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脆弱性作为物质不稳定性与老年人认知障碍之间的中介路径：基于瑞典、德国和西班牙的结构方程建模研究

《Aging & Mental Health》：Social frailty as a pathway linking material precarity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among older adults in Sweden, Germany and Spai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

　　

摘要 目标：物质劣势和社会脆弱性是晚年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在不同福利情境下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探讨社会脆弱性是否中介了物质不稳定性与三个具有不同福利体制的欧洲国家（瑞典、德国和西班牙）老年人认知障碍之间的关联。 方法：利用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第8波和第9波的纵向数据，研究人员应用结构方程建模（SEM）检验了基线物质不稳定性和社会脆弱性与随访时认知障碍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 结果：研究发现存在显著的跨国差异。在瑞典，物质不稳定性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联完全由社会脆弱性中介，特别是通过心理脆弱性和社会参与减少。在德国，观察到直接和间接路径同时存在，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西班牙，该关联主要为直接效应，社会脆弱性未显示出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些模式表明，物质劣势转化为认知风险的路径受到制度和社会文化情境的塑造，影响了社会脆弱性作为减弱或促成机制的作用。 结论：本研究推进了将社会脆弱性概念化为连接结构性不平等与认知结局的情境依赖路径。研究强调了在老龄化研究中整合物质和关系脆弱性维度的重要性，并凸显了制定针对性政策响应的必要性。虽然在更具保护性的福利环境中，心理社会和参与性干预可能尤为有效，但在直接效应占主导的情境中，减少物质困难仍然是优先事项。 关键词：社会脆弱性；中介分析；不稳定性和健康；认知结局；福利体制；跨国比较

社会脆弱性作为物质不稳定性与老年人认知障碍之间的中介路径：基于瑞典、德国和西班牙的结构方程建模研究——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口老龄化已将认知障碍推至欧洲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关注的前沿。虽然年龄相关的生物过程至关重要，但认知老化日益被认为具有社会模式化特征。社会经济劣势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累积，在晚年不仅表现为贫困，还表现为塑造日常生活条件的更广泛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物质不稳定性（material precarity）这一概念——被理解为收入、住房、食物和医疗保健获取等多领域的不安全感——为捕捉老年人如何经历结构性劣势提供了有益视角。与主要捕捉收入或资源不足的传统贫困测量不同，物质不稳定性强调日常生活在多个领域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

与此同时，社会因素在塑造认知健康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社会脆弱性（social frailty）已成为一个多维构念，描述社会资源、社会参与和感知社会满足感方面的脆弱性。它不仅仅指孤立，还捕捉社会联系的侵蚀、参与度降低和心理社会福祉的减弱。这些维度通过减少认知刺激、限制支持获取和慢性应激暴露等机制，与包括认知衰退在内的不良健康结局相关联。

尽管已有这些进展，连接物质不稳定性、社会脆弱性和认知障碍的路径仍未被充分理解。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维度（如孤独感或社会参与），或检验社会脆弱性与认知之间的直接关联，而较少关注社会脆弱性是否作为物质劣势转化为认知障碍的中介机制，尤其是在欧洲比较背景下。

跨国视角尤为重要，因为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受到制度和文化情境的塑造。瑞典、德国和西班牙代表了不同的福利和照护体制：瑞典近似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德国为保守-法团主义模式，西班牙为南欧或家庭主义模式。这些制度安排嵌入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塑造了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任以及社会互动和家庭责任模式，可能影响个体在晚年建立、维持和依赖社会关系的方式。比较这些情境为检验物质不稳定性、社会脆弱性和认知障碍之间的路径是否因福利环境而异提供了机会。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第8波（2019-2020年）和第9波（2021-2022年）的纵向数据，分析样本包括来自瑞典（N=1869）、德国（N=1373）和西班牙（N=667）的≥55岁且参与两波调查的受访者。物质不稳定性和社会脆弱性在基线（第8波）测量，认知结局在随访（第9波）评估。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方法，该方法能同时容纳结局（认知障碍）和多个中介变量的潜变量构念，并能在统一模型中估计多重中介路径。认知障碍作为基于记忆、计算能力、言语流畅性和时间定向四个领域的潜变量构念进行建模。物质不稳定性被概念化为涵盖物质、住房、医疗保健和食物相关领域的多维不安全性综合指数。社会脆弱性依据Bunt等人（2016）的多维概念化，涵盖五个领域：结构性社会缺陷（潜变量）、心理脆弱性（潜变量）、社会脱离（潜变量）、低接触频率（复合变量）和社会不活跃（观测变量）。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身体脆弱性。分析在R 4.5.2版本中进行，采用国家分层分析，显著性水平设为p≤.05。

