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apeutic Advances in Medical Oncology》:Neuro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T-Cell engagers in solid tumors: A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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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T细胞衔接器(T-cell engagers, TCEs)已成为实体瘤中一种有前景的免疫治疗方法。然而,这些药物诱导的强烈免疫激活可导致神经毒性,包括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
背景:T细胞衔接器(T-cell engagers, TCEs)已成为实体瘤中一种有前景的免疫治疗方法。然而,这些药物诱导的强烈免疫激活可导致神经毒性,包括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目前关于实体瘤中TCEs相关神经毒性的发生率、谱系及管理的数据仍然有限。
目的:描述实体瘤患者中接受TCEs治疗后出现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包括ICANS)的发生率及临床病程。
设计:研究人员依照PRISMA指南开展了一项系统综述。
数据来源与方法:检索Medline、Scopus和Embase数据库,时间范围自建库至2025年10月31日。同时纳入肿瘤学会议摘要。纳入报告实体瘤患者接受TCEs治疗后出现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研究。由于存在异质性,结果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汇总。
结果:共纳入36项研究,涵盖2743例患者,其中主要为早期临床试验和病例系列;评估了17种靶向多种抗原的不同TCEs,最常见靶点为DLL3、gp100和PSMA。神经系统不良事件频繁报告,但大多为低级别。17项研究报告了ICANS,主要涉及小细胞肺癌和神经内分泌癌中的DLL3靶向药物,临床试验中发生率范围为1%-16%,真实世界队列中最高达40%。总体而言,ICANS发生率为6.3%;≥3级事件不常见,但包括罕见的致死性病例。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最常见为头痛、头晕和味觉障碍)较为常见,且通常为低级别。
结论:实体瘤中TCEs相关神经毒性较为常见,主要为低级别,但具有临床意义。ICANS是一种主要局限于特定靶点和特定临床情境的不良事件。标准化报告、改进神经毒性管理策略以及开发生物标志物,对于将TCEs安全整合入实体瘤治疗流程至关重要。
方法
本系统综述遵循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建议。完整的PRISMA核查清单见方法S1。本综述未进行前瞻性注册,也未制定研究方案。
文献检索
由一位研究人员(PA)在Medline、Scopus和Embase数据库中进行了系统检索,时间范围从建库至2025年10月31日。鉴于多数TCEs仍处于早期药物开发阶段,也纳入了ASCO、ESMO、ESMO-IO、WCLC和AACR的会议摘要。主要MeSH术语见方法S2。
纳入标准
符合条件的研究需报告实体瘤中TCEs治疗并包含神经毒性数据。当研究作者明确报告并根据美国移植与细胞治疗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ransplantation and Cellular Therapy, ASTCT)共识进行分级时,提取ICANS数据。此外,研究人员提取了每项研究中报告的所有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如头痛、头晕、味觉障碍、震颤、癫痫发作、精神状态改变),无论其是否符合ASTCT对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的共识定义。这些事件被单独汇总为“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以描述实体瘤TCE研究中神经毒性报告的情况。纳入所有研究设计,包括临床试验和病例系列,无论以全文或摘要形式发表。排除在人类试验环境之外开展的研究、非英文发表的研究、不涉及TCEs的研究、缺乏神经毒性数据的研究以及综述文章。重复研究也被排除,保留最完整和最新的出版物。
研究筛选与数据提取
两位评审人员(PA, CLF)独立筛选所识别的研究,并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符合纳入标准。分歧通过讨论直至达成共识解决。提取研究特征(第一作者、发表年份、治疗类型)、临床特征(肿瘤诊断和分期)和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数据提取由两位评审人员使用标准化表格独立完成。提取的数据包括作者、发表年份、患者人口学特征、肿瘤类型、研究设计、样本量、干预细节、不良事件细节及管理。研究人员对纳入患者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由于试验分期、药物、报告和结局定义存在异质性,未对结局进行荟萃分析。毒性发生率以各研究范围形式报告。
