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bolism and Target Organ Damage》:Obesity-induc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dysfunction: from molecular mechanisms to therapeutic strategies
肥胖是细胞功能障碍的系统性驱动因素,其影响远超能量储存范畴,并延伸至机体的再生机制。间充质干细胞(MSCs)通过免疫调节、促血管生成及旁分泌功能支持组织修复,且累积证据表明肥胖在其代谢微环境中损害这些功能。本综述整合了肥胖重编程MSCs的线粒体、表观遗传、表观转录组及细胞外囊泡(EV)机制,追踪了功能及器官水平后果,并依据支持证据的强度与转化成熟度评估了挽救策略。在肥胖的营养过剩环境中,脂毒性、氧化应激及低度炎症共同侵蚀线粒体完整性与生物能量稳态。线粒体功能障碍由失调的腺苷一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缺陷性自噬与线粒体自噬,以及受扰乱的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去乙酰化酶稳态所强化。这些异常与表观遗传及表观转录组重塑相交汇,包括染色质调控改变和非编码核糖核酸信号变化,以及EV货物改变。总体而言,这些相互关联的过程降低MSC干性与代谢适应性,促进衰老与炎症表型,并损害修复功能。因此,肥胖受损的MSCs表现出减弱的免疫调节、促血管生成及再生潜能,这可能限制其在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中的保护功能,并制约其作为自体治疗手段的应用。研究人员讨论了不断发展的治疗策略,包括代谢重编程、线粒体保护、NAD?恢复、衰老细胞清除策略以及基于MSC或EV的干预措施,并概述了在这些方法惠及代谢受损患者之前仍需弥合的转化空白。
引言
肥胖已成为全球性流行病。1990年至2022年间,全球成人肥胖患病率增长逾一倍,预计至2040年将持续上升,且疾病负担正逐步向低收入国家转移。这一趋势预计将显著增加肥胖相关多病共存的全球负担。除人群趋势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肥胖在组织和细胞水平上具有深远影响,包括对干细胞生物学和再生潜力的影响。多种机制已被涉及肥胖如何干扰循环和组织驻留干细胞的修复功能。肥胖相关的组织和细胞变化(包括慢性代谢应激、低度炎症、氧化应激和营养信号改变)对干细胞龛的破坏,已被假设会降低干细胞增殖和分化能力。因此,肥胖个体可能具有不充分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受损后恢复功能受损。此外,间充质干细胞(MSCs)的这种功能缺陷阻碍了其在肥胖个体中作为再生性、自体、细胞基础策略的潜力。
本综述中,研究人员根据国际细胞治疗学会(ISCT)提出的最低标准定义“MSCs”,包括:标准培养条件下的塑料贴壁性;CD73、CD90和CD105的表达且缺乏特定造血和内皮标志物;以及体外三系分化能力。由于这些是群体水平标准而非单一细胞身份的标志物,且MSC表型和功能因组织来源而异,研究人员在原始报告允许处均注明MSC来源。关于肥胖诱导MSC功能障碍的大多数人类数据来源于脂肪组织来源的MSCs(AT-MSCs),通常取自腹部皮下脂肪,而骨髓来源的MSCs(BM-MSCs)和其他脂肪库来源的MSCs对肥胖微环境的反应可能不同。
然而,比较AT-MSCs与BM-MSCs的报告偶尔不一致。供体匹配的比较通常显示组织特异性分化偏向,AT-MSCs倾向于成脂分化并表现出更高的增殖率,而BM-MSCs倾向于成骨和成软骨分化,同时存在显著的供体间变异性。免疫调节效力的报告差异则不太一致。有研究发现AT-MSCs更强效,有研究认为BM-MSCs更优,也有研究认为两者大致相当。这些差异可能部分反映供体匹配、传代次数和实验设计。因此,研究人员将组织来源视为需要明确说明的变量;除非指明来源,否则关于“肥胖-MSCs”的陈述应主要理解为脂肪组织来源的细胞。
