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medicines》:Gut Microbiota-Driven Neuroimmune Crosstalk in Ulcerative Colitis: From Mechanisms to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其中上皮屏障损伤、微生物扰动、黏膜免疫失调和神经信号改变共同汇聚。尽管UC中菌群失调常被报道,但单独的微生物分类学变化不能解释微生物信号如何转化为黏膜炎症、急迫感、疼痛、复发或异质性治疗反应。本综述提出一个聚焦的肠道微生物群驱动的神经免疫串扰框架,定义为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物调节上皮、神经元、胶质、肠内分泌和免疫区室,而神经和免疫信号重塑屏障功能和微生物生态的双向通讯。研究人员综合了关于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s)、色氨酸衍生的吲哚类、5-羟色胺(serotonin, 5-HT)信号、胆汁酸、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icrob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MAMPs)、迷走抗炎反射、肠神经元、感觉神经元、肠胶质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T细胞、固有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s)、肥大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证据。治疗机会包括饮食、益生元、益生菌、后生元、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基于代谢物的干预、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神经肽或5-HT通路调节,以及与已确立抗炎治疗的联合策略。在可获得时强调UC特异性证据,并明确区分人类UC发现、更广泛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证据、实验性结肠炎模型和一般机制研究。微生物群–神经免疫框架可能有助于UC研究超越描述性菌群失调,走向机制导向的精准治疗;然而,大多数因果性神经免疫通路仍需在表型明确的人类UC队列中验证,本综述提出的内型(endotypes)具有产生假说性质,并需要前瞻性验证。
1. 引言
UC(ulcerative colitis, UC)以复发性黏膜炎症、上皮屏障破坏、隐窝结构扭曲和结肠固有层免疫细胞浸润为特征。现有针对细胞因子、白细胞迁移、Janus激酶信号或鞘氨醇-1-磷酸通路的治疗改善结局,但原发无应答、继发失应答、持续症状和复发仍常见,说明UC并非线性细胞因子疾病,而更接近上皮、微生物、代谢、神经和免疫区室相互作用的网络疾病。菌群研究推动该概念转变;UC中可见特定专性厌氧菌和丁酸产生菌减少、胆汁酸代谢改变、微生物色氨酸–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配体产生受损及黏膜生物膜等。活动性炎症时上皮氧合、硝酸盐、出血、转运、饮食和药物可重塑微生物栖息地,因此菌群失调既可能是上游因素,也可能是下游结果。本综述聚焦微生物群驱动的神经免疫串扰,而非广义肠–脑轴或UC相关微生物目录。
2. 文献策略与证据分级
