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anctions on innovation of targe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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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制裁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普遍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而，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关键领域是金融制裁对目标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的主要发现是，金融制裁减少了目标国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的总量。渠道分析提供了提示性证据，表明这一不利影
摘要：金融制裁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普遍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而，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关键领域是金融制裁对目标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的主要发现是，金融制裁减少了目标国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的总量。渠道分析提供了提示性证据，表明这一不利影响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中断相一致，这些中断可能限制了创新所需的外部知识、技术和资本的获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金融开放程度更高、金融发展更深入以及投资便利化程度更强的国家，金融制裁与创新之间的负向关联相对较弱。这些发现凸显了可能有助于目标国在金融制裁下维持创新的政策条件。
**金融制裁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金融制裁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二战后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与军事行动相比，金融制裁被视为一种相对不那么激进的手段，旨在通过限制目标国进入国际金融体系来施加经济压力，从而促使政策转变。随着技术发展，金融制裁的实施、监测和执行变得更加便利，使其成为一种更为实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数据显示，金融制裁已成为最常见的国际制裁类型。然而，制裁的影响往往超出预期的经济压力范围。既有研究表明，制裁与收入不平等加剧、政治风险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际贸易下降等后果相关联。这些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可能制约创新所需的金融资源和跨境联系。尽管有零星研究开始关注制裁对技术进步的案例影响，但系统性的跨国证据仍然有限。既有研究或依赖于案例研究，或将制裁视为同质化政策工具，忽视了不同类型制裁的潜在经济后果差异。因此，金融制裁如何影响目标国的技术创新，特别是通过何种传导渠道发挥作用，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通过全球面板数据，系统评估金融制裁对目标国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的影响，并探究其传导机制与政策异质性。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发现**
研究人员利用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构建了涵盖1980—2019年11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其中41个国家在样本期内至少经历一次金融制裁，70个国家从未遭受金融制裁。实证分析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以专利申请数和商标申请数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考察金融制裁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制裁显著降低了目标国的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数量。就经济显著性而言，金融制裁与平均国家专利申请量减少60.5%（约每年减少3000件）以及商标申请量减少68.0%（约每年减少13000件）相关联。渠道分析表明，金融制裁与国际贸易开放度（包括总贸易开放度、进口开放度和出口开放度）以及国际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M&As）的下降显著相关，这与金融制裁通过中断贸易融资和国际支付体系、抬升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来抑制创新所需外部资源和知识获取的假说一致。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制裁对创新的负向关联仅在金融全球化政策水平较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和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显著，而在相应高水平的国家中不显著。这表明，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政策、更深入的国内金融发展和更强的投资便利化有助于缓冲金融制裁对创新的不利影响。
**三、关键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1）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作为基准回归设定，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2）为应对处理状态非吸收性问题，采用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6）提出的动态双重差分（DID）估计量，以及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CS-DID估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3）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估计器和面板Tobit模型处理计数数据的非线性特征；（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熵平衡匹配（EBM）方法缓解可观测协变量的组间不平衡；（5）采用Newey-West HAC标准误和Driscoll-Kraay标准误处理序列相关和截面依赖问题。此外，还通过替换因变量（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对数化专利和商标申请量）以及加入额外控制变量（货币政策立场M2和政府有效性Quality）进行敏感性检验。
**四、研究结果**
**4.1 基准结果：** 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111个国家198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金融制裁与专利申请量（系数为-0.030，t值=-2.99）和商标申请量（系数为-0.013，t值=-4.69）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金融制裁显著抑制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活动。
**4.2 稳健性检验：** 通过多种策略验证基准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动态DID估计量和吸收性处理定义下的CS-DID估计量，结果与基准发现一致；替换创新衡量指标（TFP、ln(Patent+1)、ln(Trademark+1)）后结论不变；采用PPML估计器和面板Tobit模型后负向关联依然显著；加入额外控制变量以及运用PSM和EBM匹配方法后，金融制裁的系数仍保持负向显著；采用Newey-West和Driscoll-Kraay标准误后统计推断结果不变。
**4.3 传导渠道分析：** 研究检验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潜在渠道。结果表明，金融制裁显著降低了目标国的总贸易开放度、进口开放度和出口开放度；在创新回归中纳入贸易开放度变量后，金融制裁系数的绝对值下降，同时贸易变量与创新指标显著正相关。同样地，金融制裁显著减少了FDI、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流入；纳入这些资本流动变量后，金融制裁系数的绝对值下降，资本流动变量与创新指标显著正相关。这些模式与金融制裁通过中断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抑制创新的假说一致。
**4.4 异质性分析：** 按金融全球化政策（KOF金融全球化法律指标）分组发现，金融制裁的负向效应仅在低金融开放政策组中显著；按金融发展程度（私人信贷占GDP比例）分组发现，负向效应仅在低金融发展组中显著；按投资便利化指数（INV）分组发现，负向效应仅在低投资便利化组中显著。这些结果表明，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条件有助于增强目标国在金融制裁下维持创新的韧性。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金融制裁通过限制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显著削弱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专利和商标申请量的下降。研究同时揭示了金融和政策环境的缓冲作用：金融全球化程度更高、金融发展更深入、投资便利化更强的国家，其创新活动对金融制裁的抵御能力更强。这些发现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优先加强金融透明度、培育有利于投资的条件并完善制度框架，以减轻制裁的不利影响。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金融制裁对创新影响的系统性跨国证据，识别了贸易和FDI相关的传导渠道，并拓展了对政策适应性与韧性的理解。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制裁对企业层面行为的影响、对第三国的溢出效应，以及制裁与出口管制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