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数字产业转型浪潮之下，现有文献大多将财政补贴政策与数字平台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鲜有研究构建财政补贴与数字平台协同治理的综合框架，而在新兴市场制度背景下，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实证证据仍然不足。本文采用覆盖中国内地31个省份2011年至202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遵循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底线原则，本文构建了多维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评估区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同时构建均值中心化交互项指数FIN×PLA以量化财政-平台交互效应。借鉴MacKinnon等人提出的抑制-中介分析框架，本文以研发投资为中介变量，识别出异质性传导机制。不同于观测年份动态分组方法，本文基于2011年基期区位商进行时间不变分组对样本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探索由制造业集聚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匹配特征所驱动的情景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平台交互对区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净正向效应，该发现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修正后依然成立。研发投资在全样本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类型在不同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水平下呈现出明显的情景异质性：生产者服务业高集聚地区呈现完全中介特征，而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子样本中则不存在有效中介渠道。进一步考察四种集聚匹配子组，g1组（高制造业集聚×高服务业集聚）产生完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方向相反；错配的g2子组（高制造业集聚×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产生显著的抑制-中介效应，其中正向的直接赋能效应被源自挤出型研发投资的负向间接效应所抵消；g3组不存在有效中介渠道；仅g4组（低制造业集聚×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产生显著总政策效应并伴随部分中介效应。本文建立了新兴经济体中财政-平台协同治理推动制造业可持续升级的理论逻辑，提出了对应四种产业集聚组合的区域差异化政策组合方案，并提出了针对集聚错配风险的动态监管思路，为推进财政-数字协同与绿色可持续制造业提供了量化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