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PD-L1抑制剂联合传统疗法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协同潜力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The synergistic potential of combining PD-1/PD-L1 inhibitors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ie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6日 来源: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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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预后较差,传统疗法(化疗、放疗及手术)的疗效仍然有限。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预后较差,传统疗法(化疗、放疗及手术)的疗效仍然有限。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抑制剂的出现显著改变了ESCC的治疗格局。这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与传统治疗的联合显示出显著的协同潜力。标准肿瘤治疗方案通常以化疗、放疗、手术或其不同组合为核心。这种协同作用源于互补的机制:传统疗法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释放肿瘤抗原,并重塑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从而为免疫治疗奠定基础。反过来,PD-1/PD-L1抑制剂通过释放T细胞上的“刹车”,激活并增强宿主抗肿瘤免疫应答,从而促进残留癌细胞的清除并建立长期免疫监视。总之,PD-1/PD-L1抑制剂与传统疗法的联合实现了大于相加的(“1 + 1>2”)效应,并已发展为晚期/转移性ESCC的标准一线治疗策略,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未来研究将聚焦于优化联合方案、克服耐药以及精准筛选最可能获益的患者人群。
1 综述方法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系统整合了关于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联合传统疗法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现有文献。研究人员在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和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检索,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6年3月。检索词包括:(“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R “ESCC”)AND(“PD-1” OR “PD-L1” OR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OR “pembrolizumab” OR “nivolumab” OR “camrelizumab” OR “sintilimab” OR “toripalimab” OR “tislelizumab”)AND(“che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OR “surgery” OR “neoadjuvant” OR “adjuvant” OR “combination”)。

2 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流行病学与临床概况
食管癌(E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对全球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具有高度恶性和难治性的特点。对其危险因素的研究揭示了ESCC在中国人群中独特的病因学:其发病与吸烟和饮酒的关联不如西方人群显著,而与阳性家族史、营养缺乏、不良生活习惯及特定饮食方式密切相关。此外,遗传多态性也可能与该地区EC的高发病率有关(Zhu et al., 2023)。早期ESCC常无临床症状或仅表现为非特异性症状,给早期发现带来挑战。常见的早期表现包括食管异物感、进食硬质食物时轻度吞咽困难或胸骨后烧灼感。然而,当患者出现明显吞咽困难或可触及的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突出症状时,疾病通常已进展至中晚期。因此,近半数患者在确诊时已错过根治性手术的最佳时机。晚期可出现远处转移症状,包括咳嗽、咯血及广泛淋巴结肿大(Moehler et al., 2020)。

2.1 发病率、死亡率与地理分布
食管鳞状细胞癌是EC的常见亚型,约占全部病例的80%–90%。其特点是侵袭性强、预后差且具有显著的地域聚集性,主要流行于东亚(中国、蒙古)、中亚、东非大裂谷沿线及南部非洲(Abnet et al., 2018)。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承担了全球超过一半的ESCC疾病负担。与高发病率相伴的是晚期诊断的挑战,因为该病常隐匿起病。因此,约7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错过了可能根治性手术的机会,直接导致5年总生存率仅为10%–20%(Zhu et al., 2023; Mattiuzzi and Lippi, 2019)。因此,ESCC患者面临低5年生存率和普遍不良的预后。然而,尽管手术、化疗和放疗等传统疗法取得了一定进展,晚期患者的生存率仍然很低。根据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全球EC新发病例为51万例,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居第11位;死亡病例为45万例,居第7位,表明其死亡风险相对较高。中国EC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约占全球总数的40%,是全球EC负担最重的国家(Bray et al., 2024)。全球超过半数的EC新发病例发生在中国,高发区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地区。EC不仅是中国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ESCC是EC的主要组织学亚型,约占全部EC病例的90%(Zhao et al., 2024)。

