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差距与信息 bridging：解释农民弃用可持续农业实践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The rationality gap and information bridging:Explaining farmers’ abandonmen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 88.8%的农户不具备行为韧性。
- 目前农户行为源于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但健康理性正演变为主要驱动力。
- 健康理性强化生态理性，同时抑制经济理性。
- 信息暴露通过缓解三重理性之间的矛盾并加强协调来激发行为韧性。
- 信息暴露使水稻-绿肥轮作系统（RGRS）的扩散增加约49%。

**引言**

中国水稻种植体系中的技术扩散和制度创新显著改善了农户生计，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溢出效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Tang，2024；Zhang等，2023）。在持续低迷的稻米价格下，投入成本攀升导致成本收益比倒挂，加剧了种植体系的经济脆弱性。与此同时，水稻种植加剧了环境退化，表现为土壤质量持续下降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此外，水稻作物对土壤中的重金属具有高度吸收特性（Chatzimichael等，2022），导致这一主食常常受到重金属污染；与此同时，该主食中钙、铁、锌等微量营养素含量极低，难以为人体提供充足营养。因此，推进可持续种植实践以实现经济、生态和健康的协同效益，已成为中国农业部门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当局已实施各种农艺措施，包括秸秆还田、有机肥替代和耕地休耕，以缓解传统水稻种植体系中的风险。然而，这些方法仍局限于特定领域，未能全面解决相互关联的经济、生态和健康挑战。相比之下，水稻-绿肥轮作系统（RGRS，图1）展现出多维效益：提高水稻产量（在化肥减量40%的情况下增产6.53%）（Fan等，2023）和盈利能力（每亩增加2335元）（Li等，2021a，Li等，2021b，Li等，2021c），同时改善土壤有机质、减少侵蚀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Qaswar等，2019；Gao等，2021）。关键的是，RGRS降低了重金属积累（镉：28.5%，砷：21.2%，铅：19.7%），同时提高了营养含量（必需氨基酸：+48.7%；钙/铁/锌：+21.1–37.8%）（Zhou等，2021；Liang等，2021；Wang等，2022），在稻米主食中确立了其作为可持续水稻生产综合解决方案的地位（图2）。这些有实证支持的优势使RGRS成为华南稻米体系中优先实施的风险缓释措施。

尽管有已记录的效益和政府的积极推广，RGRS的扩散仍未能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前RGRS在华南适宜面积中的应用率仅为约12%，其实施主要局限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占农业经营者约98%的农户参与率仍然极低。农户参与不足已成为限制RGRS全面扩散的主要障碍（Li等，2021）。这种困境为何产生？又该如何破解？

理性经济人（REM）假设认为，农户是有限理性行为者，其采纳决策主要受经济动机驱动（Campbell，2010；Nuppenau，2014）。因此，学者们运用保护动机理论（PMT）和技术接受模型（TAM）等行为框架来分析RGRS采纳模式，揭示了以经济为驱动的决策过程，部分解释了扩散障碍（Hernandez-Espallardo等，2013；Malawska等，2014）。虽然这些见解为以经济激励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提供了依据，但实施效果被证明并不理想（Pratt和Wingenbach，2016）。新出现的证据表明，这种政策失效源于忽视了生产系统的多维驱动因素，包括非经济因素（Acharya等，2021；Li等，2021a，Li等，2021b，Li等，2021c）。

华南农户展现出超越利润最大化的多维生产理性。实证研究表明，他们同时追求：(1) 经济回报（"卖"理性），(2) 家庭粮食安全与营养需求（"吃"理性）（Huang等，2023；Liao等，2021），以及(3) 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实现的农生态效益（Luo，2003；Schneider等，2010）。这一涵盖经济、健康和生态维度的"三重理性"框架，为理解决策提供了比传统REM假设更为全面的范式。然而，学术界对这些共存理性的有限关注（Rousseau等，2013）制约了在基层层面有效设计RGRS采纳政策。