该机制导向叙述性综述检索PubMed,检索日期为2026年9月26日,使用8个预定义查询,涵盖UC、微生物群、微生物代谢物、神经和胶质通路、免疫信号及候选干预。检索在基于PubMed标识符(PMID)去重前获得7528条记录,去重后6748条,最终综合纳入78篇参考文献,优先人类UC试验、纵向队列和黏膜组织研究,其次为更广泛IBD证据和实验研究。证据背景分为A至H标签:A为直接人类UC干预;B为人类UC观察或组织证据;C为非UC特异性人类IBD证据;D为体内实验证据;E为离体、体外或基础非UC机制;H为作者衍生假说。这些标签描述研究背景和推断距离,而非正式偏倚风险。
3. 概念框架:微生物群驱动的神经免疫串扰
3.1 定义与范围
微生物群驱动的神经免疫串扰指微生物群落及其产物调节神经、胶质、上皮、肠内分泌和免疫区室,同时神经和免疫信号重塑屏障功能和微生物生态的双向通讯。在UC中,应主要在结肠黏膜界面而非单独系统性肠–脑信号轴中考察。相关成分包括腔內微生物、黏液、上皮细胞、肠嗜铬细胞、肠神经元、迷走和交感纤维、感觉神经元、肠胶质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T细胞、ILCs、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
3.2 输入:微生物功能、代谢物和配体
拟议序列为:菌群失调改变局部代谢物和MAMPs池;上皮、肠内分泌、神经元、胶质和免疫细胞感知这些信号;随后神经免疫通路决定黏膜回归耐受与修复,或转向持续性炎症。MAMPs不同于代谢物,其效应依赖定位和屏障可及性:完整黏膜中受控感知有助于防御,而黏液耗竭、上皮损伤或溃疡可暴露上皮、髓系乃至神经或胶质传感器。空间可及性可能与丰度同样重要。
3.3 黏膜转导器和神经免疫效应器
上皮和肠内分泌细胞控制腔內区室化,并将营养、微生物产物、机械刺激和炎症转化为屏障、分泌、激素和免疫输出。免疫细胞整合这些线索与上皮和基质信号。肠、感觉和自主神经元及肠胶质细胞提供局部和系统调节路径,其效应随回路、受体、解剖区室和疾病阶段变化。迷走抗炎生物学和IBD中主要VNS试点研究提示需区分基础机制与UC特异性临床证据。
3.4 反馈、疾病状态和症状–炎症不一致
该网络作为反馈系统运行。微生物发酵丢失可减少上皮燃料和调节性免疫支持,吲哚–AhR和胆汁酸受体信号受损可削弱修复和髓系约束。黏液和上皮完整性失败时,异常微生物可及性可促进巨噬细胞活化和中性粒细胞相关组织损伤。炎症介质可改变肠和感觉神经元活动及肠胶质状态。微生物群和SCFAs在实验中调节肠嗜铬细胞5-HT,UC研究报道5-HT相关通路改变。P物质在实验性结肠炎中作用依赖背景,UC研究报道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NPY)或其他神经肽模式改变。活动期屏障破坏和细胞因子暴露可能主导网络;恢复期黏膜愈合、微生物代谢、自主张力和感觉阈值可能不同步正常化,解释残余急迫或疼痛可与内镜改善共存。纵向采样对区分驱动、后果和代偿必要性高。
4. 微生物信号作为上游调节因子
4.1 短链脂肪酸
SCFAs,尤其乙酸、丙酸和丁酸,由细菌发酵膳食纤维产生。丁酸是结肠上皮燃料,也调节屏障完整性、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功能、调节性T细胞(T
reg)分化、肠内分泌信号及可能迷走传入活动。丁酸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促进Foxp3表达,减少核因子κB(NF-κB)驱动炎症程序并支持紧密连接。UC中SCFA缺乏可能超出上皮能量受损,最佳支持链条将SCFA耗竭与上皮代谢和调节性免疫张力受损、微生物配体暴露增加及细胞因子驱动神经敏化相连,但完整序列在人类UC中证据有限。
4.2 色氨酸–吲哚–AhR信号和5-HT
