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经常被误诊。例如,BPD中的情绪症状可能被误归因于主要情绪障碍,如重度抑郁症或双相障碍,而实际上这些症状源于核心的边缘型病理。 参考文献 Gunderson, Morey 和 Stout1 同样地,人际关系背景下的焦虑症状可能被归因于广泛性焦虑障碍,而实际上它们是继发于BPD的。 参考文献 Paris2 BPD的误诊在临床上是有害的,因为它可能导致对一般不对精神药物产生反应的患者群体使用精神药物,同时也助长了不准确或无益的心理治疗干预。大多数有经验的临床医生都熟悉那些在获得准确的BPD诊断之前经历了多次无效药物治疗试验的患者。
本文探讨了一种我认为在现有BPD文献中被忽视的诊断推理错误,这种错误很可能导致这些患者的误诊。具体来说,它涉及在治疗关系不够强烈的情况下对边缘型动力学的低估。换言之,治疗师没有感觉到患者表现出与其他接受心理治疗的边缘型患者相似的症状,因为依赖、需求感、人际控制和被抛弃恐惧等典型动力学没有在移情中强烈地付诸行动。例如,患者在遇到轻微挫折后不会威胁终止治疗,不会在预约之间频繁联系治疗师,也不会对治疗框架中的普通中断表现出明显的恐慌或愤怒。因此,患者未能符合治疗师对"难缠的边缘型患者"的原型认知。
对此最常见的解释,正如Gunderson最初所描述的,是治疗师在患者的生活中没有占据"主要客体"的位置。主要客体是患者情感上最依赖的那个人,其可获得性、回应性或感知到的拒绝最强烈地影响着患者的情感稳定和行为。由于边缘型症状往往在与主要客体的关系中最为强烈地表现出来,当核心依恋关系存在于治疗之外(如浪漫关系或家庭关系中)时,治疗师可能会在患者相对有组织的状态下遇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强烈移情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临床医生低估潜在边缘型障碍的严重程度,甚至低估其存在。
BPD的这一方面未能被某些理论模型充分捕捉。例如,辩证行为疗法主要从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的缺陷角度来概念化许多边缘型症状,可能低估了这些症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患者与主要依恋对象的关系所中介的。甚至某些心理动力学模型,如Kernberg的移情聚焦心理治疗,也低估了如愤怒等症状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人际事件中现实方面的反应。 参考文献 Gunderson3 相比之下,Gunderson的人际高敏感模型 参考文献 Gunderson3,参考文献 Gunderson 和 Lyons-Ruth4 将患者对依恋中断和感知到的被抛弃的高度敏感性置于边缘型精神病理的核心。
根据Gunderson的客体关系-自我心理学框架,"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的显性精神病理可以通过其与重大客体的关系来理解"。 参考文献 JG.5 确实,正是"这些人际关系的特征性紊乱,在区分边缘型综合征与各种其他诊断方面,始终提供了最具区分度的特征"。 参考文献 JG.6 当主要客体在场且给予支持时,BPD的抑郁、孤独和自虐特征占主导。当此人被体验为令人沮丧时,愤怒、贬低和操纵特征变得突出。而当重大客体缺席时,最严重的症状就会出现:恐慌、冲动和短暂精神病。这些思想后来成为Gunderson治疗BPD的综合精神管理方法的理论基础。
我基本上赞同这一模型,只想补充一点,即边缘型症状还以其矛盾性质为特征:当主要客体被体验为过于亲近时,患者会采取行动创造距离;当客体被体验为过于疏远时,患者则试图拉近与他或她的距离。 参考文献 Ruffalo 和 Kreisman7 这导致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循环,患者的保持心理平衡的努力同时破坏了该平衡所依赖的关系本身,从而产生了BPD中如此核心的特征性不稳定、矛盾和"推拉"人际模式。Adler 参考文献 Adler8 将这一点与边缘型患者的基本需要-恐惧困境联系起来:既需要又害怕与他人亲近。
这一表述的一个推论是,BPD并不能总是从患者在单一关系中的表现,包括心理治疗中,被可靠地推断出来。一些患者在主要客体仍为治疗师以外的人时,看起来相对有组织、有反思性且足够整合。在这种情况下,临床医生可能会过早地得出结论,认为患者的困难用其他精神病理来解释更为妥当,或者认为患者在神经症或健康的人格功能水平上是有组织的。然而,更全面的评估通常会揭示以情感上重要关系为中心的特征性不稳定模式:反复发生的涉及被抛弃恐惧的危机、理想化与贬低之间的摆动、防止客体丧失的拼命努力、对亲密关系的矛盾接近方式,以及在感知到拒绝或分离后的严重情绪失调。因此,不应将治疗关系中缺乏强烈的边缘型付诸行动视为排除诊断的证据。相反,临床医生必须询问主要客体关系位于何处,以及患者在那种关系中的功能状态如何。
因此,像一些早期的精神分析作者所建议的那样,认为BPD可以可靠地基于移情和反移情来诊断,或者认为这些患者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在治疗师中引发反移情困难,是不正确的。虽然治疗关系最终可能成为边缘型动力学被付诸行动的主要场所,但这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在治疗初期或当另一个人占据主要客体位置时。过于依赖治疗关系即时情感强度的临床医生,因此可能会未能识别出那些最严重的紊乱主要在治疗之外表现出来的患者的边缘型病理。即使在长期治疗中,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患者的外部关系在情感上如此占主导地位,以至于治疗师在患者内心世界中的主要客体角色始终未能完全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最具特征性的边缘型动力学可能会继续在外部关系中而非移情本身中主要表现为主要形式。
许多资深临床医生的经验是,受训者不常将他们正在努力应对的患者提交会诊,结果往往是事后才发现患者患有BPD。治疗师可能会惊呼:"但患者看起来不像边缘型啊!",直到后来才意识到,治疗关系中缺乏强烈的边缘型现象反映的不是BPD本身不存在,而是患者的核心冲突正在其他地方被付诸行动。不幸的是,这些遗漏被那些未能充分认识到边缘型精神病理在多大程度上围绕人际关系组织并由患者对重大客体的体验所中介的BPD理论模型所助长。
在这方面,Gunderson的人际模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将BPD的核心定位于患者与重大客体之间紊乱的关系中,无论这种关系是在心理治疗内部还是外部。
作者简介
Mark L. Ruffalo,理学硕士,文凭心理分析师,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佛罗里达中央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助理教授及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心理治疗培训主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兼任助理教授;美国新泽西州蒂内克新泽西心理分析培训机构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