偏倚风险评估
采用Cochrane协作组修订的随机试验偏倚风险评估工具(RoB 2)评估两项随机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非随机研究采用ROBINS-I工具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筛选与特征
数据库和试验注册库检索共获得5248条记录(图1)。筛选3143项研究后,92项根据全文或会议摘要评估资格。共纳入36篇记录,包括7项回顾性病例系列、22项I期、2项I/II期、2项II期、1项II/III期和2项III期临床试验。表1总结了纳入研究的特征。除一项研究外,其余均自2015年起发表。总体而言,偏倚风险评估表明许多研究处于中度至高度偏倚风险(补充图S1-S3)。
患者基线特征
纳入患者的基线特征总结于表2。共分析2743例患者,中位年龄64岁(范围20-92岁)。多数患者为男性(1742例,63.5%)。最常见组织学类型为小细胞肺癌(SCLC,41.7%),其次为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20.9%)和葡萄膜黑色素瘤(16.9%),其他肿瘤类型占较小比例。大多数患者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COG PS)为0-1(90.5%),2.3%患者ECOG PS≥2。既往系统治疗线数中位数为2(范围0-13)。基线脑转移信息仅部分患者可获取(n=1123,占全部纳入患者的41%),其中14.8%报告存在脑转移。
TCEs与治疗暴露
纳入研究共评估了17种不同的TCEs,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包括DLL3、PSMA、gp100、EpCAM、HER2、EGFRvIII、STEAP1、NY-ESO-1和CEA。最常研究的靶点为DLL3,主要见于SCLC和神经内分泌癌;其次是葡萄膜黑色素瘤中的gp100和mCRPC中的PSMA。多数研究为早期阶段、剂量递增设计,给药方案存在异质性,包括阶梯式给药和不同的住院或门诊监测策略。治疗持续时间和累积暴露量在各研究中报告不一致。大多数研究评估TCEs单药治疗。三项研究包含联合方案:obrixtamig联合化学免疫治疗,以及TCEs联合抗PD-L1/抗CTLA4药物。在所有三项研究中,观察到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均被作者归因于TCE组分而非联合药物。
神经毒性总体发生率
在纳入的研究中,任何级别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均常见。最常描述的事件包括ICANS、头痛、头晕、味觉障碍,较少出现癫痫发作或精神状态改变。在大多数研究中,神经系统事件主要为低级别(1-2级),并可通过支持治疗进行管理。
ICANS
在36篇报告中,17项研究报告了ICANS的发生,主要见于评估DLL3靶向TCEs治疗SCLC和神经内分泌癌的研究。ICANS发生率在研究间差异显著,真实世界研究中更高(超过40%患者)(图2)。总体而言,174例患者描述发生ICANS,占本综述全部纳入患者的6.3%。ICANS最常在接受DLL3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如tarlatamab(前瞻性试验范围3.4%-15.9%)和obrixtamig(范围5%-9%),而评估其他靶点(包括gp100、PSMA或EpCAM)的研究中很少或未报告ICANS。大多数ICANS事件为低级别(1-2级);然而,在发生ICANS的患者中,16%出现≥3级ICANS,包括罕见致死性事件(n=3)。在详细报告的情况下,ICANS通常在治疗早期发生,几乎仅限于第1周期,中位发病时间从数小时(10-14小时)到数天(约5天)不等,常出现在剂量递增或阶梯式给药阶段,一般通过支持治疗和皮质类固醇进行管理。ICANS缓解时间通常为3-7天(如有报告)。然而,目前尚无关于在首次ICANS发作后使用相同TCE再挑战时ICANS复发的具体数据,尽管可用监管指南允许在缓解后在适当监测下进行再挑战。
ICANS在有或无基线脑转移的患者中均可观察到;然而,预先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和/或既往使用脑放疗对ICANS风险的影响无法进行系统评估。
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
大多数纳入研究报告了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详见补充表S1。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主要为低级别(根据CTCAE为1-2级)。头痛是最常报告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在17项研究中描述;其次是头晕,见于9项研究。头痛发生率在不同药物间差异显著,ertumaxomab研究中为35%-86%,IMCnyeso为61%,而在pasritamig、xaluritamig和solitomab试验中<10%。值得注意的是,tarlatamab临床试验中头痛报告不一致(仅4项研究报告,影响8%-32%患者)。头晕报告频率较低,发生率范围从catumaxomab的3.3%到MEDI-565的26.2%。味觉障碍主要见于DLL3靶向TCEs(尤其是tarlatamab)的研究,发生率范围约为20%至50%以上。味觉障碍始终为低级别,且未显示剂量限制性。罕见神经系统事件(包括听力丧失、癫痫发作和意识抑制)在各研究中分别见于个别患者,未显示与特定药物或靶点的一致关联。≥3级非ICANS神经系统事件不常见,通常为孤立发生,且很少导致治疗中止。