2.2 病因与发病机制
吸烟和饮酒是国际公认的ESCC两大独立危险因素。烟草中的多种致癌物,如亚硝胺和多环芳烃,可直接损伤食管黏膜。酒精,尤其是烈性酒,作为溶剂可促进这些致癌物的吸收。此外,乙醇的代谢产物乙醛本身也是一种公认的致癌物。值得注意的是,烟草和酒精表现出显著的协同致癌效应。不良生活习惯亦参与病因形成。长期饮用过热的饮品(如茶、汤或粥)可反复烫伤食管黏膜,这种反复的热损伤导致慢性炎症和增生,形成有利于恶性转化的组织微环境。ESCC的发病机制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多条分子通路的失调、细胞代谢重编程、肿瘤微环境重塑及免疫逃逸。特定基因(如TP53,编码p53蛋白)的遗传改变破坏了关键的细胞调控机制。TP53肿瘤抑制基因是ESCC中最常发生突变的基因,其功能丧失损害DNA损伤修复、细胞周期调控和细胞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诱导等关键细胞过程,从而促进细胞增殖失控和肿瘤发生(Case and Domann, 2014)。除单一基因缺陷外,整个信号转导通路的异常激活亦属常见。当食管鳞状上皮细胞受到慢性刺激(如前文所述的危险因素)时,胞内信号级联——如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核因子-κB(NF-κB)和NOTCH通路——可被持续性激活,破坏细胞增殖与凋亡之间的精细平衡,驱动细胞走向无限制的持续分裂。

最后,这些不断演变的肿瘤细胞利用并塑造了一个允许其生长的肿瘤微环境。其中一个关键方面是诱导免疫功能障碍。肿瘤细胞发展出逃避免疫监视的机制,例如上调免疫检查点分子,从而削弱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使肿瘤得以生长、持续存在和转移。

3 传统治疗方式
ESCC的传统治疗范式主要基于手术、放疗和化疗三驾马车。根据肿瘤分期、部位和患者整体身体状况等因素,采用个体化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

3.1 手术
对于可切除的早期(I/II期)ESCC,根治性手术切除仍是大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其目标是完整切除原发肿瘤及区域淋巴结。标准手术入路包括微创McKeown食管切除术(三切口入路,涉及右胸、上腹和左颈)或Ivor-Lewis食管切除术(两切口入路,涉及右胸和腹部)。作为早期ESCC治疗的基石,手术干预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Watanabe et al., 2020)。

3.2 放疗
对于局部晚期(III期)可切除肿瘤,新辅助放化疗(NCRT)后手术仍是标准治疗方案(1类推荐)(Kato et al., 2024)。研究证实,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前基于紫杉类/铂类的同步放化疗可显著使肿瘤降期,提高R0切除率,并改善患者的总生存。

3.3 化疗
然而,既往关于高剂量放疗联合顺铂和氟尿嘧啶的研究表明,增加放疗剂量会导致毒性升高和患者治疗依从性变差。此外,超过50%的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同步放化疗(CCRT)后出现局部或远处复发,1年无进展生存(PFS)率为40%–66%。因此,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ESCC患者,亟需更有效且毒性更低的治疗策略。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ESCC,治疗主要依赖全身化疗和姑息性放疗,目标是控制疾病进展、缓解症状(如吞咽困难和疼痛)并延长生存。传统标准化疗方案为两药联合,通常是铂类(如顺铂、奈达铂)联合氟尿嘧啶类似物(5-FU或S-1)或紫杉类(紫杉醇、多西他赛)。对于一般状况较差的患者,也可考虑单药化疗。此阶段放疗主要用于处理局部病变引起的并发症,如梗阻、出血或骨转移疼痛。采用精确放疗技术(如调强放疗)以更好地保护周围正常器官,同时减少不良反应。在中国,紫杉醇联合顺铂是常用的晚期ESCC一线化疗方案,客观缓解率(ORR)为62.1%,中位PFS为5.6个月(Luo et al., 2021)。

4 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新型治疗策略
近年来,ESCC新型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在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其他创新治疗策略方面显示出相当大的潜力。

4.1 免疫治疗
在免疫治疗领域,PD-1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和卡瑞利珠单抗)已成为晚期ESCC二线治疗的标准方案,并逐步扩展至一线及围手术期治疗(Doi et al., 2018)。KEYNOTE-590等关键研究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可显著延长晚期患者的OS和PFS(Sun et al., 2021)。此外,新辅助免疫化疗(NICT)在可切除局部晚期ESCC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病理完全缓解(pCR)率高达25%。与传统新辅助放化疗相比,NICT显著减少喉返神经损伤等手术并发症,同时获得76.2%的2年生存率(Wang X. et al., 2025)。另一项分析1989年至2014年宫颈EC患者治疗数据的研究发现,同步放化疗的应用从1%增加到49%,同时总生存时间延长。这一发现肯定了同步放化疗在EC治疗中的临床价值(Pardoll, 2012)。直接比较显示,NCRT组患者在pCR率、肿瘤消退等级、淋巴结阴性率及神经侵犯和血管瘤栓发生率方面均劣于NICT组,但两组的OS相似(Qin et al., 2024)。重要的是,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如间质性肺炎和心肌炎,需要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对于老年患者、多线治疗患者或存在基础合并症者尤需注意。

