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in a Primary Care Population in Northern Portug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Post-COVID-19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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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COVID-19疫情对心理产生了持久的后果,基层医疗在识别情绪困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的: 本研究旨在描述疫情后期背景下基层医疗人群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并探讨其与社会人口学及COVID-19相关变量的关联。方法: 研究人员在一家家庭健康单位
摘要
背景: COVID-19疫情对心理产生了持久的后果,基层医疗在识别情绪困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的: 本研究旨在描述疫情后期背景下基层医疗人群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并探讨其与社会人口学及COVID-19相关变量的关联。方法: 研究人员在一家家庭健康单位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纳入260名成年用户。参与者完成了社会人口学问卷和抑郁、焦虑与压力量表(DASS-21)。组间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多变量广义线性模型(症状评分采用负二项回归,感知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用于识别与各结局独立相关的因素。结果: 大多数参与者处于正常症状范围(抑郁66.9%;焦虑65.0%;压力74.6%),尽管约三分之一表现出至少中度水平的抑郁或焦虑症状。在未调整分析中,女性、老年人和职业不活跃个体的心理困扰水平显著更高。自我报告的COVID-19感染史与DASS-21评分无显著关联。相比之下,报告疫情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及自评心理健康较差者的抑郁、焦虑和压力评分显著更高。结论: 在该基层医疗样本中,自我报告的疫情心理影响和自评心理健康与心理困扰的关联强于自我报告的COVID-19感染史。多变量分析识别出精神药物使用、自评健康与DASS-21评分及各结局之间的独立关联。这些发现表明该横断面样本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关联;然而,其时间或因果关系无法确定。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COVID-19疫情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造成大规模死亡和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如封锁和社会隔离),还引发深刻的社会经济 disruption。疫情初期及后续阶段的系统综述一致表明,全球范围内抑郁、焦虑和压力等不良心理健康结局显著增加。例如,Xiong等人综述的19项研究显示,抑郁患病率介于14.6%至48.3%,焦虑介于6.3%至50.9%,压力介于8.1%至81.9%,不同国家、研究人群和评估工具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
尽管大量研究记录了疫情急性期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的升高,但仍存在若干重要缺口。第一,多数现有证据产生于疫情早期阶段,彼时限制性公共卫生措施和不确定性处于顶峰,限制了其对当前疫情后期背景的适用性。第二,许多研究聚焦于普通人群或特定职业群体(如医护人员),而对基层医疗使用者的关注相对不足,尽管该环境是识别和管理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核心场所。第三,既往关于SARS-CoV-2感染与后续心理困扰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提示疫情的主观体验可能比感染史本身更具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在疫情后期对基层医疗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开展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设计
