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性乳腺癌与卵巢癌中的中等风险基因变异:单中心七年的真实世界临床经验

《Familial Cancer》:Moderate-risk variants in 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even-year experience from a specialized cent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6日 来源:Familial Canc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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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风险基因变异日益被认为是遗传性乳腺癌与卵巢癌(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HBOC)易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临床解读与管理尚不如高外显率基因那样标准化。本研究对在某一专科HBOC中心接受胚系检测的个体中A

  
中等风险基因变异日益被认为是遗传性乳腺癌与卵巢癌(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HBOC)易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临床解读与管理尚不如高外显率基因那样标准化。本研究对在某一专科HBOC中心接受胚系检测的个体中ATM、BARD1、CHEK2、RAD51C及RAD51D基因变异进行了为期七年的真实世界评估,重点关注变异分布及其相关临床管理。研究人员回顾性分析了2018年至2024年间在埃朗根HBOC中心接受评估的3416例个体的胚系检测数据。检测指征包括预测性检测以及乳腺癌和妇科肿瘤背景下的诊断性与治疗性检测。变异分类遵循ACMG/IARC(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标准。临床建议,包括参加强化乳腺癌监测(intensified breast cancer surveillance, IBCS)项目和降风险手术,均从结构化遗传咨询文档中提取。(可能)致病性变异在中等风险基因中见于所有临床亚组。CHEK2是变异频率最高的中等风险基因,其次为ATM。相比之下,BARD1、RAD51C和RAD51D的(可能)致病性变异仅见于接受预测性检测或患有乳腺恶性肿瘤的个体。少数个体携带一个以上HBOC易感基因的(可能)致病性变异。大多数携带中等风险变异的女性被纳入IBCS项目,但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特异性风险因素,部分个体未纳入该计划。孤立的中等风险变异通常不足以支持降风险乳房手术的推荐。降风险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RRSO)主要与携带RAD51C或RAD51D变异的个体进行讨论。在携带多个(可能)致病性变异的复杂基因型病例中,尤其需要个体化调整推荐方案。总之,本研究展示了HBOC易感性评估个体胚系变异的显著异质性,并强调了中等风险基因变异解读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研究结果凸显了个体化临床评估的重要性,并支持利用真实世界数据为遗传性癌症诊疗中的循证监测与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遗传性乳腺癌与卵巢癌(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HBOC)综合征是由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遗传易感性所定义,并可能进一步增加胰腺癌或前列腺癌等其他恶性肿瘤的风险。BRCA1和BRCA2等高外显率基因的致病性变异是HBOC的主要贡献者,约占乳腺癌病例的5%至10%以及卵巢癌病例的至少10%至20%。随着多基因panel检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等风险基因被发现与HBOC易感性相关,包括ATM、BARD1、CHEK2、RAD51C和RAD51D。这些基因赋予的终生癌症风险虽低于BRCA1/BRCA2,但仍具有临床意义的风险升高,因此已被纳入当代常规检测panel。
然而,中等风险基因致病性变异携带者的临床管理远不如BRCA1/BRCA2携带者那样有明确的标准化指南。ATM、BARD1和CHEK2致病性变异通常与乳腺癌终生风险中度升高(约20%至30%)相关,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些基因与妇科恶性肿瘤易感性相关。相比之下,RAD51C和RAD51D突变主要与输卵管-卵巢癌易感性增加相关(终生风险约10%),同时亦赋予乳腺癌风险中度升高(终生风险约10%至30%)。国际学会之间的指南存在差异,证据往往来自回顾性分析、小规模队列或异质性研究设计。因此,中等风险变异的识别已成为胚系诊断中具有挑战性的结果,亟需来自专科中心的真实世界数据以系统评估变异流行率、表型模式及临床决策过程。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由德国埃朗根大学医院HBOC中心开展,该中心是德国遗传性乳腺癌与卵巢癌联盟(German Consortium for 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GC-HBOC)成员,并获德国癌症学会认证。研究人员回顾性收集了2018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在该中心接受评估的3416例个体的临床与遗传学数据。检测指征涵盖预测性检测(因家族中存在已知致病性胚系变异或强烈家族史提示遗传性癌症易感性)以及乳腺癌和妇科肿瘤背景下的诊断性与治疗性检测。治疗性胚系检测指征包括PARP抑制剂获批用于HER2阴性乳腺癌后的相关适应证。基因检测采用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术,检测panel覆盖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高风险与中等风险基因。变异分类遵循ACMG/IARC标准,临床管理建议从结构化遗传咨询文档中提取。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在3416例接受遗传检测的个体中,2397例(70.2%)患有癌症或癌前病变,953例(27.9%)未患病,66例(1.9%)疾病状态未记录。女性占94.3%。年龄分布显示最大群体为50至69岁个体(46.7%),尤其在患病个体中该年龄组占比超过一半;未患病个体中35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显著更高(31.2%)。