既往综述常通过单一机制视角处理肥胖诱导的MSC损伤。本综述的目标是整合:研究人员将自我放大的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去乙酰化酶-表观遗传环路与表观转录组调控及细胞外囊泡(EV)货物重塑相连接,将这些机制追踪至器官水平的功能缺陷,并根据支持每种策略的实验模型和证据水平评估候选挽救策略。研究人员还强调了当前文献中的空白,包括肥胖-MSC表型的可逆性以及临床数据的近乎缺失。解读该文献需要关注物种、组织来源以及肥胖的定义方式。本综述因此概述了肥胖微环境对MSC功能的多层次影响,并考虑了恢复其修复能力所面临的挑战。
肥胖诱导MSC损伤的机制
代谢失调与线粒体功能障碍
肥胖诱导的脂毒性通过棕榈酸酯积累损害MSC功能,诱导内质网(ER)应激、线粒体去极化、凋亡和活性氧(ROS)升高。过量棕榈酸酯形成毒性脂质中间体(神经酰胺和二酰甘油),激活ER应激通路(包括激活转录因子-4(ATF4)和C/EBP同源蛋白(CHOP)的上调),并破坏ER钙稳态。棕榈酸酯还刺激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磷酸化,这是ER应激的核心介质。棕榈酸酯驱动的线粒体功能障碍降低膜电位,并通过CHOP介导的ER应激和涉及去极化、钙超载及caspase-3/7激活的线粒体通路触发凋亡。并行的核因子κB(NF-κB)和p38激活放大促炎介质,包括白细胞介素(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进一步加剧凋亡信号。
MSCs需要完整的线粒体完整性和生物能量来协调自我更新、分化和再生。从肥胖个体分离的MSCs(“肥胖-MSCs”)表现出线粒体肿胀、膜电位和三磷酸腺苷(ATP)水平降低以及ROS升高。这些人类发现与受控动物模型一致,且最初在动物模型中定义,从而可在无人类队列混杂因素的情况下解析机制。棕榈酸酯超载增强线粒体β-氧化,压倒克雷布斯循环和呼吸链,从而增加线粒体超氧化物产生。多种机制可能导致肥胖-MSCs中的线粒体去极化,包括游离脂肪酸和神经酰胺的脂毒性损伤、ER应激介导的钙超载,以及因结构损伤导致的电子传递链功能受损。因此,研究显示线粒体超氧化物产生增加和线粒体膜电位丧失。
肥胖-MSCs还表现出受损的线粒体呼吸,细胞色素c氧化酶(COX-IV)活性和ATP产生降低。基础呼吸和最大呼吸以及备用呼吸能力均减弱,表明慢性生物能量不足。肥胖进一步将线粒体动力学转向分裂增加和融合减少。在猪代谢综合征MSCs中,促分裂GTP酶动力相关蛋白-1(DRP1)上调,而促融合蛋白线粒体融合蛋白-2(MFN2)减少,产生碎片化、低体积的线粒体,三维网络被破坏。在人脂肪MSCs中,整合的羟甲基化和转录组分析同样识别了编码ATP产生、氧化还原平衡和脂肪酸代谢的核编码线粒体基因的协调改变。尽管关于肥胖人类MSCs中DRP1/MFN2的具体数据仍然有限,但结构缺陷(包括嵴丢失和基质密度降低)损害ATP生成,促进ROS积累,并进一步损害MSC生物能量。
肥胖影响MSC线粒体的分子通路
mitomiR-181a作为肥胖诱导MSC功能障碍的候选介质
肥胖调节MSC线粒体功能的一种机制涉及microRNA(miR)-181a,一种参与线粒体生物发生、氧化磷酸化和应激反应的线粒体靶向miRNA(mitomiR)。在MSCs中,miR-181a通过靶向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信号来抑制增殖并减弱免疫抑制能力。它还靶向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和电子传递链组分,其下调在线粒体疾病模型中具有保护作用,提示持续升高会损害呼吸并促进炎症。然而,肥胖在MSCs内升高miR-181a的直接证据仍然缺乏:肥胖猪AT-MSCs上调一小部分预测靶向线粒体基因的miRNAs,与嵴重塑和线粒体氧化应激增加并行,但miR-181a在肥胖MSCs中的具体贡献仍未解决。任何随之而来的线粒体衍生肽(MDP)产生(包括humanin和12S rRNA型-c线粒体开放阅读框(MOTS-c))的破坏,同样是对代谢受损MSCs中氧化应激和自噬更广泛文献的推断。
肥胖MSCs中的MOTS-c表达
