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izophrenia Research》：Unpack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trauma types and schizotypy dimensions in a community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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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际创伤（IT，即故意伤害他人）是已知的精神病谱系症状的风险因素。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基于创伤类型（IT与非IT）的差异风险是否会在精神分裂型人格的各个维度上体现出来。此外，目前仍不清楚与IT相关的风险增加是否反映了创伤的本质，还是由于创伤累积的“剂量”效应，因为IT发生的频
摘要
人际创伤（IT，即故意伤害他人）是已知的精神病谱系症状的风险因素。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基于创伤类型（IT与非IT）的差异风险是否会在精神分裂型人格的各个维度上体现出来。此外，目前仍不清楚与IT相关的风险增加是否反映了创伤的本质，还是由于创伤累积的“剂量”效应，因为IT发生的频率更高。为了为风险评估提供依据，我们使用了一个大型的社区样本（N = 506）来填补这些空白。我们采用的精神分裂型人格测量方法区分了认知感知（CP）、混乱（DO）、情感/社交依恋受限（CA）和过度社交焦虑（SA）等因素。通过参与者报告的IT和非IT经历，我们使用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了精神分裂型人格与各种创伤类型及其共存的关联。然后，我们测试了累积创伤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假设，即使控制了累积创伤，IT仍然会与与社会威胁相关的精神分裂型人格因素（如SA；包括偏执的CP）有关。虽然IT与所有精神分裂型人格因素的升高均有显著关联，并且这种关联超出了非IT的影响范围，但累积创伤仍在一定程度上为CP的关联提供了额外解释力。有趣的是，对于SA来说，即使在增加了累积创伤的情况下，也只有IT显示出显著关联。即使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特征、一般心理病理学因素和大麻使用情况后，结果仍然成立。我们的发现强调了在评估精神分裂型人格风险时，创伤类型和创伤累积量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工作应探讨这些暴露因素如何导致症状表现的不同。
引言
精神病谱系症状在一般人群中相对常见（Kelleher和Cannon，2011；McGrath等人，2015；Staines等人，2022），并且与显著的心理困扰和功能损害相关（Butter等人，2023）。在社区样本中，可以使用精神分裂型人格的维度框架来研究轻微的精神病谱系症状（Kwapil和Barrantes-Vidal，2015）。在精神分裂型人格中，精神病性现象被组织成阳性（例如，异常感知、偏执）、阴性（例如，情感/社交依恋受限）和混乱（例如，言语/行为古怪）等维度（Kemp等人，2021；Reynolds等人，2000）。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的得分升高被认为代表了更高的临床风险（Debbane等人，2015），并与社会功能受损有关（Abu-Akel等人，2018；Kwapil等人，2012；Minor等人，2020）。然而，环境逆境，尤其是不同形式的创伤，如何在不同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人际创伤（IT）是指个体受到他人故意明确的伤害（例如，强奸、抢劫、反复殴打），已被证明与精神病谱系症状的增加有关（Stevenson等人，2024），并且可能特别增加了涉及社会恐惧或不信任（即偏执）的症状风险（Bentall等人，2014；Herms等人，2024；Schaug等人，2023）。文献建立了IT与阳性精神病谱系症状（包括精神分裂型人格的阳性特征Arseneault等人，2011；Behdinan等人，2024；Lebovitz等人，2021）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关于IT与其他精神病谱系症状或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较少。鉴于社会压力源对负面维度症状（例如，情感/社交依恋受限）的潜在影响（Degnan等人，2022），以及精神分裂型人格构建中的过度社交焦虑维度（Cohen等人，2010；Horton等人，2014），这一点尤为重要。虽然负面症状反映了动机的降低，但社交焦虑反映了恐惧和基于威胁的过程，而IT可能与这些过程特别相关（Yoon和Kim，2026）。相比之下，非人际创伤（non-IT），指的是自然灾害或严重疾病等非故意的创伤，似乎与阳性精神病谱系症状的关联较弱（Herms等人，2024；Lebovitz等人，2021），并且可能与其余的精神病谱系症状或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的关联也较弱（Arseneault等人，2011）。然而，这种特异性在精神病研究中研究不足，也未完全扩展到维度精神分裂型人格。本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旨在澄清不同类型的创伤是否在精神分裂型人格的整个范围内存在不同的风险。