4.2 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的研究聚焦于ESCC的特异性分子机制。一个研究团队发现,FAK/SFK酪氨酸激酶复合物通过磷酸化代谢酶ACLY(Tyr542/652)和ALDOA(Tyr174/302/328)驱动转移性增殖和转移灶的适应性存活(Chen et al., 2025)。针对该轴,天然化合物槲皮素苷特异性抑制ALDOA磷酸化,在动物模型中将淋巴结转移减少75%,并与FAK/SFK抑制剂(如defactinib)联合显示协同效应(Chen et al., 2025)。此外,其他靶向策略也在兴起。其中一种涉及靶向RNA修饰:AT10介导的ac4C RNA修饰增强ATP6V0E1 mRNA的翻译,促进溶酶体酸化和肿瘤转移。其小分子抑制剂G-749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抗转移潜力(Zhan et al., 2025)。除FAK/SFK轴外,ESCC中还有若干其他分子靶点正在积极研究(Jubashi et al., 2024)。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扩增虽然在胃食管交界处腺癌中更常见,但也在一部分ESCC病例中检测到,并已使用曲妥珠单抗或抗体药物偶联物(如trastuzumab deruxtecan)进行治疗探索(HERES Trial, 2021);然而其疗效似乎不如HER2阳性胃癌那样明确。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改变(包括FGFR1和FGFR2扩增)存在于约10%–20%的ESCC病例中,已在早期试验中使用erdafitinib和futibatinib等FGFR抑制剂进行靶向治疗,但观察到的活性仍然有限(ClinicalTrials.gov, 2021)。PI3K/AKT/mTOR通路的异常激活常由PIK3CA突变或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PTEN)缺失驱动,针对该轴的抑制剂(包括alpelisib和everolimus)正在评估中,但单药活性有限(Luo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约10%–22%的ESCC病例存在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突变,其可异常激活作为下游效应物的PI3K通路(Subramaniyan et al., 2026),这为联合抑制NRF2和PI3K通路作为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在超过94%的ESCC患者中过表达,靶向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如sacituzumab govitecan)与氧化磷酸化抑制剂联合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协同抗肿瘤效应(Liu et al., 2025)。尽管如此,大多数靶向药物尚未显示出可与PD-1抑制剂相媲美的生存获益,其最大价值可能在于生物标志物选择亚组或与免疫治疗联合。正在进行的生物标志物驱动试验有望阐明靶向治疗在ESCC治疗算法中的最佳整合方式。

4.3 其他新型治疗策略
其他新型治疗策略聚焦于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TIME在不同肿瘤类型中的生物学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受到认识(Kudo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5)。TIME是指肿瘤周围的细胞和分子组成,包括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细胞、细胞外基质及多种信号分子,构成一个动态生态系统。例如,靶向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中的ISCU表达可逆转其M2极化,从而增强抗PD-1疗法的疗效。抑制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中烟酰胺N-甲基转移酶(NNMT)活性可减轻免疫抑制并增强CD8+ T细胞功能(Li L. et al., 2025)。此外,针对EC的特异性适配体纳米系统(如EA1-EYLNs-PTX/siEFNA1)可提高肿瘤靶向性和基因沉默效率,为联合治疗提供了有前景的新途径(Xie et al., 2024)。

5 PD-1/PD-L1通路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机制
ESCC的治疗已进入多学科综合治疗时代,联合策略成为主流。这些策略的核心在于将新型治疗(如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与传统方法(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相整合。在各种新型治疗中,免疫系统的抑制和重编程发挥着关键作用(Wang D. R. et al., 2022)。PD-1/PD-L1通路是肿瘤免疫治疗的核心焦点。PD-1抑制剂作为免疫治疗的关键代表,其作用原理是“靶向免疫”。其机制是通过特异性单克隆抗体阻断肿瘤细胞上PD-L1与T细胞上PD-1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阻断释放了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的抑制性刹车,从而重新激活机体自身免疫系统以识别和攻击癌细胞(Iwasaki et al., 2025; Huo et al., 2024)。PD-1属于CD28受体家族成员,是一种共抑制受体和关键的免疫检查点蛋白,主要表达于活化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其配体PD-L1在许多癌细胞上高表达(Tanaka et al., 2017; Han et al., 2020),但在正常组织(如胎盘、肺、肝)中表达低。PD-L1与PD-1结合可传递负性调节信号,抑制活化T细胞的增殖,诱导T细胞耗竭,抑制整体免疫应答,最终使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Hatogai et al., 2016)。图1展示了PD-1/PD-L1通路在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及抗PD-1抗体的治疗机制。