关于TCE相关神经毒性管理的数据在纳入研究中未得到一致或清晰报告。除了一般性表明ICANS通过支持治疗和皮质类固醇处理外,有关治疗算法、皮质类固醇剂量和持续时间、额外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或指导剂量中断、减量或再挑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缺失。同样,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管理策略除一般表明大多数事件保守处理外,很少具体说明。这种异质性妨碍了跨研究管理方法的结构化比较分析。
讨论
在本系统综述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实体瘤中TCEs相关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谱系和严重程度。在纳入超过2700例患者的36项研究中,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报告常见但大多为低级别。头痛、头晕和味觉障碍是最常描述的非ICANS神经系统表现。相比之下,ICANS报告较少一致,主要与特定药物和靶点相关,且在少数患者中发生。从药物开发角度看,神经毒性代表优化TCEs给药的一个临床相关障碍。尽管大多数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可管理,但可能导致治疗中断、剂量减少、监测需求增加或住院,这可能影响治疗依从性和剂量强度。在早期阶段试验中,确立安全有效剂量对于向后期开发及监管批准推进至关重要,即使低级别但频繁的神经系统症状也可能影响剂量递增决策,并最终影响特定药物的治疗指数。值得注意的是,tarlatamab的成功开发和监管批准表明,通过适当的剂量优化和毒性缓解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本综述的一个关键发现是不同TCEs之间神经毒性报告和发生率的显著异质性。ICANS主要在评估DLL3靶向药物(尤其是tarlatamab和obrixtamig)治疗SCLC和神经内分泌癌的研究中描述。在这些情况下,ICANS发生率在早期试验中约为3%-10%,在真实世界队列中可超过40%。相反,在其他抗原(包括gp100、PSMA、EpCAM和HER2)靶向的试验中,ICANS很少或缺失。这些观察表明,靶点生物学、肿瘤类型和治疗背景可能在决定神经毒性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TCE相关神经毒性的预后影响仍基本未知;虽然抗PD-(L)1药物低级别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与预后改善相关,但这是否适用于ICANS相关神经毒性目前尚不清楚。
实体瘤中TCEs治疗的ICANS似乎比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CAR-T细胞相关神经毒性发生频率更低且通常严重程度更低。然而,直接比较受疾病生物学、肿瘤负荷、治疗暴露和监测强度差异的限制。与CAR-T细胞疗法不同,TCEs重复给药,常采用旨在减轻急性免疫毒性的阶梯式给药策略。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神经毒性的时机和临床表现,并可能有助于解释实体瘤环境中观察到的严重ICANS发生率较低。
非ICANS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在各研究和靶点中常见,但大多为低级别且很少限制治疗。味觉障碍成为DLL3靶向治疗的标志性毒性,而头痛和头晕在多种药物中报告。关于味觉障碍,ASCL1已被认为参与特定味蕾细胞亚群的晚期分化以及DLL3表达的调控,提示tarlatamab通过DLL3靶向T细胞参与可能通过瘤外效应导致该毒性。尽管这些症状未纳入ASTCT神经毒性定义,但它们显著增加患者症状负担,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尤其是在长期治疗过程中。这对味觉障碍尤为重要,因其在治疗过程中通常不改善。其频繁发生提示,在评估实体瘤TCEs耐受性时,神经系统症状评估应扩展到ICANS之外。
若干因素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神经毒性变异性。DLL3靶向研究中ICANS发生率较高可能源于SCLC的神经内分泌谱系、该人群中脑转移的高患病率,以及可能增强早期免疫激活的阶梯式给药策略。这种靶点特异性易感性的生物学机制仍未完全明确。DLL3是Notch通路配体,受ASCL1转录调控,后者是SCLC神经内分泌分化的调节因子,也在神经祖细胞中广泛表达。这一转录轴可能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导致一定程度的免疫或神经生物学易感性,尽管直接证据表明正常组织中DLL3表达缺失或极低。仍需要专门研究成人神经组织中DLL3表达及其对ICANS潜在贡献的临床前研究,以阐明这种关联是否反映直接的瘤外机制还是间接的宿主和肿瘤相关因素。