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unity, Inflammation and Disease》:Preclinical Evaluation of Bacterial Lysates in Murine Disease Models: A Systematic Review
背景:细菌裂解物(bacterial lysates)是通过热、机械或化学方法灭活完整细菌细胞而获得的生物活性制剂,其保留了免疫调节特性。
方法:本系统综述遵循PRISMA 2020指南,评估了2010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在 murine(小鼠)疾病模型中研究细菌裂解物的临床前研究。共34项原始研究符合纳入标准。纳入研究覆盖广泛的病理类型,其中呼吸道感染和过敏/哮喘性疾病是研究最深入的领域,其次是复发性尿路感染、炎症性肠病、急性肺损伤/纤维化、神经炎症和癌症。裂解物范围涵盖单细菌制剂至复杂的多细菌配方(特别是OM-85),给药途径包括口服、鼻内或系统性给药。
结果:关键机制包括激活Toll样受体(TLRs)和NOD受体、调节NLRP3炎症小体、T细胞极化、巨噬细胞重塑以及诱导训练免疫(trained immunity)。研究一致报告了有益效应,包括减轻过敏性炎症、预防复发性感染、恢复屏障功能以及增强抗癌免疫治疗。
结论:最稳健且转化进展最充分的证据仍来自呼吸道感染模型,这是细菌裂解物最初的临床适应证。临床转化仍受到制剂异质性、缺乏标准化、小鼠与人类免疫差异以及以预防性研究设计为主的限制。需要方法学标准化和严格的桥接研究,以实现细菌裂解物的治疗潜力。
试验注册:PROSPERO(ID:CRD420261282071)。
1 引言
细菌裂解物是通过化学、机械或热破坏全细菌细胞获得的一类异质性生物活性制剂。与活益生菌不同,细菌裂解物含有灭活的微生物成分,如细胞壁片段、核酸、脂蛋白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这些成分保留了强效的免疫调节特性。传统上,细菌裂解物用于预防复发性呼吸道感染,尤其在儿童和老年人群中。然而,过去15年中,来自临床前研究的累积证据已将拟议的治疗谱显著扩展到呼吸系统之外。从机制角度看,细菌裂解物主要通过激活先天免疫受体,包括Toll样受体(TLRs)、NOD样受体(NLRs)和C型凝集素受体来发挥其生物学效应。这些相互作用促进下游信号通路,调节抗原呈递、细胞因子分泌和适应性免疫极化。重要的是,这些效应不需要活菌存在,使细菌裂解物归属于新兴的后生元(postbiotics)类别——即具有已证实健康益处的非活性微生物产物,如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所定义。小鼠模型已成为研究细菌裂解物全身效应的主导实验平台。这种主导地位由以下因素解释:(i)小鼠具有高度遗传可操作性,允许精确的机制解析;(ii)可获得标准化疾病模型,密切模拟人类炎症、过敏、自身免疫、肿瘤和感染性疾病;(iii)可对微生物群进行受控调节。因此,小鼠模型对于探索细菌裂解物的治疗潜力和机制基础不可或缺。
2010年至2025年间,细菌裂解物的临床前研究范围显著扩展。除呼吸道感染外,研究人员还探索了其在炎症性肠病、特应性皮炎、过敏性哮喘、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尿路感染、神经炎症、癌症和化疗诱导的免疫抑制等实验模型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一致表明,细菌裂解物作为全身性免疫调节剂,能够重塑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格局。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仍存在若干关键挑战。细菌裂解物制剂的多样性、给药方案的差异、给药途径的不同以及实验方案之间缺乏标准化,严重限制了研究间的可比性。此外,小鼠研究结果与人类生理学的转化相关性仍是活跃争论的主题,尤其是在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群-宿主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背景下。
因此,本系统综述旨在全面评估2010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在murine疾病模型中研究细菌裂解物的临床前研究。具体目标为:(i)分类所探索的疾病模型;(ii)总结所用细菌裂解物的类型和给药策略;(iii)分析所报告的免疫学机制;(iv)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信号;(v)批判性讨论这一快速发展领域的转化潜力和当前局限。
2 系统综述方法
本系统综述按照PRISMA 2020(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指南进行,以确保方法学严谨性、透明度和可重复性。综述方案在数据提取开始前已在PROSPERO(国际前瞻性系统综述注册库)注册(ID:CRD420261282071)。在综述准备阶段,进行了预测试以优化检索策略。随后,在确定的数据库中进行了正式研究检索,并根据预定义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评估结果。这种方法允许系统、透明地选择纳入研究,并确保方法学过程的连贯性和可重复性。
2.1 文献检索策略
使用以下电子数据库进行全面的科学文献检索:PubMed/MEDLINE、Scopus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覆盖2010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发表的文章,对研究的来源国家无限制。