此外，重要的是要认识到IT的发生频率通常高于非IT（Baker等人，2021；Hughesdon等人，2021），这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观察到的IT关联是反映了创伤类型的“内容”，还是由于累积创伤的“剂量”效应。文献表明，当不考虑创伤类型时，精神病谱系症状与累积创伤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Flinn等人，2025），包括更大的累积创伤与更多阳性症状相关（Shevlin等人，2008；Zoromba等人，2024）。累积创伤还与多种心理病理学形式的更严重症状密切相关（例如，抑郁症、PTSD）（Breslau等人，1999；Suliman等人，2009）。在PTSD的研究中，试图区分累积创伤和创伤类型的影响表明，当创伤既是人际性的又是反复发生的时，结果更糟糕（Kessler等人，2017；Suliman等人，2009）。然而，关于创伤类型（IT与非IT）和累积创伤对精神分裂型人格影响的区分在精神分裂型人格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探索，这是为风险评估和机制研究提供信息所必需的步骤。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考察了创伤类型；我们在控制非IT暴露的情况下，测试了IT是否与主要的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有独特的关联。其次，我们明确了观察到的创伤类型效应是否可以更好地通过累积创伤来解释。首先，我们假设IT会在控制非IT的影响后，仍然与代表阳性症状和社会焦虑的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有显著关联，这是基于文献和社会威胁对这些维度的相关性。相反，我们假设代表混乱和负面症状的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不会与IT有额外的显著关联。其次，我们假设在控制累积创伤后，IT仍会与代表阳性症状和社会焦虑的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有显著关联，这突出了社会威胁关联的稳健性。此外，我们假设这些效应不会受到其他共存心理病理学的影响，我们在具体测试中对此进行了检验，因为创伤与广泛的心理病理学有关。综上所述，我们将测试IT是否在非IT和累积创伤的影响之外，与特定的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相关，这是为未来的风险、适应能力和干预研究提供信息的必要特异性。
章节片段
参与者
本研究结合了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两个数据集。这些程序得到了印第安纳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第一个数据集（n = 109）包括来自在线研究的社区参与者。第二个数据集包括来自现有研究的社区大麻使用者（n = 214）和非使用者（n = 190）。这两个数据集被合并形成了一个样本（N = 506）。
参与者没有被基于精神健康状况排除在外
样本特征
描述性信息见表1；参与者根据创伤暴露情况分组，以便在主要分析中进行事后比较。卡方检验用于检查分类描述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于检查连续描述变量；统计信息见表1。不同组之间的年龄有显著差异；报告两种创伤类型的个体年龄最大。观察到性别差异在组间存在趋势；
讨论
本研究使用了大型社区样本，通过维度精神分裂型人格来研究创伤与精神病谱系症状之间的特异性关联。本研究的目标是剖析创伤的相关风险因素的多个方面，以扩展先前的研究。具体来说，该研究测试了人际创伤（IT）是否在非人际创伤（non-IT）之外，与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有独特的关联，以及这些
限制与未来方向
我们的研究有几个优点，包括大型社区样本、对创伤特异性的考察，以及在其他特征控制下研究结果的稳健性（Guloksuz等人，2015）。然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大约50%的参与者是大麻使用者，这一比例高于一般人群。然而，排除所有大麻使用者的敏感性分析（Arranz等人，2018）显示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其次，我们的
结论
本研究澄清了在社区样本中，IT是否与非IT相比与维度精神分裂型人格有更强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否反映了创伤的本质或累积创伤暴露。结果表明，IT在所有精神分裂型人格维度上的关联都比非IT更强，但累积创伤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效应，除了SA仅与IT相关。重要的是，解释这些发现时需要理解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Natalie E. Marks：写作——审稿与编辑、原始草稿撰写、可视化、项目管理、方法论、形式分析、数据处理、概念化。Emma N. Herms：写作——审稿与编辑、监督、方法论、概念化。Krista M. Wisner：写作——审稿与编辑、监督、资源管理、方法论、概念化。
资金来源
第一个数据集和当前分析的资金由教员启动资金（KMW）提供。第二个数据集的收集得到了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资助（R01DA048012），以及印第安纳大学教员研究支持计划》的支持。内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资助方的观点。
致谢
我们感谢参与者的时间。我们还要感谢参与数据收集和为合并样本获取资金的人员，包括Emily Gildea、Bess Bloomer、Rachel Tullar、Eric Larson、Alexandra Moussa-Tooks、Amanda Bolbecker和William Hetrick。
Natalie E. Marks|Emma N. Herms|Krista M. Wis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