本研究旨在描述葡萄牙北部一家家庭健康单位(Unidade de Saúde Familiar Fénix—USF)成年用户在疫情后期阶段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并探讨其与既往文献中识别的社会人口学、临床及COVID-19相关因素的关联。研究提出四项假设:(1)疫情后期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仍将普遍存在;(2)女性、职业不活跃个体及既往有精神疾病或使用精神药物者报告更高的症状水平;(3)报告疫情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及自评心理健康较差者的DASS-21评分更高;(4)自我报告的COVID-19感染史与心理症状的关联弱于参与者对疫情的主观体验。
研究为描述性、观察性、分析性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2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期间在USF连续招募成年用户,共纳入260名参与者,无排除或拒绝参与。研究依据STROBE声明设计和报告。纳入标准包括:USF注册用户、年满18岁、在预定数据收集日到诊、提供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为存在认知障碍或理解困难而无法充分理解问卷或表达知情意见者。最小样本量按有限总体比例公式计算,假设95%置信水平和5.86%误差,得出最低样本量为250人。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包含社会人口学部分和经验证的心理测量量表。问卷主要通过Google Docs?以数字方式管理,由研究人员监督访问;对数字技术不熟悉的参与者提供纸质问卷或研究人员现场协助。研究使用的主要工具包括:经葡萄牙语验证的抑郁、焦虑与压力量表(DASS-21),包含抑郁、焦虑、压力三个子量表,各含7个条目,采用0至3分的4点Likert量表,子量表得分乘以2后与42项DASS可比;感知心理影响通过“您是否认为COVID-19疫情对您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否)评估;疫情后自评心理健康通过“您如何评价当前疫情后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选项为非常好、好、一般、差。统计分析采用SPSS 29.0和R 4.5.1,因数据违反正态性假设,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效应量分别以绝对秩双列相关r和epsilon平方(ε2)量化,显著性水平设为双侧p<0.05,并对显著比较进行事后功效分析。多变量分析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因症状评分呈偏态和计数性质,评估了负二项回归(log链接)和Gamma回归(log和identity链接),感知影响作为二分类结局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logit链接),模型选择基于AIC、残差偏差、RMSE、拟合值与观测值相关性及BIC逐步选择。
四、研究结果
4.1 样本特征
260名参与者中,样本以女性、中年为主,多数报告中等或高等教育水平且职业活跃。参与者自我认同为女性或男性,无人选择“其他”性别类别。
4.2 COVID-19状态与感知
多数参与者报告既往SARS-CoV-2感染,近一半认为疫情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4.3 抑郁、焦虑和压力的严重程度
大多数参与者处于正常范围:抑郁66.9%,焦虑65.0%,压力74.6%。然而,相当比例报告至少中度症状水平,尤其在焦虑维度。
4.4 社会人口学差异
女性焦虑(U(156,104)=5945,r=0.267,p<0.001)和压力评分(U(156,104)=5934.5,r=0.268,p<0.001)显著高于男性,抑郁差异未达显著(p=0.080)。年龄组差异在三个维度均显著:压力(H(2)=8.871,p=0.012)、焦虑(H(2)=11.330,p=0.003)、抑郁(H(2)=11.503,p=0.003),≥65岁参与者各维度中位评分最高。婚姻状态与焦虑显著相关(H(3)=12.558,p=0.006),教育水平与焦虑(H(4)=13.771,p=0.008)和抑郁(H(4)=9.627,p=0.047)显著相关。职业不活跃者抑郁(U(70,190)=4804.5,r=0.278,p<0.001)、焦虑(U(70,190)=4662,r=0.299,p<0.001)和压力(U(70,190)=4625,r=0.305,p<0.001)评分显著高于职业活跃者。自我报告的COVID-19感染史未显示显著差异(抑郁p=0.388,焦虑p=0.181,压力p=0.713)。
4.5 COVID-19相关差异
报告疫情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者抑郁(U(139,121)=4207,r=0.500)、焦虑(U(139,121)=4305,r=0.488)和压力(U(139,121)=3770.5,r=0.552)评分显著更高(均p<0.001)。疫情后开始使用精神药物者各维度症状评分显著更高(均p<0.001):抑郁(U(232,28)=1255.5,r=0.614)、焦虑(U(232,28)=1082.5,r=0.667)、压力(U(232,28)=852.5,r=0.867)。疫情后自评心理健康与所有DASS-21维度显著相关(均p<0.001):压力(H(2)=47.721,ε2=0.184)、焦虑(H(2)=47.49,ε2=0.183)、抑郁(H(2)=41.585,ε2=0.161),呈现清晰梯度:自评心理健康越差,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越高。
