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International scaling of social innovations through digitalization: A 3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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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社会创新（SI）的社会企业在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代表着约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然而，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社会创新在制度空白（institutional voids）情境下如何实现国际化仍未被充分探索。本研究采用“历史到理
嵌入社会创新（SI）的社会企业在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代表着约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然而，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社会创新在制度空白（institutional voids）情境下如何实现国际化仍未被充分探索。本研究采用“历史到理论”（history-to-theory）与“历史入理论”（history-in-theory）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 DCs）与数字化如何赋能社会创新的国际规模化。研究发现，国际扩散依赖于跨界桥接（boundary spanning）、国际感知（international sensing）、合法性构建（legitimacy building）、商业外交（business diplomacy）与市场塑造（market shaping）等能力。数字化加速规模化进程，但受制于时机、资源、知识产权归属、宗旨与技术范围等权变因素。研究结果亦表明，传统的国际化衡量指标——如出口、外商直接投资（FDI）、子公司与海外销售额——无法充分捕捉社会创新的国际化。相反，国际化体现在创新的跨境扩散与社会影响力，以及吸引国际资金、合作伙伴、人才与合法性的能力，同时需平衡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可持续性。
论文解读：数字化驱动下社会创新的国际规模化——动态能力与制度空白的视角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代表了约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然而，最新研究令人担忧地指出，截至2030年，17项SDGs中无一项目标有望如期实现。国际商务（IB）文献将SDGs视为重大挑战、企业社会创新或非营利/混合倡议，但截至2022年，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不到23%制定了实现特定SDGs的明确战略。相比之下，社会企业（SEs）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创新（SI）——往往被IB研究所忽视——更加专注于实现SDG目标。
现有IB理论主要解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跨国企业如何利用市场机会、效率或资源寻求战略进行跨境扩张，这些理论在应用于同时追求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可持续性的社会企业时存在局限。传统IB学者忽视社会企业及其社会创新，原因在于假设其缺乏有效市场且问题不具备财务回报性。此外，传统IB理论将薄弱制度视为障碍，而社会企业可能将其视为机遇。社会创新的规模化并非以收入衡量，而是以持久且具有催化性的影响力衡量，这种影响力难以量化。当前IB理论以财务绩效评估成功，而社会企业衡量的是减贫、教育、健康或环境改善等成果，这些成果需要时间显现。
本研究旨在回应学术界关于理解社会企业在生命周期中兼顾影响力与经济双重目的的呼吁，具体包括：挑战关于制度空白的隐含假设；更好地理解社会创新如何运用动态能力实现规模化；解释数字化在该过程中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建构主义认识论立场，聚焦可解释性而非普遍性。研究人员运用“历史到理论”与“历史入理论”的双重方法论透镜，结合微观历史分析，对12个社会企业纵向案例进行扎根理论研究。案例选择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依据Zahra等（2009）的社会企业家类型学，涵盖颠覆者（Zipline、Vestergaard、Dubai Humanitarian）、社会工程师（Amazon Conservation Team、Narayana Hrudayalaya、Clínicas del Azúcar）、社会建构主义者（Grameen Bank、Tree Change Dolls、Girl Effect）与社会修补者（Ruwwad Al-Tanmeya、Souktel、Sulabh）四类。研究人员按数字化程度与国际化程度构建2×2矩阵，每个象限分布三家企业。数据收集始于2014年并持续至2025年，采用档案文件、年度报告、影响报告、访谈、实地考察、社交媒体内容等多源数据，通过来源批评与三角验证确保严谨性。分析过程在解释性意义建构与情境化解释之间迭代推进，进行过程追踪以重构事件链。
三、研究结果
3.1 动态能力在社会创新国际规模化中的作用
通过历史入理论方法，研究人员从理论中识别出社会创新国际规模化所需的五种动态能力（第三阶变量），区别于元动态能力（第二阶变量）：
跨界桥接（Boundary Spanning）：作为一种资源编排策略，利用关系整合和协调跨纵向、横向、外部、地理及组织边界的资源以驱动创新。社会企业创始人作为跨界桥接者，将知识转化并合法化，确保关键利益相关方可及，促进协调并实现公私伙伴关系。案例显示，Zipline联合创始人的航空业经验促成其在卢旺达率先运营并随后反向国际化回美国；Clínicas del Azúcar联合创始人在杜克大学会议上的偶然会面促成两年后获得国际金融公司（IFC）400万美元融资；Amazon Conservation Team联合创始人将亚马逊流域的专业知识带回美国筹集资金。
国际感知（International Sensing）：作为感知元动态能力的子集，聚焦于检测和解读全球情境，捕捉全球性时代精神并加以利用。Zipline创始人识别到健康领域与非洲的机遇；Narayana Health的Devi Shetty医生凭借在英国的求学经历和作为特蕾莎修女私人医生的经验，识别到印度心脏护理的市场空白；Clínicas del Azúcar联合创始人认识到糖尿病治疗的全球市场。
合法性构建（Legitimizing）：合法性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及其行为可接受性、可取性或适当性的普遍认知。社会企业需在受益者、资助方、母国与东道国政府、媒体及生态系统竞争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间管理合法性。Vestergaard的LifeStraw案例表明，获得社区信任需要一年时间及与卫生部的伙伴关系。
商业外交（Business Diplomacy）：涉及与政府、国际组织等非市场行为体的战略互动。
市场塑造（Market Shaping）：社会企业不仅适应市场，更主动塑造或创造新市场。
3.2 数字化在社会创新国际规模化中的作用
数字化涵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及在线平台等数字技术的采纳与整合。数字化通过规模与触达赋能国际化，但社会企业需在复制成本降低与必要个性化维持之间取得平衡。数字化加速规模化受制于时机、资源、知识产权归属、宗旨与技术范围等权变因素。
3.3 国际化衡量指标的重新审视
研究发现，传统国际化指标——出口、FDI、子公司、海外销售额——无法充分捕捉社会创新的国际化。社会创新的国际化体现在创新的跨境扩散与社会影响力，以及吸引国际资金、合作伙伴、人才与合法性的能力，同时需平衡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可持续性。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现有跨国公司国际化理论扩展应用于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整合了规模化、扩散与国际化等理论构念，做出重要贡献。研究扩展了制度理论，解释企业如何利用制度空白——通过探索社会企业用于国际化的动态能力。研究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反向国际化案例，并提出了考察数字化在社会创新国际规模化中作用的三维框架。
研究发现，社会创新国际扩散依赖于跨界桥接、国际感知、合法性构建、商业外交与市场塑造等动态能力；数字化加速规模化但受权变因素制约；传统国际化衡量指标不适用于社会创新。研究响应了跨学科研究的呼吁，以及利用纵向研究数据理解IB理论历史轨迹与适配性的需求。研究同时识别了使数字化成为国际化赋能因素的权变条件，为社会企业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及国际商务学者提供了理论洞见与实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