图1 PD-1/PD-L1通路在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及抗PD-1抗体的治疗机制

在多种恶性肿瘤(如黑色素瘤和肺癌)中,肿瘤细胞利用PD-1/PD-L1通路逃避免疫清除。基因突变或炎症信号(如干扰素-γ, IFN-γ)可诱导肿瘤细胞表面PD-L1过表达,形成免疫抑制“盾牌”。在肿瘤微环境中,PD-L1(可能由肿瘤细胞或浸润免疫细胞表达)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触发下游抑制信号,抑制T淋巴细胞的免疫效应功能,从而促进肿瘤免疫逃逸(Kudo et al., 2017)。PD-1抑制剂和PD-L1抑制剂是对抗该逃逸机制的关键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类别。PD-1抑制剂靶向T细胞上的PD-1受体,单克隆抗体的Fab区与PD-1胞外域结合,产生空间位阻阻止其与配体PD-L1和PD-L2的相互作用。PD-L1抑制剂靶向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上的PD-L1分子,阻断PD-L1与PD-1的结合,并阻止PD-L1与另一受体B7-1(CD80)的相互作用。通过精确阻断这一“刹车”信号,PD-1/PD-L1抑制剂重新激活T细胞功能并重塑肿瘤微环境,在分子、细胞和全身水平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因此,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以重新激活T细胞细胞毒性并诱导肿瘤消退是一种经过验证的治疗策略(Alsaab et al., 2017)。基于这一机制,PD-1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可灵活地与各种传统疗法联合。临床上,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是最常见的方法。化疗不仅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和减轻肿瘤负荷,还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进一步启动抗肿瘤免疫应答。PD-1抑制剂联合放疗利用放疗的“远隔效应”及其调节肿瘤微环境的能力,增强全身抗肿瘤疗效(Iwasaki et al., 2025)。在围手术期,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手术的策略正在积极探索和优化以改善患者预后(Xu et al., 2018)。这些联合策略的广泛应用和持续研究为下文深入讨论具体方案及其临床证据奠定了基础。

6 PD-1抑制剂与传统疗法的联合
PD-1抑制剂与传统疗法的联合已成为当前ESCC临床治疗的重要进展。其核心在于通过免疫治疗与化疗、放疗或靶向治疗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疗效。在晚期ESCC的一线治疗中,PD-1抑制剂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显著延长OS和PFS,死亡风险降低32%(HR = 0.68),疾病进展风险降低38%(HR = 0.62)(Jiao et al., 2025)。表1概述了本节讨论的关键临床试验。此外,ORR显著提高(OR = 2.08)(Xu et al., 2018)。这种联合策略的优势在PD-L1高表达(CPS ≥10)患者中尤为明显(Pfannenstiel et al., 2010; Kim et al., 202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联合治疗增加了3级或以上irAEs的风险(OR = 3.70),但总体安全性可控,且3–5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与单纯化疗相比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fannenstiel et al., 2010; Duan et al., 2018)。

表1 PD-1/PD-L1抑制剂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在ESCC中的关键II/III期临床试验

(表1数据来源于Qin et al., 2024; Sun et al., 2021; Wang Z. X. et al., 2022; Doki et al., 2022; Xu et al., 2025; Kelly et al., 2021)

对于局部晚期可切除ESCC,NICT(即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后手术)与传统新辅助化疗(nCT)相比显著提高pCR率和主要病理缓解率,且不增加肺炎或吻合口漏等严重术后并发症的风险。这意味着更多患者可实现肿瘤降期,为根治性手术创造有利条件。此外,研究表明,尽管新辅助免疫治疗可能延长从末次治疗到手术的间隔并增加贫血风险,但不影响R0切除率或淋巴结清扫数量(Isaacs and Stinchcombe, 2022)。除联合化疗外,PD-1抑制剂还与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和放疗联合。例如,PD-1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在化疗后进展的晚期ESCC后线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另一种无化疗策略,即PD-1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ESCC,在早期研究中也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初步疗效(ORR达60.9%)和可耐受的不良事件(Huang et al., 2021)。然而,基于PD-1抑制剂的联合治疗疗效存在异质性。例如,PD-L1阴性(CPS<1)肿瘤患者和当前吸烟者可能无法从联合治疗中获得显著生存获益(Jiao et al., 2025)。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优化生物标志物以精准识别可能获益的患者,并研究新的联合策略以克服耐药。

