**脂质代谢重构**
衰老会导致体内脂肪重新分布,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临床前研究表明,诱导肝细胞衰老会促进肝脏脂肪变性,而清除这些衰老细胞可以改善肝脏的脂质含量。相反,积累的脂质本身也可以诱导肝细胞衰老,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循环,其中衰老和脂肪变性相互加剧。这种现象常被称为“代谢衰老”,表明衰老和脂肪变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双向关系,从而促进MASLD的发生和发展。

衰老肝细胞中的脂质积累机制与衰老过程中发生的线粒体功能障碍有关,包括氧化磷酸化受损和活性氧生成增加。这种功能障碍导致肝细胞有效代谢脂质的能力下降,抑制脂肪分解过程,导致脂质在细胞质中积累,形成一个“脂滴积累–线粒体损伤”的恶性循环。同时,衰老肝细胞分泌一系列SASP因子,包括IL-6、TNF-α等。这些因子不仅促进炎症,还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SASP因子如TNF-α通过抑制IRS-1磷酸化和激活JNK/NF-κB通路,抑制胰岛素对脂质合成的负调控作用,从而增加脂质生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胰岛素抵抗不能抑制肝脏中的新脂质生成。这种信号通路的差异反应形成了选择性胰岛素抵抗的代谢悖论,即尽管肝脏对葡萄糖代谢表现出抵抗,但脂质合成代谢异常活跃,导致脂肪组织功能障碍和周围胰岛素敏感性的逐渐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脂质和衰老之间的恶性循环。此外,SASP因子可能通过旁分泌机制影响邻近的非衰老肝细胞,扩大脂质代谢紊乱的范围。相关研究表明,在炎症应激下,SASP因子(如IL-6)通过mTOR信号通路在邻近健康肝细胞中上调CD36表达,使这些细胞具有更强的脂肪酸摄取能力,加速细胞内脂质积累,进一步扩大病理变化的范围。

**SASP炎症的放大**
衰老肝细胞通过其独特的SASP建立持久的炎症微环境,成为MASLD中慢性肝炎的关键“炎症中心”。衰老肝细胞分泌的炎症介质主要包括IL-6、IL-1β、TNF-α和趋化因子CCL2和CXCL8。这些分泌因子对邻近细胞产生多种旁分泌效应,不仅直接激活肝细胞中的NF-κB信号通路,诱导自身和邻近细胞中炎症介质的表达增加,还持续招募Ly6C+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并激活Kupffer细胞。同时上调ICAM-1和VCAM-1以增强免疫细胞粘附。激活的巨噬细胞进一步产生IL-6和IL-1β,形成“衰老–炎症”正反馈循环,维持MASLD中的慢性低度炎症。这一过程在介导细胞通讯和影响多种病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动物模型研究表明,选择性清除p16-衰老肝细胞或系统性敲除p21可减少40%-50%的肝巨噬细胞,并显著降低血清ALT和IL-6水平。此外,GDF15已成为一个新的衰老生物标志物,它由衰老肝细胞特异性分泌,其血清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最近的研究表明,p21表达会引发富含免疫招募因子的p21相关分泌表型(PASP),这表明p21+肝细胞可能分泌不同于SASP的独特因子谱系,可能在肝脏再生和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肝细胞与肝星形细胞的相互作用**
衰老肝细胞通过直接诱导肝星形细胞(HSC)激活、重塑肝脏微环境和促进异常细胞外基质(ECM)沉积,成为MASLD肝纤维化的关键启动者。关于激活机制,衰老肝细胞释放TGF-β、PDGF和CTGF等因子,直接激活静止的HSC,将其转化为产生胶原蛋白的肌纤维母细胞,导致ECM沉积。其中,PDGF是HSC最强的有丝分裂原,驱动其增殖和迁移。研究表明,PDGF及其受体在实验性大鼠纤维化模型和人类纤维化肝脏中显著上调。TGF-β1是HSC向肌纤维母细胞转分化的主驱动因素。衰老肝细胞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途径释放TGF-β1,与HSC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后,可激活细胞内的Smad2/3信号通路。磷酸化的Smad2/3与Smad4形成复合物并转移到细胞核内,诱导HSC从静止状态转变为类似肌纤维细胞的细胞,上调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I型胶原蛋白(Col1a1)的表达,最终导致肝脏内ECM过度沉积。对肝纤维化患者 liver tissue 样本的研究显示,TGF-β1表达水平与衰老肝细胞数量呈正相关。临床研究表明,在人类肝活检标本中,p21/p16阳性细胞与α-SMA阳性细胞共定位,并与纤维隔膜厚度密切相关。相关动物实验表明,给予抗氧化剂或抑制炎症信号通路的药物可以有效减少衰老肝细胞引起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降低HSC的激活水平,减缓肝纤维化的启动,进一步证明衰老肝细胞在促进肝纤维化和影响MASLD预后中起关键作用。

