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动脉直径对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与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Medicina》:Impact of Hepatic Artery Diameter on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Graft Function and Hemodynamic Profiles in 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7日 来源:Medicin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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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与目的:在活体肝移植(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中,重建小口径肝动脉(hepatic artery,HA)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研究人员在一项回顾性单中心队列中,根据2017年至2026年间接受LDLT的

  
背景与目的:在活体肝移植(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中,重建小口径肝动脉(hepatic artery,HA)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研究人员在一项回顾性单中心队列中,根据2017年至2026年间接受LDLT的49例患者的术中肝动脉直径,评估了临床和血流动力学结局。材料与方法:将患者分为第1组(≤2.0 mm,n = 28)、第2组(2.5 mm,n = 6)和第3组(≥3.0 mm,n = 15)。研究人员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LMM)分析了围手术期变量、14天内的移植物功能实验室标志物以及7天内的多普勒血流动力学参数;同时将肝动脉直径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并对移植物-受体体重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和MELD-Na评分进行了校正。结果:基线及手术变量无显著差异,且对于任何结局指标,组别效应及组别×时间交互效应均无统计学显著性。直径每增加1 mm,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的比值分别为1.01(95% CI 0.83–1.23)和1.06(95% CI 0.79–1.42)。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发生于5例患者(3例无法判定)。未记录到肝动脉血栓形成、动脉再干预、再次移植或90天内死亡;14例患者(28.6%)需要胆道干预。结论:在这一小样本队列中,较小的供体肝动脉直径与较差的早期生化或多普勒轨迹无关,但估计值不精确,无法确立等效性或血管安全性。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肝动脉(hepatic artery,HA)的解剖重建是活体肝移植(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中最关键且技术要求最高的步骤之一。由于供体和受体动脉固有的小口径和复杂解剖变异,肝动脉吻合需要精确的显微血管技术以防止肝动脉血栓形成(hepatic artery thrombosis,HAT)等严重血管并发症。尽管显微外科器械的进步显著提高了通畅率,但重建小口径肝动脉仍然是移植外科医生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常增加总手术时间和技术难度。为应对这些技术难题,研究机构实施了由显微外科专科整形外科医生参与肝动脉重建的多学科协作模式,优化了手术的大体与显微外科组成部分。
既往大量研究关注肝移植的长期结局,但评估肝动脉口径与长期移植物存活的关系会引入慢性排斥反应、胆道狭窄和全身代谢变化等多种混杂变量。因此,聚焦术后即刻阶段可能更直接反映显微血管吻合的技术成功与否。短期移植物功能、早期血流动力学参数和即刻围手术期结局可作为评估初始动脉流入质量和显微外科技术有效性的早期替代指标。然而,迄今鲜有临床研究基于术中肝动脉直径并利用每日纵向数据专门评估LDLT的短期结局。本研究旨在探讨肝动脉口径是否影响围手术期变量(如总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通过每日实验室标志物(AST、ALT、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INR)监测的早期移植物功能,以及通过每日多普勒超声(PSV、RI和SAT延迟)评估的即刻血流动力学特征。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这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17年3月至2026年3月在中?大学医院接受LDLT的49例患者。根据术中记录的0.5 mm间隔的肝动脉直径,将患者分为三组:第1组(≤2.0 mm,n = 28)、第2组(2.5 mm,n = 6)和第3组(≥3.0 mm,n = 15)。所有移植物均为右叶移植物。大体手术由移植外科团队完成,显微肝动脉吻合由整形外科团队在手术显微镜下采用标准化显微血管技术完成,使用9-0或10-0单丝尼龙线间断缝合。供体肝动脉外径由显微外科医生在吻合开始前于手术显微镜下使用不锈钢双端血管测量规进行目视比对测量,以0.5 mm增量记录。
术后监测包括:每日检测血清AST、ALT、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INR共14天;术后前7天每日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估重建肝动脉的通畅性和血流动力学,定量参数包括阻力指数(resistive index,RI)、收缩期峰值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和收缩期加速时间(systolic acceleration time,SAT)延迟。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按Olthoff标准定义。随访所有患者移植后90天内的死亡、再次移植和任何非计划再手术或治疗性干预情况。