MDPs是线粒体DNA内编码的生物活性肽,调节代谢、应激反应和细胞存活。MDP MOTS-c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支持脂肪酸β-氧化,并减轻代谢功能障碍。它还激活叶酸-5-氨基咪唑-4-甲酰胺核糖核苷酸(AICAR)-腺苷一磷酸(AMP)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轴以增强线粒体生物能量、抗氧化防御和细胞应激适应。文献报道了不同的肥胖相关模式:肥胖儿童血清MOTS-c降低并与内皮功能障碍相关,而在成人中仅与瘦个体的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研究人员观察到肥胖成人全身MOTS-c水平升高,表明背景和组织依赖性调节。与背景依赖性调节一致,Sequeira等人报道无糖尿病个体的血浆MOTS-c浓度与安卓型脂肪和肝脏脂肪正相关。肥胖-MSCs本身内MOTS-c表达是否改变仍有待确定。
AMPK-mTOR失调与自噬缺陷
AMPK是维持稳态的细胞能量传感器,被细胞应激和葡萄糖剥夺激活。在肥胖中,营养过剩尽管存在细胞功能障碍仍抑制AMPK,造成矛盾性信号损伤。肥胖-MSCs中AMPK活性降低减少脂肪酸氧化,增加脂质积累,并破坏能量代谢。AMPK通常通过磷酸化mTOR复合物-1(mTORC1)的调节相关蛋白(RAPTOR)和激活结节性硬化复合物-2(TSC2)来抑制mTORC1。然而,在肥胖中,营养超载和AMPK抑制有利于慢性mTORC1激活。升高的mTORC1随后促进脂肪生成,加剧脂毒性,并同时抑制自噬,导致脂质积累、胰岛素抵抗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积累的脂质进一步抑制AMPK并增强mTORC1信号,强化代谢损伤的正反馈环路。肥胖相关的参与ATP产生、氧化还原平衡和脂肪酸代谢的线粒体基因表观遗传改变增加了另一层持续失调。此外,来自肥胖小鼠的MSCs表现出心磷脂水平降低,损害LC3-心磷脂相互作用并破坏心磷脂依赖性线粒体自噬;该缺陷限制受损线粒体的清除并削弱其细胞间线粒体转移能力。
总之,AMPK抑制、mTORC1过度激活、自噬缺陷和线粒体自噬受损降低了肥胖-MSCs的应激弹性和干性,反映为多能性因子OCT4、NANOG、SOX2和KLF4的下调。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体重指数(BMI)≥30 kg/m2供体的MSCs中的细胞应激抵抗褪黑素和牛磺熊去氧胆酸(TUDCA),提示在晚期阶段AMPK-mTOR-自噬轴的持久且潜在不可逆的破坏。
自我放大的NAD?耗竭
肥胖驱动的NAD?耗竭和去乙酰化酶抑制创造了自我强化的代谢-表观遗传功能障碍。烟酰胺N-甲基转移酶(NNMT)上调减少NAD?和S-腺苷甲硫氨酸(SAM),损害能量代谢和甲基化。同时,miR-34a靶向去乙酰化酶-1(SIRT1)和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酶(NAMPT),减少去乙酰化酶活性和NAD?补救。SIRT1减少使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过度乙酰化,破坏线粒体生物发生。由此产生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升高ROS,激活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s),并加速NAD?损失,而ATP减少进一步限制NAD?生物合成,使肥胖-MSCs中的功能障碍持续存在。
肥胖-MSCs中的表观遗传修饰
环境对细胞基因表达的影响通常由表观遗传改变驱动,这是肥胖中MSC表型和功能损伤的关键驱动因素。肥胖重塑5-羟甲基胞嘧啶(5hmC)景观,降低MSC抗炎能力。研究人员的工作表明,这些表观遗传转变与升高的炎性细胞因子(特别是IL-1β)相关,IL-1β放大炎症并抑制人MSC免疫调节。肥胖-MSCs还表现出NAD?稳态破坏和甲基供体可用性降低,损害SAM循环并导致全局低甲基化伴位点特异性高甲基化。
对肥胖受试者腹部皮下AT-MSCs的整合羟甲基化DNA免疫沉淀测序和mRNA测序识别了核编码线粒体基因中的99个高羟甲基化和150个低羟甲基化峰,影响与氧化还原平衡、脂肪酸氧化、ATP转运和线粒体生物发生相关的代谢调节因子,并在重叠基因子集中具有一致的转录变化。重要的是,在猪肥胖-MSCs中,肥胖诱导的全局羟甲基化和组蛋白甲基化变化仅被表观遗传调节剂维生素C部分纠正,预示了代谢记忆的概念。此外,干性基因的高甲基化与SOX2和KLF4表达降低相对应,提示干性程序的表观遗传沉默可能促进更分化、更不干性的细胞表型。
