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cobacter》: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Helicobacter pylori—Application of the Stewardship Principles
编辑推荐: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感染的治疗管理策略仍然多种多样,这主要是因为所需药物的可及性并不均衡。此外,部分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导致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幽门螺杆菌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通过根除该细菌从而在普通人群中实现胃癌预防的可能性——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感染的治疗管理策略仍然多种多样,这主要是因为所需药物的可及性并不均衡。此外,部分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导致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幽门螺杆菌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通过根除该细菌从而在普通人群中实现胃癌预防的可能性——是推动建立规范化治疗方案的重要动力。本文阐述了能够保障合理治疗的抗菌药物管理原则(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principles)。基于克拉霉素的三联疗法的优化方案包括:进行克拉霉素药敏试验(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ST)、将阿莫西林剂量提高至高于原始方案的水平且每日给药次数超过两次,以及选用雷贝拉唑(rabeprazole)或艾司奥美拉唑(esomeprazole)等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上述药物均需连续给药2周。另一种常用的方案——铋剂四联疗法(bismuth quadruple therapy, BQT),采用三联一体胶囊联合标准剂量或高剂量质子泵抑制剂时效果最佳。在所有情况下,均须在治疗结束后4至6周进行根除效果评估。所谓的伴同治疗(concomitant treatment)不符合抗菌药物管理原则。部分国家已可获得的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Potassium-Competitive Acid Blockers, P-CABs)可能允许仅联合阿莫西林的双联疗法的应用,但该方案仍需在西方国家通过规范的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幽门螺杆菌感染在全球范围内极为普遍,约半数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该感染可导致消化性溃疡疾病,Warren和Marshall于2005年因发现这一因果关系而获得诺贝尔奖。此外,幽门螺杆菌的致癌作用已于1994年提出并随后得到证实,目前估计超过90%的胃癌病例与慢性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胃腺癌是主要的感染源性癌症之一,在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均位列第五。
鉴于上述严重疾病背景及其他潜在健康影响,研究者认为所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均应予以根除,并应在高发病率国家(即发病率≥10例/10万人年)开展通过根除幽门螺杆菌来一级预防胃癌的项目。对于低或中等发病率国家,仅应对高危人群实施干预。然而,这一策略不适用于儿童,因为尽管感染多在儿童期获得,但该年龄段通常无临床后果,且感染可能有助于免疫系统的成熟。
本文旨在回顾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管理策略,并应用抗菌药物管理原则以获得最大疗效、最大限度减少不良事件并保护抗生素的远期活性。研究者在PubMed进行了文献检索。这些原则已发展超过20年,旨在维持现有抗菌药物的活性,并近期已被推荐用于人群为基础的幽门螺杆菌筛查与治疗项目中。
1.1 幽门螺杆菌治疗的历史背景
幽门螺杆菌治疗方案基本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验性发展起来的。在单一和双联疗法效果有限之后,199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六届欧洲幽门螺杆菌研究组研讨会上提出了两种三联疗法,均包含当时新开发的抑酸药物奥美拉唑,分别联合克拉霉素-替硝唑或克拉霉素-阿莫西林,疗程均为7天,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随后开展了一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MACH2研究),纳入539例患者,随机分为4组:克拉霉素(500 mg)联合甲硝唑(400 mg)或克拉霉素(500 mg)联合阿莫西林(1 g),分别联用或不联用奥美拉唑(20 mg),所有治疗均每日两次给药,持续一周。结果显示含质子泵抑制剂的三联疗法具有显著价值。
