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面部情绪识别：与父母情绪环境及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联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Childhood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ssociations with the parental emotional environment and chil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负面面部情绪识别（FER）的损害在患有内化（internalizing）和外化（externalizing）问题的儿童中被广泛报道；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损害是反映了反应偏向（response bias）还是辨别准确性（discrimination accuracy）的降低。儿童的情绪社会化受家庭情绪氛围的影响，然而父母心理健康与情绪表达（Expressed Emotion, EE）很少被同时考察与儿童FER的关系。本研究考察了父母心理健康、EE、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严重程度与儿童对负面面部表情识别之间的关联。416名儿童（4–8岁；71.6%为男性）因出现社会情绪和/或行为困难而被学校教师转介进行评估。儿童完成了一项FER任务，从中得出反应偏向和辨别准确性指标。父母完成了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和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EE通过父母叙事范式——五分钟言语样本（Five-Minute Speech Sample）进行评估。高水平的EE反映了对儿童更高的消极性和不满，以及更少的温暖和积极性。层级回归分析表明，儿童年龄、外化问题和EE负面预测负面面部表情的识别，其中EE是最强的预测因子，在FER结果中额外解释了1.9%–4.1%的方差。缺陷归因于较差的辨别准确性而非反应偏向。本研究结果通过强调家庭情绪氛围作为潜在的环境相关因素以及FER个体差异的可能解释，细化了以精神病理学为中心的情绪识别模型，尽管横断面设计排除了关于因果性或方向性的结论。

研究背景与问题

儿童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如情绪低落、焦虑、社交退缩）和外化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s，如品行问题、对立违抗行为、多动）在英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负面面部情绪识别（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FER）损害在外化问题儿童中已被广泛记录，尤其是在识别悲伤、恐惧和愤怒等负性效价面孔方面。内化问题与FER的关联虽研究较少，但元分析同样表明症状严重程度与情绪识别损害相关。然而，既有研究存在若干关键缺口：第一，FER损害究竟是源于反应偏向（response bias，即系统性地将一种情绪误判为另一种）还是辨别准确性（discrimination accuracy，即区分不同情绪类型的能力）下降，尚不清楚；第二，父母心理健康与情绪表达（Expressed Emotion, EE）很少被同时纳入考察与儿童FER的关系；第三，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儿童个体层面的精神病理因素，而家庭情绪环境这一潜在环境相关因素未得到充分重视。EE通过五分钟言语样本（FMSS）评估，反映亲子互动中消极/敌意模式及温暖程度，高水平EE表现为更多负面评论、更少温暖表达。已有研究表明，EE与儿童内化外化问题及父母心理健康困难密切相关，但其对FER的直接影响仍探索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首次同时考察父母心理健康、EE、儿童内化外化问题严重程度与儿童负面FER之间的联合关联，并区分FER损害的性质（辨别准确性vs.反应偏向），同时探讨情绪强度的影响。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以416名4–8岁儿童（71.6%男性）为样本，这些儿童因学校教师转介而进入神经发育评估单元（NDAU）接受评估，均未在评估时获得神经发育障碍诊断。主要照护者中87.8%为母亲。研究假设：FER损害与家庭情绪氛围（EE、父母焦虑抑郁）及儿童内化外化问题严重程度相关，且这些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能解释FER损害的额外方差。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儿童完成FER任务（40张来自Radboud Faces Database的高兴、悲伤、愤怒、恐惧和中性面孔，以不同强度呈现），从中计算识别准确性、辨别准确性（DA）和反应偏向（RB），采用两高阈值（2HT）方法。父母完成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儿童行为量表（CBCL）。EE通过FMSS范式评估，使用情绪表达编码方案（EECS）编码温暖和消极性全局评分及正负评论计数，30.5%样本由主编码员编码，编码者间一致性良好（ICC = 0.84–0.94）。社会经济剥夺采用威尔士多重剥夺指数（WIMD）评估。数据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PCA）提取EE复合指数（EE_Neg，解释64.42%方差），层级回归和调节分析检验预测因子及交互作用，预测变量均值中心化，5000次自助抽样。

研究结果

初步分析显示，女孩的负面反应偏向略高于男孩（t(405) = -1.97, p = .05），其余无性别差异。样本中儿童内化外化症状及父母焦虑抑郁水平均升高，FMSS评分变异较大。高强度负面表情识别准确率约75%，低强度表情识别准确率较低。EE_Neg与儿童内化外化问题、父母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EE越高、内化外化问题越严重，负面FER表现越差，尤其对低强度面孔和DA。年龄与低强度准确率和DA呈负相关。因父母或儿童精神病理及EE_Neg与RB无关联，RB未纳入后续分析。

高强度负面面孔识别：层级回归中，外化问题在第一步为唯一显著预测因子（β = ?0.28, p = .004），解释2.9%方差；加入EE_Neg和父母焦虑抑郁后，EE_Neg成为唯一显著预测因子（β = ?0.15, p = .005），额外解释1.9%方差。EE_Neg与外化问题的交互项不显著（p = .063）。

低强度负面面孔识别：年龄在第一步显著负向预测准确率（β = ?0.10, p = .037）；加入内化外化问题后，外化问题（β = ?0.13, p = .032）和年龄（β = ?0.11, p = .023）均为显著预测因子，额外解释3.0%方差；最终模型中EE_Neg成为唯一显著预测因子（β = ?0.22, p < .001），额外解释4.1%方差。EE_Neg与外化问题交互不显著（p = .135）。

负面面孔辨别准确性：年龄在第一步显著负向预测DA（β = ?0.11, p = .022）；加入内化外化问题后，外化问题（β = ?0.16, p = .006）和年龄（β = ?0.12, p = .013）显著，额外解释3.4%方差；最终模型中EE_Neg（β = ?0.20, p < .001）和年龄（β = ?0.10, p = .033）为主要预测因子，EE_Neg额外解释3.2%方差。EE_Neg与外化问题交互不显著（p = .057）。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大样本高风险社区样本中同时考察父母心理健康、EE和儿童内化外化问题与儿童FER的联合关联。在所有负面FER指标中，EE是最一致的预测因子，其解释力超过儿童症状严重程度和父母焦虑抑郁症状。儿童内化外化问题在双变量层面与FER相关，但纳入EE后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减弱至不显著，提示精神病理与FER的关联可能反映共享的家庭层面变量暴露。父母焦虑抑郁与FER无直接关联，但与EE_Neg相关，提示父母心理健康可能通过EE间接影响儿童情绪相关技能。高EE（更高消极性、更低温暖）与高低强度负面表情识别及DA的较差表现相关，且EE在儿童年龄、父母心理健康及内化外化问题之外解释了额外方差（1.9%–4.1%）。FER缺陷主要反映辨别准确性下降而非反应偏向，与逆境和忽视文献中有限或不一致的情绪输入与辨别困难相关的发现一致。年龄与低强度识别和DA的负向关联为意外发现，鉴于样本年龄范围狭窄（4–8岁）和高风险性质，不应解释为情绪识别随年龄退化。研究结论强调家庭情绪氛围可能是儿童FER个体差异的重要环境相关因素，扩展了以精神病理学为中心的情绪识别模型；但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或方向性，且模型解释的方差比例有限，提示其他未测量的儿童、父母和任务层面因素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