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Helicobacter pylori resistance among physician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Shan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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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中部山西省医师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治疗耐药性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研究人员于2024年8月至10月开展了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纳入了参与胃肠道疾病管理的医师。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份结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中部山西省医师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治疗耐药性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研究人员于2024年8月至10月开展了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纳入了参与胃肠道疾病管理的医师。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份结构化问卷，用于收集人口学数据并评估KAP评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KAP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共分析了518份问卷，其中70.3%的参与者为女性。知识、态度和实践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7.67±7.57（范围：10–50）、28.78±3.41（范围：7–35）和27.98±4.26（范围：7–35）。知识得分（OR=1.081，95%CI：1.048–1.115）、态度得分（OR=1.079，95%CI：1.012–1.149）以及科室归属（内科、儿科或脾胃科）（OR=3.718，95%CI：2.132–6.484）与实践独立相关。SEM显示，知识与态度（β=0.336，P<0.001）和实践（β=0.396，P<0.001）呈正向直接关联，态度与实践呈正向直接关联（β=0.301，P<0.001）。知识还通过态度对实践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间接关联（β=0.101，P<0.001）。总之，山西省参与胃肠道疾病管理的医师（主要为消化科医师和三甲医院医师）在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方面的知识欠佳、态度总体积极、实践欠佳。这些发现突显了开展针对性教育干预的必要性，尤其是针对非消化科医师和在非三甲中心工作的医师。
研究背景与问题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感染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胃肠道细菌感染，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缺铁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及胃癌密切相关，被公认为胃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全球约44%-49%的人口感染H. pylori，发展中国家感染率更高。在中国，汇总患病率约为44.2%，部分地区高达51.8%，影响近5.89亿人。日益严峻的问题是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部分地区耐药率可达95%。马斯特里赫特VI/佛罗伦萨共识（2022）建议在条件允许时采用药敏指导下的治疗，并在高耐药地区使用有效的四联方案。中国面临H. pylori高患病率和快速演变的耐药格局，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医疗资源丰富，抗生素管理意识较强，含铋剂四联疗法已基本取代克拉霉素三联疗法；而中部地区如山西省，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中等，基于本地药敏数据的个体化治疗尚未普及，临床决策更具挑战性。既往研究显示，各国医师对治疗指南的依从性不足，对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的KAP数据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山西省（人均GDP在全国31省份中排名第15位，H. pylori感染率为20%-65%）医师对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的KAP，以期增强临床医生对抗生素耐药机制的理解，改善患者治疗效果。
研究方法概述
这是一项于2024年8月至10月开展的多中心横断面研究，纳入对象为持有有效执业证书、从事胃肠道疾病诊治且自愿参与的医师，排除主要从事科研不参与临床工作或临床经验不足1年的医师。研究人员通过全面回顾相关文献及中外临床指南制定问卷初稿，经两位拥有30年以上临床经验的消化科专家审核修订后，在45名参与者中进行预测试验证信度（整体Cronbach's α=0.843）。最终问卷涵盖人口学信息、知识维度（10题，Likert 5级计分，总分10-50）、态度维度（8题，7题计入总分，范围7-35）、实践维度（7题，范围7-35）及情景式问题。采用纸质问卷匿名收集数据，在山西省各参与医院随机邀请门诊医务人员参与。统计分析使用SPSS 26.0和AMOS 24.0，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正态性，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ANOVA或非参数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维度间关系，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人口学变量与KAP得分的关联，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态度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共收集570份问卷，剔除40份未通过陷阱题和12份异常数据后，有效问卷518份，有效回收率90.9%。多数参与者为女性（70.3%），年龄35-44岁（38.4%），大专/本科学历（56.4%），已婚（77.4%），工作年限≥16年，中级职称（38.4%），在三甲医院工作（57.9%），消化科（58.3%），无教学任务（75.1%），无科研任务（85.5%），所在医院提供H. pylori检测（92.7%），参加过H. pylori相关培训（77.6%），无H. pylori感染史（47.5%），每月接诊0-5例H. pylori感染患者（33.0%）。