农户的三重理性源于内在的心理过程（Kavoi等，2001；Singh等，2016）。这些认知机制受外部情境因素调节（Cordaro和Desdoigts，2021；Feng和Wang，2024），通过理性调整促进RGRS采纳。社会互动——本质上是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根据心理变化理论（TPC）促进心理转变。因此，增强数字信息获取（DIA）理论上能够塑造理性并促进RGRS采纳（Brown等，2018；Tambo等，2023；Shitaye等，2024）。然而，证实数字信息获取对三重理性影响的实证证据仍然缺乏，且在该暴露下理性增强与行为变化之间的预测关系尚未得到验证。这些知识空白阻碍了对小农行为过程的全面理解。

此外，关于农户可持续农业实践的现有研究主要考察短期采纳行为（即单一时间点决策）（Zhang等，2019；Bai等，2024；Hunt等，2025），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可持续行为这一关键维度。这种方法论局限造成了严重的政策脱节，因为短暂的行为变化无法满足政府对持久农业转型的目标（Jayasuriya等，1981）。认识到这一缺口，当代环境经济学研究日益关注行为持续性，如考察长期技术采纳模式的研究即为证（Unay-Gailhard和Bojnec，2016；Huang等，2023）。

因此，本研究开发了一个创新框架，以考察农户的三重理性如何影响其在采纳RGRS中的可持续行为。具体而言，本研究期望取得以下进展：(1) 对三重理性构念进行概念化和实证验证；(2) 量化其预测关联与采纳持续性的关系；(3) 探索潜在机制；(4) 揭示DIA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三个独特创新推进了当前文献。第一，虽然先前研究主要关注经济理性，本研究为三种理性的联合预测关联提供了系统证据，填补了农户决策研究的关键空白。第二，它在统一分析框架内考察这些理性之间的协同交互作用，为行为复杂性提供了新颖见解。第三，从横截面采纳决策转向纵向行为分析，显著增强了对可持续实践维持的理解。本研究对于寻求通过针对性干预措施来增强RGRS可推广性的政策制定者具有特殊意义，这些干预措施战略性地将农户的理性动机与可持续农业目标相结合。

**章节摘要**

**农户的三重理性**

传统的"理性经济人"范式认为，农户做出纯粹由利润驱动的生产决策，通过完全理性实现最优要素配置（Schultz，1964；Parto，2005；Dahl，2014）。然而，它未能解释农业决策中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Rougoor等，1998）。Simon（1991）的有限理性理论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视角，认识到农户在不完全信息下运作，并且

**研究区域**

中国南方稻区（SRR）被选为研究区域，主要考量因素如下。第一，该地区是中国最大的水稻产区，也是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创新型水稻种植体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该地区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镉和铅等重金属在稻田土壤中不同程度地积累。由于水稻是一种高度

**受访者回答**

根据结构建模原则，每个潜变量应由至少一个可观察变量来测量。在本研究中，利用现有文献设计了与各潜变量相对应的可观察变量。表2概述了上述六个潜变量及其测量方法。

图6(a)中可观察到一些事实——农户在决策中普遍表现出"三重理性"的特征，这可以通过

**讨论**

中国南方传统水稻种植体系目前面临严峻挑战，推广更可持续的水稻种植实践以增强粮食系统韧性，已成为中国农业部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RGRS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可持续实践，可改善稻田土壤管理以及水稻产量和质量，因此近年来受到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遗憾的是，

**结论与局限**

为解决农户采纳RGRS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本研究建立了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和健康理性的综合测量指标体系，探索了"三重理性"对农户可持续采纳RGRS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数字信息获取对此影响的调节机制。本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目前绝大多数农户不具备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李福田：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原稿，验证，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调研，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尹长斌：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原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303223）、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创新项目（Y2025QC1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CAAS-ZDRW202419）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ZD023）的资助。

李福田|尹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