检索策略基于受控词汇(MeSH术语)和自由文本关键词的组合,包括:“bacterial lysate”、“heat-inactivated bacteria”、“tyndallized bacteria”、“postbiotic”、“murine model”、“mouse”、“in vivo”、“immunomodulation”和“experimental disease”。所有符合条件原始文章和相关综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也进行了手动审查以识别额外研究。
2.2 资格标准
研究根据以下预定义标准纳入。纳入标准为:使用murine模型(任何品系、性别或年龄)的原始体内实验研究,给予细菌裂解物、热灭活细菌或廷达尔化细菌制剂,在任何疾病模型或生理条件下进行评估,发表于2010年至2025年间,且以英文提供。
排除标准包括:无体内验证的体外研究;小鼠以外动物模型的研究;人类临床试验;仅使用活益生菌的研究;使用不含裂解物结构的纯化抗原的疫苗接种研究;以及未经同行评审的会议摘要、社论和报告。
同时报告murine和人类数据的研究,仅在小鼠实验部分可独立提取和分析时纳入。无法清晰区分murine数据与人类数据的研究被排除,以保持对临床前murine证据的严格关注。
2.3 研究选择过程
两名独立评审员筛选标题和摘要的相关性。随后评估可能符合条件研究的全文以确定最终纳入。分歧通过共识或咨询第三名评审员解决。
研究选择过程包括三个连续阶段:通过数据库检索识别记录、基于标题和摘要筛选、以及通过全文审查评估资格。构建了PRISMA流程图以说明选择过程(图1)。
2.4 数据提取
从每项纳入研究中系统提取以下数据:第一作者和发表年份、小鼠品系、动物年龄和性别、细菌裂解物的类型和来源、细菌灭活方法(机械、热、化学)、疾病模型、给药途径(口服、鼻内、气雾剂、全身)、给药方案和治疗持续时间、预防性与治疗性实验设计、评估的免疫学和临床参数,以及主要结果和结论。
2.5 数据综合
鉴于细菌裂解物制剂、给药方案和疾病模型的显著异质性,未进行定量荟萃分析。相反,采用结构化叙述方法综合结果,研究按疾病类别、裂解物类型、给药途径和潜在免疫学机制分组。
共34项使用小鼠模型的原始临床前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并被选择进行分析。研究完整列表,包括小鼠品系、裂解物类型、疾病模型、给药途径和主要结果的详细信息,见附表S1。
符合条件的研究包括:10项(29.4%)研究哮喘/过敏模式,8项(23.5%)研究呼吸道感染,5项(14.7%)研究尿路感染,4项(11.8%)研究炎症性肠病/结肠炎,3项(8.8%)研究急性肺损伤或纤维化,2项(5.9%)研究代谢或其他疾病,1项(2.9%)研究神经炎症(EAE),1项(2.9%)研究癌症。标准化商业裂解物(特别是OM-85)用于19项研究(55.9%),而研究级或实验室制备样品用于15项研究(44.1%)。口服给药(包括通过胃管和母体途径)最常见,其次是鼻内/气雾剂途径,主要用于呼吸道和哮喘模型。
2.6 方法学报告考虑
使用改编自SYRCLE框架的选择领域,对纳入murine研究的关键方法学报告要素进行了概述,目的是情境化临床前证据基础而非排除研究。评估侧重于报告透明度,未发现主要系统性偏倚来源(表1)。
3 为什么小鼠是细菌裂解物研究的主导实验模型
murine模型是细菌裂解物临床前研究的基石,占体内研究的绝大多数。这种主导地位源于遗传、免疫学和实用优势的独特组合,使小鼠成为研究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和免疫调节干预措施无与伦比的实验平台。
首先,murine免疫系统与人类免疫系统具有高度结构和功能保守性。先天免疫的关键成分——包括TLRs、NLRs、炎症小体复合物和抗原呈递细胞亚群——在小鼠和人类之间高度同源。这种相似性对细菌裂解物尤其相关,因为其主要作用机制涉及模式识别受体(PRR)信号传导和下游细胞因子级联反应。因此,murine模型允许探索直接与人类免疫生物学相关的TLR2、TLR4、NOD2和MyD88依赖性通路。
第二,遗传操作是murine系统的决定性优势。可获得广泛的转基因、基因敲除和报告基因小鼠品系,允许精确解析裂解物诱导的免疫调节所涉及的信号通路。例如,使用TLR-、NLRP3-或IL-10缺陷小鼠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细菌裂解物调节炎症小体激活、调节性T细胞分化和先天免疫记忆。这种机制解析水平在大型动物模型中很少可实现。
第三,小鼠提供了全面的标准化疾病模型库,密切重现人类病理的关键方面。这些包括化学诱导的结肠炎(葡聚糖硫酸钠,DSS;三硝基苯磺酸,TNBS)、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作为多发性硬化模型、卵清蛋白或屋尘螨诱导的过敏性哮喘、咪喹莫特诱导的皮炎、同系肿瘤植入模型以及受控细菌或病毒感染模型。这些平台允许在不同病理背景下一致评估细菌裂解物。此外,这些模型的可重复性得益于近交系品系的同质遗传背景和标准化饲养环境条件(饮食、住房、微生物群),降低了实验变异性并允许实验室间结果复制。从后勤和伦理角度看,小鼠在住房要求、繁殖效率、成本和监管批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短生命周期允许快速评估短期和长期免疫效应,包括发育性免疫印记、训练免疫和耐受诱导。此外,免疫学试剂、单克隆抗体和高通量分子工具的广泛可用性进一步加强了murine研究的转化价值。
