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rapy》: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tient Populations at High Risk for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A Narrative Review
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 CDI)是全球范围内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导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并对患者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产生严重影响。CDI可影响任何人,但普遍认为风险最高的人群包括接受抗生素治疗者、老年人以及免疫系统受损者。然而,除这些宽泛类别外,CDI高风险的具体患者群体尚未明确定义。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文献检索,以识别并描述CDI高风险患者特征。研究发现,CDI高风险人群包括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 SOT)或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CAR T-cell)治疗的患者,以及患有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 ESKD)、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或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患者,或年老体弱且伴有合并症的患者。在已识别的高风险患者群体中,与未患CDI者相比,CDI与显著更差的临床结局、更高的医疗资源利用率和费用以及总体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CDI高风险患者具有多种感染危险因素,这些因素进一步使疾病管理复杂化。除老年患者外,关于CDI对高风险人群QoL影响的信息较为缺乏。针对高风险人群的CDI预防策略尚属空白,且目前主要基于一般人群的策略。因此,需要增进对CDI高风险人群及感染在这些人群中显著影响的理解,并确定预防性疗法,以减轻患者和医疗系统的负担。
引言
艰难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是一种革兰氏阳性、产芽孢、产毒素的细菌,可在结肠定植并引起从轻度腹泻到危及生命的疾病等不同严重程度的感染。C. difficile是全球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合并发病率为每10万人口43.49例[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9.51–76.96],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估计值有所差异。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 CDI)是对全球健康的持续威胁。虽然传统上被视为一种主要发生在医疗机构的感染,但社区相关性感染的数量正在增加,并在某些地区超过医疗保健相关性CDI。C. difficile在社区中普遍存在,选择性压力持续驱动新菌株的产生。菌株演变使得任何产毒菌株都有可能以更高的传播性、毒力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出现。例如,高毒力核糖体型027菌株,一种以前很少引起人类疾病的菌株,对氟喹诺酮类药物产生耐药性,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多次暴发。然而,导致菌株演变的基因组变化的时间难以量化,并因C. difficile芽孢休眠期而复杂化。CDI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但患者也可能出现其他症状,包括腹痛、发热和恶心。CDI的严重并发症可包括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和败血症,可能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死亡。CDI复发是一个主要的临床挑战,在初始感染接受标准治疗抗生素(最常见的是万古霉素,以前还有甲硝唑)后,大约每五名患者中就有一人发生。每次后续发作后复发风险也会增加,且每次复发都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风险、更长的住院时间和更高的死亡率。CDI还可对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产生深远影响,在事件发生时和感染消退后很长时间内影响身体、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这些HRQoL方面在复发性CDI患者中受到进一步影响,这些患者在感染消退后表达了复发的恐惧。CDI对医疗系统造成了沉重负担,其原因是高资源利用率,包括需要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以帮助预防暴发、频繁住院和再入院、高治疗费用以及高CDI率的财务处罚。CDI还可能导致现有健康状况的治疗延迟,进一步影响医疗系统、患者结局和HRQoL。天然肠道微生物组的破坏(允许C. difficile定植和增殖)是CDI易感性的关键机制,抗生素暴露是大多数情况下感染的主要驱动因素。