患病个体的遗传发现

在因乳腺病变接受胚系检测的患者中,BRCA1和BRCA2变异最为常见,共检出243个变异(含199个致病性变异)。在中等风险基因中,CHEK2变异数量最高,共114个遗传变异,其中54个(47.4%)为致病性变异;ATM紧随其后,共95个变异,含39个致病性变异(41.1%)。BARD1、RAD51C和RAD51D的变异数量明显较少,且大多数为意义未明变异(variant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 VUS)。
在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亚组中,BRCA1和BRCA2仍为主要受累基因,检出66个变异,其中61个为ACMG/IARC 4或5级。ATM和CHEK2分别检出8个和6个遗传变异,共含6个致病性变异。RAD51C和RAD51D各检出1个VUS,BARD1检出1个VUS。
在STIC(浆液性输卵管上皮内癌)和BOT(交界性卵巢肿瘤)亚组中,4例STIC患者均未携带中等风险基因的致病性变异或VUS;62例BOT患者中,1例(1.6%)携带CHEK2致病性变异,3例(4.8%)分别携带ATM、CHEK2和BARD1的VUS。

未患病个体的遗传发现

未患病个体中,BRCA1(98个变异,含92个致病性变异)和BRCA2(114个变异,含106个致病性变异)仍为最常见受累基因。中等风险基因方面,CHEK2检出40个变异(28个致病性变异,占70.0%),ATM检出21个变异(9个致病性变异,占42.9%),RAD51C和RAD51D各检出5个和6个变异(致病性变异分别为4个和4个),BARD1检出4个变异(含2个致病性变异)。

ATM致病性变异携带者

全队列共53例ATM致病性变异携带者,最大亚组为乳腺癌或DCIS患者(39例)。37例为浸润性乳腺癌,以HR阳性/HER2阴性为主(59.5%)。5例携带者患有卵巢癌或输卵管癌。所有预测性检测的女性均获推荐参加IBCS项目;患病个体中64.1%的乳腺癌/DCIS患者和60.0%的卵巢癌患者获此推荐。未获IBCS推荐的原因包括转移性疾病、年龄因素和既往双侧乳房切除术。仅1例同时携带BRCA1致病性变异的患者被建议考虑降风险双侧乳房切除术(risk-reducing bilateral mastectomy, RRBM)。3例ATM致病性变异携带者被确定为RRSO候选者,均同时携带卵巢癌易感基因(BRIP1、BRCA1或BRCA2)的额外致病性变异。

BARD1致病性变异携带者

共7例BARD1致病性变异携带者,其中2例为预测性检测,5例患有恶性乳腺疾病。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是BARD1携带者的主要肿瘤亚型(4/5,80.0%)。所有携带者均为女性,无一被考虑预防性手术。85.7%的携带者获推荐参加IBCS项目,仅1例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未获推荐。

CHEK2致病性变异携带者

全队列共82例个体携带83个CHEK2致病性变异,其中53例患有乳腺癌或DCIS。浸润性肿瘤以HR阳性/HER2阴性为主(50.0%),其次为HER2阳性(23.1%)和三阴性(7.7%)。1例个体携带两个CHEK2致病性变异并被建议IBCS或RRBM。3例携带者同时携带BRCA基因致病性变异,因此除IBCS或RRBM外还获RRSO推荐。其余携带者均不被视为预防性手术候选者。所有预测性检测个体均获IBCS推荐,患病女性中68.6%获此推荐。

RAD51C和RAD51D致病性变异携带者

2例患病的RAD51C携带者中,1例为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1例为孤立性DCIS。7例患病的RAD51D携带者中,3例为TNBC,2例为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1例为HER2阳性乳腺癌,1例为孤立性DCIS。几乎所有RAD51C或RAD51D致病性变异携带者(94.4%)获推荐参加IBCS项目,88.9%获推荐进行RRSO。RRBM仅与1例同时携带BRCA2致病性变异的预测性检测女性讨论过。

致病性变异携带者的年龄分布

ATM致病性变异携带者最常见于50至69岁(54.7%),CHEK2携带者主要分布于35至49岁(41.0%)和50至69岁(37.3%)。BARD1、RAD51C和RAD51D携带者数量较少,限制了年龄分布比较。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中等风险基因变异在真实世界临床管理中存在显著异质性。临床医生在制定监测或降风险干预建议时,经常考虑患者年龄、合并症、个人及家族癌症史等多种修正因素,这些考虑可能证明偏离通用指南推荐的合理性,反映了个体化遗传性癌症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部分个体携带多个致病性变异,这种复杂基因型增加了风险评估的难度,凸显了全面panel检测和细致遗传咨询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RAD51C和RAD51D致病性变异在本队列中仅见于预测性检测个体或患有恶性乳腺疾病的个体,未在卵巢癌或其他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发现。这一观察与这些基因与卵巢癌风险密切相关的既定关联似乎不符,可能源于转诊偏倚和队列规模有限。研究讨论指出,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结合CanRisk等风险评估工具,可进一步改善中等风险基因携带者的个体化风险分层,尤其有助于指导降风险手术的决策。对于RAD51C和RAD51D携带者,RRSO虽能有效降低输卵管-卵巢癌风险,但需权衡绝经前手术的长期风险,包括骨质疏松、心血管风险增加及心理和性健康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作为单中心分析,结果可能无法代表更广泛的人群,变异频率在不同地理和种族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队列规模也限制了普适性。但研究数据为真实世界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见解,尤其涉及中等风险基因管理方面,可为未来多中心研究提供参考。总之,本研究强调了个体化风险评估的必要性,管理决策应针对个体风险因素量身定制,PRS可为中等风险基因携带者提供额外的风险精化工具,而真实世界数据与多中心研究的整合对于优化遗传性癌症高风险个体的循证诊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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