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Polygyny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in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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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一夫多妻制（Polygyny）是一种一名男子拥有多名妻子的婚姻形式，已被证明与妇女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相关。然而，在坦桑尼亚，一夫多妻制与亲密伴侣暴力（IPV）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现有证据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一夫多妻制与IPV之间的关联，
摘要翻译：一夫多妻制（Polygyny）是一种一名男子拥有多名妻子的婚姻形式，已被证明与妇女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相关。然而，在坦桑尼亚，一夫多妻制与亲密伴侣暴力（IPV）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现有证据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一夫多妻制与IPV之间的关联，以及共妻排序（co-wife rank）和共妻数量与IPV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已婚或有伴侣妇女横断面样本（n = 3033）。研究人员对数据拟合了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结果显示，14.2%的妇女处于一夫多妻制婚姻中。超过四分之一（27.5%）、接近四分之一（23.0%）以及约十分之一（9.1%）的妇女分别报告曾经历身体暴力、情感暴力和性暴力。与非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相比，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显著更可能经历身体暴力（调整后优势比AOR = 1.76，95%置信区间CI [1.30, 2.38]）、情感暴力（AOR = 1.57，95% CI [1.12, 2.18]）和性虐待（AOR = 1.63，95% CI [1.07, 2.50]）。未发现共妻排序或共妻数量与IPV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表明，在坦桑尼亚，一夫多妻制与妇女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更高可能性相关。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指在浪漫关系中发生的暴力或虐待行为，可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心理或性伤害，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三分之一女性一生中经历过IPV或性暴力。IPV的后果包括伤害、残疾甚至死亡，且其影响可能在暴力停止后长期存在，如焦虑、抑郁症状、自杀意念和社会适应困难。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妇女受IPV影响尤为严重，终生平均患病率为33%。坦桑尼亚妇女同样面临较高水平的IPV，尽管最常见的身体暴力形式已从2015年的40%降至2022年的27%，但仍有39%的曾有过伴侣关系的坦桑尼亚妇女报告遭受过性、情感或身体虐待。
一夫多妻制（polygyny）是指一名男子拥有多名妻子的婚姻结构，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多偶制形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及部分亚洲国家仍广泛存在。已有研究表明，与非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相比，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更可能经历IPV，并伴有更多心理健康问题、性传播感染风险、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率较低以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升高。然而，在坦桑尼亚，一夫多妻制与IPV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现有证据有限，尤其是关于共妻在婚姻中的排序（按结婚时间先后确定）及共妻数量与IPV风险关系的研究更为缺乏。为此，研究人员利用2022年坦桑尼亚人口健康与疟疾指标调查（TDHS-MIS）数据，旨在考察一夫多妻制、共妻排序及共妻数量与IPV之间的关联。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采用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横断面样本，纳入3033名已婚或有伴侣的妇女。抽样采用两阶段分层方法：第一阶段选择629个聚类或枚举区，按城乡分层；第二阶段从每个聚类中选取26户家庭。数据来源于2022年坦桑尼亚人口健康与疟疾指标调查（TDHS-MIS）。IPV的测量采用改良版冲突策略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 CTS），分别评估身体暴力、情感暴力和性暴力的经历。主要自变量为婚姻类型（一夫多妻制 vs. 非一夫多妻制）、共妻排序（按婚姻发生的时间顺序，最早结婚者排序第一）以及共妻数量。分析中应用了复杂抽样设计模块，并施加家庭暴力样本权重。研究人员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分析IPV与主要自变量之间的关联，并控制年龄、家庭财富、居住类型、教育程度、工作状况、酒精消费、对妻子遭殴打的态度和妇女决策自主权等潜在混杂因素。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和容忍度评估多重共线性，VIF范围在1.083至2.073之间，容忍度为0.842至0.923。统计显著性以p值小于0.05为标准。
三、主要研究结果
（1）一夫多妻制的流行率与IPV患病率：描述性统计显示，14.2%（95% CI [12.3%, 16.3%]）的妇女处在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其中，84.3%（95% CI [79.2%, 88.3%]）的妇女只有一名共妻；51.5%（95% CI [45.0%, 57.9%]）的妇女排序为第二任妻子，40.1%（95% CI [33.4%, 47.1%]）为第一任妻子。IPV方面，27.5%（95% CI [25.4%, 29.6%]）的妇女曾经历身体暴力，23.0%（95% CI [20.8%, 25.1%]）曾经历情感暴力，9.1%（95% CI [7.8%, 10.6%]）曾经历性虐待。
（2）一夫多妻制与IPV的关联：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与非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相比，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妇女显著更可能经历身体暴力（调整后优势比AOR = 1.76，95% CI [1.30, 2.38]）、情感暴力（AOR = 1.57，95% CI [1.12, 2.18]）和性虐待（AOR = 1.63，95% CI [1.07, 2.50]）。这表明一夫多妻制与IPV风险增加之间存在稳健的统计学关联。
（3）共妻排序及共妻数量与IPV的关联：研究发现，共妻的婚姻排序（即长妻或幼妻）和共妻数量与任何形式的IPV均无显著统计学关联。这一结果与既往部分研究不一致，提示共妻排序与IPV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普遍存在，而是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约七分之一的坦桑尼亚婚姻为一夫多妻制，说明该婚姻形式仍是坦桑尼亚家庭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嵌入其文化与宗教传统之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妇女曾经历身体暴力，近四分之一的妇女经历情感暴力，约十分之一的妇女经历性虐待，显示坦桑尼亚妇女仍面临较高水平的IPV负担。一夫多妻制妇女较高的IPV风险可能源于多重机制：多妻家庭结构本身容易产生紧张与冲突，表现为共妻之间的竞争、嫉妒和对资源及配偶关注的争夺；一夫多妻制中的妇女常报告较低的自尊、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同时，因需供养多个家庭而带来的经济压力和贫困也可能加剧家庭压力，从而增加IPV发生风险。然而，研究人员强调，一夫多妻制与IPV之间的关联并不必然意味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可能受家庭资源、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决策能力和性别规范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影响。
研究未发现共妻排序和数量与IPV存在显著关联，可能受到统计检验效能的限制，也可能与坦桑尼亚特定的文化情境有关。例如，长妻在坦桑尼亚传统中通常被赋予相当的尊重，并可能在家庭劳动分配和资源获取方面行使较大权威。尽管传统和宗教规范要求丈夫平等对待众妻，但丈夫可能因幼妻具有更高的生育潜力而有所偏袒。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并采用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程序，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和推广性。但作为横断面研究，IPV与一夫多妻制在同一时间点测量，难以确立时间先后顺序，限制了因果推断；同时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的可能；尽管分析中控制了许多潜在混杂因素，仍可能存在未测量变量的残余混杂。
研究结论指出，在坦桑尼亚，约七分之一的婚姻为一夫多妻制，反映了一夫多妻制作为文化和宗教实践一部分的持久性。作为法律认可的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赋予各方权利和保护。然而，研究结果表明，一夫多妻制与坦桑尼亚妇女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更高可能性相关。因此，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和社区应认识到此类婚姻中妇女的独特脆弱性，并实施针对性策略，在促进妇女安全与福祉的过程中降低IPV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