色氨酸代谢连接饮食、微生物、上皮防御、肠嗜铬细胞、神经信号和免疫。微生物吲哚衍生物激活上皮、ILCs、T细胞和髓系细胞AhR信号,支持白细胞介素-22(IL-22)产生、上皮修复、抗菌防御和黏膜耐受。5-HT分支提供更明确神经免疫机制:外周5-HT多由肠嗜铬细胞产生,肠道细菌可调节宿主5-HT生物合成。UC研究将胆碱能和5-HT相关信号与黏膜免疫细胞及疾病生物学联系,5-HT影响分泌、动力、疼痛感知、上皮功能、肥大细胞和免疫细胞行为,但人类UC不支持简单5-HT过量模型。
4.3 胆汁酸
胆汁酸是微生物–宿主信号分子。肠道微生物将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通过法尼醇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 FXR)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TGR5)等信号,调节上皮屏障、抗菌肽、巨噬细胞细胞因子、树突状细胞成熟、炎症小体、肠内分泌信号和肠道动力。UC中微生物胆汁酸转化改变可能减少抗炎受体信号并扰乱上皮–神经–免疫通讯。主要人类次级胆汁酸缺乏研究在UC储袋而非完整结肠UC中进行,直接神经效应未在完整结肠UC中检验。
4.4 MAMP感知和屏障依赖性放大
MAMPs包括脂多糖、鞭毛蛋白、肽聚糖和细菌DNA,由Toll样受体(TLRs)、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NOD)样受体和炎症小体相关通路感知。稳态下受控微生物感知支持屏障维持;活动性UC中黏液和上皮破坏增加微生物产物进入固有层免疫细胞及潜在神经和胶质元件的机会。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上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可敏化肠和感觉神经元,神经肽和分泌变化进一步放大炎症。微生物配体信号强依赖区室化,空间转移是UC核心。
4.5 微生物信号整合评估
人类UC证据最强的是代谢物池改变、黏液可穿透性、生物膜和选定黏膜介质,而受体水平机制主要在动物和细胞系统定义。下一步需通过纵向、解剖匹配研究连接微生物功能、单个代谢物或配体、上皮完整性、免疫细胞状态、肠内分泌活动、神经生理和症状。干预研究应测试组织靶点参与是否先于临床结局变化。
5. UC中的神经和胶质节点
5.1 迷走和自主调节
迷走神经是内脏感知和免疫调节的主要通道。胆碱能抗炎通路部分通过巨噬细胞及相关免疫细胞中α
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
7 nAChR)信号抑制细胞因子产生。微生物代谢物、肠内分泌激素、炎症介质和应激信号可调节迷走传入和传出活动。UC中微生物代谢物减少和持续细胞因子暴露可能减弱迷走抗炎张力。临床神经调节证据仍初步,主要成人VNS试点纳入克罗恩病患者而非UC,混合儿童概念验证研究较小。
5.2 肠神经系统
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整合微生物、上皮、免疫和应激信号。机制证据表明ENS通路可将心理应激传递至肠道炎症。UC关键点是局部黏膜信号:肠神经元调节分泌、血流、免疫募集、屏障功能和痛觉阈值。黏膜下神经元调节上皮分泌、局部血流和免疫细胞通讯,肌间神经丛塑造动力和反射行为。直肠和远端结肠炎症可通过局部反射回路产生急迫、里急后重和排便频率改变。细胞因子、前列腺素、微生物代谢物、胆汁酸和5-HT均可改变神经元兴奋性,部分黏膜愈合后兴奋性改变可能持续。
5.3 感觉神经元和神经肽
