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AIDS危机余波中的HIV预防与照护：酷儿与跨性别群体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

《Cogent Public Health》：HIV prevention and care in the afterlife of the HIV/AIDS crisis

　　

引言：酷儿与跨性别（queer and trans）群体在HIV预防与照护方面面临显著的不平等。现有理论与模型解释了个体及人际层面的压力源如何塑造酷儿与跨性别群体的健康，但对结构性暴力的历史如何持续塑造当代HIV相关不平等，理论关注仍然不足。 理论：借鉴Saidiya Hartman对“奴隶制余波”（afterlife of slavery）的概念化，研究人员将酷儿与跨性别群体中当代HIV相关不平等概念化为“HIV/AIDS危机余波”（afterlife of the HIV/AIDS crisis）。该框架考察了围绕性别与性取向的规范性逻辑（normative logics）如何塑造了HIV/AIDS危机的应对方式，并持续存在于当代制度、政策与实践中。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跨学科批判性叙述综述（critical narrative review），审视了关于HIV/AIDS危机及酷儿与跨性别群体健康的历史与当代学术文献。研究人员综合了多学科文献，以识别反复出现的概念框架和跨学科主题，从而阐明HIV/AIDS的历史应对方式如何持续塑造当代状况。 结果：研究呈现三个主导主题：（1）病理化（pathologization）加剧了酷儿身份与跨性别身份的污名化；（2）媒体、政治行动者及科学界所采用的修辞使酷儿与跨性别群体士气低落并遭到非人化（dehumanization）对待；（3）法律与政策中同性恋恐惧与跨性别恐惧的成文化（codification）助长了酷儿身份与跨性别身份的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在上述主题中，HIV/AIDS危机的历史应对方式确立并强化了持续塑造HIV预防与照护的结构性条件。 讨论：若不关注酷儿与跨性别群体中当代HIV不平等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历史过程，便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不平等。通过HIV/AIDS危机余波框架来审视当代HIV预防与照护，凸显了结构性暴力的持续性，并为识别和应对其当代表现形式提供了分析框架。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引言

论文指出，近年来多个学科的研究关注了美国酷儿与跨性别（queer and trans）群体的健康与福祉，尤其是在HIV预防与照护领域，这些群体持续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数据，酷儿男性占美国所有新增HIV病例的67%，跨性别群体占新增病例的2%。这些不平等在黑人及西班牙裔/拉丁裔酷儿与跨性别个体中更为严重。数十年的研究已证明，HIV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HIV预防服务可及性及HIV照护保留方面的不平等并非源于生物学差异，而是源于塑造风险暴露和照护可及性的结构性歧视、污名与暴力。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和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的进展已将HIV转变为许多个体可管理的慢性疾病。这一进展也推动了“后艾滋病”（post-AIDS）和“终结艾滋病”（ending AIDS）的广泛话语，公共卫生倡议通过当代生物政治和指标驱动的治理形式设想一个无HIV/AIDS的世界，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的95-95-95目标。学者认为，这些方法通过围绕可量化基准组织资源和干预策略，积极将HIV消除建构为治理对象，这可能掩盖了持续塑造HIV脆弱性和照护的持久社会与政治条件。酷儿与跨性别身体由此经历一种特殊的生物政治从属形式，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生物权力”（biopower）。生物政治等级制度由此安排酷儿与跨性别群体的生命机会和健康结果，HIV/AIDS被社会建构为行使歧视、污名和暴力的工具。

现有的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inority stress theory）、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等模型已阐明酷儿与跨性别个体的社会与结构位置如何塑造HIV预防与照护，但这些框架往往以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在理解历史力量及其遗产如何塑造酷儿与跨性别身体的组织和表征方面存在空白。论文采用社会历史视角，借鉴Saidiya Hartman的“奴隶制余波”概念，将当代酷儿与跨性别群体的HIV健康理论化为“HIV/AIDS危机余波”。