6.1 PD-1抑制剂联合手术
PD-1抑制剂联合手术是当代ESCC综合治疗中的关键策略。它整合了术前新辅助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两种主要模式,旨在最大程度清除肿瘤、降低复发风险并改善患者长期生存。NICT后手术是目前研究最广泛和应用最多的模式。通常在术前给予2–4个周期PD-1抑制剂(如替雷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常用白蛋白紫杉醇联合铂类方案),目标是使肿瘤降期、提高R0切除率(完全显微镜下切除)并清除微转移灶,之后进行手术(McDermott and Atkins, 2013)。对于术前未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或存在高危术后特征(如手术切缘阳性或淋巴结受累)的患者,术后可继续给予PD-1抑制剂单药辅助治疗,旨在进一步清除残留肿瘤细胞并降低复发风险。释放免疫抑制并激活全身抗肿瘤应答:PD-1抑制剂阻断肿瘤细胞上PD-L1与T细胞上PD-1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解除肿瘤微环境对T细胞的“刹车”作用,重新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识别和攻击癌细胞的能力。术前应用可为手术创造更有利的局部和全身环境。提高病理缓解率和改善预后:新辅助免疫治疗可显著提高pCR率和主要病理缓解(MPR)率。获得pCR或MPR的患者通常具有更优的长期无事件生存(EFS)和OS(McDermott and Atkins, 2013)。协同效应:化疗药物可促进肿瘤抗原释放和ICD,从而与PD-1抑制剂协同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Alsaab et al., 2017)。调节TIME:TIME是指肿瘤周围细胞和分子成分的动态生态系统,包括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细胞、细胞外基质和各种信号分子(Zou and Chen, 2008; Yi et al., 2021)。手术与免疫治疗的结合可能改变肿瘤微环境,减少免疫抑制并促进免疫细胞浸润。一项单臂II期研究评估了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卡铂和白蛋白紫杉醇作为可切除ESCC新辅助治疗的疗效。结果显示,手术组4年OS率达69.4%,显著高于非手术组的33.3%,且获得R0切除的患者预后更好(Yan et al., 2022)。虽然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模式(NICT后手术并辅助免疫治疗)在其他肿瘤类型中显示出有前景的结果,尤其是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如CheckMate 77T试验(Brazel et al., 2024),这些数据应被视为间接支持证据而非ESCC疗效的直接证明。ESCC的直接证据仍在涌现。迄今为止,已有数项II/III期试验专门评估了ESCC中的NICT并报告了令人鼓舞的病理缓解率,详见下文。在本综述中,研究人员优先采用ESCC特异性临床数据,并在参考非ESCC研究作为背景或机制支持时明确标明其为间接证据。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马建群教授团队的研究(Yang et al., 2024)证实,对于局部晚期ESCC患者,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显著有效且安全性可控,为EC中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应用提供了临床证据。一项III期研究评估了围手术期特瑞普利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与单纯新辅助化疗对可切除局部晚期ESCC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表明,与单纯化疗相比,联合组显著提高了pCR率,并显示出明确的生存获益趋势。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可控,最常见的irAEs为甲状腺功能减退,未显著增加术后并发症或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Lu et al., 2024)。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道肿瘤研讨会(ASCO GI)上,上海胸科医院李志刚教授团队展示了新辅助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化疗治疗可手术局部晚期ESCC的II期临床研究结果(Wang Y. et al., 2025)。研究表明,采用该免疫联合方案,pCR率高达38.9%,且安全性良好。阿得贝利单抗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PD-L1抑制剂,既往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并于2023年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一线治疗。该研究为ESCC患者提供了新希望,标志着从传统化疗向免疫联合化疗转变的重要一步,尤其在提高pCR率和长期生存方面具有潜在优势。虽然一项利用单细胞转录组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机制探索,但研究发现PD-1介导ESCC放疗抵抗。研究人员创新性地开发了pH响应性携氧纳米气泡偶联纳武利尤单抗,并在临床前模型中证实其能特异性激活CD8+ T细胞、改善缺氧肿瘤微环境,显著增强对125I粒子放疗的敏感性,为未来PD-1抑制剂与放疗、手术等多模式联合提供了新思路。当然,在PD-1抑制剂联合手术时,需要注意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如皮疹、甲状腺功能障碍、免疫介导的肺炎、结肠炎,以及化疗本身的毒副作用。尽管大多数不良反应可控,但仍需密切监测和及时处理。关于新辅助免疫治疗后手术时机,需由多学科团队(MDT)仔细评估。当前证据表明,此类治疗不会显著增加手术难度或严重术后并发症(图2)。