肥胖还驱动MSCs中的miRNA失调,miR-34a和miR-155增加强化SIRT1抑制、炎症和再生能力降低。miR-34a直接靶向SIRT1并通过NAMPT抑制间接降低NAD?,破坏NAD?/SIRT1轴,损害线粒体生物发生,降低膜电位,并加速衰老。肥胖诱导的NF-κB激活升高miR-155,建立促炎正反馈环路。miR-155抑制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和葡萄糖转运蛋白4型(GLUT4),损害成脂分化和胰岛素敏感性,并通过靶向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β(C/EBPβ)抑制抗氧化调节因子来增加ROS。
综合来看,miR-181a、miR-34a和miR-155形成整合的肥胖相关调节网络,将线粒体功能障碍与表观遗传调节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在线粒体部分讨论mitomiR-181a,因为其主要靶标(包括TFAM和电子传递链组分)是线粒体性的。
肥胖AT-MSCs表现出瘦素相关的组蛋白重塑,染色质修饰因子(包括CREBBP/EP300乙酰转移酶和KDM6A/KDM6B去甲基化酶)升高,与瘦素水平相关。体外瘦素暴露同样增加其转录,表明营养响应性染色质调节。这种增强的染色质修饰活性促进炎性基因激活,同时抑制组织修复程序。将脂肪来源的MSCs暴露于肥胖供体血浆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增加衰老相关β-半乳糖苷酶活性,并减少线粒体呼吸。p38 MAPK和NF-κB的激活先于这些分泌变化,提示循环介质可以施加功能障碍表型。
表观转录组调控与RNA结合蛋白
除DNA甲基化、羟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外,表观转录组层——主要是RNA的N6-甲基腺苷(m?A)甲基化——已成为脂肪生物学和MSC命运的调节因子,并涉及不同类别的RNA结合“写入器”、“擦除器”和“读取器”蛋白。甲基转移酶样(METTL)复合物METTL3/METTL14安装m?A,去甲基化酶脂肪量和肥胖相关蛋白(FTO)和AlkB同源物-5(ALKBH5)去除它,读取器蛋白包括YTH结构域家族蛋白-2(YTHDF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信使RNA结合蛋白(IGF2BP)家族决定转录本稳定性和翻译。该机制本身在脂肪中具有营养响应性:METTL3/METTL14表达随进食、胰岛素和高脂饮食暴露而变化。在肥胖中,编码β-肾上腺素能受体和脂肪分解蛋白的转录本m?A修饰增加会降低其翻译。同一层直接与前述自噬缺陷相交汇:当去甲基化酶FTO被耗尽时,两个核心自噬蛋白的转录本积累该标记,被读取器YTHDF2捕获并降解,因此自噬体形成和成脂分化均下降。由于FTO是典型的肥胖相关位点,这将肥胖相关基因置于肥胖-MSCs中失败的自噬机制上游。
在MSCs中,该调节影响肥胖所倾斜的成脂-成骨平衡。从鼠BM-MSCs中移除甲基转移酶会改变谱系分配,骨形成减少和骨髓脂肪扩张;恢复或过表达它则恢复平衡,至少部分通过调节MSC谱系选择的受体翻译介导。一项平行研究将成骨效应追溯到自噬诱导,IGF2BP家族读取器蛋白识别核心自噬调节因子的甲基化转录本并稳定它,具体说明了RNA结合蛋白而非标记本身如何决定功能读出。这些研究主要在骨质疏松和衰老模型中而非肥胖本身进行。然而,其靶标——自噬、成脂-成骨平衡和β-肾上腺素能/脂肪分解信号——与肥胖-MSCs中破坏的通路重叠。据研究人员所知,对肥胖供体MSCs的直接m?A分析尚未报道,应被视为优先空白。表观转录组因此是一个合理但 largely 未探索的贡献者。