几乎所有抗生素都与CDI风险增加有关,感染风险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第一个月达到高峰。这种增加的风险在治疗终止后至少持续3个月。其他已知的CDI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免疫受损状态和质子泵抑制剂使用,这些因素可通过削弱宿主防御和肠道菌群失调增加易感性。在这些宽泛类别中,由于人群水平CDI发病率和负担数据的异质性和变异性,特定高风险CDI患者亚群及其感染负担仍定义不清。CDI监测数据主要设计用于支持感染控制措施,尽管这些努力取得了进展,但CDI负担仍然很高。因此,需要评估现有证据,以充分描述CDI高风险患者亚群及其相关的临床和医疗负担。这可能有助于指导当前和未来的治疗和预防策略。通过强调特定的高风险患者群体,可以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减轻感染负担以及患者经历复发性CDI及相关负面临床和人文影响的可能性。CDI预防策略还将使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能够专注于管理高风险患者的基础疾病。本叙述性文献综述的目的是识别除老年和抗生素使用等宽泛类别之外的特定CDI高风险患者群体。还将描述临床和人文负担,以增进对已识别患者群体中CDI影响的理解。
文献检索方法
为识别CDI高风险患者,在PubMed上进行了检索,查找2015年至2025年间描述不同患者人群中CDI发病率和疾病负担的出版物。检索词包括医学主题词和关键词,如“危险因素”和“高风险”。添加了布尔运算符,如“OR”和“AND”,以提高检索灵敏度。在对文献检索结果进行专家评审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PubMed检索,以进一步描述初始患者群体的特征,主要基于发病率、临床特征(如严重程度和结局)和其他危险因素。有关文献检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补充方法。
CDI风险增加患者的识别与特征分析
文献检索确定了几个CDI高风险患者群体,包括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实体器官移植(SOT)或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其他高风险群体包括患有慢性肾脏病(CKD)/终末期肾脏病(ESKD)、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炎症性肠病(IBD)的患者,或年老体弱且伴有合并症的患者。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和接受HSCT的患者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CDI发病率
多项研究一致表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CDI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和实体癌患者。对美国国家出院调查(NHDS)的一项分析报告称,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30,244,426例与癌症相关的出院中,癌症患者的总体CDI发病率为每1000例出院8.6例(0.86%),其中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实体癌患者[每1000例出院17.3例(1.73%)对6.8例(0.68%)]。在另一项对2011年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Medicare数据库中93,566名Medicare受益人的数据库分析中,癌症患者和非癌症患者的CDI发病率相似(2.8%对2.4%)。按癌症类型分层时,实体癌患者与无癌症诊断者之间的CDI风险没有差异[比值比(odds ratio, OR)1.05,95% CI 0.95–1.16],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与无癌症诊断者相比,CDI风险显著增加(OR 1.74,95% CI 1.48–2.06;P < 0.001)。最后,对NHDS(3.179亿出院,其中2010万为癌症病例)的大规模分析报告称,癌症患者发生CDI的人数多于非癌症患者(分别为1.09%对0.77%),其中白血病(2.90%)、卡波西肉瘤(2.42%)和淋巴瘤(1.84%)的发病率最高。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CDI风险增加得到了一项近期系统综述的支持,该综述由第十届欧洲白血病感染会议(ECIL-10)工作组进行。该综述总结了2010年至2024年间发表的29篇论文的结果,报告急性白血病患者的CDI发病率为5.2%–11.8%,慢性淋巴增殖性疾病患者为1.0%–4.8%(图1)。
接受HSCT患者的CDI发病率