知识：平均知识得分37.67±7.57，仅187人（36.10%）达到最大可能得分80%（≥40分），表明知识普遍欠佳。知识得分在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经验、职称、医院等级、科室、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医院是否提供H. pylori检测、是否参加H. pylori培训、是否有H. pylori感染史及月接诊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熟悉度最高的指南为《中国H. pylori感染治疗指南》，最低的为《中国儿童H. pylori感染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知识条目得分最差的为K10（49.3%至少熟悉，“对于儿童H. pylori感染，在有耐药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中，个体化三联疗法14天是一线治疗”）、K5（63.3%至少熟悉，“对于青霉素过敏的H. pylori感染者，推荐头孢呋辛替代阿莫西林用于铋剂四联方案”）和K8（64.7%至少熟悉，“初次根除治疗不推荐常规进行抗生素敏感性检测，但在补救治疗中鼓励进行”）。
态度：平均态度得分28.78±3.41，332人（64.09%）达到最大可能得分80%（≥28分），表明态度总体积极。态度得分在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经验、职称、科室、教学任务、科研任务、是否参加H. pylori培训、是否有H. pylori感染史及月接诊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分最低的态度条目为A1（“只有难治性H. pylori感染患者在补救治疗前才需要进行耐药检测，其他患者无需进行”）和A2.5（“我认为耐药的主要原因是：5）患者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影响疗效”）。
实践：平均实践得分27.98±4.26，仅300人（57.92%）达到最大可能得分80%（≥28分），表明实践积极性普遍较低。实践得分在年龄、工作经验、职称、科室、科研任务及是否参加H. pylori培训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实践条目得分最差的为P6（“医院经常缺乏相关药物影响我制定治疗方案”）、P3（“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在启动根除治疗前会推荐耐药检测”）和P5（“如果患者有牙菌斑或其他口腔疾病，我会建议他们同时去牙科就诊”）。
多因素分析：在全科医学（OR=0.162）或内科、儿科、脾胃科（OR=0.473）工作以及未接受H. pylori培训（OR=0.425）与知识得分独立相关。知识得分（OR=1.087）、单身/离异/丧偶（OR=0.382）、11-15年工作经验（OR=4.635）、副高/高级职称（OR=0.266）及H. pylori感染状态未测或不明确（OR=0.306）与态度得分独立相关。知识得分（OR=1.081）、态度得分（OR=1.079）及在内科、儿科、脾胃科工作（OR=3.718）与实践得分独立相关。
相关性：知识与态度（r=0.384）和实践（r=0.382）呈正相关，态度与实践呈正相关（r=0.291）。
结构方程模型（SEM）：模型拟合指数为RMSEA=0.081，SRMR=0.067，TLI=0.860，CFI=0.876，表明拟合可接受但非最优。知识直接正向影响态度（β=0.336）和实践（β=0.396），态度直接正向影响实践（β=0.301），知识通过态度间接正向影响实践（β=0.101）。
治疗模式：情景分析显示，39.77%的参与者会在初始治疗前推荐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若不进行检测，首选抗生素为阿莫西林（93.63%）、克拉霉素（73.75%）、呋喃唑酮（28.57%）和甲硝唑（23.94%）。若药敏显示对所有抗生素敏感，选择仍以阿莫西林（93.05%）和克拉霉素（76.06%）为主。若患者对阿莫西林过敏且未行药敏检测，选择包括克拉霉素（49.61%）、甲硝唑（47.49%）、呋喃唑酮（35.91%）等。74.71%的参与者在启动治疗前会推荐患者进行H. pylori耐药基因检测或培养药敏检测。若结果显示克拉霉素和甲硝唑耐药但对左氧氟沙星敏感，77.99%的参与者会优先选择左氧氟沙星。69.88%的参与者会推荐进一步根除治疗。若患者要求进一步根除，53.09%会推荐基于耐药基因检测的个体化治疗，48.65%会推荐基于培养药敏的个体化治疗。若无法进行耐药基因或药敏检测，参与者优先选择的抗生素为呋喃唑酮（42.08%）、甲硝唑（35.14%）、阿莫西林（33.40%）等。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山西省参与胃肠道疾病诊治的医师对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的知识普遍有限、态度总体积极、实践欠佳。非消化专科医师（尤其全科、内科、儿科、脾胃科）的知识和实践水平尤为低下，突显了对非专科医师开展针对性教育干预的迫切性。多因素分析证实，科室归属和是否参加H. pylori培训与知识独立相关，知识、态度及科室归属与实践独立相关，验证了KAP理论框架。高级职称医师反而表现出较低的态度得分，可能与接触复杂难治病例增多导致悲观心态、核心培训时期缺乏抗生素管理重点、以及将个人临床判断与指南整合有关。情景分析显示，少数三甲医院资深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选择了含庆大霉素的非标准方案，强调需加强指南传播和抗生素管理。研究局限性包括：未调查知识来源和学习意愿，依赖自我报告易受社会期望偏倚影响，样本以消化科和三甲医院医师为主限制了外推性，未收集医院抗生素管理政策等潜在混杂因素。研究结论：这项针对山西省参与胃肠道疾病管理医师的多中心调查揭示了其对H. pylori抗生素耐药性知识欠佳、态度总体积极、实践欠佳的状况。研究识别了在多种临床场景下治疗选择和指南知晓方面的若干知识缺口。针对参与H. pylori管理的非消化科医师开展教育和激励干预措施，对于改善临床实践、促进更好的H. pylori治疗管理至关重要。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该地区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抗生素管理干预措施以改善循证H. pylori感染管理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