这些表观遗传变化是否持久是一个积极争论的问题。一组工作支持持续性。来自晚期肥胖供体的MSCs中的细胞应激对在早期阶段缓解它的试剂(如褪黑素和TUDCA)具有抵抗性。人类和小鼠脂肪的单核分析表明,肥胖诱导的转录差异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显著减重后仍存活,且小鼠脂肪细胞中的染色质水平标记比体重更持久,使细胞在重新暴露于高脂饮食时产生夸张反应。在减肥手术后的女性中,基质血管组分的组成及其脂肪干细胞的行为尚未恢复到从未肥胖对照组所见模式。一项纵向研究在手术减重前后从相同供体采样脂肪-MSCs。呼吸和增殖恢复,几个炎性转录本下降,但细胞仍无法有效抑制巨噬细胞激活,表明功能恢复不完全。相比之下,另一组工作提示恢复。在人类皮下脂肪的大型空间解析图谱中,前体、代谢和血管群体中积累的衰老负担在减重后显著下降,尽管巨噬细胞激活未完全正常化且并非每项肥胖相关异常都解决。当前证据因此表明肥胖诱导的MSC功能障碍是部分可逆的。恢复程度可能取决于所检查的表型、肥胖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以及所用实验读出。这种变异性可能影响自体细胞基础干预的最佳时机。这些异常的变异持久性可能部分反映肥胖相关的表观遗传重塑,特别是在衰老背景下。与此可能性一致,衰老和肥胖协同修饰表观基因组,通过调节因子(包括MAPT、NR3C2、APP和CTNNB1)的重叠低甲基化以及FOXO3和CCND1的高甲基化。
肥胖改变MSC来源EV的特征
MSC来源的EVs是大多数细胞分泌的脂质结合纳米颗粒,通过调节受体细胞通路的遗传和蛋白质货物介导修复功能。与当前领域标准一致,本文讨论研究中的EV命名、分离和表征均依据国际细胞外囊泡学会(ISEV)细胞外囊泡研究最低信息框架(MISEV2023)进行解读。除主要研究定义了特定亚群外,研究人员使用通用术语“EVs”。肥胖深刻改变EV生物学,修饰其物理特征和分子内容,从而降低其修复能力。研究人员表明,肥胖猪脂肪来源MSCs的EVs比瘦猪的更小,提示EV生物发生的变化。高通量miRNA测序进一步揭示了人肥胖-EV货物的广泛重塑,包括促炎和促凋亡miRNAs上调和与细胞周期进程、血管生成和Wnt介导再生相关的miRNAs下调。此外,来自代谢综合征猪的肥胖-EVs未能增强内皮管形成或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迁移,反映受损的血管生成活性,与促血管生成miRNAs的丢失和富集靶向血管生成通路的miRNAs相关。
肥胖-MSC功能障碍的功能后果
人肥胖-MSCs因增殖减少和衰老增加而表现出植入减少,以p16、p53、IL-6和MCP-1表达升高为标志。BMI与p16/p21介导的细胞周期阻滞相关,施加细胞应激,限制自体MSC治疗的可行性。来自高脂饮食喂养小鼠的BM-MSCs也表现出VEGF-A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表达降低,导致促血管生成特性受损。值得注意的是,与非肥胖MSCs共孵育恢复了受损HUVECs中被削弱的VEGF表达和管形成。
肥胖-MSCs表现出受损的免疫调节,转向促炎活性。瘦人MSCs促进抗炎巨噬细胞表型,而肥胖供体的MSCs此能力减弱,在激活M2极化和抑制淋巴细胞增殖方面效果较差,并表现出炎性标志物表达增加和炎症小体激活。在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中,内脏脂肪MSCs激活IL-1和颗粒酶-A通路,逆转其对白细胞激活、炎症和趋化因子信号的免疫调节作用。此外,肥胖将MSCs的抗纤维化活性逆转为促纤维化信号,伴随分化受损和旁分泌信号改变。肥胖-MSCs的衰老相关分泌表型包括促进细胞外基质沉积和组织瘢痕形成的促纤维化细胞因子。
肥胖-MSCs修复效力的减弱已在多个器官系统中得到证明。
a) 肾脏修复
功能上,人肥胖-MSCs未能保护免受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或改善慢性缺血性损伤,因为它们发展细胞衰老和免疫调节功能减弱,而IL-1β表达升高将其功能从治疗性转向致病性。类似地,猪肥胖-EVs在肾动脉狭窄模型中未能恢复肾血流量、肾小球滤过率、线粒体完整性和氧化平衡,或减少肾小管损伤和纤维化。源自肥胖脂肪组织MSCs的EVs显示修复活性受损,与瘦MSCs的EVs相比,未能抑制炎症并表现出抗凋亡和MAPK调节效应减弱;肥胖相关EV miRNA货物改变还涉及Wnt和MAPK信号调节因子。
b) 心脏修复
肥胖显著减弱脂肪来源MSCs的体内心脏保护功效。在肾血管性高血压(RVH)小鼠模型中,肥胖-MSCs仅适度减少左心室(LV)质量,未能纠正全身血流动力学,并加剧LV收缩功能障碍,表明对收缩性能的有害影响。这些功能结果反映在组织水平反应中:肥胖-MSCs表现出促炎表型,未能减轻氧化应激和心肌结构性损伤。类似地,肥胖-MSC-EVs未能预防心脏肥大,对LV壁增厚和心肌细胞肥大影响甚微,反映受损的心脏保护表型。值得注意的是,肥胖-EVs适度减少心肌纤维化,表明抗纤维化信号通路的选择性保留。
