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negative affect shapes reciprocal feedback with 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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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样体验（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PLEs）在一般人群中较为常见，且日益被视为具有临床意义的现象。尽管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研究已反复证实负性情绪与PLEs之间存在相互的
精神病样体验（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PLEs）在一般人群中较为常见，且日益被视为具有临床意义的现象。尽管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研究已反复证实负性情绪与PLEs之间存在相互的时序关联，但个体间这种耦合强度的差异来源尚不明确。本研究利用来自99名经CAARMS确认存在 attenuated psychotic symptoms 的参与者与102名对照者的7天ESM数据（共3172个同日相邻提示对），考察了负性情绪的动态特征——包括均值、变异性（variability）、不稳定性（lability）和惯性（inertia）——是否调节负性情绪与PLEs之间的相互滞后关联。研究发现：PLEs组在负性情绪均值、变异性、不稳定性和惯性上均高于对照组，但经均值调整后，仅变异性与不稳定性的组间差异仍显著。在PLEs组内，情感惯性（而非均值或变异幅度）正向调节两个方向的滞后关联（负性情绪→PLEs：β = 0.095；PLEs→负性情绪：β = 0.092），而不稳定性指数呈现相反的调节方向，反映其与惯性在同一变异幅度下的负向关系。联合模型和残差化分析将调节效应归因于时间依赖性而非波动幅度。连续时间Ornstein–Uhlenbeck过程模拟表明，在跨效应同质化的零假设下，惯性调节效应可部分被预测——负性情绪→PLEs方向中约57%的效应可由持续性本身解释，而PLEs→负性情绪方向的效应则完全可由持续性解释。研究结论：负性情绪波动的幅度将PLEs个体与对照区分开来，而负性情绪的持续性（而非强度或波动幅度）追踪了负性情绪与PLEs在日常生活中的耦合强度。这一发现将注意力从负性情绪的强度与变异性转向其持续性，并将缩短情感发作时长确定为削弱情感-PLEs反馈的可检验干预靶点。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精神病样体验（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PLEs）指一般人群中出现的类精神病性体验，包括 attenuated 的被害观念、异常知觉体验和怪异信念等。在扩展精神病表型框架下，PLEs被视为精神病易感性的维度化表达，其严重程度、持续性和临床意义在人群中连续分布。PLEs与临床精神病障碍共享诸多流行病学、认知、情感和环境相关因素，同时较少受到慢性病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和长期功能残疾的混杂影响，因此为研究精神病易感性的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模型。
情感功能失调是精神病易感性的重要过程之一，其中负性情绪是PLEs最稳健的相关因素之一。基于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的研究反复表明，瞬时负性情绪升高先于PLEs升高，而PLEs又加剧随后的负性情绪，支持情感-症状相互反馈回路的存在。然而，这些时序关联在个体间存在显著异质性，而关于日常情绪动态的哪些特征解释这种异质性，目前知之甚少。
既往研究存在两个主要局限：第一，研究大多孤立地考察情感动态的单一维度，不清楚变异性（variability）、不稳定性（lability）和惯性（inertia）之间是互补还是冗余信息；第二，这些特征主要被当作情绪功能的描述指标或后续症状的预测因子，而非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瞬时负性情绪如何传播为PLEs以及PLEs如何放大后续负性情绪。此外，这些指标在数学上并非独立——对于平稳等间隔序列，RMSSD2 ≈ 2·SD2·(1?ρ)——因此任何归因于不稳定性的效应都可能来源于波动幅度或时间依赖性中的任一成分。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多阶段招募的观察性研究，于2022年4月至10月期间在波兰华沙、弗罗茨瓦夫和什切青三个中心招募参与者。初始在线筛查4203人，经电话访谈和面对面临床评估后，最终201人（99名PLEs组，102名对照组）完成7天ESM方案。PLEs组需满足CAARMS attenuated psychotic symptoms 标准，对照组低于这些阈值；两组均排除重度抑郁发作、物质滥用或依赖及既往精神科治疗史。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ESM数据采集，使用MovisensXS智能手机应用，每日6次半随机信号提示，平均间隔138.0分钟，响应窗口15分钟，方案依从性高（两组分别98.9%和98.1%）；第二，个体层面情感动态指标计算，包括负性情绪均值、变异性（个体内标准差SD）、不稳定性（RMSSD和MASD）和惯性（个体内滞后一阶自相关）；第三，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协方差调整模型，并检验各动态指标是否在均值负性情绪之外提供额外区分信息；第四，滞后多水平模型检验负性情绪与PLEs的相互时序关联，并考察各动态指标的调节作用，采用FDR多重比较校正、随机斜率、聚类稳健标准误和case bootstrap 进行推断；第五，联合模型和残差化分析分离波动幅度与时间依赖性的贡献；第六，双变量Ornstein–Uhlenbeck连续时间过程模拟（200次重复）量化在跨效应同质化零假设下惯性调节的预期大小。