然而,murine模型的主导地位也引入了固有局限性。murine和人类微生物群组成、免疫系统成熟、细胞因子表达谱和寿命相关免疫重塑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与人类相比,小鼠表现出更高的基础代谢率、不同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以及对内毒素的敏感性改变。这些差异可能深刻影响细菌裂解物的药效学和全身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murine研究使用在无特定病原体条件下饲养的年轻健康动物,这些条件不能充分反映人类患者的免疫史、环境暴露或合并症。这种差异引发了对murine数据外部有效性和转化可预测性的担忧,特别是对于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小鼠构成研究免疫机制和细菌裂解物治疗潜力不可或缺的实验系统。其无与伦比的遗传可操作性、标准化疾病模型和方法学多功能性推动了该领域的重大进展。然而,murine生物学固有的转化局限性强调了对高等动物模型和人类相关系统进行补充研究的迫切需要。
4 用于murine研究的细菌裂解物类型
研究细菌裂解物的murine研究在细菌物种组成、灭活方法和制剂策略方面显示出显著异质性。这种多样性反映了裂解物免疫调节基础的广泛生物学原理以及当前领域标准化的缺乏(表2)。
4.1 多细菌裂解物
多细菌裂解物是源自多种细菌菌株的复杂混合物,通常包括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物种。这些制剂旨在通过暴露广泛的PAMPs最大化免疫受体参与。在murine研究中,多细菌裂解物主要用于呼吸道感染模型,但通过战略适应已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全身性疾病模型,包括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例如,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热灭活多菌株“后生元”制剂在小鼠中赋予了对复发性尿路感染的持久保护。机制上,多细菌裂解物激活多种TLRs(TLR2、TLR4、TLR5和TLR9)以及NOD2信号通路。这种多价激活被认为促进平衡的免疫刺激,同时降低向单一T辅助轴过度极化的风险。
然而,由于其复杂且通常专有的组成,多细菌裂解物难以进行化学和生物学表征,限制了研究间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
4.2 单细菌裂解物
相当比例的murine研究使用源自单个细菌菌株的单细菌裂解物,允许更精确的机制解释。最常研究的属包括:鼠李糖乳杆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植物乳杆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肠球菌属(Enterococcus spp.)、副拟杆菌属(Parabacteroides spp.)、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单细菌裂解物提供若干实验优势,包括明确的分子组成、减少批次间变异性以及促进特定细菌成分与免疫学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这些制剂已广泛应用于炎症性肠病、特应性皮炎、神经炎症和癌症模型。特别是,乳杆菌来源的裂解物在肠道-免疫和肠道-脑轴研究中主导文献,在这些研究中证明了持续的的抗炎和屏障保护效应。
4.3 细菌灭活方法
murine研究中使用了三种主要的细菌灭活方法。
4.3.1 热灭活(廷达尔化)
这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涉及暴露于重复热循环。热灭活保留细胞壁结构和许多免疫刺激成分,同时消除复制能力。
4.3.2 机械破碎(超声处理、高压均质)
该技术导致完全细胞破碎,除膜成分外,还释放细胞内核酸和胞浆蛋白。
4.3.3 化学裂解
在murine模型中很少使用,因为存在生物活性成分降解或生成人工化合物的风险;近期文献通常避免将这种方法用于免疫学研究。
直接比较活细菌与热灭活对应物的研究表明,许多免疫调节效应——特别是与先天免疫激活和屏障强化相关的效应——在灭活后得以保留,从而强化了细菌裂解物作为后生元的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定位。
4.4 后生元分类及功能意义
在基于微生物组疗法的现代框架中,细菌裂解物日益被归类于后生元的更广泛类别,定义为赋予宿主健康益处的非活性微生物和/或其成分。这种分类反映了从完全依赖活性微生物的范式转变,并突出了安全性、稳定性和监管合规性提高的转化优势。
从药理学角度看,裂解物作为复杂的生物反应调节剂,能够刺激粘膜免疫、诱导训练先天免疫、促进调节性免疫通路以及重塑宿主-微生物对话,而无需承担细菌易位或水平基因转移相关风险。
4.5 标准化商业裂解物与研究级制剂
综述文献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标准化商业裂解物与实验室制备(研究级)制剂之间的区别。商业裂解物,特别是OM-85(Broncho-Vaxom),根据受控制造工艺生产,具有批次间标准化和有记录的临床应用。这些用于34项纳入研究中的19项(表S1)。相比之下,研究级制剂由研究小组生产,通常来自单一菌株(单细菌)或局部定义的多细菌混合物,并在灭活方法、剂量和分子表征方面表现出更大变异性。尽管研究级制剂允许更精确的机制解释,但缺乏标准化限制了可比性和转化潜力。这种方法学差异代表了可重复性以及从murine模型向临床研究过渡的主要障碍。
4.6 缺乏标准化作为关键限制
