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难民在挪威重新安置后食物不安全的时间趋势：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Public Health Nutrition》：Temporal trends in food insecurity among Syrian refugees resettling in Norwa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目的：检查叙利亚难民在挪威重新安置后按停留时间食物不安全（food insecurity）的变化。设计：纵向队列研究，作为CHART/Integration for Health研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难民重新安置到挪威后1年和4年进行调查。使用家庭食品安全调查模块（Household Food Security Survey Module, HFSSM）的西雅图简表（Seattle short form），询问参与者是否担心食物会耗尽或过去一年经历过食物未能持续。检查食物不安全随时间的变化。此外，评估社会人口学、移民相关和健康相关因素对这些变化的影响。设置：社区环境。参与者：获准在挪威重新安置的成年叙利亚难民。结果：总共353名叙利亚难民在基线参与，132名在两个时间点完成调查。报告食物不安全比例从抵达后1年到4年几乎未变（从18 %到23 %；OR 1·3，95 % CI 0·8–2·0）。独自逃离叙利亚的个体与与家人一起迁移者相比，食物不安全增加。未发现性别、年龄、教育、与伴侣同住、子女数量、流离失所前工作状态、创伤暴露或基线不良心理健康对食物不安全随时间变化的修饰效应。结论：在挪威重新安置1年后，略多于六分之一叙利亚难民报告食物不安全，3年后流行率保持稳定。独自迁移增加食物不安全随时间风险，提示保持家庭团聚策略可能有助于保障营养安全。

研究背景方面，食物不安全（food insecurity）指缺乏规律获取足量、安全、营养食物以维持正常生长、发展和积极健康生活，可伴或不伴饥饿。饥饿描述个体经历最严重食物不安全形式且缺乏足够食物满足基本营养需求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尽管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几乎所有国家承诺到2030年消除饥饿并实现全球食物安全，但自2015年以来，饥饿和食物不安全流行率因气候变化、武装冲突、COVID-19大流行和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而增加。2025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估计，2024年全球约28 %人口、约23亿人经历中度至重度食物不安全，较大流行前增加3.35亿，较2015年增加6.83亿。高收入国家中，2022—2024年按食物不安全体验量表测量，超过1亿人（8 %）估计为中度或重度食物不安全。难民在迁移前、流离失所期间和重新安置后面临多阶段脆弱性。2022年，全球2600万难民中80 %经历食物不安全。高收入国家重新安置难民的食物不安全仍研究不足，现有系统综述报告流行率估计为40 %—71 %；挪威庇护接待中心难民报告达93 %。研究人员旨在检查叙利亚难民在挪威重新安置后1年和4年食物不安全变化，并评估社会人口学、移民相关和健康相关因素对变化的影响。该研究结论是，重新安置1年后略多于六分之一叙利亚难民报告食物不安全，4年后流行率几乎未变；独自迁移增加食物不安全随时间恶化风险，提示维持家庭团聚和加强社会支持具有潜在价值。

为开展研究用到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如下：研究基于CHART/Integration for Health（I4H）纵向队列，样本为获准重新安置到挪威的成年叙利亚难民；基线在黎巴嫩招募参加挪威文化定向项目者，由国际移民组织提供，数据收集期为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n 506；到达挪威后T₁约1年调查，n 353；T₂约4年调查，n 153，其中132名完成两个时间点。当前分析使用T₁和T₂数据。食物不安全采用HFSSM西雅图简表两题，以四点Likert量表回答并二分类。独立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与伴侣同住、子女数、流离失所前工作、独自迁移、创伤暴露和霍普金斯症状清单（Hopkins Symptoms Checklist, HSCL-10）评估的心理健康。统计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s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以log为链接函数、二项分布，T₁为参考；并进行分层分析和交互项分析、失访分析，缺失值按列表删除处理，使用STATA/IC 18.5，报告遵循STROBE。

研究结果如下。总体食物不安全变化方面，T₁中位年龄36岁（四分位距29—43），52 %为女性；约四分之三教育少于9年；94 %报告与伴侣同住；85 %有1个或以上子女；略多于三分之一流离失所前工作；16 %独自离开叙利亚；43 %经历创伤事件；约十分之一报告不良心理健康。食物不安全从T₁的18·0 %变为T₂的23·0 %（OR 1·3，95 % CI 0·8—2·0）。子项“担心食物耗尽”从15·0 %升至22·0 %（OR 1·6，95 % CI 1·0—2·6），“经历食物未能持续”从16·0 %略升至18·0 %（OR 1·1，95 % CI 0·7—1·9）。未检测到食物不安全随时间变化的统计学显著变化。分层分析方面，独自逃离叙利亚者与与家庭成员一起迁移者相比，食物不安全随时间上升更陡。年龄组、性别、教育水平、同住状态、子女数、流离失所前就业、创伤暴露或心理健康状态在食物不安全趋势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失访分析方面，完成两次随访者与最后轮次失访者在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移民相关因素、心理健康或食物不安全报告方面无显著差异。