4.6 与心理健康结局独立相关的因素
仅含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模型中,男性抑郁[exp(β)=0.62,95% CI: 0.42–0.92]、焦虑[exp(β)=0.49,95% CI: 0.34–0.71]和压力[exp(β)=0.61,95% CI: 0.45–0.84]评分显著更低,报告负面心理影响的几率也更低[aOR=0.47,95% CI: 0.28–0.80]。职业活跃与更低抑郁[exp(β)=0.58]、焦虑[exp(β)=0.61]和压力[exp(β)=0.56]评分及更低负面心理影响几率[aOR=0.30]相关。大学学历与更低抑郁评分相关[exp(β)=0.59],完成12年级[exp(β)=0.61]和大学学历[exp(β)=0.57]与更低焦虑评分相关。模型解释力有限(R2分别为0.10、0.12和0.09)。
纳入COVID-19相关和健康相关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大幅提升(R2升至抑郁0.42、焦虑0.40、压力0.43)。男性仍与更低焦虑[exp(β)=0.64,p<0.01]和压力[exp(β)=0.63,p<0.01]评分及更低负面心理影响几率[aOR=0.49]相关。职业活跃与抑郁的关联仅边缘显著[exp(β)=0.70,p<0.10],但与更低负面心理影响几率强相关[aOR=0.29,p<0.001]。教育水平仍与焦虑相关:完成12年级[exp(β)=0.63,p<0.05]和大学学历[exp(β)=0.55,p<0.01]者焦虑评分更低。自我报告感染史与焦虑仅边缘相关[exp(β)=1.37,p<0.10]。精神药物使用与更高抑郁[exp(β)=1.74,p<0.10]、焦虑[exp(β)=1.83,p<0.05]和压力[exp(β)=1.92,p<0.01]评分及更高负面心理影响几率[aOR=8.16,p<0.001]相关。疫情后自评健康与抑郁和焦虑强相关:报告良好健康者抑郁[exp(β)=0.34,p<0.01]和焦虑[exp(β)=0.40,p<0.05]评分显著更低,报告非常好健康者抑郁[exp(β)=0.14,p<0.001]和焦虑[exp(β)=0.13,p<0.001]评分更低。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约三分之一的样本呈现至少中度的抑郁或焦虑症状,约四分之一报告中度或更高压力水平,与疫情急性期后心理负担持续的文献一致。女性焦虑和压力水平高于男性,与广泛文献一致。≥65岁参与者症状评分更高这一发现与疫情急性期研究不同,可能因基层医疗使用者中老年人慢性病负担、功能限制、社会隔离或丧亲等因素更重,需谨慎解读并视为假设生成性发现。职业不活跃者心理困扰水平更高,就业状态与经济稳定、社会参与和目标感密切相关。多变量模型中,男性性别和职业活跃仍与更低症状评分独立相关,但纳入健康相关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大幅提升,精神药物使用和自评健康成为心理困扰的最强相关因素。自我报告感染史与心理困扰无显著关联,而疫情感知心理影响与症状评分存在强关联,表明主观体验比感染史本身更具相关性。自评心理健康是DASS-21评分的最强相关因素之一,支持在基层医疗中使用简单自评问题作为快速筛查指标。精神药物使用与更高症状评分的关联应视为指示偏倚(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即症状更严重者更可能接受药物治疗,而非药物导致症状加重。
结论翻译: 在这项葡萄牙北部基层医疗使用者的单中心样本中,相当比例的参与者呈现临床相关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以DASS-21测量)。自我报告的COVID-19感染史与DASS-21评分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关联。由于感染史依赖参与者自我报告且可能存在错误分类,这些发现应谨慎解读。相比之下,报告疫情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的参与者抑郁、焦虑和压力评分高于未报告者。同样,自评心理健康较差、疫情后开始使用精神药物、女性、年龄较大和职业不活跃与更高症状水平相关。在多变量广义线性模型中,女性、职业不活跃、教育水平较低、精神药物使用和疫情后自评健康较差仍与更高症状评分独立相关。这些发现应结合横断面设计解读,该设计不允许因果推断或关于COVID-19疫情心理后果的结论。然而,结果描述了该基层医疗人群在疫情后期阶段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应被解读为观察到的症状由COVID-19疫情引起的证据。研究结果仍强调基层医疗中常规心理健康评估的价值,并支持进一步开展纵向、多中心研究以更好理解心理困扰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