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水线上”：中国女性对辅助生殖技术伦理问题的体验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On an Assembly Line”: Women’s Experiences of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Care in China

　　**摘要**

**研究问题**
在中国，女性如何体验体外受精（IVF）护理的伦理维度，这些体验又是如何在临床、组织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研究设计**
我们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对28名正在接受IVF治疗或在过去六个月内已完成治疗的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入访谈。数据分析采用了反思性主题分析方法，并借鉴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尊重产妇的护理原则以及生物医学伦理学作为补充的理论资源。

**研究结果**
“流水线IVF”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诠释隐喻，它揭示了组织和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共同影响着女性的护理体验。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凸显了需要关注的伦理维度：知情同意有时被理解为行政遵从，这削弱了患者的信任和自主性；与年龄相关的医学讨论及有限的隐私保护被认为会侵犯患者的尊严；对疼痛和情绪困扰的忽视被视为损害了患者的身心完整性；性别化的不对称性使得治疗相关和情感负担主要落在了女性身上，从而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担忧。

**结论**
本研究指出，自主性、尊严、身心完整性以及公平性是中国IVF护理中的关键伦理维度。研究结果挑战了仅关注生物医学结论的评估方式，并表明护理的伦理质量不仅受医疗专业人员的影响，还受到组织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引言**
国际辅助生殖技术监测委员会（ICMART）的世界报告涵盖了83个国家的数据，记录了2017-2018年间超过600万例辅助生殖技术（ART）手术以及近140万例由此诞生的婴儿（Baker等人，2025年）。体外受精（IVF）已成为全球生殖健康领域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Thompson，2013年；Inhorn，2021年）。随着推迟生育现象的普遍化（Kushnir等人，2022年）以及高龄生育成为不孕的主要风险因素（Sauer，2015年），IVF在时间压力下日益被视为一种“希望技术”（Franklin，2022年），并扩展了家庭形式的可能性（Cai和Choi，2025年）。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对于女性在常规生育护理中遇到的伦理问题的实证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

除了技术层面的成就外，IVF还加剧了不孕症本身带来的身体、情感和经济负担（Greil等人，2011年；Almeling & Willey，2017年）。患者可能需要经历多个卵巢刺激周期，但最终可能无法实现怀孕（Abdullah等人，2020年；Yan等人，2023年）。这些负担常常发生在临床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组织对效率的追求及知情同意的不足可能损害患者的理解、选择和信任，同时增加其情感困扰和疲惫感（Laufer-Ukeles，2011年；Oh & Shin，2025年）。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指出，辅助生殖技术嵌入在生物医学、商业和社会文化系统中，这些系统决定了生育的定义、价值及其管理方式（Inhorn，2006年；McKinnon，2014年）。在IVF过程中，这些系统可能使女性的身体劳动、疼痛和能动性容易受到制度化监控和临床管理的影响，即使患者重视这项技术本身，也感到护理缺乏个性化（Einboden等人，2024年）。因此，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PCC）被广泛认为是高质量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生育治疗中，因为身体、情感和关系方面的需求紧密交织（McMillan等人，2013年；Gameiro等人，2013年）。学者们认为，PCC不仅关注患者的偏好、需求和价值观，还关注临床互动中的沟通质量、合作程度和响应性（Borghi等人，2019年）。关于尊重产妇的护理（RMC）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强调，隐私、尊严和知情同意是患者中心生育护理的基础要求（Bohren等人，2015年；Bohren等人，2020年；Susam-Saraeva & Patterson，2025年）。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高质量护理也被定义为超越生物医学效果，包括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维度（van Empel等人，2008年；Gameiro，2020年）。

中国提供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背景，用于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该国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性别化的生育期望和持续存在的医疗系统压力相互交织。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的不孕率从1988年的6.89%上升到2009年的12.5%（Zhang，2020年；Huang等人，2024年）。传统上对婚姻、母性、孝顺和家庭延续的期望加剧了面临不孕问题的女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Logan等人，2019年）。截至2025年底，中国的监管框架将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限制在已婚异性伴侣之间，这一模式在亚洲和中东的多个地区也存在（Uche，2025年；Takahashi，2026年），并将IVF的资格与婚姻、亲属关系和生育的主流规范挂钩，使得中国的案例具有全球性的讨论意义。此外，中国公共卫生组织长期面临机构激励和高服务需求的压力，可能导致更注重程序效率而非细致的沟通（Wu等人，2017年）。特别是，不孕患者普遍认为医患沟通和关系很重要，但他们常常感到这种沟通不足（Klitzman，2018年）。到2019年，中国每年进行的辅助生殖技术周期已超过一百万次（《中国母婴健康发展报告》，2019年）。到2022年，全国536家许可机构每年提供了超过一百万次辅助生殖技术服务（Zhang等人，2022年），到2025年底，所有31个省均已将部分IVF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标志着重要的政策转变（Zhang和Qiao，2025年）。尽管这些条件提高了部分患者获取IVF服务的经济能力，但也影响了医疗专业人员提供技术复杂且情感要求高的生育护理的组织环境。生育诊所的专业人员报告称，时间、工作量和组织压力是护理服务中的重要挑战（Boivin等人，2017年）。

