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群对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知识与态度的二十年变迁：一项代表性横断面趋势研究

《Discover Public Health》：Comparing knowledge about and attitudes towards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over a 20-year period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Germany

　　

背景：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PGT）是一种在胚胎植入前对其进行基因检测的技术。在2000年代，德国曾报道公众对PGT缺乏了解且情感态度高度矛盾。2011年法规发生变化，在特定前提条件下使该程序合法化。方法：采用具有人群代表性的横断面趋势设计，数据分别收集于2003年（n=2110）和2024年（n=2504）。分析包括χ²检验和t检验，用于比较2003年与2024年的知识与态度。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和分层回归分析探讨差异。结果：两个样本之间的主观先前知识差异轻微。社会人口学因素（性别、教育程度和关系状态）与较高的先前知识适度相关。2024年积极态度略有升高，消极态度略有降低。2003年性别和宗教归属出现微小差异。在2024年，主观先前知识与对所有利益相关项目的同意及更积极的PGT态度具有相对最强的关联。2024年，四分之一的参与者对关于PGT的陈述表示“不知道”。结论：研究结果强调了围绕PGT持续存在的争论和不确定性。结果可能表明，对基因研究与应用的态度以及生殖自主和性别偏见意识方面正在发生缓慢的社会变化。这些结果强调需要进行充分的公众教育，并指出了在医学进步与伦理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的微妙问题。试验注册：开放科学框架（OSF；https://doi.org/10.17605/OSF.IO/4PF5N）

德国人群中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知识与态度的二十年变迁：一项横断面趋势研究的解读

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PGT）是一种在胚胎移植前对胚胎细胞进行遗传学分析的技术，用于识别单基因疾病、结构重排及染色体非整倍体等异常。在德国，该技术自2011年《胚胎保护法》第3a条修订后在特定条件下合法化，但此前长期处于法律模糊地带。2000年代初期，德国公众对PGT的知识严重缺乏，情感态度呈现高度矛盾。随着法律环境变化、临床应用数量增加以及社会对生殖技术讨论的深入，公众知识与态度可能已发生演变。本研究旨在利用2003年和2024年两个时间点的大型人群代表性调查数据，系统比较德国普通公众对PGT的知识与态度变化，并探讨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变化的影响，为理解生殖遗传技术的社会接受过程及公共教育需求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横断面趋势设计研究，数据来自2003年11月（n=2110）和2024年3月至6月（n=2504）的两次代表性调查。两次调查均采用相同态度条目和评估框架，以确保跨时间可比性。研究假设2024年公众对PGT的知识水平更高、态度更为积极。结果显示，2024年主观先前知识略有增加，积极态度略升，消极态度略降，但增幅有限，且存在持续的知识缺口和显著的“不知道”反应比例上升。该研究揭示了公众对PGT认知变化的缓慢性和复杂性，提示社会价值观转变、生殖自主意识增强以及法律政策调整对公众观念产生了温和但真实的影响。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研究采用德国普通人群代表性样本，由USUMA市场研究机构通过三步ADM抽样设计（随机抽取抽样点、随机路径选择家庭、Schwedenschlüssel方法选择个体）招募参与者；调查结合面对面人口学信息采集和自填纸质问卷。统计方法包括加权χ²检验比较主观先前知识，加权t检验比较态度；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知识的社会人口学预测因素，分层回归分析态度关联因素。测量工具包括一个先前知识项目和七个态度条目（3项益处、4项担忧），均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并保留“不知道”选项。数据分析使用IBM SPSS 29，所有分析均考虑加权因子以保证人群代表性。

结果部分包含两个主要发现。3.1 主观先前知识：加权χ²检验显示2003年与2024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χ²(2)=227.439，p<.001），标准残差表明差异主要来自“有知识”和“不知道”类别，而非“不知道”与“未回答”的评估格式差异。二元逻辑回归显示，在两个年份中，女性、更高教育程度和处于伴侣关系均与较高主观先前知识相关；2024年年龄较高与较低知识相关，2003年宗教信仰与较高知识相关。效应量均较小，多重共线性检验无问题。3.2 态度：描述性分析显示，积极态度均值从2003年的3.51升至2024年的3.61，消极态度均值从3.51降至3.39。加权t检验显示多数条目差异显著，但效应量很小（Cohen's d范围|0.023-0.202|）。利益相关条目在2024年获得更强认同，担忧相关条目认同度下降，其中对“削弱残障人士社会地位”和“降低社会对遗传疾病儿童接受度”的担忧降幅最大。然而，“PGT违背伦理价值观”的认同未出现显著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不知道”的参与者比例在2024年显著上升，约占四分之一。分层回归显示社会人口学因素与态度的关联随时间改变：2003年高等教育与更低积极态度相关，2024年则与略高积极态度相关；2003年女性表现出更强消极态度，2024年差异减弱但仍存在；宗教信仰在2003年与更消极态度关联，在2024年不再显著；主观先前知识与2024年所有利益项目认同及更积极态度显著正相关，但与消极态度无关。

讨论部分指出，知识微弱增加与2011年合法化及健康信息可及性提升相一致，但2024年仍只有约三分之一参与者报告知晓PGT，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低认知率一致。态度转变虽小，但利益认同尤其是社会利益认同的上升，可能反映个体化社会价值观和生殖自主意识的增强。持续存在的“不知道”高比例表明公众对PGT的矛盾与不确定感并未消除。研究人员强调，该结果的临床意义在于，受影响的夫妇可能承受高情感负担，需要心理支持和针对性咨询。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在过去20年中，随着德国处理妊娠期遗传风险的PGT法律发生根本性变化，PGT对个人和社会的益处已被谨慎认可。对PGT的态度可能已经并将继续缓慢转变，温和地支持更自由的基因检测方法。尽管如此，所观察到的差异出人意料地小，且明显的知识缺乏问题仍然存在。公众对PGT接受度的轻微上升与知识水平的同步提高，可能既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包括生殖技术进步、媒体关注增多以及伦理和政策讨论的转变，也可能为这些变迁提供佐证。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给出明确回答，表明该议题仍然复杂且可能具有争议性，公众对其感知仍充满矛盾。无论这些微小变化应被解读为复杂而缓慢的社会进程的迹象，还是视为停滞，研究结果都凸显了公众态度的复杂性，以及围绕PGT仍存在不确定性和犹豫背景下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