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能动性与亲属关系：私人书信档案中的代际文学互动

《Children & Society》：‘I Would Keep It Forever’: Child Agency and Kinship in a Personal Archive of Letters

　　

本文重新审视了一个由一位11岁读者与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之间往来书信构成的童年档案，旨在考察童年如何通过儿童、成人与文本之间的相遇，在时间中得以关系性地生产。研究人员以一份个人档案为研究对象，重返其童年自我所写并保存了三十余年的书信，将之与成年作家的回信以及研究人员当下的注解并置阅读。借鉴马哈·古巴尔（Marah Gubar）的童年关系模型、斯皮鲁（Spyrou）对儿童参与童年生产的关注、博韦（Beauvais）将童年视为文化和关系性建构的观念，以及布迪厄（Bourdieu）关于文化资本与文学合法性的论述，研究人员考察了儿童读者如何在文学文化中占据并协商一个位置。研究人员将童年自我解读为一个“机巧的躲避者”（artful dodger）：不仅是成人文学文化的接受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学会了 navigating 并有时规避那些使儿童阅读被授权和赋值的结构。通过儿童自我与成年自我之间的方法论振荡，该档案不仅仅是一个童年记忆的储存库，更是一份关系性记录——在其中，童年通过书写、回应、保存、重读与回返而不断被重塑。研究人员认为，此类物质性档案不仅能阐明儿童如何参与文学文化，还能揭示儿童、成人、文本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如何跨越世代持续存在并发生转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儿童文化生产研究长期受制于两种对立模式的张力：一种将儿童视为发展性欠缺的个体，另一种则将童年视为截然不同因而不可认知的领域。杰奎琳·罗斯（Jaqueline Rose, 1993）曾断言儿童文学“不可能”，因为儿童文本满足的是成人关于儿童的欲望，而非反映真实儿童。这一理论化路径几乎没有为真实儿童读者或儿童的创造性生产留下空间。与此同时，马哈·古巴尔（Marah Gubar）提出的“机巧的躲避者”（artful dodger）比喻和亲属关系模型（kinship model）为理解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具生成性的框架。古巴尔认为儿童与成人既非完全相同也非根本相异，而是“程度之差，而非种类之别”（2013, 454）。克莱芒蒂娜·博韦（Clémentine Beauvais）进一步追问不同范畴之间经验的“相似性”，并强调代际关系不仅由权力结构组织，更由时间性结构组织——成人与儿童占据不同的时间位置，但彼此在对方的生成中相互牵涉。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脉络，对一份保存了29年的个人童年书信档案进行系统性回返与分析。该档案包含1996年时一位11岁加拿大安大略省农村六年级学生（即研究人员童年自我）写给近40位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的信件与问卷，以及作家们的回信。研究旨在回答：儿童如何在成人主导的文学文化中协商自身位置？儿童档案作为物质痕迹能够揭示什么关于童年能动性（child agency）的信息？代际关系如何通过书信这一媒介被生产、维持并跨时间转化？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路径**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自反性方法论设计，在“童年-艾琳”与“成人-艾琳”两个自我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振荡。这一方法被概念化为一种“方法论双人舞”（methodological pas de deux），借鉴古巴尔后来提出的双人舞隐喻：过去与现在的自我共同建构意义。研究人员将其个人童年档案——包括她寄出的原始信函、问卷副本以及40余位作家的回信——作为分析对象，并结合当前成年的自我对这些材料的重新阅读与注解。该研究获得卡尔加里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REB25-1567），研究人员亦在发表前联系了在世作家及已故作家的遗产管理人获取引用许可。此外，研究融入了马哈·古巴尔的亲属关系模型、斯皮鲁（Spyrou）关于儿童声音关系性与话语性生产的论述、博韦对“童年性”（childness）经由成人诠释而被塑造的洞见，以及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书写回返童年**

研究人员追溯了其作为读者的身份形成过程，指出这一旅程并非线性而是层叠的。1996年她11岁，在安大略省乡村读六年级，为完成课堂项目而写信给作家们。这些信件最初只是被“保留”的简单行为，却成为29年后学术回返成为可能的条件。她发现，这些材料既揭示了作为儿童创作者的她——包括其正式的书信格式、对自我年龄与学校的透露——也揭示了成人作家对儿童读者与写作者的理解。

**（二）关系性童年**

研究通过古巴尔的“机巧的躲避者”概念重读童年自我：一个在成人规约下发挥能动性的社会嵌入行动者，既非无权也非完全自主。档案显示，尽管儿童处于成人主导的结构中，但她在书信交换中展现了策略性的自我定位——以正式语气、研究框架和明确时间线表演了一种“儿童胜任力”，从而邀请成人以严肃态度回应。