图2 PD-1抑制剂联合手术总结

6.2 PD-1抑制剂联合放疗
PD-1抑制剂联合放疗是ESCC的一种强有力的综合治疗策略,具有强大的协同潜力。其核心原则在于整合免疫治疗的全身效应与放疗的局部控制,追求大于相加(“1 + 1>2”)的治疗效果。主要联合模式包括同步放免疫治疗和序贯放免疫治疗。PD-1抑制剂联合放疗的协同效应源于多种免疫生物学机制,包括逆转T细胞耗竭并激活抗肿瘤免疫、远隔效应、重塑TIME以及改善缺氧微环境以克服放疗抵抗。放疗可诱导肿瘤细胞发生ICD,释放肿瘤相关抗原和危险信号分子,激活抗原提呈细胞,从而启动T细胞应答。然而,肿瘤微环境中上调的PD-1/PD-L1通路可导致CD8+ T细胞耗竭。PD-1抑制剂阻断该通路,释放T细胞“刹车”,恢复其细胞毒性功能(Alsaab et al., 2017)。远隔效应是该联合策略最引人注目的机制之一。局部放疗不仅杀死照射野内的肿瘤细胞,还可能通过释放肿瘤抗原和炎症信号触发全身性抗肿瘤免疫应答,导致未照射远处转移灶缩小。PD-1抑制剂可增强和维持这种全身效应(Yang and Ge, 2020)。此外,肿瘤缺氧是导致放疗抵抗的重要因素。改善肿瘤缺氧同时阻断PD-1可显著增强CD8+ T细胞的激活和肿瘤杀伤功能,从而提高放射敏感性(Doki et al., 2005)。一项回顾性研究调查了在PD-1抑制剂基础上加用放疗(RT)作为复发/转移性晚期ESCC二线或后线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Cancer Medicine, 2025)。在整个研究人群(169例患者)中,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组(RT组)的中位PFS和OS在数值上优于单纯免疫治疗组(非RT组),尽管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该研究表明,对于接受免疫治疗的晚期ESCC患者,尤其是局部/区域复发者,加用放疗作为局部治疗手段可显著改善疗效和生存结局,且安全性可控,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尽管PD-1抑制剂联合放疗前景广阔,但仍存在若干挑战。联合治疗可能增加不良事件风险,尤其需要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免疫介导性肺炎和放射性肺炎等重叠毒性。其他常见毒性包括放射性食管炎、皮炎、甲状腺功能障碍和结肠炎。研究表明,虽然联合治疗可能增加某些毒性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如放射性食管炎、食管瘘),但总体安全性可控。总之,PD-1抑制剂联合放疗通过远隔效应、逆转T细胞耗竭、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及通过改善缺氧克服抵抗等机制,为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ESCC患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疗选择。来自前瞻性试验或真实世界研究的临床数据均支持其良好的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Zhang et al., 2021)(图3)。

