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ralian Critical Care》:Patient and family engagement in patient safety in resource-limited intensive care units: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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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中,患者与家庭参与(patient and family engagement, PFE)通过发现和报告可能被医疗专业人员遗漏的安全事件(safety incidents),增强患者安全,
背景: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中,患者与家庭参与(patient and family engagement, PFE)通过发现和报告可能被医疗专业人员遗漏的安全事件(safety incidents),增强患者安全,并提供重要的额外伤害防护。然而,在资源有限的重症监护环境中,用于指导政策和实践的实证证据仍然稀缺。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埃塞俄比亚ICU中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对患者安全中PFE的观点与体验。
方法:采用务实、探索性定性描述性研究,使用由半结构化访谈方案指导的深度访谈。参与者经目的性选择,包括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参与者从埃塞俄比亚东部一所主要大学医院的四类ICU招募,包括成人和儿科/新生儿ICU。采用以归纳为导向的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并遵循Braun和Clarke六阶段方法。识别并报告参与者群体间观点的趋同与分歧。严谨性和可信赖性标准,包括可信度、可靠性、可转移性、可确认性和诚信,指导研究过程。遵循定性研究统一报告标准(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OREQ),以确保报告的透明性和一致性。
结果:共进行59次深度访谈,包括患者(5;9%)、家庭(15;25%)和医疗专业人员(39;66%)。识别出三个总体性主题:第一,有争议的安全角色,反映对参与的竞争性观点,这些观点在修辞上得到认可,但在实践中因结构和等级权力动态而受限。第二,参与的社会文化逻辑,强调农村与城市患者/家庭之间由社会文化属性和基于信仰的意义建构所塑造的不公平。第三,患者安全事件披露中的张力,突出对透明性的期望与因害怕报复而不愿让患者和家庭参与事件披露之间的不一致。
结论:在埃塞俄比亚ICU中,患者安全中的PFE原则上得到认可,但仍受社会文化背景、等级权力动态和有限机构支持机制的限制。明确界定患者安全角色、实施家庭激活的升级路径、加强正式患者安全事件报告和披露系统,对于促进埃塞俄比亚ICU及更广泛环境中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患者安全PFE至关重要。
研究背景:患者安全事件(patient safety incidents,指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患者不必要伤害的事件)仍是全球卫生挑战,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集中监护危重症患者的病房)尤为突出。可预防的患者伤害显著增加全球疾病负担、死亡率和医疗成本。在高收入国家,高达59%的ICU患者住院期间至少经历一次患者安全事件。资源受限地区证据有限,但已有数据表明患者安全事件负担沉重。埃塞俄比亚重症监护能力稀缺,每1000人口仅0.3张ICU床;现有ICU也不安全,用药错误影响64%患者,医院获得性感染发生在50%病例中,照护过程相关事件报告于37%病例中,设备相关事件发生在50%患者中,死亡率高达60.7%。这些发现凸显ICU患者的高度脆弱性,以及加强埃塞俄比亚ICU患者安全的紧迫性,包括有效的患者与家庭参与(patient and family engagement, PFE)。PFE已成为促进包容、以人为本和安全照护的机制。然而,危重患者常因镇静、意识障碍和机械通气无法主动参与和沟通,家庭成员常承担倡导、沟通、照护和患者安全监测角色。“家庭”被广泛定义为患者识别为其支持网络一部分并希望参与其照护的任何人,包括法定监护人、近亲或指定决策者。将家庭视为患者安全的积极伙伴,对超越传统临床医生中心模式至关重要。PFE可延伸至床旁照护之外,包括安全事件检测、报告、披露和医疗系统层面质量改进。高收入国家日益在政策与实践中认可PFE,但其实施仍不均衡,常局限于床旁照护。在埃塞俄比亚ICU中,尽管家庭在医疗照护中处于中心地位,PFE在患者安全中仍理解不足。家庭常提供身体照护、获取药物和物资、帮助筹资、留在床旁并参与危重亲属决策,但这些角色尚未系统转化为正式患者安全伙伴关系。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探讨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对埃塞俄比亚ICU患者安全中PFE的看法与体验。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采用务实范式(pragmatic paradigm)和探索性描述性定性设计,于2024年10月7日至12月25日在埃塞俄比亚东部一所主要大学医院四个混合ICU(总容量超过60床)开展;样本队列来源为该院成人及儿科/新生儿ICU。