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作年龄乳腺癌术后生存者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焦虑、抑郁与癌症复发恐惧（FCR）的横断面研究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Chinese postoperativ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of working ag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目的：心理健康是工作年龄乳腺癌生存者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该领域研究仍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该特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识别相关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于2023年7月5日至11月5日在一家北京肿瘤医院开展横断面研究，患者来自中国各地。共招募443名工作年龄乳腺癌术后生存者。参与者自我报告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诊断前职业和当前工作状态）、诊断和治疗资料。心理健康状况分别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版（FCRI-SF）评估焦虑、抑郁和癌症复发恐惧（FCR）症状。采用描述性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社会人口学、临床因素与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关联。
结果：在443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9.4岁；年龄18–60岁；均为女性）中，分别有27.1%、29.3%和31.8%被评估存在焦虑、抑郁和癌症复发恐惧症状。北京居民（44.0%）报告FCR症状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北京居民（调整OR=0.57，95%CI：0.37–0.90，p=0.02）。癌症诊断前从事非专业职业者（47.6%）显示出抑郁可能性较低的趋势（调整OR=0.58，95%CI：0.34–0.99，p=0.05）。
结论：居住地和职业差异与FCR和抑郁症状相关。数字健康干预可能有助于解决非中心城市未满足的心理支持性照护需求，而职业康复支持可能使具有专业背景的个体获益。

研究背景：全球范围内，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诊断的癌症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乳腺癌发病率上升，35岁以下女性发病率逐渐增加。筛查和治疗进步使工作年龄长期生存者数量增加。工作年龄乳腺癌生存者面临焦虑、抑郁和癌症复发恐惧（FCR,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等心理健康挑战，并显著损害生活质量。国际研究报道，抑郁和焦虑症状不仅出现在乳腺癌诊断后第一年，也可在长期生存期持续；FCR作为普遍担忧，可在治疗后持续多年并导致心理困扰。除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外，职业类型和重返工作状态被发现与乳腺癌生存者心理结局显著相关。中国已识别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合并症等为抑郁、焦虑和FCR的显著预测因素。然而，较少研究系统考察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中国乳腺癌生存者心理健康结局，尤其考虑工作年龄生存者的重返工作。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

研究开展：该研究为横断面问卷调查，于2023年7月5日至11月5日在北京一家专注于肿瘤的三级医院进行，患者来自中国各地。招募地点为乳腺癌外科中心乳腺超声室候诊区。纳入标准包括诊断乳腺癌至少2年、术后、诊断时在职、研究时18–60岁；排除严重认知障碍以及妨碍完成问卷或访谈的听力、视力或语言障碍。共访谈2230名乳腺癌患者，1777名不符合标准，10名未书面同意，最终443名术后乳腺癌患者参与。研究经北京大学肿瘤医院（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3Y1237。据研究人员所知，这是中国首个在分析中同时纳入当前工作状态和诊断前职业的乳腺癌生存者心理健康问卷研究。主要结局为心理健康状况，包括焦虑、抑郁和FCR症状；次要结局为相关因素。研究结论指出，居住地和职业差异与FCR和抑郁症状相关；数字健康干预可能帮助非中心城市，职业康复支持可能使专业背景者获益。其意义在于为区域特异性心理支持和职业康复整合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采用横断面问卷研究，样本来源于北京某三级肿瘤专科医院乳腺外科中心乳腺超声室候诊区，患者来自全国；纳入诊断至少2年、术后、诊断时在职、18–60岁者。通过自报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含诊断前职业、当前工作状态）、诊断和治疗资料；职业按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划分。心理评估采用GAD-7、PHQ-9、FCRI-SF分别评估焦虑、抑郁和FCR。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使用SPSS 24。

研究结果：
社会人口学与临床特征（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443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9.4岁，18–60岁，均为女性；80.3%≤55岁；91.2%已婚；66.6%接受高等教育。44.0%居住北京，56.0%来自中国其他地区。诊断前52.4%为专业职业（ISCO I&II；技能水平4），47.6%为非专业职业（ISCO III-IX；技能水平1–3）。44.5%重返工作，即恢复同岗位和同工时。临床方面，85.3%初诊为0–2期或未知，14.7%为3–4期；52.6%诊断后≤5年，31.8%为6–10年，15.6%>10年；放疗69.5%，化疗66.8%，复发4.5%。上述结果为描述性统计所得。