图3 PD-1抑制剂联合放疗总结

6.3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是ESCC中被广泛采用且有效的临床策略,尤其为晚期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ESCC,PD-1抑制剂联合含铂双药化疗(如紫杉醇+顺铂/卡铂,或5-FU+顺铂)已成为标准一线治疗方案(Jiaying et al., 2024)。对于可切除的局部晚期ESCC,术前使用PD-1抑制剂联合化疗(NICT)旨在实现肿瘤降期、提高R0切除率和病理缓解率,从而为后续手术创造有利条件。这种协同作用主要源于多种机制。化疗药物如紫杉类和铂类药物可诱导肿瘤细胞发生ICD。这一过程暴露肿瘤特异性抗原并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有效标记免疫系统靶标,进而激活抗原提呈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并启动T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Gebremeskel and Johnston, 2015)。此外,化疗可帮助选择性清除免疫抑制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Tregs)和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从而减轻肿瘤微环境(TME)的免疫抑制状态。PD-1抑制剂通过进一步阻断PD-1/PD-L1通路,解除对T细胞的抑制性刹车,使重新激活的T细胞恢复肿瘤杀伤功能。此外,某些化疗药物可能上调肿瘤细胞上PD-L1的表达,这反而可能增强PD-1抑制剂的靶向和治疗效果。本质上,化疗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并快速减轻肿瘤负荷,而PD-1抑制剂激活的免疫系统负责清除残留细胞并维持长期免疫记忆。这种互补作用产生协同细胞毒性效应。一项III期临床试验确立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5-FU+顺铂)作为晚期ESCC的标准一线治疗(Kato et al., 2019)。研究显示,在全部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显著将死亡风险降低27%,并延长中位OS。同时,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35%,中位PFS改善(6.3个月 vs. 5.8个月)。中国亚组分析显示可能具有更显著的生存获益趋势,死亡风险降低49%。2024年ASCO GI会议上公布的5年随访数据显示,联合组5年OS率为10.6%,是对照组(3.0%)的三倍以上。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患者实现了长期生存,这在化疗时代几乎难以想象。ESCORT-1st试验纳入596例既往未经治疗的晚期或转移性ESCC患者,结果显示接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患者与单纯化疗相比死亡风险降低30%,且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显著性(P < 0.0001)(Luo et al., 2021)。联合组中位OS为13.5个月,对照组为12.0个月。此外,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6%。ESCORT-1st试验的最终分析证明,一线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可提供显著且有临床意义的生存获益,包括更长的OS、延长疾病控制时间和长期生存率翻倍,且安全性可控,牢固确立了其作为该患者人群标准一线治疗的地位(Luo et al., 2021)。另一项研究JUPITER-06试验评估了特瑞普利单抗联合TP化疗(紫杉醇+顺铂)对比安慰剂联合TP化疗在既往未经治疗的晚期或转移性ESC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Yamamoto and Kato, 2022)。这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试验中,患者接受特瑞普利单抗或安慰剂联合紫杉醇和顺铂治疗,随后接受特瑞普利单抗或安慰剂维持治疗,直至疾病进展、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或最长2年。结果显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42%。总之,JUPITER-06试验证实,在晚期ESCC一线治疗中,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相比传统化疗显著改善PFS和OS,且安全性可控,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的治疗选择。化疗药物诱导的ICD是一个多步骤分子过程。当暴露于诱导ICD的化疗药物(如紫杉类、铂类和蒽环类)时,濒死肿瘤细胞经历一系列紧密调控的事件,将其转化为原位疫苗。首先,钙网蛋白(CRT)从内质网转位至细胞表面,作为“吃我”信号促进树突状细胞(DCs)的吞噬。其次,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从细胞核释放至细胞外空间,与DCs上的Toll样受体4(TLR4)结合,促进抗原加工和交叉提呈。第三,三磷酸腺苷(ATP)分泌至TME,作为“找我”信号通过嘌呤能受体P2RX7信号招募DCs和其他抗原提呈细胞。总之,这些DAMPs协调DCs的成熟和激活,进而启动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应答。这种ICD驱动的T细胞启动与PD-1抑制剂协同作用,后者可防止这些新激活的T细胞在免疫抑制性TME中耗竭(Gebremeskel and Johnston, 2015)(图4)。

图4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总结

6.4 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患者选择
尽管PD-1抑制剂联合疗法在未经选择的ESCC人群中显示出稳健疗效,但获益程度在不同患者间差异很大。PD-L1表达(通过CPS评估)是验证最充分的生物标志物,CPS ≥10的患者获得更大的生存获益(Pfannenstiel et al., 2010; Kim et al., 2024)。然而,PD-L1阴性患者也能获得一定获益,表明PD-L1单独不足以作为唯一选择标准。其他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TMB、循环肿瘤DNA(ctDNA)动态、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和免疫基因特征——正在积极研究中,但尚未在ESCC中验证用于临床(Jiao et al., 2025)。未来试验应采用生物标志物驱动设计以确定联合治疗的最佳候选者,并可能使无应答者免于不必要的毒性。