奴隶制余波作为分析框架

为理解美国酷儿与跨性别群体中HIV/AIDS不平等的当代模式，必须关注通过黑人奴隶制（chattel slavery）产生的持久逻辑和结构。Hartman等学者认为，第十三修正案并未瓦解反黑人的从属制度，而是通过新的逻辑、意识形态和结构进行了重新校准。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的余波通过一种种族算术来设计和组织人类价值等级。这是奴隶制余波，即“偏斜的生命机会、有限的健康与教育可及性、过早死亡、监禁和贫困化”。该框架凸显了种族化、性别化和优生学制度如何跨越时间存在，拒绝将种族、性别和新自由主义身体组织割裂开来。

论文将Hartman的框架延伸至美国的HIV/AIDS危机及其遗产。研究借鉴批判性公共卫生学术传统，将健康不平等概念化为历史产生的权力体系的产物，而非仅是个体层面的风险或生物医学病理。在此学术传统中，HIV/AIDS不仅被理解为病毒性流行病，还被理解为受种族化和性别化监视、犯罪化、惩罚和照护差异可及性制度塑造的社会政治形态。论文强调，“余波”并非奴隶制与HIV/AIDS之间的隐喻性比较，而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理解通过HIV/AIDS危机产生的结构如何继续组织流行病本身之外的酷儿与跨性别身体。HIV/AIDS余波被概念化为将酷儿与跨性别身体建构为风险和传染源以及社会可弃置对象的治理结构和逻辑的持续与重构。这些逻辑在当代结构和实践中运作，如医疗监视、犯罪化、医疗和公共卫生排斥以及照护的不均匀分配和过早死亡。

方法：批判性综述与关系性定位

论文采用批判性叙述综述（critical narrative review）方法，适合跨学科和跨领域综合知识。研究并非进行正式的系统综述或定性编码程序，而是综合反复出现的概念框架并识别跨学科主题。检索过程涵盖PubMed、Google Scholar、JSTOR、法律数据库、报纸和媒体档案、组织声明、历史数字馆藏和倡导组织材料。检索词随主题模式的出现而迭代演变，包括“HIV/AIDS”“AIDS epidemic”“GRID”“gay plague”“HIV/AIDS history”“biomedical governance”“medicalization of LGBTQ identities”“HIV surveillance”“HIV/AIDS denialism”“HIV criminalization”和“LGBT activism”等组合。研究还通过引文追踪识别额外来源。论文强调，身份如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及其伴随经验是相互关联地建构的，并通过共享的权力体系塑造。关系性框架不仅揭示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之间的联系，还揭示看似不相关的人群如何通过共享的社会政治和结构过程被治理。

结果

论文以HIV/AIDS危机余波作为关系性理论框架组织结果，首先将HIV/AIDS危机定位为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决定性时刻，然后考察余波持续的三个主导主题。

HIV/AIDS流行作为美国酷儿与跨性别健康的决定性时刻

1981年，CDC发布报告记录了五名男同性恋者中的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这是后来被称为AIDS的早期报告。1982年，《纽约时报》发表题为“New Homosexual Disorder Worries Health Officials”的文章，将GRID（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描述为早期潜伏疾病阶段。“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和“GRID”成为流行词汇，将AIDS标记为“选择”的疾病并附加道德意涵。其他歧视性分类进入主流叙事，如“4 Hs”，其中将“有多个性伴侣的同性恋男性”确定为HIV/AIDS高风险群体。这些病理化做法凸显了将身份与病理混为一谈的过度关注，并助长了HIV/AIDS由“同性恋生活方式”引起的猜测。

