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Does Green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 Governance Pay Off?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编辑推荐：
本研究考察基于供应商选择与终止的环境标准所实施的绿色供应链伙伴（green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 GSCPs）治理是否与焦点企业（focal firms）的企业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
本研究考察基于供应商选择与终止的环境标准所实施的绿色供应链伙伴（green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 GSCPs）治理是否与焦点企业（focal firms）的企业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正相关。基于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本研究强调 GSCPs 中社会资本的二元性（dichotomous nature），揭示企业在主动管理 GSCPs 时能否获得企业声誉（corporate reputation）并进而获得财务收益。本研究分析了来自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数据库的英国 FTSE All-Share 公司 994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有证据表明 GSCP 治理与企业声誉正相关，但无证据表明企业声誉会在 GSCP 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mediator）。相反，GSCP 治理变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向直接关系。研究结果为寻求通过 GSCP 治理方法提升财务绩效的管理者提供了实践指导。
该论文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聚焦绿色供应链伙伴（green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 GSCPs）治理是否能为焦点企业（focal firms）带来财务回报。研究背景方面，在监管压力上升、消费者意识增强以及非政府组织审查加剧的背景下，企业被要求提升供应链运营的环境可持续性。绿色供应链伙伴战略被视为循环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对环境负责的供应商合作，企业可放大其可持续性倡议的影响，并推动创新与绩效。GSCP 治理指企业使用环境标准治理其与供应商伙伴关系的机制，通常包括基于供应商环境绩效进行筛选、选择和管理，并仅与满足特定环境标准者建立合作。既有问题在于，供应商环境违规会直接影响焦点企业声誉与绩效，Nike、Nestlé、Next、H&M、Starbucks、Apple 和 Mattel 等品牌均曾因相关问题被问责，并被利益相关者负面反应迫使调整或实施更严格供应链政策。GSCP 治理包括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partner selection, Env SC Partner Selection）以及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non-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partner termination, Non-Env SC Partner Termination）。现有文献多聚焦 GSCP 战略、供应商选择与评价框架、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及间接经济绩效，直接财务影响仍有限；对伙伴终止的探索不足，企业往往犹豫终止，常用警告和减少订单等惩罚，但少于 30% 的采购企业实际实施终止措施，且效果有限。因此，研究人员同时探索选择与终止两个维度，基于环境标准检验其对焦点企业声誉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并采用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主要理论视角，强调社会资本的二元性，试图回答 GSCP 治理是否真正带来回报。分析结果总体表明，GSCP 治理与企业声誉正相关，但企业声誉不中介 GSCP 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GSCP 治理变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直接正向关系。其意义在于为管理者通过 GSCP 治理强化财务绩效提供实践指导，并推进对整合式 GSCP 治理、社会资本二元性及自适应 GSCP 策略的理解。
为开展研究，作者使用英国 FTSE All-Share 非金融上市公司 2020—2023 年面板数据，样本来自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 ESG 数据库，最终为 288 家非金融公司、994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财务绩效以每股收益（Earnings per Share, EPS）衡量，数据来自 DataStream；企业声誉以 ESG 数据库社会支柱评分衡量；市场风险以股价波动（stock price volatility）衡量。自变量为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与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杠杆率。主要方法为固定效应（fixed-effects）OLS 回归，并采用公司与年度固定效应、聚类稳健标准误；Hausman 检验支持固定效应，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VIFs）均值低于 1.50。二元变量通过独立核对、Kuder–Richardson Formula 20（KR-20）和分半信度检验，Winsorization 处理极端值。稳健性分析使用滞后 t-1、t-2 变量、Bootstrap 中介检验及动态面板两步 System-GMM。
5.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gression Results（描述统计与回归结果）。通过描述统计、Spearman 相关和固定效应 OLS 回归，研究发现 2020 年仅 68 家公司同时实施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与终止策略，2022 年增至 81 家，表明整合式 GSCP 治理采用率上升。EPS 均值为 37.001，企业规模中位数为 10.125。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和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均与 EPS 及企业声誉正相关。回归结果显示，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对企业声誉有正向影响（β=0.158，p<0.001），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对企业声誉有正向影响（β=0.291，p<0.05），支持 H3a 和 H3b。市场风险与 GSCP 治理变量的交互项对企业声誉有正向显著影响，支持 H5a 和 H5b。对 EPS 而言，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关系（β=34.064，p<0.05），支持 H1；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β=36.409，p<0.05），支持 H2。经济显著性上，前者约为 EPS 均值的 92%，后者约为 98%。市场风险与两类 GSCP 治理变量对 EPS 的交互项不显著，因此 H5c 和 H5d 未获支持。企业声誉对 EPS 不显著，Bootstrap 中介检验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零，因此 H4 未获支持。
5.2 Robustness Analysis（稳健性分析）。通过滞后 t-1 和 t-2 的固定效应模型、Bootstrap 中介检验以及 System-GMM，研究发现环境供应链伙伴选择对财务绩效在 t-1 和 t-2 模型中均呈持续正向效应，说明较少存在财务绩效反向影响治理实践的证据。非环境供应链伙伴终止仅在 t-2 模型中对财务绩效呈正向效应，表明终止行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财务收益。t-2 模型中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对企业声誉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风险对企业声誉或财务绩效无显著影响。企业声誉与财务绩效仍不显著，Bootstrap 中介效应仍不显著。System-GMM 中 Hansen 检验 p=0.194、Sargan 检验 p=0.466，支持工具变量有效性；市场风险系数持续正向显著；企业声誉与 EPS 呈正向且边际显著；两个 GSCP 治理变量系数减小且失去统计显著性，但符号仍为正，总体与主分析一致。
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选择基于环境标准的伙伴以及准备终止与不合规供应商的关系可提高 EPS，这种正向效应在较长时间内更明显。研究显示，尽管企业声誉可从 GSCP 治理实践中受益，但企业声誉并不传导 GSCP 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结果确认了 GSCP 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直接收益。理论上，研究验证了包含选择与终止的整合式 GSCP 治理价值，挑战生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传统权衡观点，并强调社会资本在 GSCP 治理中的二元性。实践上，研究为管理者在供应商不当行为、伙伴维持或终止决策以及动态管理社会资本方面提供指导，并为监管者提升供应商环境治理透明度提供启示。局限包括 GSCP 治理采用二元变量、观察数据难以证明因果，以及排除金融服务公司；未来可探索序数或连续变量、准实验设计及金融服务情境。研究结论部分可翻译为：本研究考察 GSCP 治理——基于环境标准的供应商选择与终止准备——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对 FTSE All-share 上市公司的分析显示，基于环境标准选择伙伴以及准备终止与不合规供应商的关系能提高每股收益。这种正向效应在较长时间内（t-2）更明显。本研究显示，尽管企业声誉能够从 GSCP 治理实践中受益，但企业声誉并不传导 GSCP 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结果证实了 GSCP 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直接收益。