尽管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细菌裂解物仍遭受一个主要限制:缺乏标准化的生产方案、质量控制参数以及跨研究的剂量等效性。即使使用相同细菌物种,培养条件、灭活温度、处理持续时间和制剂基质的变化都可能深刻改变裂解物的最终免疫学特性。
这种缺乏标准化代表了对转化可重复性最显著的障碍之一,并强调了对临床前裂解物研究中协调指南的迫切需要。
5 在murine研究中调查的疾病模型
5.1 呼吸道感染模型
呼吸道感染代表细菌裂解物的经典临床适应证,也是转化视角下最先进的领域。八项研究评估了这些制剂在病毒感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鼠冠状病毒)或细菌感染(肺炎球菌肺炎)的murine模型中的效应,以及病毒感染后细菌二重感染的情况。
口服OM-85已证明对流感病毒感染具有保护作用,并降低对肺炎链球菌二重感染的易感性,提高存活率并减少发病体征。相同裂解物的鼻内给药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和减少支气管周围及血管周围炎症提供了对RSV的保护。一种通过机械或化学方法制备的多价裂解物,以单次鼻内剂量给药,通过MyD88依赖性机制保护小鼠免受致死性肺炎球菌肺炎,该机制不依赖中性粒细胞、IL-17A或caspase-1激活。
此外,OM-85显示出降低murine肺中Ace2和Tmprss2受体表达的能力(MyD88/Trif依赖性),并通过在鼠冠状病毒感染模型中启动先天免疫系统提供保护。妊娠期间母体给予OM-85也改善了后代对新生儿呼吸道感染的抵抗力。
这些数据证实细菌裂解物诱导呼吸道抗病毒和抗菌保护的能力,支持其作为呼吸道感染预防性免疫调节剂的作用。
5.2 过敏性和特应性疾病模型(哮喘、过敏性鼻炎)
最大数量的研究(n=10)调查了细菌裂解物在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murine模型中的效应。
口服或鼻内给予标准化细菌裂解物OM-85一致地减少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血清IgE水平和Th2相关细胞因子(IL-4、IL-5、IL-13),同时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s)扩增并抑制上皮来源的警报素,特别是IL-33和TSLP。机制研究进一步证明,OM-85调节上皮-IL-33-ILC2轴并将树突状细胞(DCs)重编程为耐受性表型,这些效应即使在无细菌小鼠中也得以维持,表明不依赖微生物群的机制也促成其免疫调节活性。
妊娠和/或哺乳期母体给予OM-85通过调节IL-33/ILC2通路和短链脂肪酸产生减少了后代的过敏性炎症。在过敏性鼻炎模型中,长期OM-85预处理减弱了鼻症状、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Th2细胞因子产生。
类似保护效应在热灭活的长双歧杆菌BBMN68和乳酸乳球菌单细菌裂解物中观察到,这些裂解物减少了过敏性气道炎症并恢复免疫稳态。尽管研究结果一致支持细菌裂解物的抗过敏潜力,但致敏方案、过敏原暴露、剂量方案和给药途径的差异限制了研究间的直接比较。
5.3 炎症性肠病/结肠炎模型
四项研究在DSS诱导的结肠炎模型中评估了细菌裂解物。口服干酪乳杆菌DN-114 001裂解物减轻了BALB/c小鼠的疾病严重程度,但在SCID小鼠中没有,表明其保护效应依赖于完整的免疫系统。有益效应与通过增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和降低肠道通透性来恢复肠屏障完整性相关。类似地,商业多细菌裂解物Coliphagein改善了临床和组织学评分,增加了粪便IgA水平,并减少了促炎趋化因子,支持其在恢复肠道稳态中的作用。热灭活的宠物乳球菌、乳酸乳球菌L8和副干酪乳杆菌6235裂解物进一步减少了结肠炎症,降低了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并有利地调节了肠道微生物群,一些研究报告疗效与相应活益生菌相当或更好。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细菌裂解物主要通过恢复上皮屏障功能和调节粘膜免疫反应来改善实验性结肠炎。
5.4 尿路感染(UTIs)
五项研究调查了多价细菌裂解物或后生元制剂在尿路感染murine模型中的效应,包括复发感染和由多重耐药病原体引起的感染。舌下给予多价UNAM-HIMFG裂解物加速了菌尿清除,预防了慢性膀胱炎症,并促进了以协调的TNF-α和IL-10产生为特征的平衡免疫反应。类似地,口服多菌株热灭活后生元制剂减少了膀胱和肾脏细菌定植,限制了组织炎症,并对原发和复发感染提供了持久保护,即使在治疗停止后也保持高比率尿路无菌。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细菌裂解物增强病原体清除同时防止过度炎症,支持其作为抗生素治疗替代品或辅助剂的潜力。然而,方法学异质性,包括细菌组成、治疗方案、给药途径和结果测量的差异,加上局部尿路粘膜免疫的表征有限,目前限制研究间的直接比较,并强调需要标准化的临床前方案。
5.5 神经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EAE)
一项近期研究评估了副拟杆菌(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裂解物在EAE模型中的免疫调节潜力。预防性口服给药延迟了疾病发作并降低了临床严重程度,其机制是肠系膜和腹股沟淋巴结中调节性T细胞扩张、肠道微生物群重塑(增加有益菌属并减少分节丝状细菌),以及细菌抗原无系统性易位。这些发现表明该裂解物主要通过调节肠道-免疫轴恢复免疫耐受,而非直接全身暴露。然而,可用证据仅限于单一预防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工作以确定其疾病发作后的治疗效果并阐明其在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效应。
