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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标题:**
中老年期可改变痴呆风险因素的动态变化及其与主观认知下降的关联:一项基于新西兰人群的纵向队列研究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Changes in modifiable dementia risk factors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in mid and later life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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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翻译:**
目标:暴露于可改变痴呆风险因素(modifiable dementia risk factors, MDRFs)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对痴呆风险具有显著贡献。然而,关于这些因素在中老年期的持续性与变化情况,以及它们与痴呆相关的早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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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翻译:**
目标:暴露于可改变痴呆风险因素(modifiable dementia risk factors, MDRFs)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对痴呆风险具有显著贡献。然而,关于这些因素在中老年期的持续性与变化情况,以及它们与痴呆相关的早期神经生理学改变之间的关联,目前所知甚少。本研究探讨了老年人中MDRFs在两年期间的比率及其变化,并分析了其与主观认知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的关联。设计:队列研究。场所与参与者:参与者为2370名年龄在55至92岁之间的成年人(平均年龄=68.54岁,标准差=7.15;其中56.5%为女性),他们完成了新西兰一项关于老龄化的纵向调查在2018年和2020年的两轮数据收集。测量:自我报告的糖尿病、高血压、听力损伤、视力损伤、当前吸烟、有害酒精使用、身体不活动、抑郁和孤独感,被分类为四种跨轮次的状态:稳定缺失、减少、新发和稳定存在。SCD在2020年进行评估。采用逻辑回归模型检验MDRF类别与SCD之间的关联。结果:基于调查加权的响应表明,8.6%的老年人经历了SCD。糖尿病、听力损伤、当前视力损伤、身体不活动的稳定存在、抑郁以及当前孤独感与SCD风险增加相关。结论:在中老年期,心理社会及感觉性MDRFs的新发和减少对一般人群样本中的主观认知结果具有可测量的影响。预防和减少糖尿病、感觉功能丧失、身体不活动、抑郁和社会隔离,是支持老年人认知健康的有效干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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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目的**
痴呆是一种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以记忆、语言、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等方面的衰退为特征,最终损害功能性能力。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痴呆患病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28亿,这凸显了降低发病率与延缓发病的紧迫性。已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暴露于可改变痴呆风险因素(modifiable dementia risk factors, MDRFs)可能解释高达40%的痴呆病例。这些因素通过影响认知储备以及神经生理过程(如血管损伤、代谢功能障碍、炎症和神经可塑性相关通路)发挥作用。然而,目前对于MDRFs在中老年期的暴露稳定性、变化模式及其与早期认知改变的关联之理解,仍受制于多种方法学挑战,包括在人群样本中对结果和风险因素的测量局限、常规数据集和纵向研究中相关指标的有限代表性,以及难以捕捉暴露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
主观认知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被定义为在没有客观评估异常的情况下自我感知的认知恶化。纵向证据表明,报告SCD的个体后续发展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风险显著增加,这使得SCD成为基于人群研究中有价值且可行的早期认知结果标志。国际SCD研究框架强调,SCD需同时包含当前主观认知受损(感知到的困难)和主观认知衰退(感知到的随时间恶化)。本研究旨在利用新西兰一项基于人群的衰老纵向队列数据,描述中老年期九种MDRFs(糖尿病、高血压、听力困难、当前吸烟、有害酒精使用、身体不活动、抑郁、不频繁社会接触和低视力)在两年期间的稳定与变化模式,并检验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变化如何与SCD相关联。研究人员假设,经历MDRFs增加或持续高暴露的个体报告SCD的几率更高,而风险因素减少的个体SCD几率较低。