除了旁分泌效应外,HSC的激活还依赖于多种机制:HSC本身可以通过NTF3–NTRK3自分泌轴和SERPINE1介导的自主信号独立建立激活环路;肝窦状内皮细胞(LSECs)释放的细胞外囊泡在被HSC摄取后可以调节其激活状态;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等代谢物可以直接作用于HSC,诱导其向纤维化表型转变。这些机制协同作用,推动HSC激活和肝纤维化的进展。

**免疫监视与衰老肝细胞的逃避**
虽然衰老通常被视为一种抗肿瘤机制,但在MASLD背景下,衰老肝细胞可能通过衰老逃避机制促进肝细胞癌(HCC)的发展。DNA损伤和代谢应激等机制使肝细胞进入以p53–FBP1表达升高的衰老状态。衰老细胞通过永久性细胞周期停滞阻止受损细胞的进一步增殖,从而抑制突变积累和恶性转化。然而,持续的慢性炎症创造了促肿瘤微环境。在这种选择性压力下,一些衰老细胞通过沉默FBP1并激活NRF2/AKT通路等途径来逃避衰老,从而克服细胞周期停滞。这些逃避衰老的细胞成为肝细胞癌前体细胞(HcPCs)。由于表观遗传调控紊乱和持续增殖压力下的复制造谢压力增加,逃避衰老的细胞出现基因组不稳定,形成最终驱动HCC发展的癌前病变核心(图2)。

**SASP介导的肝脏生态系统破坏**
衰老肝细胞通过分泌一系列SASP因子,促进细胞内脂质积累和代谢紊乱;招募并激活巨噬细胞和Kupffer细胞,进一步释放促炎因子,维持慢性炎症状态。此外,它们还能激活肝星状细胞(HSCs),从而启动并加速肝脏纤维化进程,同时通过旁分泌信号进一步影响肝脏微环境。最终,在慢性炎症微环境的选择压力下,一部分衰老的肝细胞会下调FBP1基因表达,并发生“衰老逃逸”,转化为基因组不稳定的癌前肝细胞,最终导致肝癌(HCC)的发展。

相关研究发现,在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MASLD)向肝癌转化的过程中,衰老标志物如FBP1和p53在肝细胞中上调,但在癌前病变和肝癌中下调,这表明衰老状态被逆转。在喂食高果糖、高脂肪饮食的MUP-uPA小鼠中,32周内肝癌发病率从20%增加到80%,这证实了衰老肝细胞的“逃逸”是连接MASLD纤维化和恶性转化的关键环节。

**针对肝细胞衰老的治疗策略**
作为MASLD的主要驱动因素,靶向治疗肝细胞衰老已成为临床研究的核心重点。靶向抗衰老疗法通过干预肝细胞衰老来延缓MASLD的进展;然而,其核心机制并不涉及逆转肝细胞衰老,而是选择性地清除处于病理状态的衰老肝细胞并抑制它们释放的有害物质SASP,从而打破衰老-炎症循环,阻止纤维化,并通过改善代谢功能延缓疾病进展。
**衰老细胞清除疗法**通过特异性诱导衰老细胞凋亡并减少衰老细胞负担来缓解疾病进展,是目前最直接的干预手段。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精确清除功能异常的衰老细胞,同时不损害正常增殖的细胞。广泛使用的抗衰老药物达沙替尼(Dasatinib,D)和槲皮素(Quercetin,Q)已被证明可以降低衰老细胞中的p21、PAI-1和BCL-xl蛋白,首个评估这种疗法在伴有纤维化的MASLD患者中的临床试验(NCT05506488)正在进行中。
Bcl-2抑制剂ABT-263/737和HSP90抑制剂17-DMAG分别通过抑制抗凋亡信号或破坏HSP90-AKT激活途径清除衰老肝细胞,在急性和慢性酒精性及化学性肝损伤模型中显示出抗纤维化和抗氧化作用。尽管ABT-263在肝癌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疗效,但其在肝病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索,且其安全性仍需严格评估。此外,新型策略如PROTAC降解剂(如753b和ARV-825)正在临床前开发中,这些药物有望提高细胞类型特异性并降低脱靶毒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干预措施缺乏对衰老细胞的选择性,可能会导致血小板减少和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或在某些模型中无效。例如,D+Q对多种类型的衰老细胞(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均有效,而非特异性作用于肝细胞;在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模型中未能降低肝细胞衰老,甚至在DEN/HFD诱导的肝病模型中反而加重了疾病进展。因此,抗衰老药物的研究必须根据具体疾病或病因明确靶向衰老细胞。

**衰老形态学疗法**并不直接清除衰老细胞,而是通过抑制SASP和改善衰老微环境来减轻其病理效应。这种策略特别适用于衰老细胞负担较轻或不耐受衰老细胞清除疗法的患者。这类疗法可通过抑制NF-κB、JAK–STAT信号通路、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mTOR、与线粒体复合物I或IV相关的靶点或其他参与SASP生成的通路来直接或间接减弱SASP。例如,二甲双胍通过激活AMPK并抑制NF-κB显著降低促炎因子IL-6和TNF-α的表达,在多个MASLD队列中显示出延缓纤维化进展的效果。雷帕霉素可以抑制IL-1α,从而降低NF-κB活性并下调促炎因子表达;结合MAPKAPK2阻断和mTOR相关mRNA稳定机制,可显著减弱SASP。与直接清除衰老细胞的疗法相比,衰老形态学疗法不会触发凋亡途径,因此毒性较低且安全性更高。但由于衰老细胞持续存在,可能需要长期维持治疗,这增加了药物依赖性和长期用药带来的不可预见不良反应风险。因此,开发新一代衰老形态学化合物以减少药物副作用(如肾毒性和免疫抑制),同时提高疗效和药代动力学,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