目的性招募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患者需在ICU接受照护至少24 h、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23、转出ICU后且无疼痛或急性疾病;医疗专业人员需具备至少6个月ICU经验及本科及以上学历。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指南,先对8名参与者试点,再进行个体深度访谈,录音并逐字转录;按参与者偏好使用英语、Afaan Oromo或Amharic,部分转录本直接翻译并交叉核对。采用QSR NVivo 14管理资料,遵循Braun和Clarke六阶段归纳取向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通过系统编码和主题构建解释资料),比较患者/家庭与医疗专业人员观点的趋同和分歧。以数据充分性确定样本,最终纳入59名参与者。遵循COREQ及可信度、可靠性、可转移性、可确认性和诚信等可信赖性标准;伦理批准来自Haramaya University和Griffith University。作者包括Gelana Fekadu、Rachel Muir、Georgia Tobiano、Abera Kenay Tura、Michael J. Ireland和Andrea P. Marshall。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Participants characteristics):共纳入59名参与者,包括医疗专业人员39名(66%)、家庭成员15名(25.5%)和患者5名(8.5%)。医疗专业人员中位年龄31岁(IQR:28.5–36.5岁),家庭成员33岁(IQR:32–40岁),患者37岁(IQR:29.5–54岁)。略多于一半为男性(33;56%),多数患者和家庭居住在农村。患者住院中位时间为5天(IQR:2天),ICU中位时间为3天(IQR:1.22天)。访谈时长13至92 min,总访谈时间2372 min,平均40.2 min(标准差=16.8 min)。该结果表明样本以医疗专业人员为主,患者和家庭样本相对较少。
3.2 已识别主题概览(Overview of identified themes):访谈分析识别出三个主要主题,每个主题含子主题:一是有争议的安全角色(contested safety roles);二是参与的社会文化逻辑(sociocultural logics of engagement);三是患者安全事件披露中的张力(tensions in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disclosure)。总体上,各方均认同PFE重要性,但在实践情境中存在患者/家庭与医疗专业人员的观点分歧。
3.2.1 有争议的安全角色(Contested safety roles):该主题反映患者/家庭与医疗专业人员对ICU患者安全中PFE的冲突观点。患者安全虽被视为共同责任,但医疗专业人员强调临床权威、工作流程和标准化;患者/家庭则强调需要支持和指导才能参与。实践中PFE由医疗专业人员主导,造成角色张力和对家庭贡献范围与合法性的不确定。其下有三个子主题。
3.2.1.1 家庭作为共同守护者(Families as coguardians):家庭将自身定位为安全伙伴,通过持续床旁存在、情感安慰、密切监测、倡导和参与基础照护来确保患者安全,并报告曾通过发声预防伤害。患者也认为家庭成员应参与并发声。医疗专业人员承认家庭可提出安全关切、发现并报告可能被遗漏的事件,并有助于预防伤害;但也认为家庭参与有时具有破坏性,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生命,例如误解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或擅自加快静脉输液。因此,医疗专业人员强调对PFE进行指导和监督。
3.2.1.2 引导式伙伴关系(Guided partnership):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均认为,清晰指导和支持、同理沟通与关怀是有效PFE的前提。医疗专业人员强调应教育和支持患者/家庭,但临床工作负荷限制其能力;患者/家庭则强调需要同理沟通和明确邀请参与的机会。实践中,持续的角色模糊、情境意识不足和参与机会有限,使家庭感到被排除,不确定如何参与保护亲人。
3.2.1.3 结构和等级门控(Structural and hierarchical gatekeeping):医疗专业人员报告多重障碍,包括资源不足、拥挤、时间限制、人员短缺、缺乏方案、培训不足和感染风险,并将限制探视和ICU进入视为维护患者安全的必要措施。家庭则将这些限制体验为痛苦和排斥,限制其知情与参与。家庭还描述医疗等级结构令人畏惧并使其沉默,一些专业人员难以接近,且缺乏正式机制升级关切或报告事件。
3.2.2 参与的社会文化逻辑(Sociocultural logics of engagement):社会文化规范和信仰塑造PFE的理解与实施。信任、顺从、警惕和信仰影响家庭行为被视为合作还是挑战,以及其参与被鼓励还是受限。其下有三个子主题。
3.2.2.1 信任且被动的农村患者/家庭(Trustful and passive rural patients/families):医疗专业人员常称农村患者/家庭深度信任但相对被动,可能不寻求解释、不表达安全关切或不报告事件,并将其视为安全风险。部分医疗专业人员认为农村患者获得的关注不总是与城市患者相同。多数农村患者/家庭则将信任视为尊重而非脱离;缺乏患者安全知识、没有明确报告机制、害怕被视为不尊重或破坏关系、语言障碍和低健康素养均限制其参与。