5.6 癌症和免疫治疗增强
一项研究调查了嗜酸乳杆菌裂解物与抗CTLA-4抗体在AOM/DSSmurine结直肠癌模型中的组合。联合治疗显著降低了肿瘤发生率,与单独治疗相比,并促进了抗肿瘤肿瘤微环境,其特征是效应CD8+ T细胞增加、调节性T细胞和M2巨噬细胞减少,以及肠道微生物稳态的部分恢复。补充分析表明裂解物抑制M2巨噬细胞极化并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支持其作为免疫治疗佐剂的潜力。然而,由于细菌裂解物仅在与检查点阻断联合时评估,其独立抗肿瘤疗效仍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5.7 其他模型(急性肺损伤、纤维化、肥胖)
三项研究在LPS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和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模型中评估了细菌裂解物。OM-85通过调节IFN-γ/IL-4平衡和Notch信号减弱了肺部炎症并减少了纤维化。额外研究表明OM-85减轻了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胰岛素抵抗、肠道菌群失调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而热灭活乳杆菌制剂加速了实验性皮肤伤口愈合。尽管这些发现将细菌裂解物的潜在治疗应用扩展到感染和免疫介导疾病之外,但证据仍受限于可用的研究数量少和实验模型多样性。
6 细菌裂解物的给药途径及其生物学意义:转化视角
给药途径是决定细菌裂解物在实验性murine模型中的药代动力学、免疫调节潜力和全身效应的决定性因素。已发表研究系统探索了多种给药途径,每种途径具有不同的机制意义和不同的疗效特征。彻底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优化临床前研究设计和有效转化到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6.1 口服给药:调节肠道粘膜免疫
口服给药是细菌裂解物最常用的给药途径,尤其在胃肠道疾病、全身免疫和神经炎症的实验模型中。该途径的普及归因于其无创性和广泛参与胃肠道相关免疫系统的能力。
从机制角度看,口服给药允许裂解物与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直接相互作用,包括派尔集合淋巴结和肠系膜淋巴结等特殊解剖结构。这种相互作用触发复杂的免疫事件级联:刺激作为粘膜免疫哨兵的树突状细胞,促进向初始T淋巴细胞呈递抗原,激活和扩增在维持免疫耐受中起作用的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s),以及微调Th1、Th2和Th17亚群之间的平衡,从而引导免疫反应朝向平衡的抗炎或促炎特征。
在多种实验模型(DSS诱导的结肠炎、过敏性哮喘和EAE)中的研究一致表明,口服裂解物可以恢复受损的肠道屏障完整性,通过加强细胞间紧密连接,刺激分泌性免疫球蛋白A(sIgA)的产生——这是粘膜免疫的主要抗体,在管腔水平中和病原体,并影响全身免疫而不产生可检测的菌血症,这是生物安全性的关键方面。
口服给药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方面是其参与肠-脑轴的能力,这是一个复杂的双向通讯网络,通过该网络微生物成分可以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免疫反应、神经炎症过程甚至行为。这种影响由多种机制介导:穿过血脑屏障的微生物代谢物产生、通过迷走神经发出信号,以及影响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功能的循环细胞因子调节。
口服给药的优势多重且显著:无创性增加治疗的接受度和依从性,参与粘膜免疫在大多数病原体入侵点提供保护,以及局部和全身效应的潜力最大化治疗多功能性。然而,必须考虑重要限制:胃酸和消化酶的部分或完全降解可能损害裂解物的生物活性,依赖于制剂和个体胃肠道状态的可变吸收可能产生治疗反应不一致,以及从小鼠到人类的剂量转换需要仔细考虑物种间胃肠道生理学、粘膜表面积和代谢的差异。
6.2 鼻内或气雾剂给药:靶向呼吸道免疫
鼻内给药代表了一种靶向上呼吸道和鼻相关淋巴组织(NALT)的优雅策略,通过称为“共同粘膜免疫系统”的现象诱导粘膜免疫,这可以扩展到远处粘膜部位——即所有粘膜淋巴组织的功能互连。
在过敏性哮喘实验模型中,鼻内给予裂解物,特别是标准化制剂OM-85,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疗效果:显著减少作为过敏性炎症特征的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调节上皮警报素如IL-33和TSLP的产生(这些警报素协调早期过敏反应),以及刺激抑制过度Th2反应的调节性T淋巴细胞活性。
雾化裂解物已被用于诱导局部“免疫训练”,证明呼吸和全身免疫之间存在复杂的对话。这种“训练免疫”概念——先天免疫系统的记忆——表明暴露于微生物成分可以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先天免疫细胞,赋予针对不同病原体的交叉保护。