HSCT是许多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重要且可能治愈的治疗选择,可以是异基因(使用供者来源的干细胞)或自体(使用患者自身的干细胞)。尽管其作为治愈性方法的治疗潜力,HSCT与严重并发症的高风险相关,包括细菌感染。在一项对2014年至2021年间发表研究的系统文献综述和荟萃分析(Luo等)中,15,911名接受HSCT的患者中CDI的估计合并患病率为13.2%(95% CI 11.6–15.0;表1)。有趣的是,该系统文献综述报告的发病率高于早期对1982年至2014年间发表研究的荟萃分析(Zacharioudakis等)报告的合并患病率7.9%(95% CI 6.5–9.5);这可能反映了随时间推移患病率的增加。在Luo等的荟萃分析中,异基因HSCT受者的CDI合并患病率高于自体HSCT受者(15.3%对9.2%;P < 0.01),北美研究高于欧洲研究(14.1%对10.7%;P = 0.001);北美和亚洲研究(11.6%)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表1)。作者推测区域差异是由于感染控制政策或高毒力菌株暴发的差异。按随访时间分层时,合并患病率也较高,并显示患者在移植后100天以上具有升高的CDI风险(移植后CDI发病率:>100天,16.5%;至100天,12.7%;至30天,10.5%)(表1)。在Zacharioudakis等的荟萃分析中观察到相似模式,该分析报告异基因HSCT受者的CDI患病率统计学上高于自体HSCT受者(9.3%对5.2%),北美的患病率数值上高于欧洲(8.4%对6.0%)。
近年来关于口服万古霉素预防HSCT患者CDI的研究也提供了该人群CDI发病率的估计值,与Luo等荟萃分析一致(无口服万古霉素预防组的CDI发病率:9.3%–23.6%;表1;图1)。值得注意的是,确定HSCT受者CDI发病率因这些患者中高比例的腹泻而复杂化,腹泻可由治疗本身或其他给药治疗(如化疗和免疫抑制药物)引起。这可能导致C. difficile定植被错误分类为感染,并高估该人群的真实CDI负担。CDI检测方法可影响HSCT患者的发病率,一项系统文献综述和荟萃分析报告了使用毒素酶免疫分析法(11.5%;95% CI 9.9–13.1)、毒素酶免疫分析法和聚合酶链反应/培养细胞毒素分析法(14.4%,95% CI 11.2–18.0)以及聚合酶链反应法(17.7%,95% CI 13.4–22.4)诊断感染时CDI发病率的差异。误诊CDI在一项报告美国山间急性白血病和骨髓移植项目HSCT患者CDI检测算法的研究中被强调。C. difficile粪便检测和诊断算法的实施将CDI诊断率从每1000患者日5.5例降至每1000患者日2.4例(P = 0.007)。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和接受HSCT患者CDI的危险因素
已确定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危险因素包括长期住院、既往产毒C. difficile定植和广谱抗生素使用。接受HSCT的患者由于多种因素组合而面临CDI风险增加,包括其潜在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长期医疗暴露、强化免疫抑制和广泛抗生素使用。异基因HSCT后患者CDI风险显著高于自体HSCT,这可能是由于需要更长和更强化免疫抑制、更频繁的抗生素暴露以及与移植物抗宿主病相关的并发症。一项对国家住院样本(NIS)数据(2001–2010年)的分析确定了多种合并症(自体HSCT:OR 1.32,95% CI 1.11–1.57;异基因HSCT:OR 1.18,95% CI 0.97–1.44)、败血症(自体HSCT:OR 1.64,95% CI 1.35–2.00;异基因HSCT:OR 1.69,95% CI 1.36–2.10)、男性(自体HSCT:OR 1.29,95% CI 1.09–1.53;异基因HSCT:OR 1.36,95% CI 1.18–1.57)和住院时间(自体HSCT:OR 2.81,95% CI 2.29–13.45;异基因HSCT:OR 2.63,95% CI 2.15–3.22)为HSCT受者CDI的其他危险因素。其他研究确定既往住院、移植物抗宿主病、既往产毒C. difficile定植、头孢菌素或氟喹诺酮暴露以及近期化疗为其他危险因素(图1)。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和接受HSCT患者CDI的临床负担
在多项观察性研究中,发生CDI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持续经历住院时间延长。相比之下,如ECIL-10系统综述所报告,死亡率结果存在异质性,一些研究报告风险增加,另一些显示对死亡率没有影响。在五项基于国际疾病分类-9(ICD-9)的回顾性研究(四项来自美国,一项来自澳大利亚)中,患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CDI的患者比未患CDI的患者死亡风险显著更高;然而,在非ICD-9为基础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中,两组之间的死亡率没有差异。除了延长住院时间外,CDI与其他医院感染和血流感染的风险增加相关,这些感染可能进一步使患者现有健康状况的困难管理复杂化,并导致严重发病,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死亡。此外,CDI可能导致化疗中断或延迟,可能对癌症治疗的实施和结局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HSCT受者中的CDI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率高于未患CDI者。虽然数据有限,但接受HSCT的患者中CDI也与医疗费用显著增加相关(补充图1)。
