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欧盟的学术治疗优化研究(TOS)风险-负担适配型监管框架:肿瘤学与内科学证据生成的政策路径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Academic treatment optimization studies in onc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a risk- and burden-adapte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uropean Un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6日 来源: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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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治疗优化研究(academic treatment optimization studies, TOS)在确定已确立和新兴治疗在常规临床照护中应如何联合、序贯、强化、降阶梯或以其他方式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主要支持新药开发和监管批准的商业临床试验不同,学

  
学术治疗优化研究(academic treatment optimization studies, TOS)在确定已确立和新兴治疗在常规临床照护中应如何联合、序贯、强化、降阶梯或以其他方式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主要支持新药开发和监管批准的商业临床试验不同,学术TOS经常解决商业激励有限的问题。因此,此类研究直接促进临床指南和医疗照护标准所依据的证据基础。相当比例的学术TOS涉及已授权药品在其上市许可(marketing authorization, label)严格措辞之外、但在证据支持的临床实践中使用。当前欧洲临床试验监管并不总能充分反映药品标签与特定治疗优化策略所引入的增量风险和负担之间的区别。不断增加的管理和监管要求对资源有限的研究者发起的多中心研究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本文呈现来自参与学术临床试验的研究者、临床研究人员和伦理委员会成员经验的政策观点。研究人员提出一种针对符合条件学术TOS的风险和负担适配型监管方法。评估比例性的相关参照点应为常规临床照护,而非仅标签。涉及已授权药品且有证据支持的TOS,尤其是对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A类和B1类的研究,当拟议干预相较常规临床照护仅引入最小额外风险和负担时,应考虑纳入风险比例型监管路径。部分OECD B2类研究在额外证据和专家评估表明增量风险同样较低时,可能符合条件。评估应基于试验特异性进行。相关常规照护标准应由相应领域医学学会界定。伦理委员会应在具有相关疾病领域经验的医师支持下评估增量风险和负担。监测、监督和报告要求同样应与风险成比例,并在试验方案中前瞻性论证。目标不是解除对学术临床研究的监管,而是风险比例型监管。针对学术TOS的风险适配框架可加强研究者发起的证据生成,特别是对商业激励有限的问题,并改善欧洲优化常规临床照护的证据基础。
该文作为政策观点发表于《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研究背景为:二战后有效系统性肿瘤治疗逐步发展,已确立治疗反复被联合、序贯、强化或降阶梯。随机临床试验不仅评价新疗法,也用于确定已有干预如何最佳整合入临床照护。学术治疗优化研究(academic treatment optimization studies, TOS)与商业临床试验不同,后者主要支持新药监管批准和市场准入,而学术TOS常研究已可用干预的最佳剂量、疗程、序贯、联合、强化或降阶梯及风险适配治疗,商业激励有限。此类问题对医疗有效性、安全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直接相关,却常缺乏系统研究动力。当前欧盟监管未充分区分药品标签与特定治疗优化策略的增量风险和负担,行政和监管要求不成比例影响资源有限的研究者发起多中心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基于研究者、临床研究人员和伦理委员会成员经验,提出风险-负担适配型监管框架,目的是在不解除必要监管的前提下,使监管要求与试验实际增量风险和负担成比例,从而加强研究者发起证据生成并改善欧洲常规临床照护优化。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该文不涉及新的前瞻性样本队列或实验室操作。方法为政策观点与监管分析,源于参与学术临床试验的研究者、临床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实际经验;结合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ICH)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欧盟临床试验指令(Clinical Trials Directive, CTD 2001/20)、欧盟临床试验条例(Clinical Trials Regulation, CTR 536/2014)、临床试验信息系统(Clinical Trials Information System, CTIS)、OECD分类及European Biotech Act提案等监管文本;引用德国儿童肿瘤学和血液学学会(GPOH)调查、Westphalia-Lippe伦理委员会2006—2012年数据、丹麦药品管理局风险适配指南及既往随机TOS经验。未注明新的样本队列来源。

Introduction(引言):通过文献回顾和实例,研究人员指出TOS在肿瘤学和内科学中用于优化已确立治疗。儿童肿瘤学显示,跨主要儿童恶性肿瘤的无事件生存随多代治疗优化研究显著改善,从1950年代低于20%提高至2000年代初超过60%,部分疾病约90%;这些改善与诊断、支持治疗、风险分层及多模式治疗进步并行,但许多混杂因素被前瞻性纳入试验策略。成人血液肿瘤、实体瘤以及心脏病学、肾病学等领域也有研究者发起随机试验,用于确定已有治疗的整合、序贯、疗程和强度。OECD分类区分A类(已授权、标签内使用)、B1类(已授权但超标签、有已发表证据/指南/既定实践支持)、B2类(超标签且无此类支持)和C类(未授权产品)。许多学术TOS属B1类,较少属B2类。结论是:药品监管状态不必然对应特定治疗优化问题引入的增量风险。

Regulatory challenge for academic treatment optimization(学术治疗优化的监管挑战):通过监管历史与德国数据,CTD 2001/20引入临床试验授权、申办者责任、监测、安全性报告和文件要求,对基础设施和资金有限的研究者发起研究造成显著行政与财务负担。Klingebiel T et al.报告,德国儿童肿瘤学和血液学学会开放的TOS从2002年33项降至2017年2项,同期CTD 2001/20下药物试验和疾病注册增加。作者经验显示,单中心I期研究费用约从30,000欧元升至超过200,000欧元,多中心II/III期研究从低于50,000欧元升至约500,000欧元;文书从约100或200页升至超过3000页,时间从1个月或3个月升至超过1.5年或2年。Westphalia-Lippe伦理委员会2006—2012年数据显示,商业药物试验从38项降至29项,研究者发起学术药物试验从6项降至2项,注册研究从1项升至11项。结论是:这些描述性数据不能确定简单因果关系,但与监管要求增加期间研究者发起介入性研究减少、注册性活动增加相一致。