该给药途径的优势包括靶向粘膜刺激,最大化局部疗效同时最小化全身暴露,以及由于广泛的血管化表面积和鼻淋巴组织的即时可及性而快速启动免疫激活。限制包括局部刺激的可能风险(有糜烂或慢性炎症的风险),精确控制给药剂量的困难,以及与口服给药相比有限的全身分布,这可能在需要全身性免疫调节的病理中降低疗效。
6.3 全身给药:皮下或腹膜内注射
全身给药通过皮下或腹膜内注射在细菌裂解物研究中较少使用,但提供了直接暴露中央免疫器官——脾脏和淋巴结——于细菌成分的优势,完全绕过粘膜屏障和酶降解过程。在恶性肿肿瘤的murine模型中,全身给予裂解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CTLA-4抗体联合使用,已被证明增强细胞毒性T细胞浸润到肿瘤微环境,并将肿瘤免疫学景观重塑为抗肿瘤特征。这种协同效应表明直接全身免疫激活可能增强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全身途径也用于脓毒症或急性感染的实验模型中,以评估快速免疫启动的能力,即加速准备免疫系统以有效应对即将发生的感染挑战。这些研究表明,全身暴露于细菌成分可以调节免疫激活阈值并加速效应反应。
全身给药的优势包括完全绕过粘膜屏障,消除降解或可变吸收问题,以及直接和快速的全身免疫激活,适合需要即时反应的情况。限制显著:免疫过度刺激的风险增加,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包括休克或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由于高全身浓度的炎症成分可能产生毒性;以及对于粘膜疾病缺乏生理相关性,因为局部免疫至关重要。
6.4 给药途径选择的生物学意义
给药途径的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免疫参与的局部与全身性质、主要激活的细胞类型,以及诱导训练免疫或免疫耐受的可能性。口服和鼻内途径优先调节粘膜免疫,其次通过循环淋巴细胞和可溶性介质传播全身效应,使其成为粘膜-外部界面病理的理想选择。相比之下,全身途径直接靶向外周免疫区室,提供快速和强烈的免疫反应控制,但具有可能更有问题的安全性特征。
给药途径、剂量和治疗频率的协调优化对于最大化临床前研究中的治疗功效和最小化不良事件至关重要。这种优化必须考虑目标病理的性质、主要免疫病理机制和特定治疗目标——急性保护与长期耐受、局部与全身调节、免疫刺激与免疫抑制。深入理解这些复杂关系对于将临床前观察高效转化为具有实际治疗影响的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7 细菌裂解物的免疫机制:免疫反应的复杂编排
细菌裂解物在实验性murine模型中发挥广泛的免疫调节效应,以协调和情境依赖的方式参与先天和适应性免疫通路。这些制剂影响免疫系统的机制是多因素的,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变量:裂解物来源的细菌物种、使用的给药途径、调查的疾病模型以及宿主潜在的免疫状态。详细理解这些机制对于优化治疗应用和预测不同病理背景下的疗效至关重要。
基于给药途径的机制差异示意性地显示在图2中。
7.1 模式识别受体(PRRs):先天免疫的感觉门户
细菌裂解物富含PAMPs,这是进化上保守的分子结构多样性,作为微生物存在的特征。这些成分包括革兰氏阳性菌特有的脂磷壁酸、形成细菌壁结构骨架的肽聚糖、细菌鞭毛中的鞭毛蛋白,以及细菌DNA中未甲基化的CpG序列。TLRs——特别是TLR2、TLR4、TLR5和TLR9——在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的表面和内体区室中表达,识别这些PAMPs并启动放大免疫反应的复杂信号级联。
NLRs通过识别细菌肽聚糖的胞浆片段来完成这种免疫监视网络。NOD1和NOD2的激活触发核因子κB(NF-κB)信号传导,这是一种主转录因子,协调参与炎症的基因表达,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并启动炎症小体以供后续激活。PRRs的这种协调参与导致树突状细胞成熟、T淋巴细胞激活所必需的共刺激分子(CD80、CD86)上调,以及向适应性免疫系统高效呈递抗原。
7.2 炎症小体激活:微调炎症
多项近期研究报告细菌裂解物调节NLRP3炎症小体的活性,这是一种主要在巨噬细胞和肠上皮细胞中存在的超分子多蛋白复合物,作为细胞应激和危险信号的传感器。这种调节控制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18(IL-18)的分泌,它们是有效的促炎细胞因子,放大先天免疫反应并促进向适应性免疫的过渡。
裂解物对炎症小体活性的调节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平衡行为:它可以在需要时通过增加促炎细胞因子产生来增强宿主防御病原体,但同时防止可能产生显著组织损伤并导致病理过程慢性化的过度炎症。这种双重调节能力——在需要保护时刺激,在有损伤风险时缓和——解释了裂解物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的治疗多功能性。
7.3 T辅助淋巴细胞亚群的极化:适应性免疫的刺激
细菌裂解物可以根据特定疾病背景深刻影响不同T辅助淋巴细胞亚群(Th1、Th2、Th17和Treg)之间的平衡,创造适应特定治疗需求的免疫学特征。
在感染模型中,裂解物促进Th1和Th17反应,其特征在于产生干扰素γ(IFN-γ)和白细胞介素-17(IL-17),这些细胞因子通过巨噬细胞激活和中性粒细胞募集对有效微生物清除至关重要。这种协调的促炎特征最大化宿主消除入侵病原体的能力。
相比之下,在过敏性哮喘和特应性皮炎模型中,裂解物抑制Th2反应,其特征在于产生IL-4、IL-5和IL-13,从而减少IgE产生和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这是过敏性炎症的两个参数。这种从Th2向更平衡或Th1主导特征的转变是过敏性疾病治疗功效的基础。