一些研究报告了HSCT患者的CDI保护因素。这包括植入时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和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的定植,这与接受异基因HSCT的患者CDI风险降低60%相关。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也报告,HSCT时使用皮质类固醇和质子泵抑制剂可显著降低CDI风险,而其他研究报告使用质子泵抑制剂会增加CDI风险。近年来评估HSCT前预防性口服万古霉素的研究显示,接受预防的患者CDI发病率显著低于未接受预防的患者(表1)。然而,组间在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感染、医疗保健获得性感染、革兰阴性血流感染、住院时间或死亡率方面没有观察到差异。另一项研究报告在长期随访(180天)期间组间CDI发病率没有差异,表明预防性口服万古霉素的效果可能是短暂的。事实上,由于CDI风险在移植早期之后仍然较高(可能在植入后长达一年),预防性口服万古霉素可能无法覆盖整个高风险期。应注意,评估HSCT患者预防性口服万古霉素的试验均为来自美国的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患者数量较少,需要大规模全球试验来充分理解这种治疗方法的影响。鉴于万古霉素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公认影响,这在停药后使患者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尤其如此。口服万古霉素也可能增加HSCT患者本已沉重的治疗负担。
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IIIb期试验研究了非达霉素作为HSCT患者CDI预防性治疗。在该试验中,敏感性分析表明,治疗后30天内确诊的C. difficile相关性腹泻发生率在非达霉素组显著低于安慰剂组(4.3%对10.7%;P = 0.0014)。虽然预防性抗生素的结果表明其可能预防CDI,但存在潜在的显著缺点,尤其是在免疫受损人群中。因此,在接受HSCT的患者中,长期预防CDI仍然存在明确的未满足需求。
接受SOT的患者
接受SOT患者的CDI发病率
在一项对1991年至2014年间发表研究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中,纳入21,683名接受SOT的患者,CDI合并患病率为7.4%(表2);欧洲的CDI发病率(10.5%)高于北美(6.8%)。一项更近期的临床评价科学研究所(ICES)数据库分析纳入了2003年至2020年间10,724名接受SOT的患者,报告726名(6.8%)患者因CDI诊断住院(表2)。值得注意的是,丹麦的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报告接受SOT患者的CDI发病率为15%(表2)。然而,在其他大型医疗数据库分析中观察到较低的发病率估计值。例如,NIS数据库分析报告CDI发病率为3.4%,与Truven Health MarketScan数据库分析(3.2%)和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3.8%)中观察到的发病率一致(表2;图1)。接受SOT患者的CDI发病率因移植器官而异,多器官、肺、心脏或肠道移植患者的发病率较高(表2)。
关于移植后CDI发生时间的文献存在差异。丹麦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报告,移植后前30天内CDI风险比移植后31–180天高六倍以上[调整后发病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6.64,95% CI 4.37–10.10],肝和肺移植受者在移植后≤30天内的CDI风险高于肾移植受者(肝多变量IRR 5.82,95% CI 3.39–9.97,P < 0.0001;肺多变量IRR 3.03,95% CI 1.62–5.67,P = 0.0005)。相比之下,ICES分析发现62.1%的CDI住院发生在移植后≥90天。肾移植受者移植后CDI的中位发病时间为2.2年[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0.4–6.0];多器官、肺和肝移植受者移植后CDI的中位发病时间(IQR)分别为0.0(0.0–1.1)、0.1(0.0–1.8)和0.2(0.0–2.2)年。一项多中心肺移植受者研究报告CDI中位时间为90天;然而,该分析中不同中心之间存在差异。
接受SOT患者CDI的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SOT受者报告的CDI危险因素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接受HSCT的患者相似,包括移植前后的免疫抑制方案、抗生素使用、频繁就医和器官衰竭。SOT后CDI的危险因素包括移植前1年内既往CDI发作、年龄较大以及合并症,包括糖尿病、IB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癌症(图1)。
研究表明,发生CDI的SOT患者比未患CDI者死亡风险更高;然而,数据存在差异。对Truven Health MarketScan数据库的分析报告,早期CDI(移植后<90天)患者比未患CDI者死亡风险更高[风险比(hazard ratio, HR)1.92,95% CI 1.1–3.3;P = 0.018],晚期CDI与无CDI之间没有差异。相比之下,ICES数据库分析报告,晚发性CDI(≥90天移植后)比早发性CDI与更高的短期(<90天)和长期死亡风险相关(短期死亡率:OR 4.6,95% CI 2.51–7.22;长期死亡率:HR 2.49,95% CI 1.78–3.49)。除了死亡风险增加外,SOT受者中的CDI与更高的移植器官并发症相关住院率、住院时间延长和医疗费用增加相关(补充图1)。
显然,接受SOT的患者CDI风险增加。然而,不同研究之间SOT后死亡风险和患者最易感染的时间点存在差异。关于接受SOT患者整体CDI发病率以及特定器官移植类型患者发病率的报告也存在差异,这突出表明需要进一步描述该人群CDI风险的特征。
接受CAR T细胞治疗的患者
接受CAR T细胞治疗患者的CDI发病率