3.2.2.2 警惕且自信的城市患者/家庭(Vigilant and assertive urban patients/families):城市家庭常更受教育,表现为警惕、自信和好问,积极监测临床决策、表达安全关切并寻求详细解释。医疗专业人员有时将其视为怀疑、额外负担和情绪劳动,但也承认员工可能因害怕投诉而对受教育城市患者更谨慎。患者/家庭表示,其警惕源于保护亲人的本能和不确定性,而非敌意;但对提出关切或报告事件能否带来实际改变和组织学习存疑,限制其参与。
3.2.2.3 信仰作为意义建构(Faith as sense-making):信仰成为患者/家庭的核心应对机制,使其接受事件同时仍期待问责和学习。家庭常以信仰表达安慰、意义和韧性,但强调需要及时干预、纠正错误并防止复发。部分患者/家庭将安全事件归因于神意,这可能限制其报告事件或提出关切的意愿。医疗专业人员承认信仰的应对作用,但认为某些宗教信念可能成为理解临床现实的障碍,尤其当与医学建议冲突时;还提到部分家庭存在不切实际期望、关系紧张、不合作或要求自动出院并转向传统治疗者。
3.2.3 患者安全事件披露中的张力(Tensions in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disclosure):该主题探讨患者/家庭参与患者安全事件披露时的伦理和关系复杂性。患者/家庭将事件披露视为透明基础,医疗专业人员则视为关系风险,并描述对责备和报复的恐惧。患者/家庭因披露不一致而感到被排斥和误导。其下有两个子主题。
3.2.3.1 透明作为信任基础(Transparency as a foundation for trust):家庭认为患者安全事件有时不可避免,参与公开披露有助于维持信任、防止复发和相关伤害;患者表示隐藏事件不可接受,家庭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医疗专业人员同意公开披露是PFE核心,有助于建立信任与伙伴关系,每日透明沟通可防止隐瞒感。但家庭观察到披露实践不一致,成为不信任的重要来源。
3.2.3.2 披露期望与恐惧(Disclosure expectations and fear):患者/家庭一致偏好及时、诚实披露安全事件,并强调在痛苦情境中需要同理、尊重和清晰沟通,不应被蒙在鼓里。医疗专业人员认为事件披露在伦理上重要,但实践困难且可能冒险;缺乏指导事件披露的方案或医院标准,害怕责备、误解和患者/家庭报复。访谈中提及不良结局被归因于医疗错误后发生威胁或言语攻击,甚至有新生儿死亡后父亲身体攻击、实习生被攻击等经历。这种透明期望与恐惧之间的张力常阻碍公开披露,限制PFE预防事件复发和未来伤害的机会;患者也承认医疗专业人员常害怕家庭暴力反应,导致患者/家庭感到被排除、忽视或误导。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从多视角考察埃塞俄比亚ICU患者安全中的PFE,识别出有争议的安全角色、参与的社会文化逻辑和事件披露张力三个主题。该研究显示,在资源有限ICU中,PFE原则获支持但实践受关系、社会文化和制度情境限制。虽然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均表达支持参与,但其解释存在分歧,尤其涉及权威、信任和公开披露。PFE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基础安全角色,患者/家庭缺乏能力和机会有意义地参与安全努力。研究人员指出,需要机构准备,包括明确角色、支持性政策与方案、结构化沟通机制,并与患者和家庭共同设计患者安全干预。社会文化逻辑中的非正式警惕可能复制不平等:城市家庭更警惕,农村患者/家庭较少提出安全关切,因而关注较少。埃塞俄比亚多数人口居住农村,但重症基础设施集中于城市,农村患者/家庭常在不熟悉的机构环境中就医,语言障碍、社会经济限制和角色模糊可能限制其参与。实践上需要主动构建包容性参与机会,如常规安全简报、文化和语言响应性沟通、指定联络角色、患者家庭咨询委员会和明确邀请患者/家庭提出安全关切;家庭激活快速反应机制等可及升级路径可能提供额外保障。披露方面,透明是患者中心照护核心伦理义务,研究中的医疗专业人员也认可,但埃塞俄比亚ICU存在情境特异性障碍,尤其害怕个人攻击和缺乏指导或方案。研究人员建议使用START(signpost, tell, apologise, response, trust)框架培训医疗专业人员,发展公正文化、明确披露协议、沟通与解决项目,并采用pathway to accountability, compassion, transparency等模型;鼓励患者/家庭参与事件报告和质量改进、提供伤害预防保证、可及调解和非惩罚性解决机制,以促进信任、组织学习和患者安全。长期改进需协调健康教育、公共传播、大众媒体和医学课程中公开披露整合。研究优势是多视角纳入患者、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使用个体深度访谈并比较趋同与分歧;局限是样本以医疗专业人员为主,患者和家庭数量较少,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
结论翻译:埃塞俄比亚ICU患者安全中的PFE呈现为结构中介和关系协商的实践,而非统一实施的照护组成部分和患者安全机制。城市与农村患者/家庭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患者安全事件披露中的张力,共同塑造了PFE的实施方式,导致其在修辞上得到认可但在实践中受到限制。因此,必须优先采取策略,使PFE从基础安全角色扩展到更高层次的安全倡议,包括共同设计和政策制定。未来研究应开发并评估情境敏感干预,以加强患者安全中的PFE,促进资源有限环境中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ICU安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