在自身免疫疾病模型如EAE和实验性结肠炎中,诱导以转录因子Foxp3表达为特征的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对于促进免疫耐受和减少炎症组织损伤至关重要。Treg细胞通过多种机制抑制过度自身反应:分泌免疫抑制细胞因子(IL-10、TGF-β)、竞争性消耗IL-2,以及直接抑制树突状细胞和效应T淋巴细胞。
7.4 巨噬细胞极化:情境中的功能多功能性
巨噬细胞是功能可塑性显著的多能吞噬细胞,可以被细菌裂解物极化为M1(促炎、杀肿瘤)或M2(抗炎、促修复)表型,具体取决于期望的免疫环境和局部微环境信号。
在癌症模型中,巨噬细胞的M1极化通过产生活性氧和氮物种、分泌激活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以及向适应性免疫系统直接呈递肿瘤抗原来增强抗肿瘤细胞毒性。这种M1定向将巨噬细胞从潜在的肿瘤同谋转变为抗肿瘤反应的积极盟友。
相比之下,在实验性结肠炎模型中,M2巨噬细胞反应通过分泌生长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促进组织修复和炎症消退,促进受损肠粘膜的愈合并防止慢性炎症。这种功能多功能性说明裂解物如何可以战略性地用于将免疫反应引导向特定治疗靶点。
7.5 训练免疫:先天系统的表观遗传记忆
最近阐明的最引人入胜的机制之一是细菌裂解物诱导“训练免疫”的能力——先天免疫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的长期功能重编程,导致对二次挑战的更快和更强反应,即使使用与初始刺激完全不同的病原体。这种现象由表观遗传修饰介导——特别是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改变参与免疫反应的基因的染色质可及性,允许在再刺激时更快和更稳健的基因表达。训练免疫是解释裂解物在复发性呼吸道感染中预防性效果的关键机制,其中初次暴露于裂解物“启动”免疫系统以更有效地应对后续感染。新兴证据表明这一机制也可能在肠道和尿路感染模型以及针对各种炎症病理的全身保护中运作。
7.6 肠-脑轴和全身免疫:远程连接
口服细菌裂解物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产生共生微生物群落的分类学和代谢特征变化。这些微生物交换反过来通过称为肠-脑轴的复杂通讯网络影响全身免疫张力和中枢神经系统炎症。
在实验性多发性硬化的EAE模型中,裂解物诱导的微生物群变化促进调节性T淋巴细胞群体的扩增并减少神经炎症,突显了微生物群-免疫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三方对话的至关重要。这一观察为炎症性神经疾病通过肠道微生物群介导的间接调节开辟了引人入胜的治疗视角。
这种远距离通讯的机制包括:产生穿过血脑屏障并直接影响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功能的微生物代谢物(短链脂肪酸、色氨酸及其衍生物);通过迷走神经传递肠道状态信息到脑结构;以及调节影响血脑屏障通透性和小胶质细胞(脑驻留巨噬细胞)激活的循环细胞因子。
8 细菌裂解物的转化潜力和局限性:从实验台到患者床旁
细菌裂解物已在各种murine疾病模型中显示出稳健且一致的免疫调节效应,积累了令人信服的临床前证据支持其治疗潜力。然而,将这些实验发现转化为有效且安全的临床应用需要仔细考虑可能影响从动物模型成功转移到人类患者的多种生物学、方法学和监管因素。这种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过渡代表了新疗法开发中的最大挑战之一,需要系统化和批判性的方法(表3)。
8.1 转化潜力:临床应用的乐观前提
临床前数据为使用细菌裂解物作为预防性或辅助剂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这些制剂旨在调节所调查的广泛病理谱中的免疫反应:复发性呼吸道和非呼吸道感染、具有慢性炎症成分的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和特应性疾病,甚至肿瘤免疫治疗背景下的癌症。这种治疗多功能性源于裂解物同时和协调参与多种免疫通路的能力,创造适应每种病理特定要求的免疫调节特征。
与含有代谢活性和可复制微生物的活益生菌不同,细菌裂解物是由热或机械灭活的细菌及其结构成分组成的非复制制剂。这一基本特征极大地降低了菌血症(活细菌侵入血液)、细菌从胃肠道易位到其他解剖区室或细菌间抗生素耐药基因水平转移相关的风险。这种增加的安全性使裂解物特别适用于脆弱人群,如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患多种合并症的衰弱老年人或免疫系统不成熟的婴儿。
已证明的同时参与多种免疫通路的能力——通过PRRs参与先天免疫、通过T淋巴细胞极化参与适应性免疫,以及通过先天免疫细胞表观遗传重编程训练免疫——赋予裂解物显著广泛的治疗适用性。这种多功能性允许在极其多样的临床环境中使用,从局部粘膜感染到自身免疫或肿瘤疾病的全身免疫调节,使其成为多适应症治疗平台的理想候选者。
来自murine肿瘤模型的新兴证据表明细菌裂解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CTLA-4或抗PD-1/PD-L1抗体)之间存在显著协同潜力。这种协同基于裂解物重塑肿瘤微环境、耗竭免疫抑制细胞(瘤内Treg、M2巨噬细胞)以及放大CD8+ 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的能力。这些观察为肿瘤学中的组合疗法开辟了有希望的途径,其中微生物组调节和先天免疫参与可能增强常规免疫治疗的疗效。
