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ical Medicine》：Global trends in adolescent school loneliness from 2000 to 2022: An analysis of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across 87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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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尽管人们日益关注青少年孤独感的增加及其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持久负面影响，但全球趋势以及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仍不清楚。本研究考察了2000年至2022年87个国家青少年校园孤独感的趋势，分析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收入水平的差异。
方法：研究人员分析
背景：尽管人们日益关注青少年孤独感的增加及其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持久负面影响，但全球趋势以及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仍不清楚。本研究考察了2000年至2022年87个国家青少年校园孤独感的趋势，分析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收入水平的差异。
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数据，该项目是对15岁学生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3年、2012年、2015年、2018年和2022年开展。校园孤独感通过六个自我报告题目的复合得分来衡量。研究人员使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mixed-effects regression modeling）和meta回归（meta-regression）分析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收入水平（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中高收入或高收入）的趋势。
结果：在2,155,046名学生中，50.8%为女孩（n=1,095,010），校园孤独感随时间增加。尽管男孩最初报告的校园孤独感更高，但女孩的校园孤独感增长更快，在高收入国家约2012年、在中高收入国家约2018年超过男孩水平。这种性别反转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不明显。低社会经济地位始终与所有性别和所有国家收入群体中更高水平的校园孤独感相关。
结论：过去二十年，青少年校园孤独感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在较富裕国家的女孩中尤为明显，导致到2022年性别差距扩大。社会经济劣势是所有收入群体中更高水平校园孤独感的常见风险因素。需要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以缓解青少年校园孤独感的全球趋势，并应对其社会经济和日益增长的性别差异。
青少年孤独感是指个体感知到的期望社会关系与实际社会关系之间的差距，青春期是孤独感易感性显著升高的时期。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孤独感与吸烟、饮酒、物质滥用和自杀行为等健康风险有关，并可能对身心健康产生持续至成年的负面影响。然而，关于青少年孤独感的长期趋势，既有研究多集中于高收入西方国家，且结果相互矛盾；跨国比较证据稀缺，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层的时间趋势尤其不清楚。此外，2020年暴发的COVID-19疫情可能改变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孤独感，但相关证据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未知。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人员利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数据，对2000年至2022年87个国家的青少年校园孤独感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检验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
研究人员分析了PISA于2000、2003、2012、2015、2018和2022年六轮调查中15岁学生的全国代表性数据，最终纳入2,155,046名学生，其中50.9%为女孩。校园孤独感由六个自我报告题目构成复合得分，得分范围6-24分，分数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社会经济地位采用经济社会文化地位（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得分衡量，并按照国家与调查周期进行标准化。在统计上，研究采用两阶段个体参与者数据meta回归（meta-regression）：第一阶段分别在各国家和调查周期内拟合线性模型，估计性别和ESCS对校园孤独感得分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多变量三层混合效应meta回归模型整合系数，并纳入时间（以2000年为中心）及国家收入水平交互项，评估线性与非线性趋势。国家收入水平基于世界银行2000年分类，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合并分析。样本覆盖世界卫生组织五个区域，排除了缺乏代表性样本的区域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个体。
研究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22年，青少年校园孤独感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得分从10.8分升至12.1分。基线（2000年）时，男孩的校园孤独感得分高于女孩，但女孩的得分增长更快。具体而言，在高收入国家，女孩的校园孤独感约在2012年超过男孩；在中高收入国家，这一反转约发生在2018年；而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男孩在整个研究期间始终高于女孩，但差距随时间缩小，到2022年两者水平相近。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所有国家收入组和所有时间点均报告了更高的校园孤独感。随时间推移，高收入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孤独感增速较慢，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孤独感增速反而较快。此外，2022年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女孩孤独感得分最高；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孤独感偏高，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讨论中，研究人员指出，全球范围内青少年校园孤独感的普遍上升可能与家庭结构变化、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普及、个人主义增强等社会变迁有关，但该研究无法确认因果关系。性别差异在不同收入国家的不同模式提示，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可能对女孩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更大影响，例如数字媒体使用的性别差异和学业与性别角色的双重压力。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持续性表明，社会经济劣势是青少年孤独感的普遍风险因素，但其随时间的具体作用因国家收入水平而异。研究还强调，到2022年，女性性别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形成了叠加劣势，提示需要针对这一群体的定向干预。
该研究具有多国重复测量和两阶段统计方法等优势，但存在若干局限。PISA仅覆盖在校学生，可能遗漏因贫困、健康等原因辍学的高危青少年；样本缺失分析显示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更容易被排除。2022年是疫情后唯一观测点，无法分离疫情长期影响。部分非洲区域缺乏数据，且PISA测量的是校园孤独感而非一般孤独感。此外，自我报告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倚影响。
研究结论如下：青少年校园孤独感上升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各国和国际政策议程应优先考虑应对孤独感的干预措施。女孩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中的孤独感快速增长提示社会因素可能正在推动性别差距的扩大，并可能造成长期健康不平等，因此需要采取性别响应的公共卫生方法。社会经济劣势是全球青少年孤独感的共同预测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系统性政策与个体层面干预相结合的多层次策略，例如改善学校氛围、加强社会情感支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