到1983年，美国政策进一步制度化歧视，如禁止“高风险”献血者。美国公共卫生署发布了高度排外的信息：“性活跃且有多个伴侣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应避免献血。尽管美国血库协会、社区血液中心理事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联合声明“直接或间接询问献血者性取向是不恰当的”，FDA仍于1985年实施了男同性恋者献血禁令。此外，这种框架将白人顺性别男同性恋者优先呈现为流行病的面孔，强化了AIDS健康正义运动中固有的厌女症和种族主义。尽管到1990年代初感染HIV/AIDS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CDC的疾病定义和HIV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仍将女性排除在研究参与和治疗可及性之外，促使女同性恋和酷儿女性组织起来反对这种医疗抹除和厌女行为。因此，健康不公正被嵌入HIV/AIDS危机之中，并产生持久后果。当今，黑人个体和跨性别个体不成比例地承受HIV负担，同时获得的资源最少。

病理化酷儿身份与跨性别身份作为污名的根本原因

HIV/AIDS流行使酷儿和跨性别身体被病理化和污名化的方式得以固化。历史上，这些社群被建构为偏离顺性别主义和异性恋规范性逻辑的“越轨者”。早期医学和精神病学理论将同性恋定位为由“致病性”影响引起的障碍，需要生物医学干预。这些逻辑在医学中持续存在，被嵌入精神病学诊断手册，为HIV/AIDS的应对不足奠定了基础。例如，家庭研究委员会警告父母，“从每一个医学和健康方面来看……包括感染AIDS的可能性——引导孩子进入同性恋是悲剧性的，甚至是犯罪性的”。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y）尽管已被证明有害，却体现了医学如何在科学和疾病预防的名义下“纠正”这种越轨。

这种病理化框架在HIV/AIDS危机期间持续存在并延续至今。这些传染叙事将酷儿和跨性别个体描绘为将“疾病状态”传播给被建构为脆弱、被动和健康的顺性别异性恋个体，从而引发恐惧和道德恐慌。在流行病期间，媒体和政策叙事将男同性恋者——尤其是被种族化为黑人或参与性工作的男同性恋者——框定为“疾病载体”（disease vectors）。当代对跨性别权利的攻击源于同样的道德恐慌，如前美国众议院议长Newt Gingrich在谈到跨性别平等运动时声称“它来自美国，正在感染世界”。特朗普总统多次错误地声称由于当前的“跨性别疯狂”，孩子们被送到学校接受“变性手术”。这些传染逻辑已在伪科学话语中重新出现。研究人员Lisa Littman因提出“快速发作性别烦躁”（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理论而受到广泛批评，是复活“社会传染”概念来解释跨性别身份的一个例子。无论其有效性如何，这些病理化叙事再生产了曾在HIV/AIDS危机期间为排斥和抛弃辩护并延续至今的生物政治框架。

修辞作为控制和去人性化酷儿与跨性别身份的方式

早期HIV/AIDS危机以里根政府的沉默和嘲弄为标志。直到1982年——美国近1000人死亡之后——新闻秘书Speakes才首次回应这一流行病，嘲弄该疾病和酷儿生活。与记者Lester Kinsolving的对话被记录在《When AIDS was Funny》中，反映了这种联邦层面的漠视。政治沉默被科学否认主义进一步加剧。被标记为AIDS否认主义之父的逆转录病毒学家Peter Duesberg在说服主流公众HIV不是AIDS病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声称AIDS“只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Duesberg鼓励男同性恋者：“显然，滥交和吸毒是风险因素……针对病毒的血清阳性传统上对你有利。”鉴于Duesberg的学术声望，他影响了广泛受众，尤其是在保守的白人群体中。这种否认主义产生了毁灭性后果，最著名的是在南非总统Thabo Mbeki领导下，其拒绝承认HIV是AIDS病因导致2000年至2005年间估计有30万例可预防的死亡。

