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对照组(VCGs)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支持“3R”原则(减少动物使用、替代动物实验、优化实验设计)和提高毒理学研究中历史对照数据利用价值的有前景的方法。然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人类用药产品委员会(CHMP)最近发布的一份《资格意见草案》(dQO)
3表明,VCG方法已经超越了理论讨论阶段,正朝着可能广泛实施的监管方向发展。这一进展对非临床研究设计、解剖学和临床病理数据解读以及未来的监管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希望引起《Toxicologic Pathology》读者的注意,关注该dQO中几个需要仔细考虑的方面。
VCG资格的制定由VICT3R联盟(致力于在毒理学研究中发展和实施VCG以减少动物使用的组织)
5完成,该联盟是一个得到创新健康倡议(IHI)支持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专注于推进化学和药物安全性评估中的“3R”原则。这是VICT3R首次针对特定应用情境制定的dQO。VICT3R正在进行的其它工作还包括制定经合组织(OECD)指南文件以及包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工作流程。
7 dQO的征求意见期相对较短:2026年3月31日正式发布,评论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12日。应毒理病理学会(STP)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撰写了本期发表的手稿“科学和监管政策委员会需要考虑的要点:VCG及其对非临床毒性研究中解剖学和临床病理评估的影响”的科学和监管政策委员会(SRPC)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们
1对该dQO进行了详细评审。STP执行委员会在提交给EMA之前审查并批准了这些评论。欧洲毒理病理学会(ESTP)也以单独的形式提交了综合性的评论意见。
虚拟对照组是我们学会及整个毒理学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话题。它们为支持“3R”原则和改善非临床安全性评估中历史对照数据的使用提供了有益的机会。同时,实施VCG需要密切关注研究设计、元数据的完整性、数据来源、病理解读、临床病理变量以及预期的监管应用环境。SRPC关于VCG的“需要考虑的要点”手稿
1详细讨论了这些机会和挑战,以及它们对产品安全测试中病理工作流程的影响。
我们想指出dQO中的五个令人担忧的方面,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便修改后的版本能够适合实施:
首先,应仔细考虑支持该资格认定的证据。dQO的作者得出结论,在大鼠非GLP剂量范围探索研究中用VCG替代CCG后,“所有评估案例的总体研究结论相似,未观察到不良反应的水平(NOAEL)也相同”。然而,这一资格认定是基于对八项4周重复剂量研究的重新分析得出的,其中七项是GLP研究。作者还表示,由于这类研究在设计和评估方面的高度变异性,无法重新分析剂量范围探索研究来支持该资格认定。这一限制非常重要,因为提议的应用情境正是针对非GLP剂量范围探索研究。我们认为,结论的范围和力度应明确反映这一限制。
其次,用于选择VCG动物的标准需要仔细考虑。标准操作程序(SOP)列出了14项“必要元数据”,以支持VCG动物的适当匹配。这些元数据完全来自SEND数据集。dQO还建议在适当情况下灵活调整匹配标准,以便找到足够数量的候选动物用于VCG,EMA科学咨询工作组也同意这可能是促进VCG选择的合适方法。我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灵活性。但是,放宽匹配标准应事先明确定义,具备科学依据,并透明记录,同时评估潜在的偏见,以避免重要生物学、技术或程序变量被无意中遗漏。
第三,剂量范围探索研究的角色应更精确地界定。dQO强调使用VCG不会改变NOAEL的确定。这一结论需谨慎对待,因为剂量范围探索研究的主要目的通常不是确定最终的NOAEL。相反,这些研究旨在初步描述毒性特征、确定潜在的目标器官(如相关情况下的最大耐受剂量),并为后续GLP毒理学研究的剂量选择和设计提供信息。它们还可能影响有关化合物进展和临床开发决策的决策。因此,评估VCG时不仅应考虑NOAEL分配的一致性,还应考虑其对更广泛问题的影响,如毒理学解释和研究设计决策。
第四,dQO中包含的标准操作程序并未将访问数字全幅切片图像(或玻璃切片)作为进行病理评估的必要前提,从而将VCG动物的显微镜评估限制在原始诊断结果上。正如SRPC的“需要考虑的要点”手稿所讨论的,依赖先前生成的显微镜数据存在局限性,因为诊断术语、病变阈值、严重程度分级和解释标准在不同病理学家和机构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强制依赖历史编写的显微镜数据,而不是同时评估数字化的全幅切片图像和/或玻璃切片上的组织切片,可能会降低研究病理学家准确解读试验样品相关效应的能力。
第五,SRPC的“需要考虑的要点”手稿
1描述了在选择VCG动物时应考虑的临床病理学特定属性。相比之下,dQO中包含的标准操作程序依赖于SEND数据集中捕获的变量,未涉及重要的协变量,如仪器设备、分析方法、采样时间、采样频率和禁食持续时间。由于这些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临床病理结果,且未包含在SEND数据集中,因此需要额外的元数据和质量控制标准,以确保VCG能够可信地代表CCG中可检测到的基线生物学特征。
多个组织和联盟正在推动虚拟对照组方法的发展,包括VICT3R
5、PHUSE
6、eTRANSAFE
4、BIGPICTURE
2等。这些努力需要数据科学家、统计学家、毒理学家、信息学家和监管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毒理病理学家在数据管理、诊断准确性以及生物学相关性的评估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作用。随着VCG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监管讨论,需要更多病理学家的参与,以加强其科学基础,并确保其应用符合目的。
目前的EMA dQO表明,VCG方法正从科学讨论话题转变为具有实际监管意义的问题,因此将病理学的观点纳入其未来发展和应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STP在SRPC内部设有一个活跃的VCG工作组,本期发表的“需要考虑的要点”手稿
1为理解与非临床安全性测试中解剖学和临床病理评估相关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个实用框架。通过与开发这些方法的跨学科团队合作,毒理病理学家可以帮助塑造科学严谨、适合用途且全球统一的VCG使用方式。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支持创新和“3R”原则,同时保持稳健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估和保护人类健康所需的基本解释标准。
Renee R Hukkanen
Amgen, In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Kirstin Barnhart
MBrace Therapeutics,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Brad Bolon
GEMpath, Inc., Longmont, Colorado, USA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们声明了与本文的研究、作者身份和/或发表相关的以下潜在利益冲突:一位作者(RH)是《Toxicologic Pathology》的副主编,但未参与本文的同行评审或决策过程;另一位作者(BB)是《Toxicologic Pathology》编辑的高级顾问并定期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但同样未参与本文的同行评审或决策过程;三位作者都是参与制定本信中引用的关于虚拟对照组的“需要考虑的要点”论文的STP工作组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