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Recipro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Immigration Attitudes and Climate Change Concern: An 11-Year Longitudinal Study
编辑推荐:
专业摘要翻译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移民态度与环境主义之间存在一致关联,但纵向证据有限,尤其是在个体内层面。本研究利用来自新西兰态度与价值观研究(NZAVS)的12波年度数据(2013-2024年,总样本量N = 73,968),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
专业摘要翻译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移民态度与环境主义之间存在一致关联,但纵向证据有限,尤其是在个体内层面。本研究利用来自新西兰态度与价值观研究(NZAVS)的12波年度数据(2013-2024年,总样本量N = 73,968),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检验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之间的纵向关联。在个体间层面,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呈正相关(b = .563, 95% CI = [.548, .579], p < .001)。在个体内层面,研究人员发现了显著的双向前瞻性关联:移民态度正向预测随后的气候变化担忧(b = .020, 95% CI = [.014, .026], p < .001),而气候变化担忧也正向预测随后的移民态度(b = .013, 95% CI = [.008, .017], p < .001)。这些关联在控制了社会支配倾向(SDO)、右翼威权主义(RWA)和政治取向之后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之间存在双向的个体内前瞻性关联,扩展了关于移民-环境主义关联的理论理解,揭示了社会态度与环境态度共同构成相互关联信念系统的可能性。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极端生态法西斯主义事件(如2019年基督城和埃尔帕索恐怖袭击)将移民与环境议题推至公众视野,表明两者可能存在某种意识形态联结。然而,一般人群的研究通常发现相反模式:支持移民者往往持有更强的环保态度,反对移民者则对环境关注度较低。尽管横截面研究已反复证实这一关联,但纵向证据严重不足,尤其是无法区分稳定的个体间差异与个体内的动态变化。传统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LPM)虽能提供初步时序证据,却无法分离稳定特质变异与个体内波动。因此,亟需采用能够同时处理个体间与个体内变异的分析方法,系统考察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及其双向性。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基于新西兰态度与价值观研究(NZAVS)的大规模纵向面板数据,涵盖2013年至2024年共12个年度波次,有效样本量为73,968人。数据分析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该模型通过估计个体随机截距来分离稳定的个体间差异,从而聚焦于个体内随时间的变化轨迹。所有跨滞后路径均施加等值约束以建立平稳模型,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处理。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包括纳入社会支配倾向(SDO)、右翼威权主义(RWA)和政治取向作为额外纵向变量。
三、研究结果
3.1 个体间层面的关联
在个体间水平上,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呈显著正相关(b = .563, 95% CI = [.548, .579], p < .001)。这意味着,总体上对移民持更积极态度的个体,也倾向于报告更高的气候变化担忧水平。
3.2 个体内自回归效应
在个体内水平上,两个变量均表现出显著的惯性效应:移民态度的自回归系数为b = .219(95% CI = [.213, .224], p < .001),气候变化担忧的自回归系数为b = .291(95% CI = [.285, .296], p < .001)。这表明个体偏离自身平均水平的程度会延续到下一个测量点。
3.3 双向交叉滞后效应
关键发现来自交叉滞后路径:移民态度显著正向预测随后的气候变化担忧(b = .020, 95% CI = [.014, .026], p < .001);同时,气候变化担忧也显著正向预测随后的移民态度(b = .013, 95% CI = [.008, .017], p < .001)。虽然效应量较小,但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在控制SDO、RWA和政治取向等协变量后依然稳健。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首次在大规模纵向样本中,采用能够分离个体间与个体内变异的RI-CLPM方法,证实了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之间存在双向的个体内前瞻性关联。这一发现将移民-环境主义关联从静态的个体差异层面推进到动态的个体内变化层面。
在理论机制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路径。其一,认知自由化假说认为,积极的群际接触可能促进更开放灵活的思维方式,进而扩展至环境领域。其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指出,将外群体纳入共享身份可减少偏见,而包容性移民态度可能促使个体形成更广泛的全球认同,从而增强环境责任感。其三,道德圈框架主张,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反映了个体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大的道德圈自然延伸至移民等弱势群体。其四,基于社会支配理论,对群体等级制的偏好既预测反移民态度也预测低环境关注,而气候变化信念的增加可能伴随SDO的下降,从而间接促进移民态度的改善。
研究结论明确指出,移民态度与气候变化担忧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信念系统,两者在个体内层面存在双向的时间因果关联。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社会态度与环境态度交互作用的理论理解,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启示:干预措施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产生积极变化,可能会通过双向关联机制带动另一领域的同步改善。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具体中介机制,并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验证这些发现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