衰老机制复杂,单一靶向干预往往难以同时实现“清除”和“抑制”目标。基于互补机制设计的联合策略可以同时减少衰老细胞负担并阻断残余SASP造成的持续损伤。衰老细胞清除剂和衰老形态学药物的联合使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包括清除衰老细胞和抑制其有害分泌活性。例如,在动物研究中,先用D+Q快速清除高SASP水平的衰老细胞群,再用二甲双胍/雷帕霉素维持低炎症环境,显著降低了p16和p21的表达及肝脏组织中的胶原沉积。

此外,针对uPAR(uPAR-CAR-T)的免疫疗法在治疗MASLD方面展现出新的有前景的作用机制。该疗法通过精确清除衰老肝细胞和衰老相关肌成纤维细胞来阻止纤维化进展并改善代谢稳态。uPAR在衰老肝细胞和由HSC衍生的肌成纤维细胞表面显著上调,使其成为CAR-T细胞的理想靶点。uPAR-CAR-T细胞通过嵌合抗原受体精确识别并清除这些细胞,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多项研究证实,uPAR-CAR-T细胞在老年或高脂肪饮食小鼠体内持续存在,可持续抑制衰老细胞积累且无明显毒性。然而,临床应用面临挑战:uPAR表达并非所有衰老细胞都存在,也不仅限于衰老细胞,可能导致意外损伤。需要进一步评估其长期免疫毒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及其他风险。

除了靶向药物治疗(表1)外,专注于生活方式干预以对抗肝脏衰老的治疗方法也在研究中。在没有有效且安全药物的情况下,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调整是MASLD的主要治疗策略。减重被认为是治疗MASLD最有效的方法。运动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减轻氧化应激和加速脂质氧化,从而延缓疾病进展。最新动物实验表明,8个月的有氧运动可通过miRNA–P38MAPK信号通路直接抑制肝细胞衰老。此外,运动可通过代谢表观遗传重组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轻高胰岛素血症和脂毒性对肝细胞的促衰老作用。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都能改善肝脏脂肪变性,其中抗阻训练能耗较低,更适合心肺功能差或超重无法耐受有氧运动的人群。地中海饮食富含植物性食物、橄榄油和坚果,同时适量摄入红肉和葡萄酒,被推荐作为饮食方案。减轻体重可改善MASLD患者的组织学表现,研究表明至少减轻3%-5%的体重可改善脂肪变性;减重超过10%的患者几乎均可逆转脂肪变性,约80%的病例纤维化得到改善。

**表1:针对肝细胞衰老的治疗策略**
| 名称 | 类型 | 机制 | 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
| 达沙替尼(Dasatinib, D)和槲皮素(Quercetin, Q) | 衰老细胞清除 | 选择性诱导衰老细胞凋亡,去除有毒衰老细胞,减轻炎症和纤维化 | 缺乏对衰老细胞的选择性 | 36 |
| 二甲双胍(Metformin) | 衰老形态学 | 通过AMPK/NF-κB信号通路抑制促炎因子(如IL-6、TNF-α) | 存在药物依赖性和不良反应风险 | 41–43 |
| 雷帕霉素(Rapamycin) | 衰老形态学 | 抑制mTOR,下调SASP因子(如IL-6、IL-8、MCP-1) | 可加重代谢紊乱 | 41–43 |
| D+Q(达沙替尼+二甲双胍/雷帕霉素) | 衰老细胞清除+衰老形态学 | 使用衰老细胞清除剂清除大部分衰老细胞,然后用衰老形态学药物抑制剩余细胞的SASP | 缺乏特异性,安全性未知 | 44 |
| CAR-T细胞 | T细胞精准免疫疗法 | 靶向uPAR清除衰老肌成纤维细胞 | 安全性需验证,可能存在免疫毒性 | 45 |

**挑战与前景**
尽管肝细胞衰老在MASLD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针对衰老细胞的疗法也显示出巨大潜力,但其临床转化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仍缺乏标准化的体内衰老定义和非侵入性诊断工具来识别真正需要干预的“有害衰老”。其次,最佳干预时机、长期安全性和衰老细胞清除剂的个体化疗效差异仍是未解决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包括:如何准确判断MASLD的进展阶段并确定最佳用药时机;如何在长期使用中确保药物安全性;以及根据患者差异选择或组合不同的SASP抑制剂或衰老细胞清除剂。未来研究应整合多组学生物标志物,建立可扩展的“衰老评分系统”,验证人类中的衰老生物标志物,并设计长期临床试验以探索不同疾病阶段和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这将推动下一代具有更高选择性和更低毒性的靶向疗法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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