否认主义的余波持续存在。Joe Rogan、Bret Weinstein和Robert F. Kennedy Jr.等公众人物放大了“派对毒品”或poppers——派对和性场景中常用的吸入剂——导致AIDS的阴谋论。这种修辞扭曲了公众理解并强化了污名，塑造了酷儿和跨性别个体今天如何应对HIV预防和照护。维持HIV/AIDS否认主义的话语策略与当代对跨性别权利的攻击相平行。正如反同性恋修辞曾声称保护异性恋个体免受“同性恋瘟疫”侵害，反跨性别修辞今天声称保护顺性别女性和女孩。反跨性别法案和法律的名称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拯救女性体育法案”（Save Women's Sports Act）和“为学生保留体育”（Preserving Sports for Female Students）。此类语言将酷儿和跨性别个体框定为威胁和载体，利用安全和健康的道德语法来正当化排斥。

通过将同性恋恐惧和跨性别恐惧成文化为政策与法律来犯罪化酷儿身份与跨性别身份

在HIV/AIDS危机开始时，大约20个州有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即使在私人领域也是如此。最高法院Bowers v. Hardwick案（1986年）维持了此类“鸡奸法”，在就业等领域使针对酷儿和跨性别个体的歧视合法化。这些法律使酷儿和跨性别身体在法律上“不可读”，其存在被标记为犯罪。直到Lawrence v. Texas案（2003年）鸡奸法才被推翻。前大法官Scalia的异议警告该决定将为婚姻平等铺平道路，凸显了犯罪化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遏制酷儿和跨性别生命。

犯罪化也通过公共卫生政策得到强化。1988年，里根总统的HIV流行委员会敦促各州通过法规，处罚“明知”从事可能传播病毒行为的HIV阳性个体。各州开始实施HIV犯罪化法律，同时针对违反这些法律者实施隔离和检疫命令。后来从国家层面更严格地执行，规定各州若要获得Ryan White照护法案（Ryan White Care Act）资助，必须起诉“故意传播HIV”的行为。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州仍保留HIV犯罪化法律，继续将酷儿和跨性别身体强化为永久性生物危害。

HIV/AIDS危机的余波可以与Hartman的奴隶制余波交织在一起，以具体理解黑人酷儿和跨性别身体如何通过共存的遗产存在于今天。历史学家René Esparza详述了James H.M.的故事——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年轻黑人同性恋HIV感染者兼性工作者——作为种族、性和公共卫生犯罪化交汇的一个例子。1987年，当地卫生和警察当局担心James会将病毒传播给客户，因此对James发出了隔离令。Esparza写道：“James的案例捕捉了1980年代媒体制造的与AIDS相关的道德恐慌如何服务于种族和政治利益，利用非白人性传播的威胁来合法化对疾病控制的惩罚性转向。”这一遗产延续至今。在马里兰州，82%的近期HIV相关刑事案件涉及黑人。2010年，密歇根州一名黑人HIV感染者在与邻居争执中咬伤对方后，HIV犯罪化法律导致对其提出生物恐怖主义（bioterrorism）指控。

如今，创纪录数量的立法和政治攻击针对酷儿和跨性别群体的权利。2015年至2024年间，反跨性别法案从21项增加到全国500多项。例如，正如鸡奸法试图将“正常”性行为成文化，当前的努力试图仅基于生物性别来定义性别。西弗吉尼亚州提出的“西弗吉尼亚女性权利法案”将性别狭义定义为“出生时的生物性别（男性或女性）”。许多其他州也纷纷效仿，导致各州控制酷儿和跨性别个体如何在公共场所（如洗手间）存在。2025年，最高法院维持了US v. Skrmetti案，允许禁止对跨性别青少年进行性别肯定照护。相关地，在Chiles v. Salazar案（2026年）中，最高法院裁定科罗拉多州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化疗法的禁令违反了言论自由。正如HIV/AIDS危机期间的政府忽视导致可预防的死亡，当代对性别肯定照护——一种挽救生命的照护类型——的限制以及可能逆转转化疗法禁令——一种损害健康、伪科学的做法——都构成了国家认可的抛弃形式。这些政策共同体现了学者所称的酷儿死亡政治（queer necropolitics），即“照亮并连接一系列壮观和日常的杀戮和‘任其死亡’形式的隐喻概念”。