8.2 主要局限性:临床转化的挑战
小鼠到人类转化最显著的局限性之一是murine和人类免疫反应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两个物种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与人类相比,实验室小鼠在相对无菌条件下饲养,微生物暴露极少,具有更快的代谢率,表现不同的免疫亚群比例,并对炎症刺激反应不同。这些基本生物学差异限制了在murine模型中观察到的功效和安全性对人类应用的直接可预测性。
科学文献中研究的细菌裂解物在多个关键维度上差异很大:组成细菌菌株(单物种与多物种、革兰氏阳性与革兰氏阴性细菌)、制备方法(机械裂解、热灭活、超声处理、化学处理)、给予的浓度和剂量,以及使用的给药途径(口服、鼻内、全身)。这种广泛的方法学异质性显著复杂化了制剂标准化、实验室间结果可重复性和研究直接可比性,代表了开发一致制药产品和监管批准的主要障碍。
大多数临床前研究集中于裂解物的预防性给药,即治疗先于实验性疾病诱导,允许免疫系统在病理挑战之前被“启动”。相比之下,裂解物在临床表现发作后的治疗功效——与真实世界临床实践最相关的情景——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这一差距至关重要,因为参与疾病预防的机制可能不同于逆转已确立病理过程所需的机制,而且对已经重塑的炎症组织中的治疗反应可能显著不同。
尽管已识别并部分表征了关键机制,如PRRs参与、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诱导和训练免疫,但细菌裂解物的全部细胞和分子效应尚未完全阐明。基本问题仍未解答:所有激活的细胞类型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裂解物如何与常驻微生物群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的后果是什么?介导训练免疫的精确表观遗传变化是什么?反应如何根据宿主遗传背景和基础免疫状态变化?这种不完整的机制理解限制了我们预测疗效、优化治疗方案和识别反应预测生物标志物的能力。
大多数临床前研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涵盖数周至数月的治疗和随访。慢性长期给予细菌裂解物的效应——包括对肠道微生物群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影响、对免疫记忆和耐受的后果、对重复刺激的脱敏或耐受可能性,以及晚期不良事件风险——需要广泛进一步研究。这种长期安全性数据缺口对于需要慢性给药的适应症尤其相关,如预防复发性感染或管理持续性过敏疾病。
8.3 优化转化策略:在研究实验室和临床之间架桥
开发严格且可重复的制造方案是绝对优先事项。这包括:选择并完整表征所用细菌菌株的遗传特征,记录其毒力和免疫原性特征;标准化灭活方法以确保活性成分的一致性并完全不存在活细菌;通过精密分析方法(质谱、色谱、免疫测定)进行验证和质量控制;以及建立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参数以指导剂量方案。
使用人源化小鼠模型——具有部分重组人类免疫系统的动物——或更高级动物如猪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具有更大的生理和免疫相似性,可以显著提高临床前数据的转化相关性。这些先进模型允许在整体生物体背景下测试人类免疫反应,提供临床功效和安全性的更可靠预测。
将微生物组分析(宏基因组学、宏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和详细免疫表型分析(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单细胞转录组学、表观遗传学分析)系统整合到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可以指导基于生物学的患者分层和预测反应生物标志物的识别。这种精准医学方法允许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免疫和微生物特征进行个性化治疗,最大化功效并最小化不良反应。
初始临床试验应主要集中于在递增剂量下严格评估安全性和耐受性、通过测量免疫生物标志物(细胞因子、细胞表型、抗体)表征药效学、通过纵向宏基因组测序监测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以及初步识别临床疗效信号。这种务实的概念验证设计可以快速验证治疗潜力并为后期关键试验的设计提供信息。
9 结论
murine研究为细菌裂解物作为多功能免疫调节剂的使用提供了令人信服且多方面的概念验证。已证明在广泛的炎症、感染、过敏、自身免疫和肿瘤病理中具有有益效应。其中,证据在呼吸道感染模型中最一致且转化最先进——这是细菌裂解物最初且仍最确立的临床适应证——标准化制剂如OM-85的口服和鼻内给药均显示出对病毒和细菌挑战(包括二重感染)的保护。
在过敏性哮喘、复发性尿路感染、实验性结肠炎、神经炎症以及癌症免疫治疗佐剂中也获得了有希望的结果。然而,细菌裂解物治疗潜力的完全实现需要几个关键步骤:制定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控制方案、转向治疗性(而非仅预防性)实验设计、更深入的机制阐明,以及在更接近人类的模型中进行严格的桥接研究。
只有通过这种系统化和面向转化的方法,才有可能将细菌裂解物的大量临床前前景转化为对患者有效且安全的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