细菌感染在接受CAR T细胞治疗的患者中很常见,C. difficile是报告的最常见细菌病原体之一。一项对接受CAR T细胞治疗患者感染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报告,在总共14项涉及929名患者的研究中,CDI合并发病率为3%(95% CI 0.01–0.08)。ECIL指南报告,CAR T细胞患者CDI发病率可能高达15%,中位发病率为7.3%(图1)。细菌感染,包括CDI,通常发生在CAR T细胞输注后4周内。
接受CAR T细胞治疗患者CDI的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接受CAR T细胞治疗患者严重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神经毒性、托珠单抗使用、类固醇使用和桥接治疗。接受CAR T细胞治疗的患者也可能因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发热而接受抗生素治疗,这可由非感染性治疗相关毒性(如CRS)引起,进一步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和CDI风险增加(图1)。
虽然CAR T细胞治疗受者中CDI高风险已充分确立,但描述CDI具体负担的数据有限,大多数研究关注总体细菌感染;该人群中感染相关死亡率估计约为1%。此外,缺乏关于接受CAR T细胞治疗患者中CDI或总体细菌感染导致的感染相关住院和费用的数据。需要进一步了解该人群中CDI的发病率、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老年体弱并伴有其他合并症的患者
老年体弱并伴有其他合并症患者的CDI发病率
老年是公认的CDI危险因素。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新兴感染计划的一项分析中,年龄≥65岁患者的CDI发病率为每10万人口627.7例(0.63%),与年龄<65岁者相比,率比为8.65(95% CI 8.16–9.31)。2003年至2014年NIS数据库分析显示,65–79岁和≥80岁成年人的院内CDI患病率(非发病率)分别为1.35%和1.85%;这些比率高于年轻人群(0–18岁:0.14%;19–44岁:0.31%;45–64岁:0.84%)。老年患者中的多种合并症也是CDI的危险因素。在一项对在老年护理病房长期住院的年龄≥65岁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CDI患病率在多重疾病负担更大的患者中更高,定义为更高的累积疾病评定量表(CIRS)评分(CIRS评分≥17和<9的患者分别为11.1%和3.9%;P = 0.03)(图1)。虽然老年是公认的CDI危险因素,但新出现的证据表明,衰弱可能是该人群感染风险增加的关键驱动因素。虽然缺乏老年体弱并伴有其他合并症患者CDI发病率的数据,但多项研究已证明该人群感染风险和临床负担增加。
老年体弱并伴有其他合并症患者CDI的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一项对2011年年龄≥66岁且至少有1次CDI发作患者的Medicare索赔数据分析报告,医疗保健利用、过去一年的急性病症和衰弱指标(而非年龄)是CDI风险最重要的预测因素。该分析还报告败血症(OR 4.1)和肺炎(OR 2.1)是CDI的危险因素。尿路感染(OR 1.2)和皮肤及软组织感染(OR 1.4)也与CDI风险增加相关;然而,难以确定是感染本身还是用于治疗感染的抗生素导致了感染风险增加。该人群中的感染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再入院率升高和入住疗养院的机会增加。对美国2001年至2010年NHDS的一项分析发现,年龄≥65岁成人的CDI相关发病率[11.6/100出院(1.16%)]、死亡率(8.8%)和住院时间(8天)均显著高于年龄<65岁者(分别为0.35%、3.1%和7天)和儿科人群(分别为0.12%、1.4%和6天)(P < 0.0001)。
一项对2016年至2020年国家再入院数据库的研究发现,衰弱CDI患者的死亡率[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4.87]和ICU入住率(aOR 6.80)显著高于非衰弱CDI患者;需要透析的急性肾损伤(aOR 9.50)和感染性休克(aOR 14.2)在衰弱CDI患者中也更常见。该研究还发现,衰弱患者发生CDI相关并发症(如中毒性巨结肠)的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利用率均高于非衰弱CDI患者。一项对美国退伍军人人群中18–89岁CDI患者和匹配的非CDI对照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衰弱CDI患者在感染后30天内死亡和60天内CDI复发的风险高于非/前衰弱CDI患者(分别为11.3%对1.1%,P < 0.001和20.4%对16.3%,P < 0.001)。CDI也被确定为衰弱的原因,初始感染后1年,19.6%的CDI患者出现衰弱,而非CDI患者为17.0%(P < 0.001)。最后,一项来自丹麦的年龄≥60岁C. difficile毒素检测阳性且无既往CDI的人群队列研究报告90天死亡率为28%;死亡风险与年龄增加(HR 2.71,95% CI 1.64–4.47)、CDI严重程度(HR 4.58,95% CI 3.04–6.88)和衰弱(HR 10.15,95% CI 4.06–25.36)相关(补充图1)。一项对年龄≥80岁CDI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短期死亡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和低血清白蛋白;长期因素包括血清白蛋白≤2.5 g/dL和败血症(图1)。