统计分析使用jamovi软件(版本2.6)配合GAMLj3模块完成。基线资料和围手术期连续变量采用Welch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MELD-Na评分因偏态分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LMM)分析每日纵向数据,固定效应包括肝动脉直径分组的主效应、时间(天数,作为分类因子)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组别×时间),患者个体作为随机效应(随机截距;复合对称结构)。模型采用限制最大似然法拟合,固定效应使用Satterthwaite自由度的F检验。此外,审稿期间补充了敏感性分析:将实测肝动脉直径(mm)作为连续协变量替代分组,并加入GRWR和术前MELD-Na评分作为协变量;因残差呈右偏态,所有模型在对结局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后重新拟合,对数尺度效应以比值(exp[B])及95%置信区间报告。
三、研究结果
3.1 基线人口统计学与潜在病因
49例患者中男性36例(73.5%),平均年龄57.1 ± 10.6岁,三组间无显著年龄差异。酒精性肝病(单独或合并肝细胞癌)是LDLT的主要适应证,占57.1%(n = 28)。孤立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见于16例(32.7%),酒精性肝病合并HCC见于7例(14.3%)。乙型肝炎病毒感染12例,丙型肝炎病毒感染2例。三组间基线特征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3.2 围手术期结局与临床变量
三组间所有评估参数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第1组总手术时间为626.75 ± 86.51 min,第2组为552.67 ± 81.33 min,第3组为629.07 ± 123.02 min(p = 0.170)。整形外科参与时间分别为93.93 ± 52.01、70.67 ± 31.21和87.20 ± 53.37 min(p = 0.384)。ICU住院时间、总住院天数和术后住院天数均无显著组间差异。移植物重量、受体术前体重和GRWR亦无显著差异。术前MELD-Na评分中位数分别为14.0、10.5和11.0(p = 0.727)。
3.3 术后实验室检查结果
3.3.1 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变化
基线术前AST水平组间无显著差异(p = 0.981)。移植后所有队列AST水平均在术后第1天(POD #1)达到峰值。探索性两两比较显示,POD #0和POD #1时第1组AST水平低于第3组(POD #0:359.9 ± 27.4 U/L vs. 461.5 ± 37.4 U/L,未校正p = 0.029;POD #1:395.9 ± 27.4 U/L vs. 497.5 ± 37.4 U/L,未校正p = 0.029),但Holm校正后均不再显著。至POD #4,所有队列平均AST水平均降至100 U/L以下。LMM分析显示时间效应显著(p < 0.001),但组别主效应(p = 0.758)和组别×时间交互效应(p = 0.995)均不显著。
3.3.2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变化
基线术前ALT水平组间无显著差异(p = 0.996)。移植后ALT在POD #1至#2间达到峰值。探索性简单主效应分析显示POD #0(总体p = 0.009)和POD #1(总体p = 0.046)存在未校正的组间差异,第1组ALT水平低于第3组(POD #0:292.4 ± 44.9 U/L vs. 526.5 ± 61.3 U/L,未校正p = 0.002;POD #1:398.4 ± 44.9 U/L vs. 588.4 ± 61.3 U/L,未校正p = 0.013),但Holm校正后均不显著(最小校正p = 0.11)。自POD #2起,所有队列ALT水平下降,至POD #14各时间点组间均无显著差异。LMM显示时间效应显著(p < 0.001),组别效应(p = 0.837)和交互效应(p = 0.708)均不显著。
3.3.3 血清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变化
基线总胆红素(p = 0.925)和直接胆红素(p = 0.801)组间无显著差异。移植后两者均在POD #0至#1间达到峰值。POD #1时总胆红素分别为4.571 ± 0.492、4.450 ± 1.062和3.740 ± 0.672 mg/dL(p = 0.602)。从POD #2至#14,各时间点组间均无显著差异。总胆红素的LMM显示时间效应显著(p < 0.001),组别效应(p = 0.547)和交互效应(p = 0.923)不显著。直接胆红素的LMM显示组别效应(p = 0.574)、时间效应(p = 0.172)和交互效应(p = 0.948)均不显著。
3.3.4 血清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变化
基线INR组间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p = 0.055)。探索性两两比较显示第2组术前INR名义上高于第3组(1.613 ± 0.119 vs. 1.292 ± 0.075,未校正p = 0.024),Holm校正后不显著。移植后INR在POD #0至#2间达到峰值,此后各时间点组间均无显著差异。LMM显示时间效应显著(p < 0.001),组别效应(p = 0.278)和交互效应(p = 0.756)不显著。
3.4 术后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
3.4.1 肝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PSV)变化
从POD #1至#6,三组平均PSV介于48.4至85.7 cm/s之间,各时间点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OD #7时第2组平均PSV数值上较高(83.0 ± 18.64 cm/s),但差异不显著(p = 0.308)。7天纵向数据的LMM显示组别效应(p = 0.402)、时间效应(p = 0.059)和交互效应(p = 0.507)均不显著。