讨论部分总结如下。“食物不安全的流行率与纵向变化”指出，该纵向研究中约五分之一叙利亚难民在挪威重新安置后经历食物不安全，且1年至4年间水平相对稳定。该流行率低于高收入国家中东和北非移民与难民系统综述报告的40 %—71 %，差异可能反映测量方法及高收入环境福利系统差异；也显著低于挪威庇护接待中心难民的93 %，提示居住条件和资源获取的影响。但研究仍显示，高收入背景下社区安置难民存在不可忽视的食物不安全。“社会人口学、移民和健康相关因素的趋势变异”中，研究人员通过按社会人口学、移民相关和健康相关因素分层评估食物不安全趋势变异。独自逃离叙利亚者与与家人迁移者相比，食物不安全增加更陡；未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同住状态、有子女、流离失所前就业、创伤暴露或基线心理健康对食物不安全轨迹的效应修饰证据。“独自迁移与食物不安全”指出，无家庭成员陪同迁移者随时间食物不安全恶化风险显著更高，与强调社会网络缓解脆弱性的文献一致。家庭分离可增加迁移相关压力并减少情感和实际支持；社会网络，包括扩展家庭、邻居和朋友，可通过资源共享和支持防止食物不安全。缺乏此类网络可能使个体更脆弱，提示促进家庭团聚和加强独自抵达者社会网络的整合项目的重要性。“社会人口学因素与食物不安全”下，性别方面，女性较男性报告较高食物不安全的趋势存在，但轨迹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这与27个欧洲国家超过60000名成人的大型调查及加拿大证据一致。潜在驱动因素包括照料和家庭责任、有限教育机会及劳动力市场参与障碍；挪威统计局数字显示，2023年仅14 %叙利亚难民女性就业，而叙利亚男性为33 %；既往研究提示母亲在稀缺时期常减少自身食物摄入以优先满足儿童需要。年龄、同住与子女方面，小于40岁难民较40岁及以上者报告食物不安全随时间增加的趋势存在，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Garratt研究识别老年人为风险增加；年轻个体可能因被迫流离失所面临教育中断和早期职业破坏，阻碍劳动力市场进入、造成财务约束并妨碍经济安全建设；年轻难民也可能因迁移心理和社会压力更易心理不健康。与伴侣同住的保护效应未观察到。既往研究提示一人户和单亲家庭食物不安全风险较高，因单成人家庭常依赖单一收入，更易财务紧张；同住家庭可能受益于资源汇集、共享开支和共同财务管理，并可能接触更广泛社会网络。但本研究中这些潜在优势未转化为重新安置后前4年食物不安全的差异改善。无子女者食物不安全增加趋势存在，但无统计学显著性；挪威所有有18岁以下子女家庭无论收入或就业状态均获普遍每月儿童福利，该福利安排可能改善经济弱势有子女家庭的食物获取。教育和工作参与方面，未观察到按教育水平食物不安全随时间发展的差异。流离失所前就业似乎对食物不安全恶化有一定保护，但无统计学显著性。高教育难民常面临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教育可能未赋予与一般人群相同的食物安全保护效应；基线教育和流离失所前工作参与本身可能不足以改善早期重新安置期食物不安全轨迹，提示安置后结构条件而非基线个体能力的重要性。创伤、心理健康与食物不安全方面，未识别按基线创伤暴露或基线心理健康划分的食物不安全随时间发展差异。这与提示多种暴力形式、不良心理健康和食物不安全关联的合成证据形成对比。迁移相关创伤经历与食物不安全关联的提出机制常解释为经心理健康介导；但本分析设计为评估食物不安全轨迹的效应修饰，并非检验创伤、心理健康和食物不安全之间的横断面、双向或时变关系。总之，效应修饰分析挑战了个体人口学或健康特征强烈塑造重新安置后食物不安全风险的假设。“优势与局限性”指出，局限性包括：更长观察窗口可更深入了解高收入环境中难民食物不安全演变；样本量有限，增加估计不确定性并降低检测关联的统计功效；食物不安全采用HFSSM两题版本，不能评估食物不安全导致的饥饿，尽管简表已验证，完整量表可提供更多细节；随访数据收集发生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可能影响食物获取，挪威多数限制在数据收集前12个月以上已解除，但2020年后疫情和后疫情时期伴随通胀上升和生活成本增加。优势包括纵向队列设计可检查随时间变化而非依赖横断面快照，从而填补文献重要空白；使用标准化验证测量增强与其他研究可比性；纳入社会人口学、移民相关和健康相关因素提供对重新安置难民食物不安全动态选定维度的见解。“意义”指出，结果提示食物不安全可在重新安置后持续数年，即使在高收入且福利系统广泛背景下。随时间无改善突出需要在初始融合阶段之后持续关注食物获取。独自迁移者食物不安全恶化轨迹表明迁移经历塑造重新安置后脆弱性；支持无家庭抵达个体的政策和项目，包括旨在加强社会支持和资源获取的干预，可能对预防长期食物不安全尤为重要。最后，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检查了高收入环境中重新安置难民的食物不安全。略多于六分之一叙利亚难民在重新安置1年后报告食物不安全，4年后流行率几乎未变。这表明食物不安全可能持续到早期重新安置阶段之后，即使在对难民具有相对广泛社会保护系统的背景下。无家属陪同迁移成为食物不安全随时间恶化的潜在风险因素，强调流离失所期间和之后社会支持的重要性。总之，这些发现突出需要干预，确保持续关注重新安置难民的食物获取，包括支持独自抵达难民的措施以及促进迁移期间和之后家庭团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