在老年患者中,CDI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导致肠道炎症,并可能释放微生物产物和炎症标志物进入循环。这些随后可影响大脑和肌肉骨骼系统,并导致认知和身体损伤。这显示了CDI在老年人群中的恶性循环:功能和认知衰退导致CDI风险增加,而感染反过来又增加这些损伤的风险。
患有CKD或ESKD的患者
患有CKD或ESKD患者的CDI发病率
CKD或ESKD患者CDI发病率的估计值发表于十多年前,最新数据来自美国2005年至2009年NHDS分析,报告该人群CDI发病率为1.5%(表3;图1)。
患有CKD或ESKD患者CDI的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尽管该人群缺乏近期发病率估计,但多项研究发现CKD或ESKD患者比无肾脏疾病者CDI风险更高。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中,住院CKD患者与对照组相比CDI风险显著增加(OR 2.1,95% CI 1.02–4.3;P = 0.0043)。德国应用健康研究柏林有限公司数据库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CKD患者CDI风险增加(OR 2.9,95% CI 2.6–3.3;P < 0.001)。波兰一项回顾性单肾脏病中心住院患者研究显示,随着CKD分期定义的肾功能下降,CDI风险增加(OR 1.7,95% CI 1.01–2.7;P = 0.02);CDI患者入院时血清白蛋白较低,抗生素使用时间较长(图1)。最后,肯尼亚一项横断面研究报告CKD患者发生医疗保健机构发病CDI的风险更高(OR 3.82,95% CI 1.61–9.04;P < 0.001)。
CKD患者CDI风险增加有多种可能原因。这些患者易发生频繁感染,导致使用广谱抗生素。CKD患者与一般人群相比也有更多的医疗保健机构互动。其基础疾病也可能是一个原因;CKD患者因饮食、液体摄入受限以及血浆中尿素和尿酸浓度升高而面临肠道菌群失调风险。透析需求进一步增加了ESKD患者CDI风险。一项系统综述强调,需要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发生CDI的风险是不需要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四倍(表3)。美国肾脏数据系统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发透析患者CDI发病率为4.3%(表3)。该研究还发现,患有CDI的透析患者比未患CDI者死亡风险几乎增加两倍。与无CKD患者相比,CKD患者社区获得性CDI风险也显著增加(调整匹配OR 12.12,95% CI 1.2–118.9;P = 0.03)。
CDI在ESKD患者中造成巨大临床负担。2009年至2013年NIS数据库分析发现,与无ESKD患者相比,发生CDI的ESKD患者院内死亡率显著更高(7.7%对11.6%;P < 0.001)、住院时间更长(7天对9天;P < 0.001)和医疗费用更高($23,505对$35,588;P < 0.001)(补充图1)。总体而言,已证明CKD或ESKD患者CDI风险增加,这可能导致巨大的临床负担。这并未反映在CDI发病率估计中,这些估计要么超过十年,要么侧重于接受透析的患者。在全球范围内,CKD是死亡的主要原因,疾病患病率正在增加。因此,明确界定该人群CDI风险以减少这些患者负担存在明确的未满足需求。
患有IBD的患者
IBD与CDI之间存在已确立的双向关系。即使没有既往抗生素暴露,IBD也独立增加CDI易感性,原因是肠道菌群失调、结肠炎和免疫失调,而CDI是IBD发作的常见诱因。
IBD患者的CDI发病率
一项对来自11个国家796,244名IBD患者的系统综述报告,IBD患者的总体CDI发病率为8.8%(95% CI 5.91–13.0)。亚洲的CDI发病率数值上高于北美[11.3%(95% CI 6.7–18.4)对7.9%(95% CI 3.8–15.5)]和欧洲[7.9%(95% CI 3.9–15.5)]。一项使用美国NIS数据库的近期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在4,193,564名住院IBD患者中,12.7%患有CDI。在该研究中,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CDI比克罗恩病更常见(P < 0.001),这也已在其他研究中报告(图1)。
IBD患者CDI的危险因素和临床负担
在两项系统综述中,报告的IBD患者CDI危险因素包括结肠受累和抗生素使用。其他危险因素未明确定义,不同研究报告男性或女性、低或高体重指数以及较年轻或较年长年龄会增加IBD患者CDI风险。该人群独有的一个危险因素是感染前的IBD活动。在一项对279名IBD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感染前3个月内有疾病活动的记录在CDI患者中为50%,而非CDI患者为36%(P < 0.001)。疾病活动指标包括粪便钙卫蛋白水平(肠道炎症标志物)和皮质类固醇使用,两者在感染前3个月内均显著高于未患CDI者。也有报告称,发生巨细胞病毒(CMV)再激活的IBD患者CDI发病率高于无CMV者;在该研究中,CMV再激活还与无结肠切除生存可能性降低相关(图1)。