From CTD 2001/20 to CTR 536/2014(从CTD 2001/20到CTR 536/2014):通过监管分析,CTR 536/2014引入欧盟统一框架、CTIS单一提交门户、协调评估和临床试验信息透明度提高;自2025年1月31日起,所有EU/EEA临床试验必须通过CTIS在CTR框架下进行。结论是:这些变化改善欧洲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但统一并不等于风险比例性。研究者发起多中心研究仍面临行政障碍,尤其涉及复杂治疗策略、多重干预或已授权药品超标签使用时。政策问题不是是否去监管临床研究,而是监管要求是否与不同类型研究的增量风险和负担成比例。近期分析仍指出复杂试验设计和低干预条款实际实施中的挑战,并引发对欧盟临床研究竞争力的担忧。

Risk-proportionate regulation as policy opportunity(风险比例型监管作为政策机会):根据2025年12月欧洲委员会提出的European Biotech Act提案,拟简化临床试验程序、减少行政负担、加速授权,并修订CTR、进一步按风险区分试验,包括最小干预和低干预临床试验。研究人员提出,证据支持的学术TOS,尤其OECD A类和B1类,当相较既定临床照护仅引入最小额外风险和负担时,应纳入比例性监管路径;部分B2类研究仅在额外证据和专家评估显示增量风险同样低时考虑。试验应通过CTIS注册,但可由伦理委员会评估,不一定必须由国家主管当局评估。比例性应基于具体研究干预的增量风险和负担,而非仅授权状态。

Role of ethics committees and medical societies(伦理委员会和医学学会的作用):通过政策建议,增量风险和负担评估应基于试验特异性标准并由具备相关临床专长的人员参与。伦理委员会应发挥核心作用,并应有相关疾病领域经验医师参与。该建议不规定单一监管架构,也不将参与者保护责任完全从主管当局转移至伦理委员会,而是确保风险比例性评估纳入关于修改既定治疗策略实际风险的临床专长。既定常规临床照护应由医学学会依据当前证据、专业指南、公认临床实践和既往随机TOS界定;例如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已就多数肿瘤实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达成一致并定期更新。结论是:随着证据积累,后续优化问题的监管评估可动态反映不断演变的标准照护。

Risk-adapted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风险适配监测和监督):借鉴丹麦药品管理局提案,监测、不良事件报告和其他监督活动强度应与研究预期增量风险和负担成比例,且每项监测和报告要求在方案中前瞻性说明理由。结论是:风险适配框架不意味着对参与者保护减少,而是将资源导向与参与者和数据完整性相关的风险。对学术多中心试验尤其重要,因为广泛监测要求可能消耗有限研究资源,却未必提供等量额外保护。

Discussion(讨论):TOS是循证医学必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新药建立上市许可,而是确定可用治疗如何最佳联合和使用。随着治疗选择复杂化,比较和优化研究重要性可能增加。该文应解释为政策观点而非正式政策分析;建议来自研究者、临床试验负责人和伦理委员会成员实践经验。监管挑战源于药品正式监管状态并不总对应特定研究问题的实际增量风险。这对有证据支持的超标签使用已授权药品尤其相关,但不意味着超标签试验应自动视为低风险;而是超标签状态本身不应决定监管负担,应由专家评估额外风险和负担。该原则与欧洲风险比例监管趋势一致。European Biotech Act提案明确寻求进一步按风险特征区分临床试验并调整要求,包括为OECD A类试验引入最小干预临床试验类别。该建议将原则扩展至学术治疗优化,强调在确定比例性路径时考虑证据支持的已授权药品使用,包括OECD B1和部分B2研究。该方法保留重要保障:参与者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仍强制;临床专长被纳入增量风险评估,而非替代监管或伦理监督;方案明确说明监测、不良事件报告、数据验证等监督措施理由时,决策更透明和可重复。局限包括:各国对既定临床照护定义可能不同;专业指南可能滞后于快速演变证据;不同伦理委员会初期可能采用不同阈值。这些挑战支持制定透明标准和共享指南,而非放弃风险适配评估。

Conclusions(结论)翻译:现代医学发展不仅依赖发现和授权新药,也依赖确定已有和新兴治疗应如何最佳联合、序贯、强化或降阶梯。学术TOS在肿瘤学和内科学对此作出重要贡献。欧洲监管框架已显著演变,CTR通过统一化、CTIS和透明度提高创造重要优势。然而,学术治疗优化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考虑监管比例性。研究人员建议,未来欧洲临床试验框架改革应更强调相对于既定临床照护的增量风险和负担。涉及已授权药品且有证据支持的TOS,尤其OECD A类和B1类研究,当增量风险和负担最小时,应考虑纳入比例性监管路径。部分B2类研究在额外证据和专家评估支持类似低风险分类时,可能被考虑。监测、监督和报告同样应与研究实际风险成比例,并在试验方案中前瞻性论证。伦理委员会在适当临床专长支持下,应在此类试验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广泛认同,目标不是学术临床研究的去监管化,而是风险比例型监管。未来欧洲临床试验框架发展应涉及证据生成、评估和使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研究者、患者、医疗专业人员、伦理委员会、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学术治疗优化研究的风险适配框架总结在CTR某一特定部分,可加强研究者发起证据生成,并改善欧洲常规临床照护优化的证据基础。作者Wolfgang E. Berdel、Martin Dreyling、Martin Schrappe、Christoph Wanner、Georg Schmidt对本手稿贡献均等,文中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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