与此同时,另一类疗法并行发展:铋剂四联疗法。最初为包含铋盐和两种抗生素(四环素和甲硝唑)的铋剂三联疗法,加入抑酸药物后效果更佳,先为H2受体拮抗剂,后于1995年加入奥美拉唑等质子泵抑制剂。1998年Borody等人确立了最终的铋剂四联疗法,随后有公司将三合一胶囊(铋盐、四环素、甲硝唑)商业化,需额外联用质子泵抑制剂,该组合改善了患者依从性。
多年来,克拉霉素耐药性的发展——主要源于该抗生素在呼吸道感染中的广泛使用——促使三联疗法疗程从7天延长至10或14天,当地区克拉霉素耐药率超过15%时甚至不推荐使用该方案。然而,铋剂四联疗法不受此影响,因为该方案中唯一可能发生耐药的抗生素是甲硝唑,其耐药可通过铋盐以及更高剂量和更长疗程加以克服。
1.2 根除治疗的抗菌药物管理原则
就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抗菌药物管理原则而言,必须遵循"5D原则",即药物选择(Drug)、处方剂量(Dose)、给药途径(Drug route)、适宜疗程(Duration)以及及时的降阶梯或疗效评估(De-escalation),以获得90%或以上的根除成功率。关于三联疗法的药物选择,核心问题在于抗菌药物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5年前即提出了遏制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全球战略,2017年幽门螺杆菌因其克拉霉素耐药性被列入需要新型抗生素的病原体优先清单。克拉霉素因其频繁使用而成为受耐药性影响最重要的抗生素。左氧氟沙星作为二线治疗药物,其耐药性对治疗成功也有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其他抗生素(阿莫西林、四环素、利福布汀)的耐药性并不重要,因其发生率较低。甲硝唑属于特殊情况,体外耐药数据缺乏可重复性,体内对疗效影响有限,可能归因于其与另一种抗生素或铋盐的协同作用。
1.2.1 抗菌药物管理的第一原则是使用正确的药物
为满足管理第一原则,必须进行克拉霉素药敏试验。过去培养加药敏试验是唯一可用方法,现在可直接对胃黏膜活检组织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同时检测幽门螺杆菌和克拉霉素耐药相关突变。23S rRNA上有两个突变位点(2142、2143)易于检测。可采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方法和熔解曲线分析(MCA)显示可能的突变。目前有大量试剂盒可直接用于胃活检组织检测而无需培养菌株。此外,新冠疫情后大多数实验室配备有热循环仪,使该分析得以开展。该技术快速且经济。由于这一进展,该检测现可在临床实验室中轻松开展。还有其他分子方法可用,如PCR产物测序、微滴式数字PCR和下一代测序(NGS),后者最为强大,可探索所有抗生素相关突变,但目前更多是研究工具而非日常方法,因其耗时且昂贵。总之,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及全球范围内,处方克拉霉素前必须进行药敏检测。在克拉霉素耐药率低于15%的国家,即指南通常建议的药敏检测阈值,可以免除此检测,但须注意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常存在差异。
正确药物这一原则还涉及质子泵抑制剂的选择,因为大多数PPI经肝酶CYP-2C19代谢,在所谓快代谢者中受影响。仅两种PPI不受此降解影响,因此应用于三联疗法:艾司奥美拉唑和雷贝拉唑。雷贝拉唑主要通过非酶还原途径降解,而艾司奥美拉唑作为CYP-2C19抑制剂,减缓自身降解,从而在重复给药时提高生物利用度。
该策略的另一限制是需要获取胃活检组织,这要求进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对于无胃癌风险且无报警症状的年轻患者(<45岁),并非总需内镜检查,可采用非侵入性检测诊断幽门螺杆菌。诊断方式有两种:检测粪便,但幽门螺杆菌DNA含量低需要优良的提取方法,且敏感性可能不足;或通过吞咽附着高吸水性尼龙线的胶囊获取胃黏液后拉出,即线绳试验(string test)。在不进行纤维内镜检查时,后者应更多使用。
管理第一原则支持摒弃所谓的伴同治疗,该方案同时给予三种抗生素: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和甲硝唑,另加质子泵抑制剂。若克拉霉素敏感,则无需第三种抗生素,这可避免使用大量不必要的抗生素并减少对肠道菌群的负面影响。比较2016年多伦多共识(将14天伴同治疗视为治疗选择之一,尽管证据等级中等)与2024年ACG临床指南(不推荐该治疗),可见在此期间抗菌药物耐药性持续增加,管理原则日益受到重视。
对于铋剂四联疗法,不存在耐药问题,因为四环素耐药极为罕见,甲硝唑耐药可被联合方案克服。应每日两次给予标准剂量奥美拉唑等质子泵抑制剂。
1.2.2 抗菌药物管理的第二原则是使用正确的剂量和给药频次
这一点主要涉及三联疗法中的阿莫西林。原始方案中2 g/日的剂量对多数患者不足,最低应为3 g/日,对高体重指数(BMI)患者甚至更高,即50 mg/kg/日。原始方案的另一个问题是给药频次,每日两次给予阿莫西林不够充分。与克拉霉素不同,阿莫西林不进入上皮细胞内,而是在细胞间通过以达胃黏液层,因此该扩散仅在血液中存在阿莫西林时发生。为此,最佳给药频次为每日3至4次。同时,应给予高剂量质子泵抑制剂(抑酸效力为奥美拉唑等效剂量54–128)以尽可能提高胃内pH值,有利于抗生素活性。
对于铋剂四联疗法,一线治疗10天和14天方案以高剂量PPI效果最佳,而二线治疗高剂量或标准剂量(抑酸效力为奥美拉唑等效剂量32–40)即足够,均为每日两次给药。
1.2.3 抗菌药物管理的第三原则是使用正确的给药途径