肥胖-MSCs表现出旁分泌信号受损,以促炎活性增加和抗氧化反应降低为标志,与肥胖相关衰老和代谢功能障碍一致。因此,接受肥胖-MSCs治疗的RVH小鼠保留升高的氧化负担,仅显示不良心脏重塑的部分逆转,而瘦-MSC治疗恢复氧化还原稳态并支持更有效的心脏保护。
c) 肝脏修复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已成为肝移植的主要指征,目前在美国女性肝细胞癌患者中是首要指征。MSCs被假设为肝脏炎症、纤维化和再生的核心调节因子。MSCs降低高脂饮食喂养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氧化低密度脂蛋白(LDL)和IL-6,注射其悬浮液改善了葡萄糖耐量并减少肝脏脂肪变性、巨噬细胞浸润和胰岛肥大。功能障碍的内源性MSCs可能通过未能控制纤维化和炎症而恶化疾病进展;然而,直接证明功能障碍肥胖-MSCs对肝病进展影响的数据仍然有限。
d) 中枢神经系统修复
肥胖损害MSC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CNS)修复的直接证据稀少。MSCs及其EVs在临床前卒中和创伤性脑损伤模型中改善功能结果,但尚无研究在CNS损伤模型中测试肥胖供体的细胞,且供体肥胖状态很少被报告。最直接的证据来自研究人员自身的工作:人肥胖-MSCs表现出核编码线粒体基因(控制神经元发育)的羟甲基化改变,以及体外神经源性分化受损,在表观遗传调节后改善。这确立了神经源性能力减弱而非CNS修复失败,后者在体内仍未测试。因此,担忧基于从削弱肥胖-MSC在肾脏和心脏模型中效力的衰老、促炎表型的推断,并得到供体特征预测脑损伤后MSC效力的证据支持。另外,肥胖抑制内源性成体神经发生,尽管这反映宿主而非移植物功能障碍。
证据基础的变异性
综合现有文献的核心挑战在于,基础研究在物种、组织来源和肥胖定义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限制了直接比较。关于“肥胖”MSCs的机制工作跨越不同物种,包括人、猪和鼠MSCs。人类研究最常使用来自减肥或手术患者腹部皮下脂肪的AT-MSCs,提供临床相关性但样本量有限、合并症和用药情况异质且为横断面设计。猪饮食诱导肥胖和代谢综合征模型允许受控饮食暴露和标准化采集,并帮助定义了EV和线粒体表型。然而,猪代谢综合征还包括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使肥胖特异性效应难以分离。鼠高脂饮食模型提供遗传可操作性和机制解析,但在脂肪生物学和MSC行为方面与人类不同。
其他几个因素使研究间比较复杂化。组织来源是重要变量:AT-和BM-MSCs在分泌组、免疫调节效力和对脂毒性应激的易感性方面不同,因此一个区室的发现不一定推广到另一个。肥胖定义同样不一致。人类研究使用不同的BMI阈值,而动物研究通常依赖饮食持续时间和体重增加。此外,很少有研究考虑并存的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或高血压。MSC表征和EV分离的报告也各不相同,进一步混淆比较。方案协调并不能消除供体间或实验室间变异性。在一项使用共享工作流程的多中心研究中,广泛的来源特异性模式可重复,但定量读出仍因实验室和操作者而异。供体代谢状态日益被认为决定脂肪来源MSC效力,而主要报告很少记录。研究人员因此在本综述中概述了关键发现所依据的模型,并在后续总结表中指明支持证据的来源。标准化MSC(按ISCT标准)和EV(按MISEV2023)表征,以及肥胖定义的协调,将大大增强未来工作的可比性和转化价值。
整合总结:机制、功能后果与治疗靶点
为连接上述机制部分与后续治疗策略,表1将肥胖-MSCs中的每个主要分子失调映射到其下游功能后果和靶向它的候选干预措施。
治疗靶点
对肥胖-MSC功能障碍机制理解的增加推动了削弱它的治疗策略的开发。代谢和遗传重编程、线粒体保护、预处理以及同种异体或EV基础疗法是恢复肥胖受损MSC功能的潜在有前景途径。重要的是,这些策略的证据仍主要为临床前,来源于体外MSC培养和动物模型。尚无任何策略在专门设计用于挽救肥胖诱导MSC功能障碍的临床试验中测试。