全球关于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Cai和Choi，2025年）：一是研究机构政策、主导话语和资源分配不平等如何剥夺个人权利或加剧性别化差异；二是探讨辅助生殖技术如何改变传统的母亲身份和家庭构建方式。现有的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研究主要关注临床结果（Chen等人，2025年）、可及性和负担能力（Wang，2022年），而全球和当地的研究较少关注女性在特定辅助生殖技术医疗环境中的护理伦理体验。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实践受到国家许可要求、技术标准和伦理指南的正式规范，这些规范规定了机构批准、资格、临床指征和伦理监督。然而，仅靠正式规定无法解释日常临床实践中伦理承诺是如何被解读、执行或受限的（Bohren等人，2015年；Bohren等人，2020年；Takahashi等人，2025年）。具体而言，很少有实证研究探讨在高服务需求、标准化和时间压力下，临床实践、医学话语、组织安排和社会文化压力如何共同影响女性的实际体验。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以PCC作为护理质量的总体导向，并借鉴了RMC理论和生物医学伦理学作为补充的理论资源。PCC将高质量的生育护理定义为超越生物医学效果，包括对患者偏好、需求、价值观、沟通、参与度和心理社会体验的响应（van Empel等人，2008年；Gameiro，2020年）。RMC理论进一步关注知情同意、隐私、尊严、沟通、安全和公平性（Cantor等人，2024年），而生物医学伦理学提供了关于自主性、无害性、非恶行和公平性的规范参考（Varkey，2021年）。这些概念资源使分析更加关注沟通、决策、身体体验和责任分配的伦理维度，同时不预先确定最终的主题结构。通过反思性地分析与参与者的叙述，最终分析围绕四个相互关联的伦理维度进行组织：自主性、尊严、身心完整性和公平性。

**研究方法和背景**
我们采用半结构化的深入访谈方式，对象是在中国大陆公立医院接受IVF治疗或在过去六个月内完成IVF治疗的女性。研究探讨了女性如何体验常规IVF护理的伦理维度，以及临床实践、医学话语、组织安排和社会文化压力如何影响这些体验。

**样本和参与者**
参与者于2025年6月至8月期间通过小红书（RedNote）平台招募。

**数据分析结果**
我们的反思性主题分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诠释隐喻和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每个主题都围绕IVF护理的某个伦理维度展开（表2）。28名参与者中有9人自发使用了“流水线”（“liúshuǐxiàn”）来描述他们的IVF体验。另外11名参与者虽然没有使用这一确切表达，但他们描述了类似的护理特征，如高患者流量、临床人员角色划分不明确等。

**讨论**
参与者自发的“流水线”隐喻在多次访谈中反复出现，反映了技术效率与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所需伦理条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体现了患者对于沟通有限、隐私受损、对疼痛和情绪困扰的忽视以及治疗相关负担性别化分配的担忧。同时，患者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其他限制。

**未来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或比较设计，探讨IVF护理的伦理维度在不同治疗阶段（如刺激、取卵、胚胎移植、妊娠确认、治疗失败或重复尝试）中的变化。还需要涉及夫妻和男性伴侣的研究，以了解男性如何理解参与过程，家庭内如何协商治疗相关和情感责任，以及社会和家庭角色如何塑造生育责任。

**作者贡献**
Michael Dunn负责概念化、方法论、调查、正式分析、数据整理、软件使用、验证、可视化、项目管理和初稿写作及审稿编辑。Shizuko Takahashi负责正式分析、可视化和初稿写作及审稿编辑。Mohammed Ding负责资金筹集和审稿编辑。Wenjuan Mao负责方法论和正式分析及监督。

**资助**
本研究部分得到了杜克大学全球学生研究基金的支持，主要用于数据收集活动。

**声明**
在撰写本文期间，作者使用了ChatGPT（版本5.2，OpenAI）来提高文本的清晰度和语言表达。由于部分作者的母语非英语，该工具仅用于语言优化。作者在使用后对内容进行了审查和编辑，并对工作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原创性负全责。

**致谢**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参与者分享他们的时间、经验和观点。Mohammed Ding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的研究支持（NUHSRO/2022/035/Startup/05）。Shizuko Takahashi感谢新加坡社会科学理事会（通过教育部）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2023-SSRTG-006）以及新加坡卫生部提供的研究支持。Ruoran Murphy Qiu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博士生，她的研究跨越了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律领域，特别关注生物伦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社会福利与法律、科学技术研究（STS）以及全球健康。

**关键信息**
这项定性研究揭示了在中国IVF护理中，以效率为导向的“流水线”逻辑如何导致了一系列伦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