HIV/AIDS危机余波：对当今预防与照护的启示

HIV/AIDS流行确立了衡量酷儿和跨性别存在的尺度，分类了谁的生命值得哀悼，谁的痛苦值得照护，谁的死亡可以被忽视。其余波包括持续的污名、家庭拒绝和社会抛弃；对酷儿和跨性别身份的强化监视和犯罪化，从公共洗手间到医生办公室；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持续障碍；以及源于压迫的疾病导致的缓慢死亡。HIV/AIDS危机余波框架邀请我们扩展性地思考当今酷儿和跨性别群体HIV预防与照护的图景。该理论框架作为理解HIV/AIDS及其在当代公共卫生和医学中位置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追踪污名、修辞和犯罪化如何不是事后想法，而是作为现代治理技术运作——这些残余与黑人奴隶制和殖民暴力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HIV结果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发生，而是通过这些社会政治力量产生的。

正如人类学家Chelsey Carter所言：“修复种族化疾病和不平等照护状况的唯一途径是首先理解每种压迫形式的地方性，并理解遗漏了什么。”终结HIV/AIDS流行需要拆除那些从HIV预防和照护的不平等可及性以及HIV感染的差异脆弱性中获益的结构。公共卫生研究机构仍在其工作中使用污名、有害修辞和犯罪化。研究中用于考察性经历的语言常使用“不安全”或“高风险”等标签，这不仅掩盖了此类遭遇的复杂性，还污名化了这些经历，尤其是对酷儿和跨性别群体而言。这种措辞强化了道德色彩，并将个体定位为主要分析单位，为其经历负责，而非那些仍参与监视和行为过度监管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结构。因此，正如Marcus和Snowden所主张的，研究人员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应选择更精确的语言（如“无套接受性肛交”“多个接受性肛交伴侣”）。

超越对性行为的去污名化和去犯罪化叙事，权力的再分配也是资源的再分配。酷儿和跨性别社群，尤其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社群，继续生活在使他们易受HIV/AIDS影响的系统性断裂中，尽管PrEP和ART等有效干预措施已经开发出来。余波的社会政治残余使酷儿和跨性别个体仍然缺乏实现自身解放的手段和资源。单纯通过社会和性行为甚至服务（如HIV检测或PrEP）来促进可及性和采纳的行为干预可能无法单独持续。必须采取更多结构性层面的措施来确保这些个体层面干预的成功，包括全民医疗保健、针具交换项目的可及性，以及通过Ryan White HIV/AIDS项目对AIDS药物援助项目（AIDS Drug Assistance Programs）中ART的公平资助。即使是最近的干预措施，如可以远程便捷处理的家庭检测试剂盒（即HIV自我检测），也在失败假设下运作，即个体拥有稳定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保险、家庭住址、互联网以及返回家庭检测试剂盒的邮局可及性。

解构这些HIV/AIDS概念化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脱离常见公共卫生实践，转向植根于废除实践中犯罪化的实践。作为一例，监狱工业综合体（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的扩张表明，对酷儿和跨性别个体——尤其是HIV感染者——的管理与犯罪化实践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校准自己对医疗保健、特别是HIV预防和照护应该包含什么的愿景，超越筛查和药片。该框架邀请学者提出此类问题：余波如何为公共卫生和照护引发更丰富和更扩展的问题？HIV/AIDS研究和领域中的哪些假设使我们局限于这些断裂之中？

结论

论文提出HIV/AIDS危机余波作为社会历史公共卫生框架，将HIV/AIDS危机的遗产与当代美国酷儿和跨性别群体的HIV预防和照护联系起来。顺性别主义和异性恋规范性逻辑不仅产生污名，还塑造了伤害这些社群的政策和实践。修辞是媒体、政治家和科学界发展和使用的强大机制，用于实施社会控制并为犯罪化酷儿和跨性别身份的政策提供信息。认识到这些连续性对于制定推进HIV健康公平的干预措施和方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