三、研究结果
3.1 一般样本特征。 PLEs组较对照组更年轻（Cohen's d = 0.53, p < 0.001），终生情绪障碍和焦虑障碍更常见（均p = 0.001），PLEs严重度在各评估工具上均更高（均p < 0.001）。两组ESM依从性均高且无显著差异。
3.2 情感动态的组间差异。 PLEs组在负性情绪均值（d = 1.60）、变异性SD（d = 1.51）、不稳定性RMSSD（d = 1.33）和MASD（d = 1.38）以及惯性（d = 0.50）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 < 0.001）。经均值负性情绪调整后，SD、RMSSD和MASD的组间差异仍显著（调整后d = 0.80、0.70、0.63，均p < 0.001），而惯性的差异不再显著（调整后d = 0.24, p = 0.191）。逻辑回归模型显示，在均值负性情绪基础上加入SD、RMSSD或MASD可显著改善组间区分，而加入惯性则不能。
3.3 指标间的依赖关系。 RMSSD和MASD与SD强相关（r = 0.85和0.75），与惯性负相关（r = ?0.38和?0.48），而SD与惯性几乎独立（r = 0.13）。恒等式RMSSD2 ≈ 2·SD2·(1?ρ)几乎精确成立（SD和惯性解释了RMSSD方差的97.5%）；在SD条件下，RMSSD与惯性近乎可互换（偏相关r = ?0.95）。
3.4 负性情绪与PLEs的相互个体内关联。 PLEs组内，负性情绪与PLEs同期关联显著（β = 0.38）。滞后交叉效应虽小但显著：负性情绪预测后续PLEs（β = 0.049, p = 0.009），PLEs预测后续负性情绪（β = 0.068, p < 0.001），均远小于自回归效应（0.24和0.34）。对照组仅PLEs→负性情绪方向显著（β = 0.045, p = 0.011），且该效应的组间差异达到显著（p = 0.046）。
3.5 情感动态对相互耦合的调节作用。 均值负性情绪和SD均不调节任一方向的滞后关联（均p ≥ 0.05）。更大的不稳定性与两个方向更弱的关联相关（RMSSD：β = ?0.059和?0.056；MASD：β = ?0.061和?0.061），而更大的惯性与更强的关联相关（负性情绪→PLEs：β = 0.095；PLEs→负性情绪：β = 0.092；均FDR校正p < 0.001）。交互系数约为滞后主效应的两倍：在低惯性（?1 SD）时，负性情绪对后续PLEs的效应为负（简单斜率 = ?0.055），PLEs对负性情绪的效应不存在（?0.009）；在高惯性（+1 SD）时，两者均显著（0.135和0.174）。
3.6 波动幅度与时间依赖性。 联合模型和残差化分析将调节效应归因于时间依赖性而非波动幅度。SD与惯性同时进入模型时，仅惯性显著调节两个方向（β = 0.097和0.092）；RMSSD与惯性同时进入时，RMSSD效应不再显著而惯性保留。在结果时点加入预测因子的同期值后，惯性对负性情绪→PLEs方向的调节消失（β = 0.020, p = 0.21），对反向的调节减弱但保留（β = 0.056, p < 0.001）。
3.7 稳健性与连续时间过程的预期调节。 惯性交互在九种指标定义和滞后组合下稳定（β = 0.082–0.097），不受经过时间影响，随机斜率下不变。聚类稳健推断使标准误增加约40%（p < 0.001），而不稳定性交互不再一致显著。估计对逐一删除、排除负惯性个体和缩尾处理均不敏感。在连续时间同质跨效应零假设下，模拟数据中惯性调节自然出现，交互检验在89%和100%的重复中名义显著；PLEs→负性情绪方向的预期交互（0.115）至少与观测值（0.092）相当（Monte-Carlo p = 0.16），负性情绪→PLEs方向的预期交互（0.054）解释了观测值（0.095）的57%，后者显著超出零假设预期（p = 0.010）。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描述性脆弱性标记与反馈调节量并非同一概念：在个体间，负性情绪波动幅度区分了PLEs个体与对照；在个体内，持续性追踪了耦合强度。不稳定性与惯性是对同一时间依赖性的两种描述——在给定幅度下，更大的不稳定性意味着更低的持续性。连续时间模拟表明，惯性调节的相当部分可由持续性本身预期：衰减缓慢的负性情绪在评估间隔的更大部分时间内作用于PLEs，因此即使连续时间跨效应人人相同，离散时间交叉滞后系数也随惯性增加。观测到的调节超出零假设预期的部分提示存在超出持续性之外的耦合异质性，但程度有限。
研究结论：PLEs个体在负性情绪波动幅度上区别于对照，且超出其更高的均值负性情绪；而在PLEs个体内部，负性情绪的持续性（而非其幅度）追踪了负性情绪与PLEs随时间耦合的强度，且该调节的部分可由持续性本身预期。这些发现将注意力从负性情绪的强度与变异性转向其持续性，并将缩短情感发作时长确定为旨在削弱情感-PLEs反馈的干预研究的可检验靶点。研究同时指出其局限性，包括观察性设计不能推断因果、惯性估计的测量误差较大、提示间隔不等距、PLEs复合指标的单维拟合欠佳、共病混杂无法排除以及样本外推受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