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受害与欺凌对性少数青少年性身份相关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差异的独立间接作用：基于2015—2023年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YRBS）五轮全国样本的KHB分解研究

《Prevention Science》：Peer Victimization, Bullying, and Sexual Orientation-Related Health Disparitie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istinc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性少数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youth, SMY）研究在关注同伴受害（peer victimization）与欺凌（bullying）之间的概念及实践区分方面一直滞后。当前研究纳入来自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的五个基于人群的样本（n = 68,285）。研究人员使用 Karlson、Holm 和 Breen（KHB）方法检验校园受害（school-based victimization）与欺凌是否差异性解释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和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中的性身份差异（sexual identity differences）。结果显示，校园受害与欺凌弱相关；二者均为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与健康结局关联中的稳健独立因素。受害作为稳健因素减弱了性少数女孩（SM girls）物质使用中的性身份差异，但对性少数男孩（SM boys）不成立，占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IE）的40–96%。相反，欺凌与性少数女孩（IE = 47–72%）和性少数男孩（IE = ≥72%）心理健康中性取向差异的更大间接效应比例相关。研究结果强调，在调查受害和/或欺凌作为心理与行为健康中性身份差异机制时，进行有目的且合理的分析决策的重要性。研究意义强调，学校政策和实践需要明确针对校园受害和欺凌，因为二者与结局独立相关，并与性少数青少年（SMY）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的差异性风险相关，尤其是性少数女孩。有必要开展研究以更好地理解独特的同伴攻击形式如何与性少数（SM）青少年（及所有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指标相关。

研究背景与问题：性少数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youth, SMY；指非异性恋性身份青少年）面临抑郁、自杀风险和物质使用等不良心理与行为健康结局。少数压力理论（minority stress theory；解释与污名化性身份相关的独特慢性压力如何导致健康差异）认为，同伴受害（peer victimization；指同伴实施的身体、社会或言语伤害或财产损害经历）和欺凌（bullying；指具有故意性、受害者与施害者权力差异和重复性的同伴攻击亚型）是突出的少数压力源。现有问题在于，同伴受害与欺凌在概念和测量上存在区分，但在 SMY 文献中常被互换使用。同伴受害测量通常询问身体、社会或言语伤害或财产损害的行为频率，未必评估故意性、权力差异和重复性；欺凌则强调故意性、权力差异和重复性。若二者不同，学校政策、项目和实践应区别对待。因此，研究人员使用五轮全国 YRBS 数据，检验校园受害（school-based victimization）与欺凌是否差异性解释性身份（sexual identity）在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中的差异。

研究概况与意义：该研究纳入 2015、2017、2019、2021、2023 年 National YRBS，n = 68,285，对象为异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且具有效性别、年龄和种族/族裔数据者，排除“不确定”者。结局包括过去30天酒精、大麻、烟草使用，以及过去12个月悲伤、自杀意念、自杀计划。研究人员使用 KHB 方法分解性身份与结局关联中校园受害和欺凌的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IE）。结论显示，校园受害与欺凌弱相关，但各自为独立稳健机制；受害对性少数女孩物质使用差异解释较大，欺凌对性少数男孩和女孩心理健康差异解释较大。其意义在于强调区分受害与欺凌，学校政策和实践应分别针对二者，尤其关注性少数女孩；未来需更好理解独特同伴攻击形式与 SMY 及所有青少年健康福祉的关系。

关键技术方法：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开展的 2015—2023 年 National YRBS，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代表美国 9—12 年级学生。核心分析样本 n = 68,285。受害使用4个条目构建，并因偏态进行对数转换；欺凌为校园欺凌单条目；物质使用包括过去30天酒精、大麻和烟草使用；心理健康包括过去12个月悲伤、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性身份为单条目；协变量为年龄和种族/族裔。分析采用 KHB 方法比较嵌套非线性概率模型系数，并进行加权和聚类三明治估计，使用 Stata 17.0；五轮数据重复分析，并按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与双性恋亚组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

GIRLS: Main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通过 KHB 调整 logistic 回归的无条件与条件模型，与异性恋女孩相比，性少数女孩所有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结局几率更高。加入受害和欺凌后，性身份主效应仍显著但效应减小，统计上减弱所有物质使用结局以及悲伤、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差异。受害和欺凌合计解释物质使用总效应（total effect, TE）的12.48–67.39%，受害是主导机制，占间接效应的40.39–95.88%；例外是2023年酒精使用中欺凌占59.61%。心理健康中二者合计解释总效应的11.05–20.44%，欺凌通常占间接效应55.65%以上，除2021年自杀意念49.81%和自杀计划46.96%。

BOYS: Main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通过 KHB 调整 logistic 回归模型，性少数男孩除2023年酒精（aOR = 1.08, p = .027）和烟草（aOR = 1.13, p = .022）外，不比异性恋男孩更可能报告物质使用；但所有年份悲伤、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几率显著更高。调整受害和欺凌后，心理健康差异仍显著。受害和欺凌对悲伤总效应解释9.70–21.55%，自杀意念10.07–21.28%，自杀计划9.42–17.34%。间接效应分解显示欺凌驱动71.84%或以上，2015年悲伤、2021年悲伤和自杀意念中欺凌占全部间接效应。2023年酒精中受害负比例和119.71%总效应可能提示抑制效应，即中介与总体效应方向相反，可能掩盖或抵消部分总效应。

Sensitivity Analysis。将性少数青少年拆分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与双性恋亚组重跑无条件与条件模型及分解分析，结果基本不变；当性取向差异存在时，受害和欺凌分别始终是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差异更稳健的机制。

讨论部分：讨论认为，尽管同伴受害与欺凌在 SMY 文献中常被混用，但五轮独立 YRBS 样本显示二者是稳健独立机制。受害和欺凌合计解释总效应的9到100⁺%（平均 TE = 22%），当差异存在时显著减弱异性恋与 SMY 在物质使用（女孩）和心理健康（男孩和女孩）中的差异。物质使用平均 TE = 36%，心理健康平均 TE = 15%，提示这些经历尤其与 SMY 物质使用风险相关。受害对性少数女孩物质使用间接效应解释40–96%，可能反映物质使用作为对持续同伴威胁、骚扰或暴力的适应不良应对机制。欺凌对心理健康间接效应比例平均为女孩47–72%、男孩72–100⁺%，研究者用异性恋规范性和霸权男性气质解释男孩可能内化欺凌。政策上，物质使用预防应优先减少广义受害；欺凌干预应支持受害者、减少内化症状，改善学校氛围、同伴支持、安全与归属。反受害和反欺凌均需明确保护 LGBTQ⁺ 学生，列举政策有效。性别与性取向联盟/同性恋—异性恋联盟（Gender and Sexuality Alliance/Gay-Straight Alliance, GSA）等可提供同伴支持和资源。局限性包括：YRBS 为横断面，不能推断因果；测量受限，受害测量非理想，身体斗殴条目不区分受害与施害；未考虑性别身份；偏见型骚扰需未来研究。

研究结论翻译：先前关于性少数青少年（SMY）在校经历的研究记录了负面同伴互动以及受害和欺凌损害 SMY 健康与福祉的方式。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为学校中关于 SMY 的实践和政策提供了信息。研究人员的发现通过表明欺凌和受害在驱动 SMY 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中发挥不同作用，为当前科学体系增加了复杂性。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学校官员应考虑受害和欺凌对 SMY 可能是不同经历，需要不同的预防和干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