AMPK激活作为代谢开关,恢复MSCs中的线粒体生物发生并减少氧化应激。二甲双胍通过AMPK信号逆转衰老相关功能障碍,增强MSC迁移、免疫调节能力和在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模型中的治疗功效。在衰老人脂肪MSCs中,二甲双胍通过AMPK激活减少氧化应激和衰老,同时恢复成脂能力和胰岛素敏感性。这些数据支持二甲双胍(和其他AMPK激活剂如AICAR)作为对抗肥胖诱导MSC改变的候选药物。调节mTOR信号可能重新平衡MSC谱系承诺并恢复干性:含DEP结构域的mTOR相互作用蛋白(DEPTOR)促进成脂同时抑制成骨,而DEPTOR消融恢复骨量并减少骨髓脂肪。靶向mTOR调节可能对抗肥胖诱导的MSC功能障碍,尽管功能挽救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值得进一步研究。
NAD?前体如烟酰胺核糖苷(NR)或烟酰胺单核苷酸(NMN)增强SIRT1和去乙酰化酶-3(SIRT3)活性,改善线粒体功能,减少衰老标志物,并恢复MSCs中的分化潜力。NR还增强MSC干性,降低ROS,并抑制终末脂肪细胞分化。总之,这些发现为在肥胖受损MSCs中测试NAD?补充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依据,尽管肥胖供体MSCs中的直接挽救研究仍然有限。几种线粒体靶向方法已显示潜力。吡咯喹啉醌(PQQ)挽救心磷脂含量、线粒体自噬和线粒体捐赠,改善治疗功效,而沉默miR-181a改善线粒体基因表达并减少线粒体功能障碍模型中的氧化应激。MOTS-c在实验系统中具有更广泛的代谢和线粒体效应,共同支持MSC干性、分化和旁分泌功能。然而,MOTS-c恢复肥胖受损MSC功能的直接证据目前缺乏。遗传修饰提供补充途径:工程化调节肿瘤坏死因子刺激基因-6(TSG-6)等调节因子的AT-MSCs已被提议纠正肥胖的炎性表型和代谢并发症,尽管数据仍然稀少。
由于衰老是上述机制的汇聚终点,减少衰老细胞负担代表一种概念上不同的策略。清除衰老细胞改善肥胖小鼠的代谢功能。遗传或药理学衰老细胞清除改善葡萄糖处理和胰岛素敏感性,恢复脂肪生成,并减少循环炎性介质和单核细胞运输,肾脏和心脏功能测量并行改善。其含义是衰老负担不仅是肥胖龛的标志物,而且是其因果贡献者。衰老细胞清除预处理预期供体,或对收获细胞进行体外衰老调节,是否能恢复肥胖-MSCs的修复能力尚未直接测试,代表逻辑上的下一步。
低氧预处理通过诱导瘦素表达增强MSC心脏保护,而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干扰素-γ(IFN-γ)]促进免疫抑制性MSC表型。肥胖相关的脂联素缺乏损害MSC存活和功能;用球状脂联素预处理肥胖-MSCs通过脂联素受体-1(AdipoR1)/p38/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轴恢复糖酵解,增强免疫调节基因表达,并改善治疗功效。这些发现支持基于缺氧、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的代谢重编程策略。与自体肥胖-MSCs相比,来自瘦、健康供体的同种异体MSCs改善肥胖、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增强线粒体生物发生和产热,并减少炎症。瘦-MSC-EVs进一步通过AMPK/Unc-51样激酶-1(ULK1)介导的自噬减轻糖尿病和肥胖诱导的肌肉萎缩。这些数据支持在自体细胞受损时使用同种异体MSCs或工程化EVs。
临床转化与当前人类证据
上述策略的一个明显弱点是,尚无任何策略推进到人类测试以实现恢复肥胖受损MSC能力的具体目标。存在的临床经验涉及MSC治疗代谢疾病作为适应症,而非恢复内源性MSC功能,且未设计用于解决供体质量问题。
2025年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纳入了13项1型和2型糖尿病随机试验,涉及507名患者。12个月时,MSC治疗与较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平均差-0.72%;95%置信区间(CI)-1.11至-0.33]、每日胰岛素需求减少(-14.50 U/天;95%CI -19.45至-9.55)、空腹C肽升高(+0.24 ng/mL;95%CI 0.05至0.43)和餐后血糖降低相关。相比之下,空腹血糖未与对照分离,且C肽和空腹血糖的试验间异质性特别高,因此这些汇总估计应被视为令人鼓舞而非确定性。2型糖尿病试验的另一项综合报告称12个月内抗糖尿病药物需求减少,有效剂量约为1×10?至3.7×10?细胞/kg,无严重不良事件。报告途径主要为静脉或胰内,最佳剂量、途径和时机仍未确定。