肠道支配感觉神经元检测机械、化学、微生物和炎症线索,释放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P物质、血管活性肠肽(VIP)和NPY相关信号等神经肽,调节血管通透性、分泌、免疫募集、肥大细胞活化和疼痛传递。关键机制研究显示肠道支配伤害感受器可调节肠道微生物群以促进组织保护。瞬时受体电位(TRP)通道、嘌呤能受体、细胞因子受体、前列腺素通路和神经营养信号可降低炎症时激活阈值。人类UC中残余症状与内脏高敏感和肥大细胞活性相关,但微生物上游驱动仍未完全明确。
5.4 肠胶质细胞
肠胶质细胞调节上皮屏障完整性、神经元存活、免疫募集和组织修复,响应微生物产物和炎症细胞因子并释放塑造上皮和免疫反应的介质。实验性UC相关工作提示调节肠胶质细胞–肠上皮细胞–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可改善炎症。人类黏膜和肌间区室发现不同。持续胶质激活可能产生炎症介质、放大神经元兴奋性或传递持续屏障应激信号;选择性胶质因果性和治疗靶向在人类UC中未证实。
5.5 整合证据评估和优先事项
人类UC研究记录自主关联、肠神经元重塑、神经肽变化、肥大细胞–神经邻近、直肠高敏感和区室依赖性胶质反应。因果回路证据仍多为实验性,常规活检不能充分采样深部肠网络。优先研究应整合疾病活动、症状、自主和感觉测量及空间匹配组织分析。
6. 免疫细胞整合
6.1 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整合微生物配体、代谢物、上皮损伤信号和神经介质。耐受黏膜中驻留巨噬细胞清除微生物产物并限制过度细胞因子释放;活动性UC中屏障破坏增加细菌配体和损伤相关信号暴露,促进肿瘤坏死因子(TNF)、IL-1β、IL-6、IL-23、趋化因子等。人研究证实髓系重塑,但未证实完整微生物–神经–髓系序列。小规模UC组织研究检测到表达5-HT和囊泡乙酰胆碱转运体的Langerin阳性树突状细胞。SCFAs约束炎性巨噬细胞程序,AhR配体影响髓系–上皮修复,胆汁酸受体信号塑造巨噬细胞细胞因子和炎症小体,乙酰胆碱通过胆碱能抗炎抑制巨噬细胞细胞因子释放。
6.2 T细胞和固有淋巴样细胞
T细胞和ILCs将微生物和上皮信号转化为耐受、修复或慢性效应炎症。SCFAs支持T
reg分化和功能,约束对共生抗原反应。色氨酸衍生AhR配体支持IL-22相关上皮修复并影响T细胞和ILC程序。这些通路受损时黏膜可能转向过度效应反应、上皮修复受损和持续抗原驱动激活。仍需微生物、神经和淋巴参数匹配测量。
6.3 肥大细胞和中性粒细胞
肥大细胞连接黏膜免疫激活与疼痛、急迫和屏障功能障碍,响应微生物产物、上皮警报素、应激介质、神经肽和5-HT,释放组胺、蛋白酶、细胞因子和脂质介质增加上皮通透性并敏化邻近感觉神经元。UC缓解患者持续症状与内脏高敏感和肥大细胞活性相关,支持肥大细胞–神经轴临床合理性但未确立微生物原因。中性粒细胞是活动性UC病理和隐窝脓肿核心,其产物可影响神经和上皮功能。在微生物群–神经免疫框架中,中性粒细胞放大屏障损伤,维持微生物进入免疫和神经结构。
6.4 空间免疫生态位
活检炎症转录本增加不能揭示巨噬细胞是否靠近破损隐窝、肥大细胞是否邻近感觉纤维、胶质激活是否围绕受损上皮或T
reg/ILC修复程序是否存在于溃疡边缘。单细胞和空间分辨IBD平台使映射可行,但整合微生物群、代谢物、神经、胶质和免疫生态位的直接UC数据集仍少。最有用的终点将组合细胞状态、空间邻近、代谢物暴露、神经和胶质标志及急迫、疼痛、内镜活动和复发等临床域。
7. UC特异性人类证据和整合疾病模型
直接人类UC数据最强于临床表型、黏膜炎症、上皮损伤、微生物群变化、粪便代谢物及选定微生物群导向干预反应。神经活性变化证据也在积累,包括微生物组相关结肠神经肽表达和症状相关神经通路。同时连接同一组织区域微生物群、神经元、胶质和免疫细胞状态的直接人类UC证据仍有限。作者提出四阶段时间模型:第一阶段为临床静止期可变黏膜韧性;第二阶段为扰动和神经免疫阈值改变;第三阶段为黏膜放大;第四阶段为炎症控制后分歧恢复,残余急迫或疼痛可能代表炎症后神经免疫状态,也可能反映不完全黏膜愈合。