**研究设计与方法**
数据来自新西兰健康、工作与退休(New Zealand Health, Work and Retirement)纵向邮政调查在2018年和2020年收集的两波数据。研究对象为年龄55至92岁、应答了2018年调查的成年人,其中3275人继续参与了2020年调查,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3270人。研究设计采用了新西兰选举名册的随机抽样,并额外过度抽样了毛利裔(Māori)人群以确保其充分代表性。SCD采用两个指标组合来界定:当前主观记忆抱怨(记忆评为“一般”或“差”)以及自评记忆在过去两年内恶化(“更差”)。MDRFs的测量包括自我报告的医生诊断(糖尿病和高血压)、听力及视力困难评估、当前吸烟状态、基于英格兰健康调查与老年人纵向研究(ELSA)方法评估的身体活动频率、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C)评估的有害饮酒、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估的抑郁症状,以及德容·吉尔维尔德孤独感量表(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评估的孤独感。分析采用Mplus软件进行,运用极大似然估计与稳健标准误,并应用了2018年调查的抽样权重以校正抽样设计与无应答偏差。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为刻画风险因素的动态变化,参与者被分类为稳定缺失、新发、减少和稳定存在四类,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检验各类别与SCD的关联。
**研究结果**
*样本流失与特征*:在完成2018年调查的3965名参与者中,82.6%(n=3275)继续参与了2020年调查。流失分析显示,随访参与与年龄、教育程度、种族以及多种MDRFs(包括糖尿病、听力损伤、视力损伤、吸烟、身体不活动、抑郁和孤独感)相关,提示高风险个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失。加权后样本平均年龄为68.93岁,51.6%为女性,16.2%无正式学历。
*风险因素的变化模式*:在两年观察期内,多数MDRFs的总体流行率保持相对稳定。在任一或两个时间点,16.6%的老年人报告听力损伤,28.4%达到抑郁症状评分阈值,24.7%报告身体不活动,11.1%报告糖尿病诊断,45.4%报告高血压诊断,44.5%存在有害饮酒,51.3%报告孤独感,16.9%报告视力损伤。值得注意的是,听力损伤、视力损伤和身体不活动的“新发”比例高于“减少”比例,反映了这些与增龄相关的感觉和功能衰退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累积性。
*SCD的预测因素*:加权数据显示,12.6%的老年人报告记忆抱怨,21.7%报告记忆衰退,8.6%同时具备两项指标而被归类为SCD。与55-64岁年龄组相比,75岁以上年龄组SCD几率显著增加(OR=1.76, 95% CI=1.18, 2.62)。无正式学历者SCD风险高于大专以上学历者(OR=1.83, 95% CI=1.24, 2.67),而性别和中等教育程度无显著关联。
在MDRFs与SCD的关联分析中,结果呈现差异化的模式。糖尿病(终身诊断)与SCD风险增加相关(OR=1.99, 95% CI=1.32, 3.01)。听力损伤无论在减少、新发还是稳定存在状态下均与SCD显著相关(OR分别为2.93、3.76和4.30)。视力损伤方面,新发(OR=2.89)和稳定存在(OR=4.74)与SCD显著相关,而减少状态无显著关联。身体不活动仅在稳定存在时与SCD相关(OR=3.17)。抑郁表现出最强且最一致的关联:减少(OR=2.40)、新发(OR=2.71)和稳定存在(OR=8.48)状态均伴随SCD几率升高。当前孤独感同样显著相关(新发OR=2.82,稳定存在OR=3.52)。未观察到高血压、当前吸烟和有害饮酒与SCD的显著关联。
**研究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刻画了MDRFs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心理社会因素(如抑郁和孤独感)表现出较大的变异性,而感觉损伤和心血管代谢因素相对稳定。抑郁解释了SCD最大的变异比例,其次是孤独感、听力损伤、视力损伤和身体不活动,这表明心理社会和感觉因素可能对晚年主观认知结果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糖尿病与SCD的关联与既往新西兰研究一致,而高血压未显示显著关联,这可能反映了降压治疗的广泛普及对高血压认知影响的缓和作用。抑郁和孤独感的显著且一致关联支持了它们是晚期生活中高度相关且潜在可逆的风险因素。听力与视力损伤作为稳健的预测因子,与未经矫正的感觉丧失增加认知负荷和减少认知刺激的证据相符,支持了将感觉健康纳入痴呆预防框架的合理性。行为风险因素(吸烟、有害饮酒)与SCD关联有限,这可能与较低的暴露率、幸存者效应、选择性流失以及操作化定义的差异有关,也提示行为因素的认知效应可能主要通过更长时间跨度的累积过程显现。
研究的优势包括基于人群的纵向设计、对多种MDRFs的重复测量,以及采用了与国际框架一致的SCD操作化定义。局限性包括随访流失造成的潜在保守估计、SCD仅于单时间点评估而限制了因果时序的推断、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带来共同方法变异、两波设计观察期相对较短,以及未评估的MDRFs(如脑外伤、高LDL胆固醇、肥胖和空气污染)。
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持续存在和新发的心理社会及感觉性风险因素与SCD可能性升高相关,而行为风险因素与SCD的关联较为有限。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理解痴呆风险时考虑风险因素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与变化的重要性,并提示不同风险域的干预机会可能存在差异。改善抑郁、孤独感、感觉损伤和慢性病的识别与管理,可能是支持老龄化人群认知健康的重要干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