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associated factors）：GAD-7显示27.1%存在焦虑症状，其中18.5%轻度、8.6%重度；PHQ-9显示29.3%存在抑郁症状，其中19.4%轻度、9.9%重度；FCRI-SF显示31.8%存在FCR症状，其中28.0%亚临床、3.8%临床显著。单因素分析显示，FCR在居住地方面差异显著，非北京居民FCR水平更高（χ²=5.05，p=0.03）；FCR在专业与非专业职业间差异显著（χ²=4.04，p=0.04）。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当前工作状态、临床分期、诊断后年数、化疗或复发状态与焦虑、抑郁、FCR均无显著差异（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北京居住与较低FCR症状显著相关（调整OR=0.57，95%CI：0.37–0.90，p=0.02）；非专业职业显示抑郁症状可能性较低的趋势（OR=0.58，95%CI：0.34–0.99，p=0.05）。其他变量未显示一致显著关联。重返工作与心理健康结局无显著关联（p>0.05）。补充分析显示，专业职业者53.0%重返工作，非专业职业者为35.1%；专业职业者辞职8.2%、退休5.6%，非专业职业者辞职17.1%、退休13.7%，p<0.001。上述结论由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得出。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焦虑症状为27.1%、抑郁症状为29.3%，提示该人群需要心理支持；该患病率高于既往中国研究，可能与研究对象限定为诊断时在职且研究时处于工作年龄、评估工具不同，以及2023年COVID-19疫情后影响有关。FCR症状为31.8%，低于香港研究45.7%，香港研究在术后8周评估，而该研究参与者距初诊至少2年，术后恢复更久。居住地方面，北京居民FCR更低，可能因北京集中肿瘤专科医院和医疗资源，患者更易获得先进癌症照护、社会网络和心理社会支持；中国存在城乡生活质量差异，但该研究城乡居住与心理健康无显著关联，可能因农村参与者仅12.4%导致统计效能有限。职业方面，非专业职业者抑郁症状更低，与丹麦研究相反；丹麦研究仅49例绝经后且在阿那曲唑治疗第一年。原文提出，非专业职业者更可能辞职或退休，离开劳动力可能减少工作压力，但需更大研究证实。重返工作在该研究中与心理健康结局无显著关联，与既往国际研究不同；可能因重返工作定义为同岗位同工时，部分参与者调岗或减工时但仍受雇于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工作需求和压力不同；重返工作也可能兼有心理获益和工作压力。临床因素包括癌症分期、诊断后时间、治疗方式和复发状态未显著关联；既往研究报告化疗和较长治疗时间等可预测抑郁、焦虑和FCR。该研究未评估内分泌治疗，如他莫昔芬和芳香化酶抑制剂，可能影响心理社会健康；复发率仅4.5%可能降低检测FCR关联的统计效能；测量工具、人群特征和评估时机差异也可解释。局限性包括：因工作相关因素为关键变量，纳入诊断时在职和研究时工作年龄且诊断至少2年，1777/2230被排除，样本较小，代表性受限；北京三级医院约半数为北京居民，医疗资源可及性好，可能低估总体心理问题；仅纳入术后生存者，病情相对较轻，可能低估心理负担；仅收集当前工作状态和诊断前职业，无法捕捉纵向变化和因果关系；职业仅分专业与非专业，信息有损失。未来需多中心、非中心城市、农村、多样职业和纵向研究，并探讨居住差异的中介因素，如照护可及性、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和失业风险。

结论翻译：该研究发现，中国工作年龄乳腺癌生存者中焦虑、抑郁和癌症复发恐惧（FCR）等心理健康问题仍较普遍。居住在北京以外和癌症诊断前从事专业职业与更高心理困扰可能性相关。提供标准化FCR筛查和心理教育的数字健康工具可能有助于满足非中心城市生存者未满足的支持性照护需求。此外，临床医生应关注具有专业背景生存者的心理健康需求，并考虑将职业康复与心理支持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