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Who Qualifies to Assure? The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Capture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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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可持续与环境报告鉴证（SERA）中鉴证者资格（qualification of assurors）如何被建构以及为何仍受激烈争议。研究人员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来自印度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NGO）、鉴证者与报告公司的定性证据，将“资格”概念
本研究考察可持续与环境报告鉴证（SERA）中鉴证者资格（qualification of assurors）如何被建构以及为何仍受激烈争议。研究人员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来自印度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NGO）、鉴证者与报告公司的定性证据，将“资格”概念化为“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其灵活到足以被相互竞争的行动者援引，却又过于模糊而难以确保实质可信度。鉴证标准并不向从业者发放执照，该职能通常由监管机构和专业团体承担。尽管如此，ISAE 3000 (Revised) 要求项目合伙人（engagement partner）具备“对基础主题事项的充分胜任能力”（sufficient competence in the underlying subject matter），并要求非专业会计师的从业者识别其执业所依据的等效专业要求。研究人员的分析考察当没有外部机制持续验证所声明的资格时，这些能力要求会变成什么。研究发现，鉴证标准要求能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业者自行识别并披露约束其工作的专业要求，而标准本身并不提供外部许可或验证机制。这种模糊性使专业行动者和管理行动者能够将声誉合法性置于透明展示专业能力之上，可能使鉴证退化为象征性活动，而非实质性问责机制。该研究通过将资格重新框架为一种脆弱的、网络化成就而非固定资历，为SERA文献作出贡献。它强调需要透明、对话性和可执行的机制，使能力声明能够被展示、审查和维持，从而保障独立性、严格的重大性评估（materiality assessments）和利益相关者信任。这些发现为标准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寻求缓解绿色清洗（greenwashing）并增强可持续鉴证诚信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该文由Flavia Rodricks、Muhammad Al Mahameed和Umair Riaz完成，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研究聚焦可持续与环境报告鉴证（SERA）中鉴证者资格如何被建构、争夺和动员。研究背景在于，可持续与环境报告（SER）已成为企业透明度核心，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不仅关注披露内容，也关注其可信度。SERA被期待提升披露可信度，但鉴证提供者能力如何建立、由谁验证仍未解决。已有文献记录了会计可持续鉴证提供者（ASAPs）与非会计可持续鉴证提供者（NASAPs）竞争、Big Four市场主导、鉴证范围部分化、保证程度有限、重大性由管理层决定，以及专业捕获和管理捕获，但未研究能力要求本身如何在实践中被履行。ISAE 3000 (Revised) 要求项目合伙人具备能力，并要求非专业会计师从业者识别等效专业要求，却未提供外部验证机制。印度情境具有分析独特性：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SEBI）的Business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BRSR）和BRSR Core强制鉴证，BRSR Core分阶段实施合理保证，且不限定专业背景，但印度未建立相应资格基础设施；欧盟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CSRD）在准入上同样不限定专业，却对非审计提供者规定等效培训、考试和公众监督。因此，印度暴露了“强制鉴证但无资格基础设施”的机制。
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结合半结构化访谈与组织文件分析。样本来自印度SERA网络，共19位参与者，包括监管者、NGO、ASAP、NASAP和报告公司；数据收集分两阶段，2023年主要阶段，2026年理论抽样补充4位，即2位NGO与2位NASAP。参与者来自Mumbai、Delhi、Chennai以及两名印度境外。访谈通过Microsoft Teams进行，转录后使用NVivo编码。文件包括SERA标准（ISAE 3000、AA1000AS、ISSA 5000）、GRI指南、BRSR、BRSR Core、鉴证声明和公司特定文件。分析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操作化概念进行，包括转译（translation）和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