6.5 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机制
尽管PD-1/PD-L1阻断已显示出显著的临床活性,但相当比例的ESCC患者存在原发性耐药(对初始治疗无应答)或获得性耐药(初始应答后复发)。耐药的机制是多因素的,包括:(1)IFN-γ信号通路缺陷(如JAK1/2突变),损害抗原提呈和T细胞运输;(2)由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类分子下调和β2-微球蛋白突变导致肿瘤抗原提呈丧失;(3)LAG-3、TIM-3和TIGIT等替代性免疫检查点上调,提供补偿性抑制信号;(4)TME中MDSCs和Tregs等免疫抑制细胞群积聚;(5)肿瘤细胞内在改变,如WNT/β-catenin通路激活,促进免疫排斥(Wang D. R. et al., 2022; Yu et al., 2026)。全面理解这些耐药机制对于设计合理的联合策略以克服耐药至关重要。

6.6 毒性管理和安全性考虑
在传统疗法基础上加用PD-1抑制剂会增加irAEs风险,包括肺炎、结肠炎、肝炎、皮炎和内分泌病变(Xu et al., 2018)。尽管大多数irAEs可通过糖皮质激素和治疗中断来控制,但严重或致死性irAEs(如暴发性心肌炎、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需要及时识别和积极处理(Li M-Y. et al., 2025)。重要的是,与化疗(骨髓抑制、神经病变)和放疗(放射性肺炎、食管炎)的重叠毒性带来了额外挑战。

6.7 特殊人群和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除上述一般安全性考虑外,PD-1抑制剂联合疗法在特定患者亚组中的适用性仍未得到充分表征。ESCC中PD-1抑制剂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主要入组年龄<75岁、ECOG体能状态0–1且无显著合并症的患者。因此,以下常见临床场景的证据仍然有限。老年患者(≥75岁):与年龄相关的免疫衰老可能改变PD-1抑制剂的疗效和毒性特征(Zheng et al., 2025)。虽然关键试验的亚组分析提示老年患者获得相似的相对获益,但绝对获益可能因竞争风险而减弱,且严重irAEs风险可能更高。专门针对该人群的前瞻性研究缺乏(Duan et al., 2024)。体能状态差的患者(ECOG ≥2):这些患者被系统排除在大多数注册试验之外,但他们在真实世界的晚期ESCC病例中占相当比例(Sato et al., 2024)。回顾性数据提示PD-1抑制剂在部分经过选择的ECOG 2患者中仍可提供有意义的姑息获益,但治疗相关毒性风险增高,生存获益不如体能较好患者显著。患有预先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ADs)的患者:这些患者因担心原有ADs发作而被历来排除在免疫治疗试验之外(Su et al., 2025)。新兴回顾性队列提示,在部分经过选择的ADs控制良好的患者中,尤其是在轻度和非活动性疾病患者中,可谨慎使用PD-1抑制剂,但AD发作风险(约30%–50%)和严重irAEs风险较无ADs患者升高。未来的前瞻性试验应考虑纳入这些代表性不足的人群,以更好地定义PD-1抑制剂联合疗法在常规临床实践中遇到的ESCC患者全谱系中的风险-获益特征。

6.8 最佳时机、持续时间和治疗顺序
若干未解答的问题涉及治疗后勤。NICT后手术的最佳时机仍有争议,目前实践依赖于多学科团队(MDT)评估。PD-1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最佳持续时间——是持续至进展、固定时长(如1–2年)还是以ctDNA动态为指导——尚未在ESCC中确定。此外,PD-1抑制剂应同步还是序贯与放疗联合,化疗是否同理,均需通过专门的比较试验进一步研究(Li Y. et al., 2025)。

7 结论
PD-1/PD-L1抑制剂与传统疗法(化疗、放疗和手术)的联合在ESCC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的协同潜力。这种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互补且增强的作用机制以及显著改善的临床疗效。该联合策略不仅提高了抗肿瘤效果,也为不同疾病分期的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通过多机制协同,它显著改善了ESCC患者的生存结局,确立了自身作为晚期ESCC标准一线治疗和围手术期关键策略的地位。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联合方案、管理安全谱并探索精准治疗策略,以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的临床获益。后续研究预计将继续探索PD-1/PD-L1抑制剂与其他靶向药物、放疗及中药的联合,旨在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甚至克服耐药。尽管联合治疗已显示出具有临床意义的疗效,但仍面临众多挑战。需要更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来进一步推进免疫治疗与传统疗法联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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