8. 生物标志物和产生假说的内型
8.1 多模态生物标志物框架
标准UC终点不直接捕获神经免疫状态。候选标志物包括粪便宏基因组、菌株水平分析、SCFAs、吲哚衍生物、犬尿氨酸代谢物、胆汁酸、微生物配体、黏蛋白、紧密连接蛋白、上皮应激标志、巨噬细胞状态、T
reg/Th17平衡、ILC3–IL-22通路、肥大细胞特征、神经肽、5-HT通路酶、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S100B和自主标志。目前无单一成分被验证为独立微生物群–神经免疫生物标志物。
8.2 产生假说的内型
提议内型尚非验证临床分类,仅供前瞻队列分层和生物标志研究,不应指导诊断或治疗选择。包括屏障–髓系放大、IL-17/ILC重塑、复发易感和炎症后感觉功能障碍,彼此重叠、可能时间变化且为产生假说的研究构念。
9. 治疗机会
9.1 饮食、纤维和益生元
纤维和益生元改变底物可利用性、发酵、腔內pH和产代谢物生物生态位,机制目标是恢复SCFAs等输出。开放标签随机研究比较Plantago ovata、美沙拉秦及联合治疗,12个月治疗失败率分别为40%、35%和30%,组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不能确立Plantago替代美沙拉秦。小规模果寡糖(FOS)强化菊粉试点显示耐受性和早期粪便钙卫蛋白下降,但不足以评估临床或内镜缓解。
9.2 益生菌
益生菌可能通过短暂生态竞争、细菌素、上皮防御强化、代谢物输出改变或固有和适应性免疫调节起作用。Escherichia coli Nissle 1917在一项双盲试验中维持结局类似美沙拉秦,定义多菌株制剂改善轻中度活动性UC应答和缓解。但菌株或混合物疗效不能外推,组成检测不确立黏膜靶点参与。当前AGA指南将UC益生菌限制于临床试验。
9.3 合生元
合生元结合活微生物与底物。18例试点中Bifidobacterium longum联合菊粉-寡果糖降低选定黏膜炎症标志和组织学炎症,但乙状结肠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能确定微生物、底物、相互作用或背景治疗贡献。需析因试验比较各组分和组合。
9.4 后生元
后生元为无生命微生物和/或其组分且赋予健康益处的制剂。优势包括稳定性和降低复制风险,但灭活可能破坏活性,保留MAMPs在屏障破坏时可能有害。本综述纳入研究中无符合共识定义的随机UC后生元试验;丁酸等纯化代谢物单独讨论。
9.5 丁酸和其他短链脂肪酸
SCFAs连接微生物发酵与结肠细胞能量、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游离脂肪酸受体信号、T
reg分化、屏障完整性和肠内分泌活动。直接补充仅绕过代谢物缺乏,不一定纠正生态、屏障或炎症条件。夜间丁酸灌肠未改善远端UC临床结局,直肠SCFA冲洗在较大随机试验中无显著总体获益,小规模口服丁酸钠试验报告粪便钙卫蛋白和高敏C反应蛋白下降及睡眠和生活质量改善,但非确定性缓解试验。当前证据不支持SCFA产品替代标准治疗。
9.6 粪菌移植
FMT是改变微生物群落及其集体代谢能力的最直接尝试,可能置换炎症相关群落、恢复厌氧功能、改变胆汁酸和SCFA代谢并减少促炎配体暴露。选定强化、多供体和口服方案提供短期缓解随机概念验证,而两次鼻十二指肠给药试验为阴性。FMT加饮食研究支持整合策略但不能分离各组分贡献。FMT不是单一干预,供体、处理、氧暴露、途径、剂量、方案、对照、抗生素、饮食、受体疾病状态和背景治疗均可改变疗效。
9.7 迷走神经刺激
VNS靶向宿主调节回路而非直接微生物群。胆碱能信号可抑制巨噬细胞细胞因子产生,迷走活动可整合微生物、肠内分泌、应激和炎症信号。临床证据初步:主要成人植入研究纳入克罗恩病;22例儿童概念验证包括12例UC,采用2周随机假对照交叉后开放标签刺激,但未设计确立UC特异性疗效或黏膜愈合。尚无充分把握度的平行组假对照试验确立VNS在UC中的疗效。