研究结果保留原文小标题并概括如下。5.1 Constructing Competence: Qualification as a Boundary Object（能力建构：鉴证者资格作为边界对象）。通过访谈和标准文本，研究发现印度监管者确认没有明确的鉴证者资格定义，鉴证者可自行决定。ISAE 3000 (Revised) 不将业务限制于专业会计师，但要求胜任能力，并将等效专业要求的识别和披露留给从业者。ASAPs将能力理解为由事务所质量体系承载的鉴证方法论；NASAPs将其理解为个人持有的技术主题知识。两者都满足标准字面要求，没有外部行动者裁决。AA1000要求注册，但无监控。能力成为弹性边界对象，用于利益协调，却未被迫稳定。结论是，资格因自我声明而保持模糊，使鉴证开放于捕获。
5.2 SERA Standards as Arenas for Contesting Legitimacy（SERA标准作为合法性争夺场域）。通过标准条款分析和访谈，研究发现ISAE 3000段落31、32及69(i)-(j)要求项目合伙人和团队具备能力，非会计师须识别等效专业要求，但标准未提供“充分”的度量或验证者。ASAPs主要使用ISAE 3000，NASAPs主要使用AA1000AS。AA1000AS的Certified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actitioner（CSAP）路径不强制，少有人取得，却有很多人签发报告。ISSA 5000延续同一模式。标准成为竞争场域，问题化、利益赋予、招募等转译阶段发生，但动员因投资者和NGO持续怀疑而不完整。结论是，标准要求能力却依赖从业者自我披露，合法性争夺未解决。
5.3 Mobilising Competence: Independence, Scope and the Capture of Assurance（动员能力：独立性、范围与鉴证捕获）。通过访谈和鉴证声明分析，研究发现ASAPs和NASAPs声称独立，但独立性是脆弱的关系性成就。管理层决定鉴证范围、重大性阈值和利益相关者参与；鉴证者常仅验证流程而不挑战。有限保证成为常规默认，覆盖面部分化，重点是可报告数据的可靠性而非平衡性。Big Four鉴证声明有时由咨询部门签发，签署者并非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India（ICAI）会员。冲突利益表格仅用于文档记录。认证机构自愿且无制裁权，能力验证返回提供者自身。结论是，管理捕获和专业捕获同时存在，鉴证更接近象征性活动而非实质问责。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以ANT的转译和边界对象解释资格如何被动员。中心发现是能力被要求但自我证明，资格作为边界对象而非资历。在四阶段转译中，问题化由ASAPs和NASAPs将鉴证问题定义为自己可解决的问题；利益赋予通过标准脚本稳定角色；招募通过谈判和力量考验形成脆弱联盟；动员因资格模糊而脆弱可逆。管理捕获体现为管理层采购部分覆盖、有限保证、关注可靠性而非平衡性的业务；专业捕获体现为提供者通过自定义能力保留管辖权。重大性由管理层决定，鉴证者验证而不争议。独立性因此是表演性而非实质性。与欧盟相比，关键在于认证位置：欧盟将能力认证置于被认证方之外，印度则未如此。该研究回应了对非财务信息鉴证市场定性动态的呼吁，说明标准模糊和独立性问题通过转译争夺被主动维持。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表明，可持续鉴证中的能力要求存在但由自我证明，鉴证者资格因此作为边界对象而非资历运作。SERA网络中每个社会世界以自己的内容填充该要求；两种填充都满足标准字面规定，且没有行动者被置于裁决二者或确立任一方已满足的位置。在此条件下，转译在动员之前停滞：权威因必须满足强制要求而被声称并临时接受，但从未被稳固，可持续鉴证仍对报告管理层和提供者双方的捕获开放。该研究作出三项贡献。第一，研究人员识别自我声明（self-attestation）作为可持续鉴证中能力要求得以履行的机制。第二，研究人员对会计研究中ANT的使用作出贡献：边界对象通常被分析为允许冲突方合作的装置；研究表明看似竞争的行动者在对象保持不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因为不稳定使各方能按自身条件满足要求；对象被共同维持而非仅被争议。相关地，研究指明转译可预测地在动员前停滞的条件：当对象从未被要求向援引它的网络之外的任何行动者负责时，权威可被声称和临时接受，但无法被稳固。第三，研究人员说明印度场景在分析上具有生产力而非仅仅研究不足。印度强制鉴证却未建立认证能力的基础设施，而欧盟虽然同样对准入保持专业中立，但通过考试、实践培训和公众监督将认证置于被认证方之外，并通过等效性扩展至非审计师。印度因此是一个机制可见的案例，因为没有什么掩盖它。这是关于认证位置的论断，适用于任何在建立验证执行者机构之前就强制鉴证的司法辖区。该分析对问题如何被框架化具有启示，研究人员将其作为启示而非建议提出。关于可持续鉴证资格的辩论主要关注内容：哪些知识、哪些技能、哪些学科。研究发现表明，内容是不太关键的变量。一个由受约束方自我认证的严格规定能力要求会复制本文记录的效果；一个由有权拒绝承认的机构认证的宽松规定要求则不会。这种重新定位是否可取，以及对一个受益于学科广度的领域而言代价如何，并非本研究的证据所能解决。研究人员承认具体局限：样本可能偏向精英和管理层视角；地方社区成员、工厂工人和供应链劳动者的声音缺失；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司法辖区的比较研究对于揭示全球不一致是必要的。研究人员的论证提示两个方向：一是比较已将能力认证重新定位的司法辖区，以确定是否改变本文记录的业务层面结果，或只是重新定位自由裁量权；二是研究价值链披露鉴证，在该领域参与者对能力最为怀疑，且参与边界最具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