**（三）回返档案**

研究人员强调记忆的短暂性与不可靠性，但指出儿童档案不仅仅是未来成人怀旧的储存库，更是在创造时刻认识世界的方式。她将档案视为“日常性的器物”（artefacts of mundanity）和“碎片与残片”（scraps and fragments），它们构成了她少女时代的日常质地。吉尔摩尔与马歇尔（Gilmore and Marshall, 2019）的“伴随”（accompaniment）概念在此被用来描述成人自我如何以童年自我尚不具备的概念与政治语言陪伴其前行。

**（四）“我会永远保存它”**

分析表明，这份档案的制作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代际协作的结果：研究人员的母亲协助查找地址、打印信件、寄送信封，但未纠正她问卷末尾的拼写错误（“alot”），这证明项目主要由儿童自己主导。她关于“作家”的定义没有严格边界——她同时写信给著名作家、祖父（自费出版海军回忆录）、祖母（英语学位持有者且长期通信）和从事儿童插画的姑姑。儿童的信件遵循正式书信规范，但对自我的暴露极为有限，这揭示了童年能动性如何在成人结构的交流规范中浮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承诺“我会永远保存它们”——这一承诺如今被重新解读为对关系本身的承诺。

**（五）协商权威**

问卷问题的设计本身即是一种编排：通过决定问题内容、间距与格式，儿童设定了一个预期的回应节奏。两个关键问题尤为突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工作？”和“你认为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能成为作家吗？”——后者揭示了她对成人确认的追寻。研究还发现，儿童对“获奖”和“大学路径”的关注表明她早已萌发对文学场域中制度化合法性标志的敏锐意识。这些策略性定位同时依托于家庭与学校环境中可获得的文化资本——中产阶级背景、书籍丰富的环境和对书信体例的熟悉。

**（六）作者认可**

超过40封回信展现了成人作家对儿童的认真对待。皮埃尔·伯顿（Pierre Berton）寄来签名照片；罗伯特·蒙施（Robert Munsch）在信页上涂鸦并附上大幅海报；布伦达·克拉克（Brenda Clark）的信中夹着富兰克林贴纸和贴纸包；芭芭拉·里德（Barbara Reid）寄来手工塑封明信片。已故作家的配偶代为回信：威尔逊·罗尔斯（Wilson Rawls）的妻子苏菲代他回答；珍·利特尔（Jean Little）因失明由助理代笔，但她的回信以罕见的坦诚反思了回信作为作家劳动负担的一面。戈登·科尔曼（Gordon Korman）透露自己每年收到8000至10000封粉丝信并试图全部亲自回复。这些回信体现了一种对儿童作为合法对话者（legitimate interlocutor）的承认，而非对成人-儿童等级的单向强化。

**（七）以儿童与学者身份回返**

2025年9月，研究人员因《纽约时报杂志》一篇关于蒙施患失智症的报道而重温档案，并首次注意到蒙施信的结尾附有一个她当年错过的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这一问题重新打开了双人舞的编舞结构。研究人员在过去一年中联系了在世作家及已故作家的遗产管理人——科尔曼回复了家庭更新，皮尔逊表达了对信件的感谢，蒙施的助理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些重建联系行为本身成为一种新的“保存”实践：不是将过去原样封存，而是继续照料使这一档案成为可能的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利特尔的回信对任何过度和谐的亲属关系模型解读提出了警示：关系性并不消除约束。回信儿童信件是作家劳动的一部分，利特尔曾将其体验为负担，但她直接表达疲劳而非为儿童读者软化内容，恰恰表明她将11岁的儿童视为能够理解成人工作与创作生活现实的人。同样，罗尔斯死后经由妻子转达的鼓励——“不要灰心，继续尝试，永不放弃”——展示了童年与作家的遭遇从来不是单一或直接的，而是由跨越时间的代际关系网络所中介。

研究结论认为，这一私人档案证明童年不是一个被经过的阶段，而是一种随时间不断被编排的关系。儿童在成人主导的文学文化中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通过策略性的自我呈现、对制度化合法性标志的敏感、以及对关系的承诺，主动协商自身在文化生产中的位置。这一发现挑战了将儿童视为“根本性他者”的童年研究传统，支持了古巴尔关于儿童与成人“类似”的论点。同时，研究也警示任何浪漫化的解读：亲属关系的实现需要承认权力不对称——年龄、劳动、时间性、种族和文化资本的结构性约束始终在场。然而，正是在这些不平等条件下，真实的互惠与承认仍然可能发生。该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证明了物质性儿童档案能够阐明不仅儿童如何参与文学文化，而且儿童、成人、文本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如何跨越世代持续存在并发生转化——正如11岁的艾琳所承诺的那样，“我会永远保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