幽门螺杆菌感染基本在家中而非医院治疗,因此采用口服途径。极少数情况下需要静脉治疗。已有系统综述报告了11项静脉治疗研究的结果,但缺乏强有力的试验证据。尽管如此,静脉途径对于口服治疗存在禁忌的患者是可行的治疗替代方案。质子泵抑制剂应在餐前约1小时服用以更好地抑制胃酸,抗生素则在进餐时服用。
1.2.4 抗菌药物管理的第四原则是采用适宜的疗程
对于三联疗法,治疗疗程需优化。最初提出的7天疗程不能达到最佳效果,10天疗程更优,但14天疗程可获得最佳根除率,目前推荐该疗程,且不会对不良事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于铋剂四联疗法,通常采用14天疗程;但在有三合一胶囊(Pylera?)可用的情况下,10天即足够。三合一胶囊效果略优的原因可能在于对患者更方便,依从性更好。遗憾的是Pylera?在许多国家尚不可用,但其可及性正在逐步增加。需注意铋剂四联疗法中质子泵抑制剂剂量至少为奥美拉唑40 mg每日两次。在所有情况下,医生均应向患者解释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及坚持治疗的必要性,如有可能还应提供书面信息。
1.2.5 最后一个管理原则,即及时的降阶梯治疗
严格来说,该原则不适用于幽门螺杆菌这类短期治疗。然而,药敏试验后选择三联疗法而非铋剂四联疗法可视为降阶梯策略,避免了不必要的药物。治疗结束后4至6周必须进行根除疗效评估,且停用质子泵抑制剂至少2周后进行。该评估可采用尿素呼气试验(UBT),这是一种标准化、非侵入性且易于实施的检测。另一选择是使用单克隆抗体的粪便抗原检测(SAT)结合ELISA方案,但其敏感性约低10%。
1.3 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1.3.1 新型抑酸药物
近年来开发了新型抑酸药物: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首个上市的是伏诺拉生(vonoprazan)。这些化合物对胃内pH的作用比质子泵抑制剂更快更强,可能允许医生仅处方一种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其耐药不常见),从而可省略药敏试验。这确实是符合管理原则的终极方案。伏诺拉生-阿莫西林双联疗法已在亚洲国家取得良好效果。美国及欧洲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检验该双联疗法以及伏诺拉生-阿莫西林-克拉霉素三联疗法与基于PPI的三联疗法的比较,但结果未达到对P-CAB的预期。原因是药物剂量基于亚洲人群设定,可能对西方人群并非最优。需要优化该方案,尤其考虑西方人群较高的BMI。此外,P-CAB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多个地区仍不可用。为符合管理原则,应仅处方P-CAB双联疗法。
1.3.2 辅助治疗
唯一值得考虑的辅助治疗是益生菌,其核心益处在于提高依从性,尽管需要在本已包含大量药片的方案中增加额外药物。结果显示添加益生菌具有积极影响,可改善依从性并提高根除率。可使用乳杆菌属,但最佳效果来自布拉氏酵母菌(Saccharomyces boulardii),该菌对治疗中使用的所有抗生素均耐药。即使是P-CAB双联疗法也可从添加布拉氏酵母菌中获益。
1.3.3 过敏患者
三联疗法包含阿莫西林这一β-内酰胺类抗生素,对这类化合物过敏的患者不能使用。替代方案是将其替换为甲硝唑,PPI-克拉霉素-甲硝唑三联疗法正是原始三联疗法之一。然而,β-内酰胺类过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少,值得由过敏专科医师评估,必要时可进行脱敏治疗。
1.3.4 患者合并症
肾功能不全或某些心脏疾病(如长QT综合征)等合并症可能限制某些抗生素的使用。在这些特定情况下,应采取个案化处理,涉及相应专科医师会诊,药敏检测对于选择疗效和潜在毒性最合适的药物尤为重要。多次根除失败后是否停止尝试也须考虑,应根据患者年龄和现有合并症权衡利弊。幽门螺杆菌阳性胃MALT淋巴瘤的根除治疗作为淋巴瘤的一线治疗强烈推荐,应持续至有效根除。消化性溃疡及出血风险仍是继续治疗的理由。对于正在服药的患者,须考虑可能的药物相互作用,并在慢性肾脏病或慢性肝病情况下调整剂量。若老年患者已服用多种药物且癌前病变尚不严重,可能以暂不治疗并定期监测为宜。
1.3.5 药物或检测可及性受限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多数抗生素尤其是克拉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因此治疗中应避免使用。左氧氟沙星因其罕见但严重的不良事件也不推荐。若任何铋盐可用,可将其加入市场上已有的两种其他抗生素,如四环素和甲硝唑(或替硝唑)。关于药敏检测,培养和药敏试验虽然耗时且要求高,但在所有国家仍是可行的选择。对于一线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治疗,鉴于若一线治疗规范执行,仅极少数患者仍为阳性,许多指南推荐使用铋剂四联疗法。若需处方另一种三联疗法,不应再次使用克拉霉素,而应以左氧氟沙星(需药敏检测)或利福布汀替代。
2 结论
幽门螺杆菌治疗的主要管理原则包括使用正确的抗生素、正确的剂量和正确的疗程,并强调良好的患者依从性,这是治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若计划采用三联疗法,必须检测克拉霉素耐药性,这可通过RT-PCR简便实现。阿莫西林剂量应优化,该抗生素应每日给药超过两次,疗程14天,使用艾司奥美拉唑或雷贝拉唑作为抑酸药物。未来趋势倾向于使用P-CAB(如伏诺拉生)联合高剂量阿莫西林每日多次给药的双联疗法,但仍需随机对照试验确认西方人群的最佳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