三、研究结果

模型拟合：所有国家的结构方程模型均表现出良好的拟合度。比较拟合指数（CFI）和Tucker-Lewis指数（TLI）均超过0.95，RMSEA值低于0.05，SRMR值在可接受范围内。西班牙样本的模型拟合最强（CFI=0.997；RMSEA=0.021），其次是德国和瑞典样本。认知障碍的解释方差在各国间存在差异，德国样本（R2=0.501）和西班牙样本（R2=0.510）的解释力高于瑞典样本（R2=0.332）。

瑞典：通过心理脆弱性的完全中介：在瑞典样本中，物质不稳定性与认知障碍之间未观察到直接关联，该关系完全通过间接路径运作。心理脆弱性是连接物质不稳定性与认知障碍的唯一显著中介（β=0.274，95% CI=[0.043, 0.504]）。通过心理脆弱性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62，95% CI=[0.005, 0.12]），总间接效应也显著（β=0.107，95% CI=[0.04, 0.175]）。总效应保持显著（β=0.152，95% CI=[0.072, 0.233]），表明完全中介路径。进一步分离五个社会脆弱性领域的分析显示，心理脆弱性和社会不活跃均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而低接触频率仅显示弱部分中介。

德国：具有直接效应的部分中介：在德国样本中，物质不稳定性与认知障碍直接相关（β=0.132，95% CI=[0.005, 0.259]），表明部分效应独立于社会脆弱性运作。同时，物质不稳定性与多个社会脆弱性维度正相关，包括结构性社会缺陷（β=0.087）、心理脆弱性（β=0.280）和社会不活跃（β=0.271），这些维度进而促成认知障碍。观察到显著的总间接效应（β=0.099，95% CI=[0.011, 0.197]），表明部分中介。

西班牙：强直接效应与有限中介：在西班牙样本中，物质不稳定性与认知障碍的关联更强（β=0.166，95% CI=[0.009, 0.323]）。尽管物质不稳定性与心理脆弱性增加相关（β=0.272），但未观察到对认知障碍的显著间接效应。社会脆弱性主要由网络特征（特别是低接触频率，β=0.725）和心理脆弱性与社会不活跃的强关联（β=0.590）所结构化，但这些路径未转化为显著的中介效应。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支持将社会脆弱性概念化为物质不稳定性通过社会关系嵌入健康结局的关系性路径。瑞典的结果尤为显著，表明在更具保护性的福利环境中，物质劣势的认知后果主要通过其对心理社会资源的影响而非直接物质剥夺来传导。德国呈现混合图景，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存，与保守-法团主义体制中社会保护实质性但更具条件性和保险基础性的特征一致。西班牙与瑞典差异最大，物质不稳定性的直接效应最强，与家庭主义福利模式中正式支持较弱、物质困难更直接决定晚年认知风险的特征相符。

研究还警示不应将频繁接触等同于保护性社会联系。西班牙虽然日常接触频率高于瑞典和德国，但网络规模更小、参与度更低、认知障碍水平更高。在家庭主义情境中，频繁接触可能反映义务、依赖或危机管理，而非刺激、互惠或支持。

从政策角度看，研究支持双重路径：减少物质不稳定性对认知健康仍然重要，而社会脆弱性本身应被视为预防目标，特别是在劣势通过心理脆弱性和社会参与减少运作的情境中。研究结论强调，社会脆弱性不仅是认知不良的相关因素，而且是物质不平等可能或不可能转化为晚年认知劣势的情境依赖路径，凸显了在老龄化研究中整合结构和关系脆弱性维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