解读这些结果有两个关键注意事项。首先,试验中使用了自体和同种异体来源,其相对功效仍未解决;至少一项汇总分析报告自体比同种异体MSCs结果更有利,而其他地方的分组分析则完全偏向其他细胞类型,且指南导向综述中证据确定性被评为低至极低。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试验并非设计用于测试供体肥胖是否降低细胞效力:供体BMI和代谢状态很少被报告,参与者未按供体肥胖分层,且可能检测相关缺陷的效力测定未常规应用。临床文献因此既不确认也不反驳肥胖诱导MSC功能障碍的转化相关性。
无细胞EV治疗仍处于更早的临床阶段。对注册EV试验格局的系统评估识别了471项研究,涵盖200多种疾病,绝大多数为诊断性;在较小的治疗性子集中,MSC来源EVs占主导,呼吸适应症最常见。缩小到2024年前十年注册的MSC-EV治疗,共66项试验,其中效力标准和剂量选择均无共享框架。尚无注册试验评估工程化或瘦供体EVs以专门解决肥胖诱导的MSC或EV功能障碍。同样,AMPK激活剂、NAD?前体、PQQ、抗mitomiR-181a、脂联素或衰老细胞清除剂对MSC定向调理也未为此目的进行临床测试。其中几种药物具有独立的人类安全性数据,可能降低未来MSC聚焦试验的障碍,但人类MSC挽救的功效未经证实。弥合这一差距将需要标准化MSC和EV表征、验证效力测定、肥胖表型的统一定义、供体代谢状态的常规报告,以及评估恢复修复功能而非仅替代代谢终点的试验设计。
局限性
从当前证据可得出的结论仍因现有证据体中的几个方法和经验限制而具有试探性。首先,可逆性仍未解决:减重后脂肪组织和MSCs中持久“致肥胖记忆”的现有证据与最近单核证据(减重大幅逆转脂肪前体和血管细胞中的衰老)相冲突。协调这些发现将需要指定所评估的表型、细胞区室和时间尺度的研究。其次,大部分机制文献是横断面和关联性的,来源于小人类队列或代谢表型不一定映射到人类肥胖的动物模型,限制因果和转化推断。第三,组织来源、物种、肥胖定义和MSC/EV表征的异质性限制了跨研究比较和正式荟萃分析,且即使在协调制造下供体间变异性仍持续存在。第四,大多数提议的挽救策略仅在孤立读出(如单一线粒体或衰老标志物)上验证,而非在体内恢复修复功能的整合验证,且缺乏标准化效力测定。第五,上述表观转录组层主要从脂肪组织以及骨质疏松和衰老模型推断;对肥胖供体MSCs的直接m?A分析尚未报道。最后,肥胖中MSC定向调理的临床数据近乎缺失,意味着安全性、持久性和人类功效未经测试,且现有试验未报告在此处有用的供体特征。
解决这些空白将需要前瞻性、充分有力的研究,采用统一的肥胖定义和标准化MSC(ISCT)和EV(MISEV2023)表征。还需要纵向设计,在减重或药理学调理前后测试可逆性,并预设表型;自体挽救与同种异体健康供体方法的头对头比较;供体代谢状态的常规报告;以及组织修复的功能性体内终点。定义经过验证的“MSC能力”生物标志物还将允许未来试验中的患者选择和监测。
结论
肥胖深刻改变MSC生物学并可能损害其修复潜力。以慢性代谢应激、脂毒性、氧化应激和炎症为特征的肥胖微环境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表观遗传重塑以及关键代谢通路(包括AMPK-mTOR信号和NAD?稳态)的失调。这些变化损害MSC生物能量,降低干性,促进衰老,并使MSCs转向促炎表型。同时,肥胖改变MSC来源EVs的分子货物和生物活性,进一步限制其介导组织修复的能力。
因此,肥胖-MSCs表现出血管生成、免疫调节和再生能力降低,并在几个临床前疾病模型中表现出治疗功效减弱。这些发现对肥胖个体中自体MSC治疗的使用提出了重要考虑。未来研究应定义肥胖诱导MSC功能障碍的可逆性,识别干细胞能力生物标志物,并优化针对代谢受损患者的治疗策略。新兴方法,包括代谢重编程、线粒体保护、NAD?补充以及使用同种异体MSCs或工程化EVs,可能有助于恢复干细胞功能并改善再生结果,但转化将取决于标准化表征和严格临床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