3.4.2 肝动脉阻力指数(RI)变化
7天随访期间,三组平均每日RI介于0.688至0.800之间。各时间点总体简单主效应分析均无统计学显著性。探索性两两比较显示,POD #1时第1组RI高于第3组(0.790 ± 0.0160 vs. 0.737 ± 0.0219,未校正p = 0.049),POD #5时第1组RI高于第2组(0.772 ± 0.0160 vs. 0.688 ± 0.0346,未校正p = 0.029),但Holm校正后均不显著。无任何个体检查记录RI低于0.5。LMM显示组别效应(p = 0.466)、时间效应(p = 0.107)和交互效应(p = 0.101)均不显著。
3.4.3 肝动脉收缩期加速时间(SAT)延迟分析
以SAT ≥ 80 ms定义为延迟。从POD #1至#5,所有队列患者普遍表现正常SAT特征,组间无显著差异。POD #6时SAT延迟发生率分别为第1组11.1%(3/27)、第2组40.0%(2/5)和第3组0.0%(0/11)(p = 0.090)。POD #7时组间差异不显著(第1组16.7%、第2组25.0%、第3组20.0%;p = 1.000)。因无任何检查记录RI低于0.5,故无任何检查同时表现出SAT延长合并低RI。
3.5 模型诊断与敏感性分析
原始模型残差对AST和ALT呈右偏态(偏度3.35和3.94),对数转换后AST和ALT偏度降至0.27和0.31。对数尺度上,任何结局的组别效应(p = 0.19–0.70)和组别×时间交互效应(p = 0.07–0.91)均不显著。以肝动脉直径为连续变量时,直径×时间交互效应对于任何结局均不显著。随时间平均,直径每增加1 mm对实验室结局的估计效应接近零值,95% CI较宽(如AST比值1.01,95% CI 0.83–1.23;ALT比值1.06,95% CI 0.79–1.42)。PSV的对数尺度比值为0.85(95% CI 0.73–0.98;p = 0.030),但Holm校正后不显著(p = 0.21),且原始尺度上不显著(p = 0.117)。校正GRWR及MELD-Na评分后,直径估计值无实质性改变。排除两例最大直径(4.0和5.0 mm)患者后,连续估计值发生变化:对数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出现名义上的负相关(未校正p = 0.025和0.036),而PSV关联不再存在(p = 0.22)。连续结果对少数最大直径患者敏感。
3.6 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与临床结局
EAD发生于49例中的5例(10.2%):第1组3例、第2组0例、第3组2例。3例患者(第1组2例、第3组1例)因POD #7 INR缺失且不满足其他标准而无法判定EAD状态;在46例可判定状态的患者中,EAD发生率为10.9%(5例)。因事件数仅5例,未进行正式的组间比较。90天内未记录到肝动脉血栓形成、需要干预的肝动脉狭窄、肝动脉再吻合或血管内治疗、再次移植或死亡。14例患者(28.6%)在90天内需要胆道干预:第1组5/28(17.9%)、第2组2/6(33.3%)、第3组7/15(46.7%)(探索性Fisher精确检验,p = 0.116)。6例患者(12.2%)接受了不涉及肝动脉的其他再手术或干预。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本研究发现,无论以分组还是连续变量分析,无论是否校正GRWR和MELD-Na评分,供体肝动脉直径与早期临床、生化和血流动力学结局之间均无统计学显著关联,90天内未记录到动脉并发症、再次移植或死亡。然而,置信区间较宽,研究并非为检验等效性而设计,49例样本无法排除罕见事件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因此,本研究不能证明小口径供体肝动脉是安全的,也不能证明其不是移植物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仅表明在早期替代结局中未检测到统计学显著差异。
传统外科观念认为重建≤2.0 mm的小口径血管技术要求更高,可能延长手术并延迟恢复,但本研究发现总手术时间和整形外科参与时间均无显著组间差异。恢复里程碑(ICU住院时间、术后住院天数和总住院天数)亦无显著差异。早期肝细胞损伤标志物(AST和ALT)在再灌注即刻阶段(POD #0和#1)显示名义差异,小口径队列的酶峰值低于大口径组,但多重比较校正后不显著,连续直径分析亦不支持,可能为偶然发现。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INR均不依赖于术中肝动脉直径。胆道干预在90天内并未在第1组更频繁(17.9%,对比第2组33.3%和第3组46.7%;p = 0.116),但胆道并发症的原因未分类,90天后的迟发性缺血性并发症未被捕获。
多普勒参数方面,各组的平均PSV均低于200 cm/s(组均值范围48.4–85.7 cm/s),连续对数模型中PSV随直径增大有降低趋势,但未通过多重性校正且敏感性分析中不稳健。平均RI值在各组均处于正常生理范围(0.688–0.800),探索性比较显示小口径队列在特定时间点RI名义上较高,但校正后不显著。SAT延迟的每日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显著性。
本研究存在多项局限性:回顾性单中心设计限制因果推断;样本量小(尤其2.5 mm队列仅6例);直径类别在数据收集后根据0.5 mm记录分辨率而非既定生物学阈值定义;直径测量采用目视比对且无法校正血管收缩等因素;残余混杂可能(仅校正GRWR和MELD-Na评分);主要结局为生化和多普勒替代指标,对罕见但重要的动脉事件检验效能不足;术后第一周后观察数减少且缺失原因未记录;研究不涵盖慢性排斥或长期胆道狭窄等晚期并发症。
结论:在这一单中心49例LDLT受者队列中,研究人员未发现术中肝动脉直径≤2.0 mm与较大直径相比与更差的早期生化或多普勒轨迹相关的证据,无论是分组分析还是连续分析,90天内亦未记录到动脉并发症。但估计值不精确,纵向分析依赖生化和多普勒替代指标,研究对罕见临床事件检验效能不足,校正仅限于可用协变量;因此这些发现不能确立等效性或血管安全性。需要更大规模、经校正分析且具有临床定义的动脉和胆道结局的研究,以确定供体肝动脉直径是否应影响手术规划或供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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