此外,真实世界和回顾性队列一致报告ICANS发生率高于前瞻性试验,可能反映更广泛的患者入选标准、更多活动性或未经治疗的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患者,以及不太标准化的毒性缓解策略。与CAR-T治疗相关的ICANS报告风险因素包括高肿瘤负荷、严重或早发CRS、升高的炎症标志物、内皮激活、特定CAR结构,以及较不一致的年龄和既往神经系统合并症,而性别和心血管风险因素的贡献仍不太明确。重要的是,SCLC人群中常见的多种宿主相关特征(包括高龄、重度吸烟暴露和高血管合并症负担)可能导致神经血管脆弱性增加并降低炎症性神经毒性的阈值,尽管直接证据仍有限。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既往脑放疗是否改变ICANS风险,因为纳入的研究均未报告解决该问题的数据。初步真实世界数据提示tarlatamab与放疗同时给药可能是可行的,严重放疗相关毒性发生率低,且未明显增加CRS或ICANS;然而,这些发现基于小样本回顾性队列,需要前瞻性验证。
本综述强调的另一挑战是试验中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报告的不一致性。虽然ICANS分级通常遵循ASTCT标准,但非ICANS神经系统症状常以不同方式报告,有时归入一般不良事件或未详细说明归因、时机或管理策略。这种异质性使跨试验比较复杂化,并可能导致低估TCEs相关的真实神经症状负担。
随着TCEs进入实体瘤治疗,改善神经毒性的特征描述和缓解至关重要。在早期治疗周期和剂量递增阶段进行神经系统监测,可能有助于识别ICANS高风险患者。此外,探索预测性风险因素(如年龄、性别、细胞因子谱、内皮激活标志物或神经炎症特征)可能有助于区分可能发生显著神经毒性的患者,并为预防性管理策略提供信息。
TCE工程学的进展可能改善神经安全性特征。正在开发诸如降低亲和力的CD3结合、条件性激活方法和肿瘤限制性激活等策略,以将抗肿瘤疗效与过度免疫激活分离。此外,皮下制剂正在探索作为调节药代动力学和潜在降低毒性的策略。随着下一代TCEs进入临床开发,标准化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报告对于评估此类设计修改是否降低神经毒性至关重要。此外,前瞻性评估ICANS和其他TCE相关不良事件的不同预防策略(如类固醇剂量和时机和/或其他免疫抑制治疗的使用)将具有临床价值,因为这将能够可靠地确定最有效的缓解方法。
本系统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证据基础主要是早期、非随机临床试验和回顾性队列,其中许多存在中度至高度偏倚风险,限制了比较推断的强度。其次,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报告在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且常不完整,关于事件类型、时机、持续时间、管理和结局的详细程度不一。更广泛地说,T细胞重定向疗法缺乏标准化的细粒度毒性报告,包括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综合征的重叠,进一步限制了跨试验比较。第三,免疫效应细胞相关脑病(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 ICE)评分在各研究中报告不一致,限制了对ICANS严重程度的详细分级和可比性。第四,几项纳入研究仅以会议摘要形式提供,通常提供的方法学细节有限,且不良事件报告不如全文全面。最后,与神经毒性风险相关的基线特征(特别是既存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既往脑放疗使用和体能状态)在各研究中报告不一致。特别是,仅41%的总体队列可获得基线脑转移信息,这既反映了几项试验的限制性入选标准,也反映了基线报告的不完整(尤其是以会议摘要发表的研究)。鉴于SCLC中脑转移的高患病率(这是最常与ICANS相关的肿瘤类型),这一空白阻碍了对基线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对神经毒性风险影响的稳健评估,既往脑放疗使用和体能状态也同样报告不一致,进一步限制了亚组分析。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随着TCEs进入实体瘤治疗流程,标准化神经系统监测和神经毒性不良事件的详细报告将至关重要。识别ICANS高风险患者(如存在基线脑转移者)可为监测策略、给药方案和支持治疗措施提供信息。因此,本系统综述提高研究人员和医生对仔细评估和报告这些事件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它强调ICANS发生率在真实世界人群中可能显著高于临床试验纳入人群。因此,它强调了教育医生、患者及其照护者了解这些新型药物相关多种神经系统副作用的重要性,这些副作用可能对其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结论
总之,实体瘤中TCEs相关神经毒性较为常见,但大部分为低级别。ICANS是一种临床相关并发症,通常局限于特定靶点和临床情境。加强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报告、改进TCE设计以及识别更好的生物标志物将提高这些疗法在实体瘤中的安全性和更广泛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