9.8 5-HT和神经肽通路
5-HT和神经肽是受体、细胞、区室和疾病阶段依赖性候选治疗。微生物和SCFA信号可调节肠嗜铬细胞5-HT生物合成,人类UC组织显示5-HT通路标志和树突状细胞神经化学特征改变。P物质、CGRP、VIP和NPY等感觉介质可影响血管通透性、分泌、免疫募集、痛觉和组织保护,UC研究支持神经肽表达改变和肥大细胞–神经关联。这些发现不支持广泛抑制或增强整个通路。
9.9 联合策略
联合策略应按客观测量的主导疾病过程分期,而非作为未分化微生物组包。严重活动性炎症时优先快速指南免疫控制和抢救计划;诱导后测试定义饮食、益生元、益生菌、合生元、代谢物或FMT方案恢复微生物功能和屏障韧性;客观炎症控制后持续急迫或疼痛应评估残余炎症、感觉高敏感、肥大细胞活性、动力和心理因素。需要析因或多臂设计确定组合为 additive、协同或冗余,并测试靶点参与是否介导临床获益。
10. 研究和试验设计路线图
10.1 生物学和临床分层
不应从单一数据层推断微生物群–神经免疫机制。微生物分析与代谢组学配对更有信息量,代谢物数据需黏膜免疫和上皮背景。试验需预先指定机制生物标志,以显示应答反映恢复微生物代谢、减少神经敏化、屏障修复、免疫抑制或联合效应。微生物群导向干预需与其机制一致的富集变量。
10.2 治疗时机
严重活动性UC可能由急性炎症损伤、出血、上皮溃疡和紧急免疫抑制主导,微妙微生物群–神经免疫干预独立疗效有限。缓解维持、诱导后巩固、残余症状管理和复发预防可能更适合恢复微生物和神经稳态。
10.3 临床和机制终点
常规UC试验优先临床缓解、内镜改善、组织学缓解和炎症生物标志,但对微生物群–神经免疫干预不足。若治疗声称通过微生物代谢物、神经回路或胶质–免疫通讯起作用,试验应包括反映这些通路的终点,并预先指定且与干预既定作用模式相连。
10.4 纵向和区室匹配采样
首要概念挑战是因果性:菌群失调可能致炎、由炎所致或二者兼有;神经敏化可能放大炎症、源于炎症或炎症改善后持续。需在 flare 前、活动期、诱导治疗后和缓解期纵向设计区分原因、后果和代偿。
10.5 因果检验
分类群、代谢物、神经标志与临床应答之间的关联需时间和功能检验。预先指定中介分析可促进推断,析因设计可分离饮食与FMT、益生菌与益生元效应。剂量–反应或撤药–再挑战设计在伦理可行时增加支持,患者来源类器官、免疫细胞、神经元或胶质系统可测试候选生物或代谢物是否重现人类信号。
10.6 安全性和可重复性
微生物和神经干预需针对其生物和技术风险进行安全评估。FMT存在供体、感染和持久性问题;益生菌效应菌株特异且不能泛化;VNS需优化剂量、部位、持续时间和患者选择;5-HT或神经肽调节可能改善症状但影响动力、修复、血管张力或免疫防御。公开方案、阴性发现及批次或设备水平干预特征对可重复性至关重要。
11. 结论
本视角桥接基础黏膜神经生物学与临床UC管理,强调可测量中间物而非仅推测通路,并澄清证据足以转化测试之处与仍为产生假说之处。UC发病机制不能仅由菌群失调或免疫激活孤立解释。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代谢物、微生物配体、上皮屏障信号、肠嗜铬细胞、肠神经元、迷走通路、感觉神经元、肠胶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网络塑造神经免疫串扰,为黏膜炎症、疼痛、急迫、复发、应激敏感和可变治疗反应共存提供组织框架。下一阶段研究应优先因果人类证据、UC特异性神经免疫图谱、功能性微生物组–代谢组整合和机制关联试验。提出的内型为作者衍生、重叠、可能时间变化且产生假说,并非验证临床分类,不应指导当前诊断或治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