IBD患者微生物组改变,包括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的耗竭以及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的增加,导致可促进C. difficile定植和扩张的环境。IBD相关炎症导致上皮屏障损伤,并可使得暴露于C. difficile产生的毒素。IBD患者也被证明对CDI有增强反应,导致肠道炎症标志物增加。IBD患者CDI的负担包括结肠切除、静脉血栓栓塞、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医疗资源利用率和死亡率风险增加(补充图1)。在该人群中诊断CDI具有挑战性,因为临床表现与IBD发作相似。鉴于IBD患者CDI的高负担,需要早期、准确/特异和快速诊断。当前诊断建议包括多步骤诊断算法(先用高灵敏度测试进行实验室筛查,然后进行高特异性确认测试),同时评估患者临床病史。该诊断路径降低了将C. difficile定植误归因于当前症状原因而非真正CDI的风险,因此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如抗生素),这可能对患者产生负面后果。
其他CDI风险群体
文献检索还确定了其他可能的CDI高风险人群。一项对2009年Medicare“5%随机样本数据集”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确定了患有缺铁性贫血、充血性心力衰竭、液体和电解质紊乱、尿路感染、肺炎、急诊(即计划外和即时)住院以及暴露于侵入性手术的患者为CDI风险人群。该分析还发现,医院暴露与CDI的相关性强于年龄。一项系统文献综述还强调,贫血或液体和电解质紊乱患者CDI风险增加,同时患有肝脏或心血管疾病、凝血障碍或体重过轻的患者风险也增加。肝硬化患者也被确定比无肝硬化者CDI风险更高[CDI患病率分别为每10万人口134.93例(1.35%)对19.06例(0.19%);P < 0.0001]。既往CDI发作也可能增加未来风险,即使已经过去足够长的时间,新的感染不再被视为复发(即初始感染后>3个月)。在Truven Health MarketScan商业索赔和遭遇数据库的一项分析中,胃肠道症状的风险在初始CDI感染后持续升高长达2年。
显然,CDI给感染高风险患者带来了巨大的临床负担。经常被忽视的是CDI显著的人文负担,它不仅影响患者,还影响其照护者、家庭成员和朋友。
患者倡导者对CDI的视角(来自Peggy Lillis基金会的Christian John Lillis)
本综述中强调的数据揭示了CDI对已经面临重大健康挑战的患者所构成的风险和负担。虽然研究人员希望本综述能提高对这些人群CDI风险的认识,但也必须记住,在每个百分点和OR背后,都有一个可能因CDI而生活质量(QoL)显著受损的人。作为一家患者教育和倡导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其母亲死于这种疾病),研究人员亲眼目睹了CDI可能对人们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许多患者报告,常见症状(包括频繁腹泻(严重情况下每天多达15次,持续数天)、脱水、腹痛和脑雾)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损害。CDI患者可能长时间无法工作,导致可能失业和经济困难,而CDI的污名可能损害心理健康,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感到尴尬和羞耻,不愿与支持网络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讨论他们的经历。然而,CDI不仅影响感染者本人,它还可能使应对感染的人难以照顾家庭成员,亲人通常也会感受到影响。患者负担通常因就医期间缺乏关于CDI如何长期影响日常生活的清晰沟通而加重,或者重要的是,在治疗似乎成功后它通常会复发。复发性CDI是一个主要问题,可影响初始感染后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每次复发都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患者可能对未来的抗生素使用(无论是用于CDI还是其他疾病)感到恐惧,因为存在引发另一次发作的风险。许多与研究人员交谈过的患者认为他们再也不是感染发生前的自己了。对于已经患有严重健康状况或正在接受强化治疗的个人来说,抗生素通常是必要的。本综述的总体发现之一是,与一般人群一样,抗生素使用是CDI的主要危险因素。在已有疾病的基础上发生CDI可能使困难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对这种风险以及在抗生素治疗明显成功后感染可能复发的可能性的认识,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中仍然顽固地低。总之,虽然理解和强调CDI高风险患者的数据至关重要,但绝不能忘记正在应对这种疾病的患者。这在那些已经管理着相当大的健康挑战的患者中尤其如此,因为CDI可能加重现有健康状况和脆弱性。必须改进CDI教育和认识,以强调这种疾病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专注于寻找新的创新性预防和治疗感染策略。
讨论
在本叙述性综述中,研究人员强调了老年和抗生素使用宽泛类别之外的CDI高风险患者群体。这些人群包括接受HSCT、SOT或CAR T细胞治疗者,患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CKD/ESKD或IBD者,或年老体弱者。CDI对这些已经因基础疾病而面临健康不良风险的患者群体造成了巨大的临床和人文负担。CDI增加了本综述讨论的所有患者群体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并增加了IBD或CKD/ESKD患者以及老年体弱并伴有其他合并症患者的死亡风险。研究表明,CDI可导致老年患者认知和身体功能下降,同时增加衰弱风险。这些人群中的CDI还与费用显著增加相关。虽然CDI对初次感染和复发性感染患者均有显著人文负担,但本综述所包含的特定人群(老年人除外)中关于CDI对QoL影响的数据缺乏,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
