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谢《骨质疏松症档案》(Archives of Osteoporosis)的编辑们给予我们回应“致编辑信”的机会,并很高兴能对其中的一些(方法学)问题进行澄清。

这封信从理论角度提出了合理的观点。然而,大多数问题都属于我们研究的固有性质,包括:i) 回顾性数据;ii) 治疗的是一种罕见疾病;iii) 该药物仅适用于非常特定的患者群体。我们在手稿的局限性部分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1]。这些局限性,包括因样本量小和探索性比较而导致的统计功效有限,在原始手稿中已明确提及。重要的是,这项病例系列的目的是为了从治疗数据极其匮乏的患者群体中生成临床和生物学假设,而非提供疗效或安全性的确证证据(这一点我们从未声称)。这反过来也有助于增加目前对该患者群体及其治疗的临床认识。

正如《骨质疏松症档案》的读者所知,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OPO)与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 OI)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如疾病原因、身高、骨折发生率和治疗经验等),但骨折风险增加和骨矿物质密度低是两者共有的特征,而OI的治疗选择尤其有限。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OI和OPO在罗莫索珠单抗治疗下的骨转换标志物、aBMD(骨密度)和骨微结构。由于罗莫索珠单抗已被批准用于严重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并非验证其疗效或安全性。我们不明白为何信件中会担心OPO组不能代表未经治疗的OI情况,因为我们的手稿并未将这一组患者视为此类人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个合理的额外研究问题是:比较OIP患者在接受罗莫索珠单抗治疗与双膦酸盐治疗的效果[1]。相反,为近期发生(椎体)骨折的绝经后OI患者建立未经治疗的对照组在临床操作上具有挑战性,并且在伦理上也有问题。

我们同意最小显著变化(Least Significant Change, LSC)指标对于DXA结果解释非常重要,并且承认在这项特定的回顾性分析中无法获得特定部位的LSC数据。然而,已发表的用于该DXA设备(GE Lunar iDXA,GE Healthcare,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基肖)的LSC值显示:腰椎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为1.12%,全髋部的CV为1.60%,股骨颈的CV为3.77%[2]。因此,观察到的腰椎aBMD平均增加12.2±2.8%明显超出了该设备文献报道的LSC范围,这使得测量变异性不太可能是造成平均变化幅度的原因。

此外,正如我们手稿中已经记录的,我们排除了有骨折或变形的椎骨,在观察期间也没有再出现新的骨折;因此可以使用相同的解剖区域进行纵向比较。鉴于这项病例系列的探索性质,我们在成对比较中使用了Holm校正方法来处理多重性问题,并且正如手稿结果部分明确指出的,aBMD变化组间差异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不太明显”一词仅用于描述性表述,并不意味着治疗反应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鉴于作者在最初起草信件时使用了人工智能(ChatGPT、OpenAI,美国旧金山),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一般性的方法学原则和影响研究解释的临床相关问题。总体而言,信件中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属于一般性范畴,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显而易见且固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