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Cancer workforce readiness to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domestic abuse: A national survey and follow-up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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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家庭虐待（Domestic Abuse, DA）是一项高发的公共卫生与健康公平议题。本研究旨在调查癌症专业人员对患者中家庭虐待情况的经历，并评估癌症工作队伍在识别、应对及预防家庭虐待方面的准备度。
方法：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expla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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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家庭虐待（Domestic Abuse, DA）是一项高发的公共卫生与健康公平议题。本研究旨在调查癌症专业人员对患者中家庭虐待情况的经历，并评估癌症工作队伍在识别、应对及预防家庭虐待方面的准备度。
方法：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explanatory sequential mixed-methods design），开展横断面调查（n=343，主要为医疗保健工作者）及15项后续访谈。
结果：大多数参与者在过去三年内曾遇到受家庭虐待影响的个体。参与者常将患者转介至癌症心理医生。癌症诊疗路径中出现了应对家庭虐待的独特机会，包括整体性社会心理照护方法。但同时也伴随独特挑战，包括难以将家庭虐待与癌症诊断后常见的情绪反应相区分。培训不足、政策缺失及缺乏家庭虐待询问的私密空间，限制了组织层面的应对准备度。
结论：需要精心设计的癌症特异性家庭虐待干预措施，以提高癌症专业人员的信心和知识，从而安全地把握这些独特机会，识别、应对并预防家庭虐待。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家庭虐待（Domestic Abuse, DA）是一项全球高度流行的社会正义与人权议题，也是重大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公平问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DA的终生患病率为25.8%。DA涵盖暴力、威胁及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表现形式包括身体、性、经济、经济财务、心理、情绪及精神等多种类型，可导致抑郁、焦虑及严重精神疾病等长期健康后果。
DA与癌症具有高度共发可能性。一项针对3000名新确诊女性的研究发现，伴侣施加的DA患病率达37%；荟萃分析显示，遭受伴侣DA的女性癌症诊断几率升高2.02倍。DA受害-幸存者可能因筛查参与率降低、不健康应对行为（如物质滥用）及慢性应激导致慢性炎症等生物学机制而更易被诊断癌症。有癌症诊断及家庭暴力史的患者更易出现严重焦虑和抑郁，且DA与癌症诊断和治疗延迟相关，可损害治疗结局，并可能在诊断后升级。
尽管DA受害-幸存者相比其他专业人员更倾向于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披露，且英格兰和威尔士鼓励医护人员在怀疑DA时进行询问，但医疗保健领域的DA干预措施忽视了癌症照护，文献中仅有两项癌症特异性干预研究。癌症与DA的交叉领域研究严重不足，亟需系统调查。
研究目的与设计
本研究旨在：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癌症专业人员对患者或其伴侣/家庭成员遭受DA的经历；评估癌症工作队伍识别、应对及预防DA的准备度；为嵌入心理社会照护的创新性DA干预措施提供信息。研究还纳入了患者对提供非正式照护的伴侣/家庭成员施加DA的案例，这是以往研究未涉及的领域。
研究方法与技术
研究以Colombini的《卫生系统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准备度框架》为理论基础，并进行了性别包容性调整。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explanatory sequential mixed-methods design）：第一阶段为横断面调查（n=343，主要为医疗保健工作者，含护士、医生等），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通过社交媒体、邮件列表及专业网络招募；第二阶段为15项半结构化后续访谈，采用有目的抽样选取不同角色且有支持DA受害经历的专业人员。定量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定性数据采用框架分析（Framework Analysis），并通过联合展示表（joint display tables）整合两类数据。研究经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调查共有343名参与者，主要为异性恋女性护士，年龄46-55岁，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9%为医生。值得注意的是，6.4%（n=22）的参与者披露自己曾是DA受害-幸存者。后续访谈涵盖15名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
遭遇DA患者及伴侣/家庭成员的经历：近半数（49%，n=149）参与者报告在过去三年中遇到过遭受DA的患者或其伴侣/家庭成员。其中55%（n=67）报告DA在诊断后恶化。112名参与者共遇到293例患者遭受DA的案例，40名参与者遇到70例患者施加DA的案例。参与者指出了一系列"警示信号"（red flags），并发现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和心理虐待比身体暴力更为常见。披露发生在多种情境中，包括整体需求评估（holistic needs assessments）和临终照护阶段。
应对DA的经历：大多数参与者为患者提供验证、即时支持和转介指引。转介比指引更为少见，且多为内部转介，最常见的是转介至医院保障团队（safeguarding teams）和/或癌症心理医生。约15%的参与者曾将患者转介至内部DA工作者。当疑似受害者为患者的伴侣/家庭成员时，各项应对比例均较低。
组织和服务层面准备度：仅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报告工作场所提供DA资源和政策，多数人不确定资源是否可用，约三分之一报告存在DA政策但不确定使用程度。多数参与者鼓励患者带家属参加预约但无单独会面政策。约48%报告接受过DA专项培训，但访谈揭示参与者将DA培训与一般保障培训混淆。
个体层面准备度：责任感和信心：大多数参与者报告感到有责任在怀疑时询问患者DA情况并支持披露者（同意率分别为90.7%和92.7%），但对伴侣/家庭成员的责任感较低（询问和支持同意率分别为69.2%和70.8%）。信心方面，约三分之一对识别身体、性、情绪和心理虐待信号缺乏信心，约半数缺乏识别经济虐待和知道询问什么问题及应对披露说什么的信心，超过三分之一对转介和记录DA缺乏信心，大多数对风险评估缺乏信心。
感知的挑战与促进因素：最常见的挑战是缺乏培训，其次是缺乏知识和私密空间（由于诊室布局及患者伴侣/家庭成员在场），19%报告时间障碍。访谈揭示了额外挑战，包括缺乏将DA预防视为集体责任的组织文化、对保障团队的过度依赖、担心询问不当造成更严重后果、难以将DA与癌症诊断后的正常情绪反应区分等。促进因素方面，癌症照护的独特特征包括接触频率、预约时长、照护连续性和整体性心理社会方法，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是英国首个探讨癌症工作队伍DA经历和准备度的调查。研究发现癌症专业人员正在缺乏有效心理社会应对资源的情况下遭遇DA。组织和服务层面准备度有限，国家指南未在癌症环境中正式实施。个体层面，参与者普遍具有责任感但信心不足。癌症照护提供了识别、应对和预防DA的独特机会，但需要精心设计的干预措施确保专业人员具备安全、适当识别和应对的信心和知识。研究人员已试点了一项嵌入心理社会照护的创新性癌症-DA培训干预，创建了专业人员工具包，并建立了国家多部门知识交流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