针对高风险人群有效预防CDI的数据有限,因此,医院中这些患者的预防策略与一般人群相同,依赖于监测计划、早期诊断、实施接触预防措施、有效环境清洁和抗菌药物管理等措施。识别和描述CDI高风险患者对于帮助减轻感染负担至关重要,并可能有助于制定预防性(最好是非抗生素)治疗方案,以避免对患者、照护者、家庭和医疗系统产生不必要的影响。本综述讨论的所有患者群体经常给予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对于预防或治疗与免疫功能缺陷或侵入性手术相关的细菌感染至关重要。抗生素通常也是本综述确定的高风险人群CDI的首选治疗选择,几项研究显示了预防性口服万古霉素在接受HSCT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的有效性。然而,抗生素治疗给患者带来重大风险,包括可能持续破坏微生物组,创造能够促进感染和随后严重程度恶化的环境,增加治疗耐药性和负担,并恶化HRQoL。接受HSCT和SOT等手术患者的感染风险也超出了预防性抗生素提供的保护窗口。最后,在所有已确定的患者群体中,抗生素暴露是CDI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使其他危险因素的识别变得困难。例如,其他感染(如肺炎和尿路感染)是否独立于用于治疗感染的抗生素治疗而增加CDI风险?综合来看,本综述的发现强调迫切需要提供能够提供持久保护而不破坏肠道微生物组的预防性治疗选择。
感染控制措施(如接触预防措施)可能有效预防感染高风险患者的CDI并防止暴发。一项在骨髓移植病房进行的主动检测和隔离模型,即患者入院前筛查C. difficile,如果阳性则进行隔离并采取接触预防措施,估计医院获得性感染将减少约84%,并带来重大医疗节省。相反,一项在两家学术医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在CDI暴发期间进行筛查可检出并隔离13%的无症状C. difficile携带者。然而,与历史对照相比,隔离措施并未导致CDI病例或暴发持续时间减少。虽然这些类型的模型在降低CDI医疗保健相关负担方面有效,但它们未测量将患者置于隔离状态并限制与支持网络接触的心理影响。被隔离的CDI患者报告了孤独和担忧的感觉,一项系统综述也强调隔离患者的护理受到负面影响。虽然对某些患者可能可行,但对于医疗需求高的患者(如多种合并症的老年患者或接受透析的患者),隔离可能不可行。加上对患者福祉的显著负面影响,高风险人群中对既有效又以患者为中心的替代CDI预防措施存在明确的未满足需求。
抗菌药物管理是另一种CDI预防策略,已证明在医疗保健环境中可有效减少抗生素使用和CDI发病率;然而,在社区环境中效果较差。由于社区获得性CDI在一些国家正在增加,需要努力优化该领域的抗生素使用。照顾CDI高风险患者的医疗设施也需要了解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据报道,在门诊透析中心,30%的抗生素未按照国家指南开具,表明透析中心的抗菌药物管理计划可能导致CDI发生率和相关死亡率下降。增加对CDI高风险人群的理解可能导致针对高风险人群加强抗菌药物管理计划,并随后预防不适当抗生素使用及其相关危害。改善抗菌药物管理计划的一种可能方法是使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模型。一项近期前瞻性单中心质量改进研究报告,实施AI指导的感染预防计划并未导致CDI发病率降低,但确实显著减少了某些抗生素的使用。其他AI模型已被开发用于预测CDI风险和指导治疗选择,但目前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数据有限。
显而易见,CDI预防策略,从感染控制措施到抗生素预防和管理,只是部分有效,并可能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预防CDI的潜在治疗解决方案包括疫苗、单克隆抗体和活菌联合体。然而,尽管在预防CDI及其复发方面存在明确的未满足需求,目前只有有限数量的这些疗法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益生菌疗法已被评估用于预防CDI,在高风险人群中通常未显示获益。一些证据表明,植物乳杆菌299v(Lactobacillus plantarum 299v)可降低CKD患者CDI发病率;然而,在该和其他高风险人群中仍缺乏关键证据。
本叙述性综述存在局限性。虽然研究人员认为已涵盖了CDI风险中最突出的人群,但初始文献检索结果并未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可能有一些CDI高风险患者人群未在本综述中充分探讨。纳入的研究之间存在高度异质性。最后,人们认识到,标准护理粪便收集和检测实践可能导致CDI诊断不足,因此感染的发生率和负担可能未被充分认识。
总之,仍然需要增进对感染高风险患者CDI影响的理解,并确定新的检测、管理和预防策略,使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能够专注于管理患者的基础疾病,从而减少与CDI相关的健康和經濟负担,并因此减少复发感染。
结论
CDI对感染高风险患者造成显著负担,包括接受HSCT、SOT或CAR T细胞治疗者,患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CKD/ESKD或IBD者,或年老体弱者。在这些人群中,CDI增加了严重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并对患者QoL和医疗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本综述提供的证据强调,需要识别和预防策略以减轻CDI对患者和医疗系统的负担。增进对CDI最高风险患者群体的理解可能有助于使用当前和未来的预防策略进行精准靶向,提高护理标准,并最终减少CDI对患者生活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